生平最怕之事，乃是出席追悼會。悲哀尚在其次，最恐懼的是那一套儀式：由單位出面主持，放哀樂默哀三分鐘，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致悼詞，家屬致答詞，全體三鞠躬，繞遺體一圈告別，大家作鳥獸散。假如去世者高壽，還有一頓豆腐飯。

　　這，仿佛已經(jīng)形成了當代中國的喪葬文化。這套千人一面的葬禮儀式，究竟哪個年頭開始形成，有待考證。我推測，一定是與中國人的單位化有關(guān)。什么是單位化，要讓不了解咱們國情的老外理解，頗費口舌，但每個生長于斯的同胞們，卻心領(lǐng)默會。早一、二十年，一個中國人離開了單位，簡直寸步難行，那個時候，還沒有身份證，出門一定要有單位證明，否則就是盲流或逃亡地主，要被抓起來。即使不出門，平時的吃喝拉撒，包括出生入死，也要靠單位給你安排。單位管著每一個職工的計劃生育，還全權(quán)負責他的喪葬儀式。假如沒有單位，一個人便生如喪家之犬，死無葬身之地。

　　所謂單位化，其實質(zhì)是國家化，每一個單位無非是龐大的國家機器中同質(zhì)的細胞而已。每個人隸屬于單位，就是受控于國家。按照國家的統(tǒng)一意志安排日常生活。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全權(quán)國家的消退和社會的出現(xiàn)，人們從單位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從原來的單位人逐漸變?yōu)樯鐣�人。不過，單位的功能在弱化，原來的單位文化并沒有隨之消失，比如這個喪葬儀式，就是一個例子。它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潛移默化的歷史傳統(tǒng)，而且在民間被普遍地合法化，形成了喪葬文化霸權(quán)。

　　這套儀式的最核心 部分，乃是由單位所正式擬定的悼詞。從中央首長，到平頭百姓，千篇一律地從死者參加工作報起，歷數(shù)其職務(wù)、職位、政治身份，有關(guān)獎懲情況，最后由單位作總結(jié)性的政治或道德評定。這就是所謂的蓋棺論定。統(tǒng)一的格式、統(tǒng)一的語言，冷冰冰地，毫無個性，更無絲毫人情味。碰到有爭議的人物，家屬還會為一兩句關(guān)鍵措詞與單位爭得不可開交。仿佛一個人活了一生，就是為了這個體現(xiàn)國家意志的蓋棺論定。

　　究竟誰有資格為一個人蓋棺論定？有沒有必要蓋棺論定？假如你今天還是一個單位人，你的一生意義只是國家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那么你不得不翹首以盼組織上對你的最后裁決，你將因此進天堂或下地獄。假如你不再是一個單位人，你就是你，你屬于你的親人、你愛的或者愛你的人，要這么個死后的結(jié)論有何屁用！

　　好壞自有人心在。寫在紙面的一風就吹過了，惟有人心中的是非，才是真正的歷史。還是臧克家寫得好：“有的人活著，他已經(jīng)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尸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shù)人更好活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一旦人們從這套國家化了的喪葬文化中解脫出來，無論是生者還是死者，都將獲得真正的自由，我們將看到各種各樣的喪葬儀式：充滿個性的、靈魂升華的、富有人情味的……

　　在國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宗教、民族和風俗習慣下的葬禮，體現(xiàn)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和人性的內(nèi)涵。2001年我在美國訪問的時候，一個陌生人的葬禮曾經(jīng)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我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訪問。接待我的著名中國研究學者弗里德曼教授告訴我，他們大學有一個教法國文學的猶太老人去世了，他不得不去參加葬禮，問我是否愿意一起參加。我當然愿意去感受一番異國的風俗。葬禮是在大學附近的一塊墓地舉行，前來送行的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讓我略感驚奇的是，她的女兒穿了一件絳紅色的風衣。人們自由地走到前面發(fā)言，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教授用法語為死者誦讀她生前喜愛的詩歌。最后，大家一起用猶太文為老人的靈魂祈禱，并排隊為她送上最后一掬土。

　　雖然我與死者素不相識，但分明感受到國內(nèi)追悼儀式上感覺不到的人性、友情和靈魂的安寧。那是對一個人的最后送行，而不是去聆聽言不及義的蓋棺論定。

　　一些國外朋友對我說，他們最喜歡看的報紙版面之一，就是訃告版。在那里，他們不僅可以了解人們的生生死死，而且是一種文字的享受。很多訃告寫得風趣、含蓄或別致，猶如一篇篇雋永的散文。美國一個著名文學家幽默地說：“每天早上我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床上，看報紙的訃告。假如哪天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就永遠不必起床了！”

　　我們中國的報紙哪一天也能開出一塊訃告版，讓死者的親人、友人們以自己的智性和性情為所愛的人送行？是啊，八股悼詞可以休矣，蓋棺論定亦可休矣。（《中國新聞周刊》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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