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對立日趨緊張，矛盾沖突愈演愈烈�！拔鞣娇茖W與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學丟棄了自由的理想，而淪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

　　□所謂“希臘－歐洲的科學理性”，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求真、向善、愛美的自由精神，一種不問功利、天真爛漫的赤子情懷。

　　□唯人主義在和技術(shù)理性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促進中，陷入了一個歷史的吊詭：技術(shù)發(fā)達了，人們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權(quán)利；
科學發(fā)展了，人類對于生命和存在的意義卻越來越迷茫。對于唯人主義和技術(shù)理性的這種困境，作者稱之為“生命的飄逝”。

　　半個世紀前，英國學者C．P．斯諾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著名演講，他認為，人文學者與科學家因為教育背景、學科對象以及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在文化理念和價值判斷上存在嚴重的對立和沖突，而更致命的是，兩個陣營中的人們往往互相鄙視、不屑于去理解對方的立場。這即是被稱為“斯諾命題”的文化現(xiàn)象。

　　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斯諾提出的問題依然擺在人們面前，兩種文化的沖突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那么，問題的根源究竟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深刻裂痕有無彌合的可能？吳國盛教授的《讓科學回歸人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頗具啟發(fā)性的思考維度。

　　這是作者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論文集，記錄著他近十年來關(guān)于這個時代性問題的思考。在這本文集中，我們可以讀到作者對于科學與人文之間復雜關(guān)系的思想史考察，對于“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shè)的真知灼見，對于海德格爾技術(shù)哲學思想的研究，甚至還有關(guān)于氣功、地外文明、生態(tài)環(huán)保、現(xiàn)代生物技術(shù)等熱點問題的哲學思考。不過，思考對象的多樣化，思維跨度的跳躍性，并不能掩蓋本書的精神主旨。這種精神，就是作者千呼萬喚的科學之魂，也就是科學的人文本性———自由。依據(jù)作者的研究，科學對于古典希臘人而言，是保證人之成為人的“優(yōu)雅之藝”，希臘人的人文理想就是“自由”，希臘人的人文精神就是自由精神；
而正是在對“自由”的追求之中，蘊藏著希臘偉大的科學理性傳統(tǒng)的真正秘密。然而遺憾的是，自近代以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對立日趨緊張，矛盾沖突愈演愈烈�！拔鞣娇茖W與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學丟棄了自由的理想，而淪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第3頁）。因此，揭示科學的人文本性，闡發(fā)作為科學之魂的自由精神，從而緩解兩種文化之間的緊張和對立，無疑是我們時代的一個重大課題。而這種愿望和訴求，想必也是本書結(jié)集出版的一個深層動機吧。

　　自由，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字眼，同時也是一個極易產(chǎn)生歧義的字眼。有鑒于此，作者在這里賦予“自由”一種特定的含義，它“遠不只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而是作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之基礎(chǔ)的科學理性”（第3頁）。然而問題是，這種“自由的科學理性”同樣是一個有待闡釋清楚的概念，它究竟是什么呢？雪萊說，“我們西方人本質(zhì)上都是希臘人”，這是一個詩人的天才洞見。同樣，西方科學的傳統(tǒng)也必然要追溯到古希臘這西方文化的搖籃，而不能僅限于“哥白尼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近代科學。在本書作者看來，所謂“科學傳統(tǒng)”，實際上存在狹義與廣義之分。近代科學不是憑空生長出來的，希臘人所開創(chuàng)的“求知的精神”、“理論的理性”、“對象化－主體性”的思想方式等等，恰恰是孕育近代科學的母體。因此，這種意義上的科學傳統(tǒng)，并不局限于近代科學，而是海德格爾所謂的西方“哲學－形而上學”傳統(tǒng)，是胡塞爾極力弘揚并試圖重建的理性傳統(tǒng)，是“希臘－歐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第6頁）。在古希臘，“科學”的涵義遠比英文中的“science”要廣泛豐富，可能更接近于拉丁文的“scientia”或者德文的“wissenschaft”，不僅包括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包括人文學科，比如哲學。希臘哲學是希臘科學傳統(tǒng)的第一個樣本，哲學的本義“智慧之愛”（philo－sophia），意味著超越實際的功利需要，探求那種非功利的超越性知識，從而與世界建立起一種“自由”的關(guān)系。亞里士多德就把哲學看成是一切知識中最高的，也是最理想的科學形態(tài)。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這樣寫道：“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惟有這種不為其他效用而存在的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第8頁）。這種科學就是哲學，就是體現(xiàn)理性精神的自由學問，而所謂一個自由的人，就是一個理性的人。亞里士多德的這種科學理想和自由觀念，同樣可以在柏拉圖、蘇格拉底等眾多賢哲那里找到。在這種“自由科學”的精神氛圍中，孕育出希臘人獨特的教育模式。希臘人開辟了演繹和推理的數(shù)學傳統(tǒng)，他們把數(shù)學看成是培養(yǎng)“自由民”所必須的一門“自由”的學問，一門純粹的、不受實際功利制約的學問。由此，希臘人確立了古典人文教育的必修學科：算術(shù)、幾何、天文學、和聲學（音樂），這些都是廣義的數(shù)學學科。對柏拉圖而言，再加上高級的辯證法（一門關(guān)于善的科學）。在此后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這些科目和古羅馬人后來加入的文法、修辭一起，合稱為“七藝”，成為歐洲高等教育的標準課程。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希臘時代的科學理性，遠非今日片面的技術(shù)理性，而是包含著“德性”和“操守”的健全理性，是富于審美精神的超越理性

　　一言以蔽之，所謂“希臘－歐洲的科學理性”，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求真、向善、愛美的自由精神，一種不問功利、天真爛漫的赤子情懷。偉哉，希臘！這人類智慧的最初吟唱！正是在自由精神的歌聲中，誕生了希臘豐神俊朗的文化生命；
正是在自由意志的奔涌中，創(chuàng)造出希臘崇閎優(yōu)美的哲學和藝術(shù)。奧林匹亞的綿綿群峰，愛琴海的粼粼波光，雅典城的巍巍圣殿，同荷馬的史詩、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柏拉圖的哲學、還有亞里士多德的科學一起，啟示著希臘文明幻美的人生與自由的理想。

　　然而問題在于，這洋溢著美善精神的偉大理性傳統(tǒng)，何以在近代科學那里喪失了自由的精神，而逐漸淪為“求力意志”的工具呢？對此，本書作者給出了兩個重要原因：“唯人主義”的興起和“技術(shù)理性”的泛濫，而且這兩者是緊密相關(guān)的。所謂“唯人主義”，是指一種特定意義上的“人道主義”（humanism），它以人為最高的價值中心和價值原點，是對普羅泰哥拉“人是萬物之尺度”的發(fā)揚和夸大。在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伴隨著復興古典學術(shù)的人文主義和強調(diào)博愛倫理的人道主義，唯人主義也開始勃然興起。從表面上看，唯人主義將人置于某種“中心”的地位，依照人的要求來安排世界，是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了人的自由；
但事實上，恰恰是在人們強調(diào)人的自我塑造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時，人對自由的背離開始了，這就是人的“本質(zhì)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必然損害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關(guān)系，并最終反過來損害人自身的自由發(fā)展和自由創(chuàng)造。這種“本質(zhì)化”的過程，也就是海德格爾常說的“遮蔽”。因此，對唯人主義的反思與批判，即是一種“去蔽”的過程（第15頁）。

　　技術(shù)理性的泛濫與唯人主義緊密相關(guān)。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傳統(tǒng)的直接繼承者，而且以一種新的理性形式，融合了庫恩所說的“數(shù)學傳統(tǒng)”與“實驗傳統(tǒng)”。這種新的理性形式，作者稱之為“技術(shù)理性”，它展現(xiàn)了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維度：實施力量化、控制化和預測化，服從于人類的“權(quán)力意志”（willtopower）。在弗朗西絲·培根“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的吶喊聲中，科學的技術(shù)理性開始被召喚，“支配”與“控制”終于成為近代科學的內(nèi)在要求。服從“力量”的要求，允諾“無限”的可能性，構(gòu)成了技術(shù)理性的兩大要素，并最終表現(xiàn)為對理性具有無限“力量”的肯定。技術(shù)理性使人們相信：科學技術(shù)具有無限發(fā)展的可能性，科學技術(shù)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此意義上，技術(shù)理性與唯人主義合流了：唯人主義認為，人具有理性這種無限的能力，因而一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為了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技術(shù)理性可以廣泛地行使其威力。所以，“唯人主義得到弘揚的地方，也就是技術(shù)理性大展宏圖之處”（第25頁），兩者互為手段，互為目的。唯人主義在和技術(shù)理性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促進中，陷入了一個歷史的吊詭：技術(shù)發(fā)達了，人們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權(quán)利；
科學發(fā)展了，人類對于生命和存在的意義卻越來越迷茫。對于唯人主義和技術(shù)理性的這種困境，作者稱之為“生命的飄逝”（第178頁）。

　　時下，頗有一些所謂“科學精神”的捍衛(wèi)者，動輒即以“科學方法”、“科學理性”，作為打壓異己、排斥“異端”的法寶。不知他們是否想過，喪失了自由精神的科學，只是一架沒有靈魂的“巨機器”，甚至會淪為求力意志的奴仆。難道這樣的歷史和現(xiàn)實的事例，我們見到的還少么？在此，我們不妨重溫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一段語重心長的警世明言：“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傳播者置于客觀真理的發(fā)現(xiàn)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保ā稅垡蛩固拐勅松�》，引自本書第29頁）。

　　毫無疑問，作者提出的關(guān)于“讓科學回歸人文”的方案，是回應(yīng)“斯諾命題”的一條富有建設(shè)性的思路。不過，我們在讀完本書后可能意猶未盡，并提出與此相關(guān)的一些問題和想法：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科學主義的盛行，是科學喪失了自由精神所導致的惡果。但是在近代以來的中國，這個問題似乎有其特殊性�？茖W主義在近現(xiàn)代以來的中國之所以暢通無阻，不僅是因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哲學、文藝、民主政治和法治思想作為抵制科學僭越的壁壘，而且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受到嚴重壓抑不無關(guān)系。如果要改變中國目前科學與人文極不對稱的文化生態(tài)格局，恐怕不僅要弘揚科學的自由精神，“讓科學回歸人文”，以建立起“希臘－歐洲科學理性”的思想坐標和視野，而且也很有必要復興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挖掘傳統(tǒng)文化的真精神。

　　這就涉及到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否真的缺少“自由”這一向度？是否僅僅是一套“仁治禮教”的道德體系？這些問題在上個世紀之初那場著名的“科玄論戰(zhàn)”中有過激烈的爭辯。這場事關(guān)中西文化取舍的大辯論，極為深遠地影響了此后中國思想界的走向。然而遲至今日，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還遠未得到澄清。多年后的今天，我們?nèi)匀粫�提出這樣的疑問：在近代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滾滾洪流中，在“五四”諸公“打到孔家店”的激烈聲討中，維系我民族數(shù)千年倫理價值的“仁道禮教”體系，似乎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但是，這倒下的是孔子的真精神么？一種在誕生之初即缺乏自由精神的文化，可能具有綿延數(shù)千年的生命力嗎？一個缺乏自由追求的民族，可能是一個具有獨創(chuàng)精神的偉大民族么？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認為：人類的文明史起源于“軸心時代的文明”，比如希臘哲學、印度教－佛教、儒家文化、猶太教－基督教等。在過去2500年間，它們是人類文明的精神動力，這些文明各循不同途徑發(fā)展，造成今日紛爭擾攘的世界；
但今后人類歷史又必將逐步趨向一共同“目標”，那就是“自由”。而且，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新的飛躍，都要回顧文化發(fā)展的源頭，以獲得文明的原動力。這種歷史哲學觀是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如果我們認同這個觀點，那么就可以這樣大膽地說：任何“軸心文明”中，都不能沒有“自由”這個文化生命的真諦。

　　依照《圣經(jīng)》的記載，耶穌基督曾這樣教導他的信眾：“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新約·約翰福音》）。這種精神在后世不少教會大學的辦學思想中得到了體現(xiàn)。50年前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學，其校訓便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wù)”。

　　在構(gòu)成中國傳統(tǒng)精神之主體的“儒釋道”文化中，固然缺少希臘式的科學理性，更沒有近代歐洲的自由主義哲學。但是，在我們民族悠久的思想資源中，同樣閃爍著自由精神的不朽光輝（假如我們對自由的定義和理解不限于“希臘科學理性”和“自由主義”的話）。

　　孔子是中國兩千年禮法社會和道德體系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也是真正能了解這道德之真義的人。道德的真精神在于“發(fā)乎至誠”、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在于自由優(yōu)美的人格和天真仁愛的情懷，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币磺械亩Y法，只是這種仁愛之心所寄托的外表。孔子常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幸，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這“仁、禮、樂”的偉大傳統(tǒng)，竟成了桎梏性靈的禮教；
孔子“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竟化作彌漫社會的庸俗、折衷和茍且。喪失了赤子情懷和仁愛精神的“仁道禮教”，終于蛻變?yōu)樘撏齻紊频奈娘椇退枷雽Ｖ频牧_網(wǎng)。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人類的偉大精神，是血脈相連、息息相通的。如同這地球上的江河溪流，終將匯入那浩淼無際的大海。在黃昏夕照、暮色蒼茫中，那海天一色的遠方，是多么光明端麗、美潔莊嚴，有如世界創(chuàng)造的第一日。

　�。ā蹲尶茖W回歸人文》，吳國盛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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