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為人處世的標準，用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批評歷史，批評歷史人物，這是五四之后淺薄的文化人們慣常的事業(yè)。方連辛稱：一切正史都是歌頌唐太宗的。因為，那些史料都是在唐太宗的授意、監(jiān)督下編篡出來的。既然史書沒有記載，他那些演繹的史實根據(jù)是什么呢？他沒有告訴我們，我們還是可以知道的：是他“想當然”想出來的。談史不循史書，專以臆斷，這樣的人還要呼吁什么矯正史學的虛飾、做偽。不過，在這個方面，方連辛決不孤單，他只是成千上萬沒有史識，又忍不住要談古論今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

　　一年前曾寫過一篇讀史雜記，其中有一個部分，與唐太宗的史臣對待歷史紀錄的態(tài)度有關(guān)�，F(xiàn)在把它錄出來，送給方連辛們看一看。另外，再摘抄兩條船山的話，一并贈送給方連辛們，所謂錦上添花吧。

　　《新唐書·褚遂良傳》記載“（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瘎�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鑒前代之成敗，以為元龜；
二，進善人，共成政道；
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褚遂良講的“守道”和“守官”，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學中的重要題目之一。所謂“道”，首先指的是社會的道德共識，價值體系，也就是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切典章制度、政治行為的出發(fā)點，所有政治家必須信守的根本原則。其次，君主常常被視為道德的化身，“道”也間接指君主的意志。而“官”則是官僚制度的總稱，包括了部門的設(shè)置和分工，官僚的選用和升遷，行政的規(guī)章制度和相關(guān)的法律等等�！暗馈北仨毻ㄟ^“官”才能實現(xiàn)，“官”必須體現(xiàn)“道”的精神，這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意識形態(tài)政治化的主線，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系。

　　道德高尚，聰明毓智的政治家沒有“官”的條條框框，反而更能把事情處理得當，合乎人心。魏徵作侍中時，太宗派他去處理尚書省積壓的公案，“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閱服。”（《新唐書·魏徵傳》）但是，即沒有崇高的德行，才智又不足的人作了政治家，如果沒有“官”來作依據(jù)和約束，其后果就不難想象了。這樣看來，“守道”對政治家的要求高于“守官”，比較難。而且，“道”敗壞了，“官”依然健在，則日常的行政不會很快陷于混亂、停滯，國家機器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仍能運行；
沒有健全的“官”，則無論“道”怎樣地高瞻遠矚、體貼人民，令不能行，禁不能止，不能貫徹，還是難免亂政。所以，褚遂良說：“守道不如守官。”

　　褚遂良不阿諛太宗，不讓他干涉史官的記錄，正是把“官”放在了比“道”更關(guān)鍵的地位上。太宗一方面容忍史官終于職守，正常工作，包括記錄自己的錯誤；
一方面不剛愎自用，而是“進善人”，垂拱而治，“共成政道”。看來，他們君臣之間，對“道”與“官”的關(guān)系，是有共識的。

　　——張釗《守道不如守官——讀〈唐書〉太宗諸臣傳之一》

　　下劣文字，好作反語，亦其天良不容掩處。人能言其所知，不能言其所不止。凡反語，皆不善、不勤、不慎之匿。今人晝之所行，夜之所思，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特此數(shù)者，終日習熟，故自寫供招，痛快無蹇澀處。若令于圣賢大義微言，從正面上體會，叫從何處下口？無怪乎反之不已，一正便托開也。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四》

　　做經(jīng)生讀書時，見古今之暴君污吏，怒之怨之，長言而詆誹之。即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毀廉恥，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與流俗詆誹者，非果有惡惡之心，特以甚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遠。伊尹當夏桀之世而樂，何屑與之爭得失乎？且彼之為暴為污者，惟其以利于己為心也。彼以利于己而為民賊，吾亦以不利于己而怨怒之，易地皆然。故曰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

　　——王夫之《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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