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遣藥酒賜王景文死，景文將飲酒，謂客曰，此酒不宜相勸。齊明帝遣赍鴆逼巴陵王子倫死，子倫將飲，顧使者曰，此酒非勸客之具，不可相奉�！�今《大方》亦當如是說。與《大方》諸位同事道別，并向《大方》的作者讀者道謝。不贅說�！�
　　11月2日傍晚，文藝讀物《大方》在最后一次編委會會議后，在微博上表示不再出版。一分鐘后，編委止庵如是轉(zhuǎn)發(fā)。引文部分為沈赤然在《寄傲軒讀書隨筆》所錄，是說生死面前見真風度；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轉(zhuǎn)引，稱這種生死態(tài)度為大閑適。
　　《大方》編委會例會通常每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10月30日，當時確定了《大方》第3期的封面和內(nèi)容，下廠印刷。因為封面設(shè)計修改了七八次，加上一些稿件還需要再打磨，原定于上個月出版的第3期，不斷延后，不料最終夭折。
　　當晚止庵與主編安妮寶貝、出品人陳明俊、編委胡朗等工作人員聚餐。飯桌上的話題，仍然是莊子、禪宗、公案、打坐之類，與以往無異�！皼]有誰問為什么。它死了，就是死了。”止庵說。在他看來，這是這群人最后一次因為這本文學讀物聚在一起。
　　
　　夭折
　　11月1日上午，有文學界的朋友發(fā)電郵問馬家輝，《大方》是否已無法繼續(xù)。這位長居香港、與北京同事多以郵件交流業(yè)務(wù)的編委還認真回應(yīng)：“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個事，并不知情，但從幾個方面判斷，應(yīng)該不至于�！�
　　馬家輝的判斷依據(jù)，一是《大方》屬文藝類，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二是《大方》市場反映頗佳，出版社應(yīng)當不會停；三是出版方新經(jīng)典公司在資金上對此相當支持。“還有一點，我太太張家瑜給第3期寫了稿，寫了六千多字，版面需要8000字，讓她改但來不及了，第3期馬上下印廠，就說這個用在第4期�！�
　　次日凌晨，作家劉檸發(fā)表微博，稱自己剛開始為《大方》寫書評，便傳來被�？�的消息。這一消息被快速傳播，當日有記者向馬家輝求證，他仍重復(fù)了上述觀點。
　　“到傍晚的時候，陳（明俊）先生跟我通電話，說《大方》沒辦法再出了。我問他為什么，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我本身性格比較被動，所以他說不出就不出嘍�！瘪R家輝回憶。
　　隨后，《大方》官方微博發(fā)表聲明，稱昨日接到通知，《大方》不得再出版，并以已經(jīng)完成的第3期封面向讀者告別。
　　事實上，北京的編輯團隊在通知當日已得知消息。止庵回憶，他是在1日上午接到陳明俊電話：“當時我就說，哦，知道了，我在外面玩呢�！�
　　“我已經(jīng)五十多歲了，失去過那么多東西。這好像算不上什么吧，雖然做的時候是很認真的。”對于當時的淡定，止庵如此解釋。
　　當晚回家后，止庵開始處理善后工作，如聯(lián)系作者退稿：“我們的作者都特理解。我說抱歉啊《大方》不能出了稿子得給你退回來，他們就說好。沒人說賠償損失什么的，也沒人問原因。大家都有點歲數(shù)，經(jīng)過的事情多了。”
　　止庵當時剛完成《大方》第3期的最后一遍校樣。3日早上起床，他看見這批校樣，用紙袋裝了擱置柜頂：“我想起從前在醫(yī)學院常見的玻璃瓶里福爾馬林泡著的死嬰。《大方》No.3的確是個美麗的、齊整的、結(jié)實的胎兒，但沒出生就死了�！�
　　
　　誕生
　　《大方》由新經(jīng)典文化公司出品，定位為“一份開闊、深入、專注的文藝讀物”，倡導(dǎo)“敬畏寫作、專注閱讀”。
　　當下雜志書多走青春文學路線，《大方》獨打文藝牌，主編為作家安妮寶貝，編委則來自兩岸三地，各有擅場。止庵在創(chuàng)辦時介紹，《大方》的讀者定位在中學、大學、大學畢業(yè)的讀書人群。
　　“我從2008年開始與新經(jīng)典為新經(jīng)典編《張愛玲全集》，一兩個星期去一次他們的辦公室。到2009年的時候，他們開始跟我談做一本雜志書的設(shè)想�！敝光终f。
　　新經(jīng)典是中國最大的民營出版發(fā)行企業(yè)，在港臺均有公司及作家資源。馬家輝介紹，總編輯陳明俊早有出版文藝雜志書的設(shè)想，“第一要不落俗套，避開別人已經(jīng)做過的東西；第二要充分依托出版社資源，比如新經(jīng)典可能本身有一些插畫、圖片、翻譯作品的版權(quán)，可以合理利用起來；第三就是團隊上的要求，希望大家不是掛名，都是真的做事情�！�
　　除了個人風格鮮明的安妮寶貝，學者、出版人止庵與“新香江四少”之一的馬家輝，編委還包括臺灣新經(jīng)典文化總編輯、作家張大春的夫人葉美瑤，專攻外國文學及翻譯的胡朗。2010年夏，編委團隊搭建完成。在北京的3位編委，加上陳明俊，開始定期開會討論。
　　《大方》的例會經(jīng)常令止庵想起當年做出版時的編輯會：“只談業(yè)務(wù)，沒有任何私人話題。大家各自提出作家人選供討論，通報約稿、翻譯進展，或者是哪個稿子碰到什么問題不成了�！�
　　“到現(xiàn)在，我也認為編《大方》是很愉快的記憶，是我的人生中有意思的事情�！敝光终f。
　　
　　不吉感
　　今年3月，《大方》第1期號稱首印百萬，洶涌面世。因《大方》拒絕短文，208頁的容量僅有7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將近一半的篇幅用于登載日本《思想者》雜志前總編輯松家仁之對作家村上春樹長達三天兩夜的訪談，另有一篇臺灣作家郭正佩尋訪村上筆下地標的配圖散文《東京•1Q84•旅》。此外，選入的作家還有黃碧云、安妮寶貝、伊莉莎白•斯特魯特、周作人與賈樟柯。
　　這種風格并不被所有人接受。梁文道便不客氣地指出，雜志書應(yīng)當有完整的概念，《大方》失之零碎，“比如說我看到黃碧云就聯(lián)想到這是因為編委馬家輝，看到周作人就會想到止庵。這個村上春樹三天兩夜長訪談，到底又跟安妮寶貝的工作有什么很具體的聯(lián)系呢？”
　　8月，《大方》第2期出版。封面改用銅版紙，題名“大方”亦從黑體變?yōu)榉滤�，�?nèi)容上從小說散文到攝影游記，再到繪本插畫，體例多樣。止庵介紹，第2期的封面是安妮寶貝設(shè)計的，“當時美編做了好幾個封面，基本定下來了。安妮說，要不再試一個，她就自己做了一版，當時我們看了，都覺得這個更好�！�
　　 “《大方》第一期是始，第二期是終。第三期開始加入專題和詩歌，已無法面世。”安妮寶貝微博稱。吊詭的是，在戛然而止的第2期，末篇為日本作家太宰治的絕筆《Goodbye》，小說未竟終章，作家已自殺身亡。率先披露被叫停的劉檸在微博上感慨“不吉感”：“從題目到內(nèi)容，到作品終結(jié)的回數(shù)（十三），這部小說確實漂浮著某種末世寓言的空氣�！�
　　
　　Mook市場
　　“今年因各種原因，百十來種刊物停、休刊，平均3天一種。為什么大家獨對《大方》如此關(guān)心呢？”對于《大方》�？�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劉檸表示不解。
　　止庵和馬家輝都表示，并不關(guān)心被叫停的原因。“我來北京時見過安妮寶貝兩三次，感覺就是淡淡的、冷冷的，作家的那種性格。我們編委都是這樣一群文人，不太可能對一個事情去追根究底的�！瘪R家輝說。
　　而止庵表示，可以排除經(jīng)營的原因：“《大方》的經(jīng)營很好。包括在內(nèi)容上，第1期可能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到第2期自己就長好了。這跟錢、人、稿件都沒有關(guān)系�！�
　　一位出版業(yè)內(nèi)人士稱，圈內(nèi)并不知道《大方》�？�的真實原因，基本認為是“以書代刊”這一操作方式違規(guī)。
　　《大方》是所謂雜志書，即沒有刊號、以書號出版的雜志形態(tài)的出版物。在日本，這類出版物被稱作Mook，為Magazine與Book的合成詞。劉檸介紹，Mook在日本是相當重要的出版類型，日本并不缺刊號，Mook通常是作為雜志的增刊出版，“往往圍繞一個重大選題，內(nèi)容較豐富，無法被刊物的常設(shè)體例所容納，因此獨立成冊，不定期出版�？梢噪S刊發(fā)售，也可以獨立發(fā)售�！�
　　但國內(nèi)期刊必須經(jīng)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以統(tǒng)一刊號出版；而刊號實行總量控制，審核嚴格，不易取得。因此，“以書代刊”成了一種替代方案。
　　2006年10月，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創(chuàng)刊，這本以青春小說為主的Mook，一月一輯，每本10元，3個月內(nèi)銷量達120萬冊。次年1月，出版方長江文藝出版社還為此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聞發(fā)布會，并介紹稱，郭敬明為創(chuàng)辦《最小說》，相當敬業(yè)地研究了國外的Mook出版經(jīng)驗。
　　這一原本處境尷尬的出版方式突然成為商機2007年，暢銷作家主編加青春文學主題，成了Mook市場的標配，明曉溪的《公主志》、蔡駿的《懸疑志》皆為個中代表。但同時，讀者對過于同質(zhì)化的Mook市場的淘洗過程開始，如hansey原為郭敬明的美術(shù)總監(jiān)，2007年自立門戶出版《愛麗斯》，但因經(jīng)營不利，一年之后仍回到原團隊。
　　在此過程中，郭敬明充分展現(xiàn)了一個成功商人的前瞻眼光。2008年1月，《最小說》從湖北省某雜志取得刊號，順利“洗白”為雜志。同年5月1日，《圖書出版管理規(guī)定》開始施行，明確規(guī)定“不得以中國標準書號或者全國統(tǒng)一書號出版期刊”�！耙詴�代刊”被明令禁止。
　　
　　如何界定雜志書
　　2010年12月底，韓寒在博客上宣布，他主編的《獨唱團》無限期冰封，并解散團隊。因為在爭取刊號中遭遇阻力，《獨唱團》第1期在去年7月以書號出版，也因韓寒本人受到的高度關(guān)注，“以書代刊”從一個行業(yè)話題，變成公共話題。
　　在止庵看來，區(qū)分雜志與書有四個原則：“一是經(jīng)營上，雜志可以刊登廣告，但是書不能；二是發(fā)行渠道，雜志通過郵局發(fā)行，而書是書店系統(tǒng)；三是出版周期上，雜志必須按照固定的出版周期，但是書不必固定；四是篇幅上，雜志每一期是固定的，而書不一定�！�
　　止庵認為，從這4點觀察，《大方》顯然是叢刊、多人文集之類的出版物，而非期刊雜志：“《大方》沒有廣告，在書店出售，出版時間自由，比如No.3就是因為要修改而延后出版，No.1和No.2的頁數(shù)也不同�！�
　　但一位業(yè)內(nèi)人士認為，《大方》每期標注了年份與期數(shù)，并使用了書號，可被認定為以書代刊。
　　“《大方》已經(jīng)死了，我們沒想過讓它起死回生，但是如果業(yè)內(nèi)能因為它的死，對‘雜志書’這一出版界的新生事物，在概念上作一厘清，我覺得會是有益的。”止庵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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