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斗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1999年，王學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引用了聞一多先生(原話來自于英國學者韋爾斯的《人類的命運》，聞一多在《關(guān)于儒•道•土匪》中引述過來)的這句話。
　　學界曾有人將王學泰研究的“游民文化”，與余英時的“士文化”、吳思的“潛規(guī)則”，并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fā)現(xiàn)”。
　　在多次采訪中，王學泰一再闡述他所定義的游民：“凡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游蕩于城鎮(zhèn)之間，沒有穩(wěn)定的謀生手段，迫于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都可視為‘游民’。有沒有文化并非是決定性因素�！�
　　“游民處于社會最底層，他們意識到，只有在劇烈的社會沖突中才會改變現(xiàn)有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歡迎沖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沖突和社會動亂�！�
　　“當然，這里聞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識’，也就是我所說的‘游民意識’”――文中，他進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難者
　　“這是一個在舊詩詞、舊小說熏染下成長起來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紅塵、蘇世獨立、清高飄逸、不騖名利、放蕩不羈、冷嘲熱諷的亡臣隱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線裝書、一壺清茶……他最終決定去追求豐富的學識。這樣，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學無術(shù)的資本，生活就有了內(nèi)容和樂趣。任何新事物的缺點、失敗他都欣喜，它都用來證明自己是時代目光犀利的受難者。”
　　1960年代，閔家胤偷偷為自己高中時的同學、老師“立傳”。他筆下的這位“受難者”便是王學泰。后來，他們還分到了同一所大學，而且同院同系，1980年，他們又成為中國社科院里的同事。
　　閔家胤在電話里笑道，“念高中時，我們都在65中學五班。班上五十多名男生，我是班長，而王學泰是落后生。”
　　當年，王學泰有一特色：上課愛睡覺。“有一次上俄語課，他又在呼呼大睡。俄語老師把他叫起提問。他睡眼惺忪，沒頭沒腦答了一句，‘Cnamb！’（中文“睡覺”）再看他那張胖臉，全班哄堂大笑�！睆拇�，王學泰有了一個綽號：Cnamb。
　　“說他落后還不在這事上。那時候，大躍進、大煉鋼鐵、下鄉(xiāng)勞動、學校迎接外賓，運動一波接一波。王學泰在班上卻是個‘觀潮派’，有時候還冷嘲熱諷，為此，全班給他專門開過會。”閔家胤接著說。
　　“我不喜歡耗費時間、永無休止的運動、開會，厭聽‘假大空’那一套，我覺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說一些誰也不相信的空話……我只愛跑圖書館讀書，讀幾本能夠點燃好奇心的書。這種想法是大悖時運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溷跡于積極分子之中�！比蘸螅�在悼念同窗的文章《野驢顧惟喬》中，王學泰繼續(xù)揶揄那股“時代洪流”。
　　那時，他偏好文科，尤好古典文學。人至暮年，他對閔家胤說起，有3部書自中學時便緊隨他：《史記》、《杜工部集》、《魯迅全集》。
　　“還有一本書，他終生難忘――《元曲別裁集》，那是遇羅克送給他的�！遍h補充道。
　　在《一本書的故事》里，王學泰回憶了好友遇羅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學生會下屬文學組的成員，我是組長，有時舉辦一些活動常常請他幫忙，所以往來就多了起來。我們私下常常議論一些文學和人生問題……我記憶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術(shù)館對面的平房上，一連聊了3天，那時正逢全市消滅麻雀，他很感慨，對我說：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驅(qū)趕的麻雀一樣，永遠沒有止息之處？”
　　“我和遇羅克常常爭論，或者是抬扛……后來他對我說：學泰，你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不合時宜，堅持下去要犯錯誤的�！�
　　不料，遇羅克一語成讖。1958年10月，王學泰隨校下鄉(xiāng)參加農(nóng)業(yè)大躍進，“我們翻的這一塊地是普通地塊，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畝產(chǎn)萬斤小麥。另外一塊試驗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鄉(xiāng)們自己翻，那里明年畝產(chǎn)120萬斤……當時我不到16歲，又長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有什么作用，但120萬斤這個數(shù)字令我很好奇。勞動休息和同學閑聊時便問，120萬斤小麥到底有多少。在旁邊指導我們翻地的一個農(nóng)民插話，一麻袋才裝200斤小麥，小麥還別太干了�！�
　　老農(nóng)不經(jīng)意吐出的數(shù)據(jù)，經(jīng)他一細思量，“120萬斤小麥要占多大地清晰起來�！�
　　學習會上，他問教導老師：“一畝地怎能產(chǎn)120萬斤小麥呢？它要裝6000個麻袋，平碼在地里要堆6層呢。”
　　“你是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么？”老師追問道。
　　“什么樣的麥稈能把這6層麻袋挺起來呢？”他說到這里，會場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學生被毒害似的，老師匆匆宣布散會。
　　“第二天剛剛出工，年輕的教導主任在會上板著一副面孔宣布：王學泰和王某某到隊前來……緊接著那位女連長也走到前排，拿著一張事前準備好的發(fā)言稿，在全體同學面前指控我的罪狀�！蓖鯇W泰在《生活的第一課》里寫道。
　　“受到批判后，我變‘懂事’了。報考大學時，班主任為我的操行分評了一個‘良’。幸好有這個‘良’，我才勉強有了上大學的機會。哪怕它是當時最差的一所大學�！蓖鯇W泰輕輕喘息。
　　北京工農(nóng)師范學院開學當天，王學泰與閔家胤相逢時，大為吃驚：我是落后生，所以給分這兒了，你這積極分子怎么也分到這兒了？
　　事隔多年，兩人才獲知，當年高考錄取，考分根本不作數(shù)，完全看政審。審卷只用4個圖章：一是可錄取機密專業(yè)；二是可錄取一般專業(yè)；三是降格錄��；四是不宜錄取�！拔覀z估計都因家庭關(guān)系，打上了第三個戳，遇羅克則是打上了第四個戳，他就算第二年再考也是落榜�！蓖鯇W泰壓低了聲音，“那年，許多優(yōu)秀畢業(yè)生因此名落孫山。我與遇羅克畢業(yè)后再沒見過面�！�
　　他最后一次聽到好友的消息，是“文革”來臨，“遇羅克又一次針對風靡一時的‘老子英難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荒唐的‘血統(tǒng)論’，發(fā)表了《出身論》，被判死刑。”
　　“表現(xiàn)好”就是揭發(fā)別人
　　大學期間，王學泰與張聞天的兒子張虹生是好友。1959年，張聞天被打為“反黨集團成員”，全國通報�！澳顷囎�，我�？匆娡鯇W泰與張虹生上政治課時，坐在后面小聲交談�！�
　　“1962年，學校并入北京師范學院，我與王學泰接觸漸少。當時，他與我倆的另一高中同學文?私下交流頻繁�！遍h家胤說，“在工農(nóng)師范學院時，張虹生經(jīng)常與王學泰講一些黨內(nèi)消息，他把這些轉(zhuǎn)述給幾個關(guān)系緊密的同學，包括文?。而系里對文?早有看法，將他定為‘內(nèi)定反動學生’。畢業(yè)搞‘清理思想運動’時，文?頂不住，就把王學泰交代出來。
　　“當年，北京每所大學要揪出一個正牌反動學生，在全校進行批斗。王學泰漸成學院攻擊‘重點’。學校要批斗他的那天，他起初并不知情。有人貓在宿舍里寫大字報――‘把死不交代的反動學生王學泰揪出來’，被同宿舍的另一同學瞧見，趕緊通知他大事不妙。
　　“王學泰一聽慌了神，抱起所有的日記，連夜上交黨支部，表態(tài)自己如果還有什么思想問題，就請黨支部在日記里摘取。多年后，我還與他開玩笑，那天在院里撞見他，算是明白面如死灰是怎么回事�！遍h家胤笑道。
　　“運動中，眼看同學一個個過了關(guān)。輪到我匯報思想時，按同學之前講的內(nèi)容講了3個小時，可政治輔導員根本不理我。后來黨支部書記把我叫去，批我沒把反省到點子上，讓我老實交代與張虹生之間的關(guān)系，我才知道張虹生在新疆為他父親翻案出事�！蓖鯇W泰回憶道。
　　1964年8月，他大學剛畢業(yè)，即劃為“反動學生”。次年1月3日，發(fā)配北京昌平區(qū)南口農(nóng)場二分場勞動改造，直至1969年。
　　南口是個風口，卵石遍地，極艱苦。在勞改學員里，畢業(yè)于北京電影學院、后來導演了電視劇《大宅門》的郭寶昌也在其中。
　　“在農(nóng)場，王學泰睡上鋪，我睡下鋪�！惫鶎毑�痛快談起了至交，“但那時，我們還彼此戒備。”
　　“勞改隊對待我們這些人，有一非常管用的統(tǒng)治方法，就是給人一個希望，誰表現(xiàn)好就能早點出去。所謂表現(xiàn)好就是揭發(fā)、勇于和別人斗爭。生存環(huán)境惡劣、扭曲，人性毫無尊嚴可言。大家都必須隱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錯誤，盡量保住性命。
　　“我們的生活主要就是勞動與認罪。每周總結(jié)、每月總結(jié)、每半年總結(jié)，年終還有總結(jié)。王學泰是個特別愛說話的人，盡管他謹慎小心、老實干活，但揭發(fā)他的言論問題總比我要多。不過他筆頭子厲害，認罪書一般寫得好，印象中他被批得不多�！�
　　為何研究游民
　　從南口出來后，王學泰一度被“擱在教師隊伍中改造”，“作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爾后，他下鄉(xiāng)鍛煉，與北師大中文系主任廖仲安分在一起。由于對文學的共同愛好，讓師生二人甚為相投�！傲蜗壬�曾被周揚定為‘紅秀才’。他跟其他人說：你們認為王學泰反動，我覺得他很進步�！遍h家胤憶道。
　　1972年，王學泰在北京琉璃廠結(jié)識了一幫書友，時常聚在一起，暢談“不太尖銳的話題”。一次，他從一書友處借到了傳說的預言奇書《推背圖》，后轉(zhuǎn)借大學同學章某。他倆曾交心：“當時社會混亂，江青以特殊身份亂政，對此有所感慨。另外，我們對當時搞得聲勢極大而且弄得人人自危的‘批林批孔’運動都認為‘另有所指’�！�
　　章某又將《推背圖》借給了文化館干部顧某。王學泰寫道：“這位顧某曾當著樣板團面罵江青，讓人給告發(fā)了。此時正抓‘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階級斗爭’……顧某的言論和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引起高層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圖》復制件出現(xiàn)了。那是個草木皆兵的年代，于是由他追到章姓同學，老同學牽扯到我�！�
　　1975年初，因為對“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言論，王學泰被拘留了。先是關(guān)押在北京市看守所。1976年7月26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一名預審人員向他坦言，“我倆沒冤沒仇，你也沒把我們家孩子抱井里去，今天我審訊你，是因為掙這56塊錢�！�
　　判決兩天過后，唐山大地震，“人們驚醒了，一個個呆若木雞，很長時間緩不過勁來，后來聽到許多犯人狂敲鐵門，大喊大鬧……”
　　獄中，王學泰“閱人無數(shù)”：猥瑣的老強奸犯；“佛爺”（小偷）；能自制糧票、油票、火車票的刑事犯；出身貧農(nóng)，因牢飯能吃上“剛煮出的餃子”，反讓探監(jiān)的家人視為享福的“現(xiàn)行反革命”；還有“眼里揉不進沙子”，發(fā)現(xiàn)國家大事出了問題而上書中央的政治犯老崔；以及“文革”之初，在凜冽寒風中散發(fā)傳單，抗議“文革”反人道因而被判無期的老�！�…
　　 “算起來，我在貧困落后的農(nóng)村呆過近十年、在監(jiān)獄里呆過三四年，可以說，底層社會各色人等都見過一些。監(jiān)獄里關(guān)的人，95%跟社會上一樣，有好有壞，差不太多。另外5%里，有四成是極好的人，有六成是極壞的人。這兩類人都在社會上極少見。我在最壞的人身上，不僅看到了人性之惡，甚至是社會之惡的濃縮。我為什么要寫游民？就因為我在獄中凈看到這些人、這些事�！�
　　“荷蘭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發(fā)表感言說，‘我有幸生在一個小國，這個小國即使做點蠢事對世界危害也不大�！�我們生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做點蠢事就對世界危害挺大。作為中國人應該關(guān)心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我，快奔70了，到了這個年紀就是‘3個一樣’了：錢多錢少一個樣，屋大屋小一個樣，連看男女都一個樣了。有人問，以前的坎坷經(jīng)歷沒讓你有過恨？我好像天生就不會恨，我相信人性有光明的一面，這個世界還值得留戀的就是人性的光明�！�
　　這個世界還值得留戀的
　　就是人性的光明
　　1990年代初，王學泰正式開始探討“游民文化”。
　　最初，他想寫的是通俗小說與秘密會社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過程中突然發(fā)現(xiàn)，“游民”恰恰是聯(lián)結(jié)兩者之間的一座橋梁。“通俗小說的產(chǎn)生源自江湖藝人述寫自身的經(jīng)歷，這經(jīng)歷就是游民的闖蕩。游民作為個體，很難在社會上生存，他們需要一個組織化過程，最后組成了秘密會社�！�
　　 “那會兒申請研究經(jīng)費還挺困難。我將通俗小說定義為江湖藝人，或者說是游民的自我表達，包括我對《水滸》、《三國演義》里，充滿了游民文化與意識的評價，讓所里的同仁視為荒謬。恰好董乃斌（現(xiàn)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時任研究所副所長，與我關(guān)系不錯，比較了解我的想法。于是，他向大家表示，我們支持學泰研究一下吧，盡管他的觀點大家還不理解，但我們試著看看，它到底怎樣荒謬�！�
　　 撰寫《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期間，王學泰編輯了包括秦暉、雷頤、水天中等人的一套隨筆叢書，名為“學人文庫”，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一本《燕譚集》。
　　“當時出版社想做點宣傳，請我聯(lián)系一些著名學者揄揚一下，我認識的人不多，但恰恰與李慎之先生的女兒李伊白很熟，于是請她捎上這套書給她父親。本來想讓李先生就其中有關(guān)西方學術(shù)的隨筆談談想法，不料幾天過后，老爺子打來電話，說看了我的《燕譚集》，對其中有關(guān)‘游民文化’的部分特別有興趣，問我還有這方面的作品嗎。我說我正做著一個項目就是有關(guān)游民文化，基本寫完，有三十多萬字，您愿意看我可以打印出來給您寄去。
　　“我在文中引用三國劉關(guān)張結(jié)義時的一段故事，引起他的共鳴。這是一個反映游民心態(tài)的故事。據(jù)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guān)索出身傳四種》唱本所說，漢末劉關(guān)張聚義之初，劉備指派關(guān)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里殺光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回心’，只因張飛一時心軟，放走了關(guān)羽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后生子關(guān)索。關(guān)索長大后認父歸宗，為關(guān)羽拒絕。關(guān)索大怒，翻臉威脅，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親等人。這些觀念都是與宗法傳統(tǒng)大相背離的，反映的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游民進行冒險生涯時的心態(tài)�！�
　　“李先生感慨說，‘我入黨時，介紹人問我，你爸爸要是反革命，你敢不敢一槍斃了他？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我也不敢想這個問題�！�難道非要把革命與不革命搞得如此對立？這絕不是正常人的反應�！蓖鯇W泰反問道。
　　一個月后，李慎之在電話里說，他認真地看了書稿，“希望我能就朱元璋問題深入地談一談，他有興趣給這本書作個序�！�
　　《發(fā)現(xiàn)另一個中國》――李慎之所寫的這篇長序中，字里行間折射出他對于“游民文化”牽動中國社會變遷的密切關(guān)注――“游民階級在我國社會力量強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jié)合，對抗貴族階級。他（杜亞泉）認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發(fā)生�？墒歉锩�一旦成功，他們自己就貴族化了，于是再建貴族化政治，而社會組織毫無變更。他說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會革命，只能說是‘帝王革命’。”
　　只有在民主運動中才能學習民主
　　人物周刊：《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出版至今已有11年了，其間，您對游民文化的研究是否有變化？
　　王學泰：2007年，我又出了《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增訂本，字數(shù)由原來37萬字，增加到近60萬字。在增訂本里，我提出了“江湖”的概念。
　　簡而言之，游民是指脫離宗法秩序，從宗法社會中出來的人。他們出來后，很多根本生存不下去，死于道路。但也有些經(jīng)過奮斗生存了下來，逐漸磨練成為江湖人，形成了江湖。
　　江湖不是一個有形的組織，里面當然包括有形的組織，比如一些秘密會社、山頭等，但總的來說，江湖是一個“場”。就像只要有電子活動的地方，就形成“電場”。只要有江湖人，這些江湖人按照江湖規(guī)則辦事，那就有了江湖。江湖既在城市，也在鄉(xiāng)村，既在通衢廣陌，也在大江大海。即使上層社會也有江湖。
　　人物周刊：既然上層社會也存有江湖，游民意識與他們的意識是否有重合？
　　王學泰：為什么最底層人的要求有時能與最高層想法重合，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都關(guān)注最切近的利益。游民關(guān)注眼前，因為明天醒了還沒有飯吃，而高層關(guān)注眼前那是因為自己的位子問題，這是一切利益之母。
　　人物周刊：書中,您還談到社會變化存在一個“治亂周期率”，200年一個輪回？
　　王學泰：對，不到公民社會、法治社會，永遠脫離不了這個周期。解放前那幾十年，統(tǒng)治者并非有意識要讓社會全面退化，只是統(tǒng)治力的疲弱，因此任由社會腐敗，大家非常厭惡。解放后，政府希望用一種質(zhì)樸的文化或說所謂的“同志式文化”來取代傳統(tǒng)文化，卻不知道這種看似質(zhì)樸的“同志式”的文化實際上就是“李逵式的文明”。很多人都贊揚李逵，我說那是他沒坐在你身邊，坐你身邊你就會感受到什么是“李逵式的文明”。
　　中國這60年是一個極特殊的時間段，執(zhí)政黨力量強大把國家弄得很完整，過去統(tǒng)治者鞭長莫及的地方，現(xiàn)在是無遠弗屆�！拔母铩薄捌扑呐f”，幾乎所有的窮鄉(xiāng)僻壤，都會有人主動把“四舊”掃光。統(tǒng)治力強弱也有其兩面性。我們是個整體性很強的一個國家，但也非常容易破碎，這就是說“強”既能使國家完整，但因其力強大，也在自覺不自覺地破壞這整體性。
　　另外，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缺少自生的機制，一切都靠政府組織，這既增加了統(tǒng)治成本，又使得它缺少彈性。一個組織太剛性也是易碎的。
　　人物周刊：您的書中提到，“農(nóng)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沉睡狀態(tài)下，即使取消強制，造成的也不會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今天的農(nóng)民是否依然如此？
　　王學泰：對。農(nóng)民長期缺乏教育，本身不具備組織能力。宗法解體之后只能成為游民，無目的地在大地上行走。而游民經(jīng)過游走與奮斗，特別是在與主流社會及與他相同的游民奮斗與博弈中，逐漸江湖化。游民成為江湖人甚至是老江湖時，他自然會有一種江湖意識。江湖是皇權(quán)專制社會解體的產(chǎn)物，總體來說，江湖是無序的。金庸幻想“一統(tǒng)江湖”，真的“一統(tǒng)”，就不是江湖了，那是建立一個新的朝代了，那就是另一個皇權(quán)專制社會了。所以我說江湖是散漫的，它在破壞著舊的皇權(quán)專制王朝，也在修復著皇權(quán)專制制度。
　　去年，我在嶺南大講堂上講過，我們需要的是江湖社會還是公民社會？江湖社會就是一種無序狀態(tài)。所謂公民社會也就是現(xiàn)代法治社會。要實現(xiàn)公民社會，最重要的是實施公民教育，公民懂得了自己的權(quán)利義務、增強了自主能力，社會自然而然就會形成自生機制。有了自生機制的社會才是穩(wěn)定的社會，這正像有了免疫能力機體才是健康身體一樣。這種社會進步不是誰代替誰，也不是非得要打碎什么東西。新生的東西是靠自己的生命力取代老朽。暴力解決不了復雜的生命問題。
　　人物周刊：您不贊同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存在“游民”？
　　王學泰：你說今天的民工跟游民有多大區(qū)別？但我不能這樣直說。我怕引起社會情緒反彈，因為人們對于游民這個詞的理解大多還是負面的。我呼吁要讓進入城鎮(zhèn)的農(nóng)民生根，這在過去是讓農(nóng)民有土地，現(xiàn)在就是建立各種保險制度，真正實現(xiàn)他們應有的權(quán)利。
　　人物周刊：怎樣通過游民社會觀照中國現(xiàn)代社會？
　　王學泰： 我覺得中國除了有三教之外，還有一教就是游民文化。希望大家關(guān)注游民文化這個問題，關(guān)注才能自覺拋棄游民文化。我們老講阿Q，實際上阿Q就是一個游民。但阿Q精神具有國民性，就是說阿Q的一些游民思想可能在每個人的身上多多少少會有體現(xiàn)。怎么來的非常復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途徑就是建立公民社會、法治社會，這是中國的前途。
　　人物周刊：中國社會近年來的仇富、仇官，民粹主義的泛濫，與游民文化有關(guān)？
　　王學泰：這是一種沒有規(guī)范、沒有底蘊的思想，就是憑感覺憑印象、憑自己短淺的利益在反對。游民意識就是這樣，沒有原則、沒有信仰、沒有理論上的追求，他也不用去追求，我們也無需去責備他。因為生活在底層，沒人告訴他這些，或者告訴了也不足以說服他。
　　人物周刊：您說過，個人的發(fā)展與利益共同體之間存在永遠的矛盾？
　　王學泰：這個矛盾永遠解決不了，只有制度化的民主才能比較好地協(xié)調(diào)共同體利益與個人權(quán)利意識覺醒之間的矛盾，使事情不會鬧得更壞。
　　顧準生前曾提出過，“娜拉出走后怎樣”――新中國取得勝利后，社會怎樣建設？他認為應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讓個人權(quán)利得到張揚。
　　我并不完全否認共同體的價值，共同體是組織個體生存和發(fā)展的保障，人完全脫離了群體無法生存。共同體對于個體的限制和某種程度的剝奪不能完全避免。就像西方政治學者說的，這是必要的惡，雖然惡，但沒有它可能生活會更糟。但也因為它是“惡”，才要對它的權(quán)力進行限制，使個人的權(quán)利得到生長。
　　人物周刊：您說過專制主義才產(chǎn)生游民，這是一種規(guī)律么？
　　王學泰：對。因為在公民社會，人有所歸，即使是游民也可以得到解決。但專制社會不行，游民或是凝聚成力量，建立自己的最大權(quán)力，形成一個新朝代，或是被消滅掉。過去的游民造反與皇權(quán)專制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這不是道德判斷，而是現(xiàn)實判斷。不是在說專制社會是好是壞、農(nóng)民起義是好是壞，只是說當時的造反只是修復皇權(quán)專制的一些手段。
　　人物周刊：有不少人擔心，正因為中國人缺少參加公共活動，沒有經(jīng)歷民主的訓練，實現(xiàn)民主很難？
　　王學泰：孫中山曾說訓政是有道理的，民主有賴于群眾的參與，群眾要實現(xiàn)正確地、有效率地參與就要經(jīng)過學習與訓練。但是不能想象等到全國人民都從民主訓練班上完了課、畢了業(yè)，再搞民主，也沒有這樣的訓練班。訓練也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毛澤東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正確，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人民只有在民主運動中才能學習民主。永遠不搞民主，人民就永遠不會有參與民主的素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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