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鴻章的謚號為什么叫做“文忠”？

　　《走向共和》里有這樣的一場戲，是寫的慈禧太后接見重臣瞿鴻機和慶親王的時候，問二人應該怎么樣去給剛剛死去的榮祿加封謚號，瞿鴻機認為應該給榮祿加封“文襄”謚號，慶親則王認為應該給榮祿加封“文忠”的謚號，慈禧太后問慶親王為什么，慶親王在論證“文忠”含義的時候，說榮祿與李鴻章一樣都是大忠之人，他以李鴻章為例，聲俱淚下地舉證了許多李鴻章生前如何忍辱負重和勤懇為國的事跡，講得天地失色和人皆掩面，最后，慈禧太后認可了榮祿的“文忠”謚號。

　　筆者相信，這一場用時很長的加封謚號的道白戲，許多人一定沒有看懂，或者說，是看得莫名其妙。不過，筆者這里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場沒頭沒腦的戲并不是在褒獎榮祿的“文忠”，而是《走向共和》編導們煞費苦心的在借用榮祿之名和借慶親王之口，在為李鴻章進行“蓋棺論定”！榮祿死后固然也得到了“文忠”謚號，但是，李鴻章死后得到清廷授予的“文忠”謚號卻是在先�！拔南濉敝u號，則是1885年左宗棠死后得到的。

　　謚號，是中國君主政治時代的朝廷對死后的帝王、諸侯、重臣的一個終生評語，這個謚號絕非一般人所能夠得到，他們必須是生前有重大“功勞”的人。“文”謚號，是經(jīng)緯天地的褒揚，“忠”謚號，是一生品德高尚的褒揚。中國歷史上，才華橫溢和愛國親民的蘇軾曾經(jīng)得到過“文忠”謚號。

　　由此可見，加封榮祿謚號的這場戲，與其說是在反映某個虛構(gòu)的晚清故事，還不如說是《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在通過這場戲去表達自己對李鴻章的崇敬之情更準確。

　　李鴻章生前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現(xiàn)在，許多人都相信了近十多年來一些“暈旋史學家”的說法，或者相信了主要由李鴻章老部下組織編纂的《清史稿·李鴻章》及其《走向共和》的宣傳，認為李鴻章是代衰敗的清朝受過，他個人還是很有能力的，甚至是忍辱負重的，只是他無法阻擋許多清流派的騷擾和抗戰(zhàn)派對的誤國，才最后代人代國受過而背上了“漢奸、賣國賊”的罵名，所以，李鴻章很冤枉。情況，真是這樣的嗎？！

　　二，李鴻章其人其事

　　我們現(xiàn)在評判歷史人物的品性，必須主要通過當事人的事跡和遺稿去評論，因為，事應其人，文如其人，當事人的事跡和遺稿，是第一手資料，最容易反映出當事人的品格、思想方法和能力素養(yǎng)。當然，其他人對當事人的評論及其當事人的遺物，也是反映當事人品性的例證，但是，這些都不如當事人本身的事跡和遺稿更能夠說明問題。

　　李鴻章生前的事跡主要是三件，一是他在青年時代參加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和捻軍，二是他在中年操辦了洋務，三是他自1870年的47歲起接任曾國藩開始主持晚清對外軍事、外交和經(jīng)濟大政達三十年之久。

　　縱觀李鴻章一生的軍事事跡，可以發(fā)現(xiàn)，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主帥不是李鴻章，而是他的父輩的曾國藩等人。李鴻章在剿滅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中，敗績遠遠多于勝績，他在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時期的出名，主要與他在1863年12月于蘇州殘殺大批已經(jīng)投降的太平軍戰(zhàn)士的事跡有很關(guān)，這也是他之所以揚名海外的一個最初原因。李鴻章在內(nèi)戰(zhàn)中的主要軍功，是他于1867年剿滅殘余捻軍而建立的，那時候，已經(jīng)距離太平天國滅亡有三年時間了。

　　曾國藩一生中極其善于用兵，為什么在1866年對付已經(jīng)嚴重衰敗的捻軍殘余會打敗仗，且讓他的學生李鴻章接替他帶領剛剛組建不久的淮軍在剿滅捻軍殘余中建立了軍功，從而為李鴻章日后走上高官坦途奠定了基礎，這些，都至今是迷，還有待于史家去深入探討，看是否有曾國藩故意扶持笨蛋李鴻章的嫌疑在其中！

　　中國洋務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也不是李鴻章，而最早是林則徐等人，后來是曾國藩、馮桂芳等人；
李鴻章雖然是中國軍事工業(yè)的主要推動者，但是，中國大部分民用工業(yè)，則與李鴻章的關(guān)系甚少，而是與張之洞等人更有關(guān)系。就連中國海軍的最早創(chuàng)始人，也不是他李鴻章，而是曾國藩和左宗棠，況且，中國海軍后來還基本上喪于李鴻章之手。所以，李鴻章雖然是后來推動洋務運動、中國軍事工業(yè)和海軍的主要領導人，但是，他卻不是洋務運動和軍事工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而中國海軍的全軍覆沒敗績，則千真萬確是由李鴻章最早開創(chuàng)的。

　　所以，縱觀李鴻章一生可知，其最主要的“政績”，還是主要表達在他1870年繼任了他老師曾國藩的政務工作以后。但是，歷史已經(jīng)無情證明，自李鴻章繼任曾國藩擔任晚清的第一首輔以后，中國就因為李鴻章的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的“才干”，而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所以，李鴻章的個人一生，是極其失敗的，對內(nèi)對外的戰(zhàn)爭，他都是屢敗屢戰(zhàn)和屢戰(zhàn)屢�。�
而外交方面，李鴻章則從來都沒有勝過，他更像個“賣身求和”的“妓女”。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判斷說，李鴻章的個人歷史，幾乎就是近代中國國力衰敗的歷史，是近代中國淪為外國列強半殖民地的歷史。他遺留文稿的絕大部分都是給朝廷的奏稿、家書和朋僚間的信函。

　　筆者相信，凡是只要閱讀過李鴻章的奏稿、家書、朋僚信函達三十份以上的人，基本上就可以判斷出李鴻章這個人實際上是個典型的“小公務員”素質(zhì)！這就是說，李鴻章的文稿反映出，此人嚴重缺乏縱橫古今中外和天地經(jīng)緯的文化修養(yǎng)，他的所有文稿幾乎都表達出他非常在乎具體事件的拉雜算計和功于小心計，他對自己所處置時代的國內(nèi)外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大局，基本上沒有什么清晰的認識，他在自己文稿中始終透出了一種對上和對外的個人猥瑣人格氣質(zhì)。所以，筆者這樣認為：李鴻章?lián)�任當時中國的第一首輔，可能本身就是一個重大歷史錯誤，他的“不學無術(shù)”，可能就是國家在他的任上之所以迅速轉(zhuǎn)向衰敗的重大原因。那么，李鴻章這個“不學無術(shù)”之人怎么會爬到如此高位的呢？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和曾國藩、左宗棠等白衣出身的人不一樣，他家乃是官宦世家，按照今天的話說，他李鴻章是有政治背景關(guān)系的人，他不是那種完全依靠自己的個人能力逐步走上高位的人。李鴻章之父李文安是曾國藩同年進士，后任刑部郎中。由于曾國藩當時名滿一時，所以，1845年，落第以后的李鴻章經(jīng)其父李文安托付，曾拜于曾國藩名下學習，曾國藩是李鴻章的老師。

　　1853年，李鴻章奉朝廷之命追隨工部官員回家鄉(xiāng)督辦團練抵抗太平軍，但是，他因“好猛、浪戰(zhàn)”及其毫無軍事指揮作戰(zhàn)能力，他在戰(zhàn)爭中幾乎從來沒有打過勝仗，六年中一直如同喪家之犬。1859年，走投無路的李鴻章在家人推薦下投效曾國藩的湘軍，這才開始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轉(zhuǎn)折。

　　介于曾李之間有同年子侄和師生的特殊關(guān)系，曾國藩一生中非常注意提攜李鴻章，也極力向帝王家推薦李鴻章“可堪大任”，甚至李鴻章1862年組建淮軍，也是曾國藩上下打點一手為他所促成。李鴻章的淮軍是在曾國藩的湘軍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是，大概正是因為曾國藩過分急于栽培李鴻章，讓他過早獨立擔任了淮軍主帥，且又給他左右配置了許多很有戰(zhàn)爭經(jīng)驗的原湘軍將領，所以，李鴻章即使后來擔綱了淮軍主帥，也并非他個人能力的表達；
而后來曾國藩一死，再加之左宗棠帶走了湘軍主力到大西北，李鴻章的淮軍后來便迅速衰疲了。非常明顯，在曾國藩1872年去世之前，李鴻章無論是在軍務或者洋務方面，他都一直處于曾氏卵羽之下。就連李鴻章之所以能夠在曾國藩去世前兩年繼任曾國藩之首輔位置，那也是曾國藩臨終前上下打點的提攜所至。而歷史證明，自曾國藩去世以后，李鴻章便在自己的政治和軍事生涯中連連出現(xiàn)重大失誤，甚至因為自己治軍無方，在甲午戰(zhàn)爭中基本上葬送了他的淮軍大部。由此可見，李鴻章一生并不是個可以獨立擔綱之人。

　　那么，李鴻章投降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思想究竟是怎么樣形成的呢？弄清楚這點，不僅僅有助于我們清楚認識李鴻章之所以賣國的理論原因，也可以因此而搞清楚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出現(xiàn)一股又一股的“全面西化”的思潮根源所在

　　三，李鴻章對外投降主義軍事外交思想的形成與后果

　　李鴻章的投降主義外交思想，主要來源于以下三個方面，

　　1，他僵化繼承了他老師曾國藩的一些迂腐外交思想。曾國藩是有名的儒生，但是，曾國藩生前并無太多的外交實踐經(jīng)驗，或者說，由于曾國藩一生中主要精力在國內(nèi)戰(zhàn)事和政務中，所以，他對于當時歐洲列強文明文化實質(zhì)的認識和把握，是很不清楚的。曾國藩有“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的迂腐問題。李鴻章在一次向曾國藩討教外交方略的時候，曾國藩以儒生的“忠、信、篤、敬”原則教導之，他認為外國人也一定能夠被中國儒家的處世原則所感化。曾國藩這種將中國倫理觀泛濫到對外政策上的情況，非常的糟糕，這正如馬克思在《鴉片貿(mào)易史》一文中討論到中國當時外交情況的那樣，他認為，當時中國的一些人總是以道義原則去看待西方對外擴張行為，而一些西方人則是以賤買貴賣的商戰(zhàn)原則一再哄弄著堅持這種道義原則的中國人。李鴻章承認，他自己后來的外交方針一直遵循著曾國藩的“四字”原則，這正如他所說：“與洋人交際，以吾師忠信篤敬四字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與纏繞，時來親近，非鴻章先親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保ɡ铠櫿拢骸渡显�相·李文忠公全書》）。

　　由此可見，李鴻章不僅繼承了他老師在外交上的泛中國倫理化的迂腐，而且，他還發(fā)展了自己老師的思想，主觀認為當時已經(jīng)開始侵略中國的外國列強本來就是些很忠信的人，這樣的判斷，是否正確，中國慘痛的近代歷史，已經(jīng)說明了一切。固然，我們相信西方文明也有走向自己成熟和趨于愛好和平的一天，但是，我們卻不能夠像李鴻章那樣，把19世紀已經(jīng)侵入到中國家園里的外國列強看成為是什么忠信之義士，這說明，李鴻章就是個中國對外政治領域里的“東郭先生”。

　　歷史事實說明，李鴻章自接任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經(jīng)濟大臣，也就是主持了中國對外軍事、經(jīng)濟貿(mào)易和外交大政以后，他的“忠欣篤敬”和“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政策，一再被那些貪婪和血腥的歐洲列強所愚弄，中國也因此一步步被半殖民地化；

　　2，李鴻章由于過分迷信軍事武器而導致了他對中外戰(zhàn)爭的懼怕及其外交上的投降主義。前面介紹過，李鴻章的軍事生涯其實是很失敗的，他一生中打過的敗仗大大多于他打過的勝仗，他曾經(jīng)因為與太平軍的作戰(zhàn)不力，差點毀掉了自己的前程。他一生中十分重視甚至是崇拜先進武器，這，大概與他軍事失敗生涯來至于太平天國的洋槍隊有很大關(guān)系；
而且，淮軍后來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戰(zhàn)場上的勝利，也與美國籍流氓華爾組建和率領的洋槍隊“常勝軍”幫助他打仗有關(guān)系，這是后來李鴻章在執(zhí)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時候，總是試圖依賴外國去“借師助剿”政策的來源。這就是說，按照現(xiàn)在的行為心理分析，李鴻章很可能存在著先進武器迷戀癥和恐懼癥問題，這導致了他人生的后期中非常懼怕外來的先進武器，這直接反映出來的，就是他的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表達。

通過關(guān)于李鴻章的各種資料，我們現(xiàn)在可以發(fā)現(xiàn)，李鴻章一生中對軍事工業(yè)和軍事裝備的關(guān)注，幾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他的許多奏稿和信函，都是談怎么樣購買大型戰(zhàn)船和用先進武器去武裝自己淮軍的問題。1870年初期，雖然中國南北海防有一些戰(zhàn)事，但是，當時剛剛開始明治維新的日本羽毛未豐，即使日本于1874年出兵三千侵略臺灣，但也被僅僅有3·4萬平方公里面積的臺灣的軍民所困，而那時，中國近200萬平方公里的新疆地區(qū)已經(jīng)被分裂勢力所獨立立國，俄羅斯也已經(jīng)占領了新疆最富饒的伊犁地區(qū)。就是在這樣有如此清晰的輕重緩急態(tài)勢的軍事情況下，李鴻章居然一意孤行的阻撓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再要求朝廷將并不多的新疆軍費全投入到購買北洋軍艦上去。李鴻章這種奇特的舍近求遠和棄大顧小的心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恐怕還不能夠用他對海防與塞防軍務存在不同意見去解釋，其中，恐怕就有李鴻章的先進武器崇拜行為癥在之中作怪。

　　大概是他青年時代被太平天國的洋槍隊打怕了，且這樣的先進武器恐懼癥貫穿了他的后半生，所以，他后來的對外軍事外交路線，幾乎一直是退讓的，即使他在臨死前，都還告戒周圍的人不要輕言對外來侵略軍開戰(zhàn)。所以，筆者認為，我們今人恐怕還需要從行為心理科學的角度去審視李鴻章的投降主義的軍事外交思想。而事實上也是，裝備精良和噸位遠超過日本軍隊的北洋艦隊，則在后來的中日戰(zhàn)爭一役中一敗涂地。

　　3，錯誤使用“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的對外政策

　　“以夷制夷”，本來至于中國春秋縱橫術(shù)，并不為錯。但是，這是針對外埠作戰(zhàn)而言的，也就是說，“以夷制夷”的對外軍事外交政策，是將戰(zhàn)火和各種矛盾引向外國領土和外埠國際事務中去進行，這個對外軍事外交原則并不適宜在自己國內(nèi)的領土和國內(nèi)事務中去使用，否則，這就會將自己變成賣國賣身的“妓女”。

　　但是，李鴻章一生中好象從來都沒有搞清楚過“以夷制夷”是在本國國土之外去進行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說，李鴻章面對對于中國有領土有明顯占領野心的西方列強，他一開始的判斷就是錯誤的，他認為列強只在與我通商互利，所以，列強們不會輕言戰(zhàn)爭，他們“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李鴻章：《復曾相·李文忠公全書》）。這樣，他就很自然的開始運用“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去應付列強，造成了西方列強在中國土地上肆無忌憚地互相爭奪各自利益，最后，直接造成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所謂的“利益均沾”，最早起因是因為中國對外訂立各種通商條約的時候，外國列強總是互相攀比，要求中國也應該給予他們的同等通商的優(yōu)惠待遇。曾國藩早就發(fā)現(xiàn)外國人的這個“利益均沾”不僅不合理，還會導致外國列強干涉我主權(quán)和引狼入室，所以，他曾經(jīng)在自己生前將這個“利益均沾”的外交政策從中國外交大政中強行刪除了。后來，由于李鴻章使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去牽制外國對中國的領土侵略，比如，他從1870年代開始，就開始使用“聯(lián)俄拒日”去牽制日本，這樣，就導致李鴻章每達到一次自己的外交小目的，就必須要以犧牲自己國家更大的利益去為報償代價，而每一次某外國列強從中國身上得到了利益，西方其他列強國家立即就要求“利益均沾”，久而久之，李鴻章竟然將曾國藩一度拋棄的“利益均沾”列為了應付外來列強的一項基本外交國策，從而造成了外國列強得寸進尺和得尺近丈，個個外國列強都要來中國咬上一口，如果中國不讓他們咬，他們就要利用李鴻章一貫的“和戎”外交路線及其他懼怕外戰(zhàn)的人格原因去威脅中國，從而從李鴻章身上達到切割中國蛋糕的目的。中國，就是這樣在李鴻章的這種錯誤外交思想和政策之下，開始一步步走向了衰敗。

　　筆者在思考李鴻章的這一系列外交思想的時候，一是發(fā)現(xiàn)李鴻章的這一系列外交政策明顯產(chǎn)生了一種外交惡性怪圈，導致中國永遠無法滿足外來列強對中國的野心和侵略。二就是李鴻章的這種外交路線，簡直就是一種妓女外交路線，當時的李鴻章，就像一個性格軟弱和試圖討好自保的妓女，她面對一群嫖客，為了使得每個嫖客都能夠從自己身上取得快樂，于是，她“利益均沾”的試圖對這些嫖客搞平衡，結(jié)果，她以賣身滿足了這個嫖客，卻又引起了那個嫖客的不滿，滿足了那個嫖客，這個嫖客又不滿，最后，就只有把自己的身子徹底搞垮才完得了事。李鴻章，就是以這樣的“妓女多頭服務”的外交思想，將中國一步步送入了衰敗。俄羅斯和日本之所以敢在中國土地上打了一場日俄戰(zhàn)爭，日本之所以戰(zhàn)勝俄羅斯以后就不再離開東北，從而又導致了后來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持偽滿政府和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究其根源，都與李鴻章在19世紀末期執(zhí)行的這一系列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有直接關(guān)系，或者說是與李鴻章的“妓女賣身求和”外交方針有直接關(guān)系甚至說，就是因為李鴻章早期的“以夷制夷”和“利益均沾”外交政策，導致了后來中國的百年災難。所以，現(xiàn)在《走向共和》去為李鴻章翻案，真是壞透了！

　　4，李鴻章缺乏對中外文明文化本質(zhì)的清晰認識，他是“全面西化”的祖師爺

　　現(xiàn)在，一些人認為李鴻章是什么“中體西用”的倡導者，實際上，綜觀李鴻章一生的外交和政治的文化底蘊，可以發(fā)現(xiàn)，他這人既不懂外國，也并不真懂中國，他不可能是什么“中體西用”的思想倡導者。這，是后人根據(jù)李鴻章的一些守舊言論及其他熱衷洋務，自己去給李鴻章戴上的帽子，這帽子，對不上李鴻章的號。李鴻章是中國內(nèi)部西化派的祖師，這是早就有人看出來的一個事實。

　　李鴻章生前認為“當今之世，乃千年來一大變局”（《籌議海防折》），這一觀點，是來至于當時許多人的共識，理論依據(jù)是《易經(jīng)》中的“窮則變變則通”。應該說，不是19世紀才是“變世”，世界自古以來就一直就處于變化之中，所以，人應該適應自然和人文歷史變化，這，一直就是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但是，如何面對世界變局，這樣的世界變局中包不包括中國本身在內(nèi)，這個好象很簡單的問題，則困惑了許多中國人，當然也困惑住了當時的李鴻章。俗話講，最看不清楚的東西，是自己的鼻子下的東西，就是這樣的道理。

　　李鴻章當時認為“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nèi)則狎處?谷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間,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盱衡當時兵將,靖內(nèi)患或有余,御外侮則不足”（李鴻章：《復陳筱肪侍郎·李文忠公全書》），一句話，他是被外國強大的軍事勢力所嚇壞了，所以，當時李鴻章的對內(nèi)政治方針是“和戎內(nèi)變”，也就是對外一味退讓，對內(nèi)則支持變法。而李鴻章對內(nèi)的變法的原則是什么呢？李鴻章生前說得并不多，只是一再強調(diào)應該讓中國匯同于“世界”中去，也就是“使中國有識之士無不明洋務，庶練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漸增強”。這樣的空洞的“西化”思想，當然來至于他對外國利器的恐懼，同時也來至于他對日本崛起的向往，認為日本脫亞入歐如此迅速崛起，實在是中國的好榜樣。這樣，就造成李鴻章在1870年擔任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和文華殿大學士之后，也就是李鴻章全面掌握了中國對外政治、軍事、外交、經(jīng)濟大權(quán)以后，他開始全面模仿西方，而少有培植自己的科學力量及其深入去研究和發(fā)掘中國自己傳統(tǒng)去應對外來世界的沖擊的表達。

　　大家只要了解了李鴻章的“西化”思想，幾乎就可以看出，中國新五四文化運動時期的一批西化分子的理論基礎，并未超越李鴻章！特別安徽籍的胡適的“充分世界化”思想，幾乎與他的老鄉(xiāng)李鴻章的融入世界的理念如出一轍，同樣空洞無物，操作性極其差。中國的近代史也無情證明，當放棄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去盲目模仿西方的一切的時候，中國不但搞得自己就像那已經(jīng)不會走路的“邯鄲學步”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永遠無法超越別人！這道理非常簡單，當你確定自己要牽著別人的衣角去走路的時候，你雖然可能走得快一點，但是，你永遠無法超越你牽衣角的那人，甚至還會永遠因此失去自己的創(chuàng)造活力而被役于他人！非常遺憾的是，當時的李鴻章沒有明白這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后來的新文化運動者中的“西化派”們沒有明白這個道理，現(xiàn)在的《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同樣還是沒有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筆者還是這句話，我們最看不清楚的，往往就是鼻子底下的東西！

　　中西方文明文化的沖突和交融，是世界大勢所趨，但是，中西文明文化的融和，猶如兩條江河的匯流，而不是去斬斷自己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源流。如果是刻意去斬斷自己的文明文化源流去一味去西化自己，那，就是賣國亡國的開始！李鴻章賣國，就是因為他的腦袋極其不清楚所至，現(xiàn)在的一些西化派，同樣也是腦袋不清楚！

　　李鴻章，就是現(xiàn)在中國的一批自以為自己是中國新文化啟蒙者的西化派分子們的祖師爺！李鴻章賣國，那是鐵的事實！現(xiàn)在的一批西化派分子，會不會也會走向賣國的不歸路呢？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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