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必然存在著弱勢階層或弱勢群體�？梢哉f，弱勢階層的生存狀況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程度。任何統治階級總是想方設法把保持社會穩(wěn)定作為第一要務。保持社會穩(wěn)定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通過高壓控制獲得的消極穩(wěn)定，二是采取主動疏導形成的積極穩(wěn)定。無論采取哪種形式，社會穩(wěn)定最終決定于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對弱勢階層的態(tài)度。

　　農民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幾千年來，農民一直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中國歷史上，數不清的農民起義和朝代更替，大都是國家權力與農民權利惡性互動的結果，一句話，就是作為弱勢階層的農民常常被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逼到了生存危機的最邊緣，揭竿而起就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所謂“逼上梁山”，就是主流社會無視底層民眾生存危機的一種心境描述。自古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心”，主要就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心愿”；
怎樣才算得“民心”？就是要維護弱勢階層的切身利益，這種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中國封建帝王雖然大都懂得這個道理，但也大都難以做到。通常情況是，一個朝代興起時，統治階級還能體恤民情，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yǎng)生息，但隨即而來的就是朝廷的橫征暴斂和官吏的胡作非為。黃炎培對這種“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十分困惑。元朝詩人張養(yǎng)浩更是對“興亡百姓苦”大加感嘆，這種“興亡百姓苦”，就是弱勢階層始終得不到有效保護的真實寫照。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雖然對社會底層民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們卻找不到解決底層民眾苦難的道路，他們始終只停留在“仁政”上，寄希望于“明主賢君”以“仁政”治天下.而權力具有天然的侵害性，自覺行“仁政”的君主實在太少，弱勢階層始終跳不出“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的歷史性怪圈。西方思想家則不然，他們比中國人更具政治思想，他們認為“英明領袖”是靠不住的，他們懂得區(qū)分權力和權利，懂得通過約束權力來保護權利，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資產階級革命，保障民權、限制君權的憲法意識和憲政政治大行其道。

　　在人類歷史上，屬于弱勢階層的最偉大的理論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的理論，其實質就是猛烈地批判剝削制度和特權，鮮明地為弱勢階層爭取徹底的解放。馬克思之所以被評選為人類千年偉大思想家第一人，關鍵在于他的理論是屬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是為弱勢階層說話的理論，是徹底解放弱勢階層的理論。時至今日，人們之所以真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向往社會主義，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當今世界，保護弱勢階層，促進每個人自由、平等和發(fā)展，已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訴求。在西方，尤其是二戰(zhàn)后，各國紛紛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著力修補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不斷化解來自社會底層的呼聲和矛盾，有效地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發(fā)生。在北歐，普遍建立起了典型的保護弱勢階層利益的福利社會。著眼于為弱勢階層謀福利的第三條道路在歐洲正方興未艾。在美國，保護弱勢階層已經形成為一種強大的美國精神，人們普遍認為，一個關心群眾福利的犯錯誤的政府要比一個漠視人民疾苦無所作為的政府好。羅斯福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言論、信仰、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的新四大自由。從此，有人挨餓就不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政府和全社會都有責任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從這一觀念出發(fā)，一系列保護弱勢群體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據，而且是政府和社會強勢集團應盡的責任，于是覆蓋社會全體成員的社會安全和社會保障的觀念和制度得以確立和完善。在美國政府采取種種政策措施保護弱勢階層的同時，美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卻毅然承擔起批判特權、為弱勢階層說話的神圣使命。在美國，知識分子的定義就和批判精神聯系在一些，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為核心的社會良心，對一切有背于這一理想的社會弊端加以無情地撻伐是其天職。整個知識階層自覺地以批判特權為己任，而政府也從未想到要對知識分子的言行加以壓制。這樣，在全社會就形成了為弱勢階層說話的強大氛圍。更難能可貴的是，除了政府征收高稅率的遺產稅外，發(fā)了財的美國人都樂于向弱勢階層和社會捐贈，私人公益事業(yè)十分發(fā)達。這就使得處在社會底層的弱勢階層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自由權利，而身居社會上層的強勢集團的種種善舉，也就贏得了弱勢階層的理解和信賴，整個社會處在一種和諧平衡的發(fā)展狀況之中。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不僅是上層社會的追求，也成為低層民眾的愿望。這種穩(wěn)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每天都包含著改革、充滿生機勃勃的穩(wěn)定。著名美國問題專家資中筠對此深有感觸。

　　在中國，占總人口70%的9億農民是最大的弱勢階層。雖然上上下下都一致認識到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但在具體對待農民這一弱勢群體上，卻常常做出事與愿違的事來。就是說我們不但沒有有效地保護弱勢階層，相反，“柿子專揀軟的捏”，我們還從各個方面限制和歧視弱勢階層，這就使農民這個弱勢群體的地位更加弱勢化，這種現象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在國家宏觀層面上，我國深受蘇聯模式的嚴重影響，建國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確保這個體制的運轉，一方面，國家實行“挖農補工”戰(zhàn)略，人為制造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長期以來隱蔽地從農民手中抽走巨額資金，農民以自身的貧困支撐起國家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城市的繁榮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實質上是強勢集團利用手中掌握的組織資源對弱勢階層的剝奪。與此同時，國家還人為地實行城鄉(xiāng)有別的二元政策制度，對市民是一套，對農民是另一套。在戶籍制度上，人為劃分農業(yè)人口和非農業(yè)人口，嚴格限制農民進城；
在就業(yè)制度上，國家只對市民負責，而對農民撒手不管，農民不能到國家機關、企業(yè)單位工作；
在教育制度上，國家只負責城市中小學教育，農村中小學教育則由農民自己掏腰包解決；
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國家只承擔對市民的保障，而對農民置之不理，農民只有把自己的生老病死全部寄托在貧瘠的土地上，等等。這種歧視農民的二元政策制度，形成了舉世獨有的二元社會結構，使農民這個弱勢階層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

　　在基層政權層面上，直接管轄農民的縣鄉(xiāng)村三級在社會轉型時期，未能及時轉變職能，相反卻成為市場經濟中的逐利主體，各級各部門的內部權力運作已蛻變成“數字型政績至上主義”的行政理念，在這種“數字型政績至上主義”的行政理念指使下，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已經不再是為民眾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不擇手段地完成“數字指標”，這種“數字指標”就成為目的，而農民則成為“配合”完成“數字指標”任務的手段，于是鄉(xiāng)村干部逼死打死農民的現象就不絕于耳，弱勢階層的基本人身安全競然缺乏應有保障。著名經濟學家盛洪稱這是農民“最沉重的負擔”�？梢娮鳛槿鮿蓦A層的中國農民，在大環(huán)境上遭受國家二元制度的歧視，在小環(huán)境上又承受縣鄉(xiāng)村三級利益共同體的聯合擠壓。

　　在社會輿論層面上，知識分子批判特權、為農民說話則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從1953年共和國為農民說話的“始作俑者”梁漱溟訴說農民生活在“九天之下”遭到無情地批判，到2000年上書國務院總理訴說“農民真苦”的湖北省監(jiān)利縣棋盤鄉(xiāng)原黨委書記李昌平被迫辭職南下打工，50年來，一句話，欲說農民好困惑。建國后，經過反右斗爭、文化大革命，飽經滄桑的知識分子萬馬齊喑，誰也不敢再為弱勢階層說話了，更不敢批判特權。知識分子天然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竟然異化成舉世罕見的“歌頌現實主義”，社會主流輿論由為弱勢階層說話轉變成為強勢集團“幫腔”，由批判特權蛻變?yōu)橘潛P特權。弱勢階層的不幸遭遇就在一片歌頌聲中被徹底淹沒。在三年困難時期，被活活餓死的弱勢群體達4000萬之巨，這可是相當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總人口，可在當時，知識分子對此卻視而不見，一天到晚沉醉在贊美特權的大好形勢中。

　　而發(fā)了財的“先富階層”，大都缺乏回報社會、捐贈社會的文明意識，他們不是對尚在貧困之中的弱勢階層麻木不仁，就是盛氣凌人。有錢無處花的“先富階層”的生活方式不是大勢修建豪華墳墓，就是包二奶，花天酒地。這就使得暴富階層與弱勢階層必不可免地產生巨大的心理隔閡，社會不穩(wěn)定的隱患在滋長。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不認真對待弱勢階層，社會的長治久安就沒有切實的保障。人們當然反對極具破壞性的“暴力革命”，但人們更加渴望盡快形成社會平衡協調機制，切實保護弱勢階層的利益。在我國，保護農民這一弱勢階層的利益，必然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堅決廢除一切歧視農民的政策制度，使農民享受到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當前迫切需要調整“挖農補工”戰(zhàn)略，廢除二元社會結構，進行徹底的戶籍制度改革，重新恢復和確立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任何大中城市都無權緊閉“城門”，也無權抬高進城“門檻”。政府行政的理念應著眼于全體公民，而不是只顧市民不顧農民。只有解決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公民的就業(yè)、教育、社會保障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為整個社會成員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這個政府才算得上稱職的現代文明政府。保護弱勢層的利益，實質上是在保障人權、維護憲法的神圣權威。第二步，就是上層社會和強勢集團對弱勢階層的政策傾斜和人道關懷。上層社會和強勢集團積極主動地向弱勢階層伸出援助之手，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確保社會穩(wěn)定的潤滑劑。整個社會都應該為弱勢階層創(chuàng)造更優(yōu)越的生存發(fā)展環(huán)境，確保弱勢階層的每個成員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

　　筆者注意到，近些年來，“三農”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決策層在不斷地推出有利于弱勢階層的政策制度，比如說，村民自治、小城鎮(zhèn)戶籍改革、稅費改革試點等，學術理論界對“三農”問題的關注熱情空前高漲，呈現出不少為農民這一弱勢階層說話的專家學者，各類媒體也不惜版面刊載“三農”問題的文章，這當然是很好的現象，但這一切還僅僅是開了個好頭，要達到目的，還任重道遠。不過，我們都應當有這樣一個共同的信念：為弱勢階層說話，就是為社會進步說話，就是為社會穩(wěn)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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