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想是辦一份發(fā)出臺灣聲音的雜志。在他看來，中時、聯(lián)合兩大報系無法代表臺灣 　　 　　 　　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媒體是通過他來了解“戒嚴”時期臺灣情況的。他被稱作臺灣“地下新聞局長”；
　　他曾參與創(chuàng)辦名噪一時的“黨外”雜志《八十年代》；
　　2000年，他為陳水扁的“總統(tǒng)就職演說”捉刀，隨后又擔任“國安會”(情報部門)副秘書長――20年前，他是情報部門密切監(jiān)視的人物；
　　4年后，陳水扁連任，他辭官而去。
　　作為臺灣戰(zhàn)后出生的第一代政治記者，他和他的戰(zhàn)友已在各個層面影響了臺灣社會的走向。
　　他就是司馬文武，真名江春男。
　　
　　連余老板都被調(diào)查
　　
　　司馬文武是政治大學的碩士，這對于遠在臺中深山的家庭來說，本該是一件揚眉吐氣的事情。他父親卻很擔心――司馬文武的堂伯念過師范學校，因為“2?28事件”，被抓去關(guān)了27年。父親無法理解，明明可以去作公務員的兒子，為何選擇了記者這個卑微的職業(yè)，甚至投身“黨外”運動。
　　“戒嚴”時期，作一個自由主義的記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幾乎所有媒體里，都有幫安全部門工作的人。記者在立法院跟“黨外”政治人物講話、獲取信息，會被人告密。
　　
　　《中國時報》是司馬文武新聞生涯的第一站，當時他主跑政治和外交。一次，《中國時報》老板余紀忠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聽說美國要與臺灣“斷交”，立即讓司馬文武去做深入報道。很快，安全部門找上門來，問他從哪兒了解到這樣的信息，要他把余紀忠供出來。
　　多年后回首這段日子，司馬文武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記者，不過是一名“文宣人員”。
　　
　　和“警總”玩“貓和老鼠”
　　
　　因為與“黨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馬被迫離開《中國時報》。游學歸來，他在島內(nèi)媒體兜了一圈，最后還是選擇“黨外”雜志，走了一條異見者的道路。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臺灣急速發(fā)展的年代。經(jīng)濟騰飛，中產(chǎn)階級日漸壯大，他們強烈要求在政治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與此同時，臺灣本土意識覺醒，臺美斷交，“中華民國”退出聯(lián)合國……
　　整個社會處在暴風雨到來之前的興奮和迷茫之中。
　　司馬文武的理想是辦一份發(fā)出臺灣聲音的雜志。在他看來，中時、聯(lián)合兩大報系無法代表臺灣。
　　
　　當時媒體要面臨四大壓力：警備總部、調(diào)查局、國民黨文工會和軍隊政治系統(tǒng)，前兩者殺傷力尤為強大。
　　辦“黨外”雜志是一件非�！按碳ぁ钡氖虑椋簭牟稍L秘密消息源、寫稿到印刷、發(fā)行，都要偷偷摸摸，趕在查禁之前。
　　電話竊聽，信件攔截，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司馬和他的戰(zhàn)友不得不經(jīng)常換印刷廠，改變印刷時間；約稿時都有暗號，“我家里今天做了新菜，你來吧”……每一次在高速公路和大街小巷中的追逐，都像戰(zhàn)斗一樣�！都~約時報》曾以“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s’”為題，報道“黨外”雜志生存的艱辛。
　　日子久了，“貓”和“老鼠”也開始有了接觸，甚至發(fā)生了“共生多贏”局面。
　　根據(jù)當時臺灣政府的制度，成功查禁“黨外”雜志，警總情報人員就能領(lǐng)取獎金；印刷廠主動檢舉、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能領(lǐng)取10元獎金。
　　司馬就先印2000本，讓政府“查禁”。等印刷廠的檢舉和警總的查禁告一段落，才開始正式印刷和發(fā)行。
　　這樣一來，情報人員和印刷廠都拿足獎金，“黨外”雜志照常發(fā)行，發(fā)行量蒸蒸日上，沒有一頁廣告(沒企業(yè)敢在他們這兒登廣告)，單靠發(fā)行就能養(yǎng)活自己。
　　時間一長，情報部門長官發(fā)覺情況不對：獎金越發(fā)越多，雜志也越禁越多。于是換了更厲害的人來查禁。
　　新一撥情報人員一來就搶書。司馬干脆找來一些立委和記者，情報人員搶書，他們就拍下來，把照片登在下一期雜志上，結(jié)果這些情報人員不是被調(diào)走，就是請吃飯，說：“拜托別這樣，大家都是為政府嘛！”
　　司馬文武和他的戰(zhàn)友試圖和情報人員辯論，想知道到底哪一頁、哪一行、哪一句違法了。讓他們震驚的是，警總來查禁時，公文已經(jīng)蓋好章，內(nèi)容空著，隨便填，不然就是事先寫好的一些語義含糊、籠統(tǒng)的原因，比如“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fā)行旨趣”。司馬很奇怪，我們雜志還沒印出來，你怎么就知道我們影響民心了？
　　
　　兩個“新聞局長”
　　
　　黨外雜志開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派是《美麗島》為代表的行動派。《美麗島》網(wǎng)羅了全臺各地的黨外人物，在各大城市設(shè)立分社及服務處，每在一地成立服務處，便在該地舉行演講會；另一派則是《八十年代》為代表的理論派，主張言論為主，不搞政治運動。
　　令司馬文武失望的是，當時臺灣的新聞傳播學界，不但沒有站出來為“黨外”雜志說話，很多學者干脆就是政府的喉舌，為查禁“黨外”雜志尋找理論根據(jù)。
　　當時的“黨外”媒體中，司馬文武是少數(shù)英文好又是大報出身的資深傳媒人之一，因此，很多國外記者來臺灣，跑過政府機構(gòu)后，就會找他了解情況。人們戲稱臺灣有兩個“新聞局長”――臺面上是宋楚瑜，臺面下是司馬文武。
　　正是透過與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與互動，司馬文武逐漸意識到新聞專業(yè)主義的重要性。
　　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解除報禁。
　　一系列大事件的發(fā)生，讓司馬覺得大功告成，可以安居樂業(yè)。
　　
　　商業(yè)時代的困境
　　
　　臺灣社會在80年代末實現(xiàn)轉(zhuǎn)型，“黨外”勢力走上前臺，司馬文武開始反思報業(yè)的職能。
　　戒嚴時期，媒體要爭取新聞自由，現(xiàn)在講求的是企業(yè)利潤最大化。
　　以前只要有理想、有主張、有才氣，就能成功，有的雜志原先沒有讀者，但只要它被查封，立刻成為英雄，雜志也立即大賣�，F(xiàn)在沒有警總來查禁了，辦不下去的都是因為資金不足。
　　他和周天瑞、王健壯、王杏慶(南方朔)一起創(chuàng)辦了《新新聞》雜志。他們認為解嚴之后，“黨外”雜志就該功成身退，專業(yè)新聞雜志應該成為社會所需。他們認為既然財團可以辦報，沒道理我們就辦不到，我們可是臺灣最好的新聞人。
　　在《首都早報》時，他有過天真的想法：傳媒不能被財團和政客控制，于是不要大老板，集合了60多個小股東，以為這樣最獨立。后來才知道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為報紙出問題時沒有人愿意負責。
　　因為資金和經(jīng)營問題，《首都早報》在1990年8月�？�。
　　最讓他費心的是英文《臺北時報》(《Taipei Times》)。他企圖用這份報紙來向世界發(fā)出臺灣的聲音，可老板不這么想，為了降低采訪成本，他要求直接將中文報道翻譯成英文，甚至寧愿把這份報紙辦成學英語的刊物。
　　
　　執(zhí)掌情報系統(tǒng)
　　
　　司馬文武沒有加入民進黨。在他看來，傳媒人可以做政治新聞，但不能陷入黨爭之中，不能帶著黨派的眼光來工作。
　　他對國民黨并沒有太大的不滿。他的很多研究生同學都進入了國民黨官員體系。在他看來，那么多人在國民黨做官，為什么整個黨所表現(xiàn)的成果就那么差呢？一定是制度出了問題。
　　2000年，臺灣實現(xiàn)了政黨輪替。陳水扁委托司馬文武來寫就職演講辭。隨后他便被委任為“國安會”副秘書長。
　　從一個被情報人員監(jiān)視的異見者，到情報部門二當家，這中間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心理過程？人們認為他從此被政府招安，背棄了青年時代的理想。
　　但在司馬文武看來，去“國安會”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皣�安會”4年的經(jīng)歷，讓他更深刻地明白了那些外交消息、軍事情報背后的價值。這名曾經(jīng)名震島內(nèi)的大記者甚至會去以色列考察軍火。
　　在“國安會”任內(nèi)，他不與記者交往，不寫文章，不對外發(fā)言。
　　但是骨子里的記者情結(jié)，最終還是讓他選擇了離開。他總結(jié)出記者的一種特質(zhì)，就是路見不平，總想行俠仗義，面對遮蔽，總想把真實的一面呈現(xiàn)出來。
　　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tǒng)”，司馬文武重歸新聞界。
　　
　　專欄作家最過癮
　　
　　這一回，司馬感到的卻是陌生的窒息感。
　　政黨輪替后的4年里，臺灣媒體基本上已經(jīng)在藍綠陣營中就位。兇殺、暴力、色情開始成為新聞業(yè)的主旋律，媒體不再把社會正義奉為最大理想，轉(zhuǎn)而去追求利潤最大化。
　　《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請他來做報社的顧問和專欄作家。在司馬文武看來，當專欄作家最過癮，可以主張理想、推銷正義，又不必沖鋒陷陣。
　　在體制內(nèi)待了4年的司馬文武對媒介也有了新的看法：批評不代表永遠站在對立面，如果媒體要當“永遠的反對者”，應該是所有政黨都要批評，而不是為了反對執(zhí)政黨就同情在野黨。
　　戒嚴時代的臺灣記者都是知識分子，沒名沒利，后來一有機會，就跑去當官或者教書了。
　　很多次，他捫心自問，“這是一個正當行業(yè)”么？記者在社會上被人看低，是否還有必要從事這一行當呢？
　　他在心里盤算著：當年的同學經(jīng)商的，不是健康出狀況，就是家庭有問題；當教授的，幫助年輕人成長自己卻未必成長；跑去當官的，為出頭煞費苦心，就算當了政務官，沒有任期保證，說不定哪天，一下就沒了位子；當公務員的，一輩子在公文里打轉(zhuǎn)，生命又有什么意義？
　　當記者，能夠維持生活的品質(zhì)，又可以為這個社會做有價值的事情，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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