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公務員哪怕是用公款給自己買瓶汽水也不行 　　 　　日前，香港環(huán)保署曝出新聞：某助理署長因涉嫌長期在工作時間內瀏覽色情網頁，面臨革職的危險。這種在內地看來不過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卻讓我們發(fā)現：原來香港對待官員是如此嚴苛，尤其是對待高級官員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實際上，這位助理署長已不是香港第一個在陰溝里翻船的高官“倒霉蛋”。
　　早在2003年，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就因在增加汽車登記稅前為愛女買車，被公眾質疑有利用公職避稅之嫌。事后，他向公眾解釋完全是“疏忽”所致，并向慈善機構捐款38萬元以表誠意，而稅前稅后買車的差額只有5萬元。顯然，相對于梁的上億身家，他不可能為了省5萬元而故意避稅，奈何時機不對，無法擺脫以身試法的嫌疑，最后不得不主動請辭。
　　2004年，香港第二屆特區(qū)政府實行“高官問責制”，第一個被問責的高級官員，是抵抗非典不力的衛(wèi)生局局長楊永強。
　　2007年，香港廣播處處長（即香港電臺最高負責人）朱培慶因為觀看桌上脫衣舞，被狗仔隊拍下了與脫衣舞娘的親密照片，在多方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官運就此了結。
　　對比之下，環(huán)保署這一事件已是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有了前車之鑒，這位助理署長也算不得冤枉。只是對于大陸民眾來說，上班喝茶看報，下班公車私用，類似行為本就是公務員的“福利”之一，瀏覽色情網頁，也只是“個人愛好”，很難與“以權謀私”掛上關系。
　　但是在香港，公私之間有著嚴格界限，嚴禁公務員使用政府資源處理私務，哪怕是用公款給自己買瓶汽水也不行。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眾以納稅為代價、換取公共服務之所，所有公務員都是為公眾服務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蔭權在競選時就曾提出口號：“我會做好呢（這）份工！”所以，作為為市民服務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務員就沒特權可言。
　　本刊在采訪臺灣作家龍應臺時，曾與她談起1999年她出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時的往事。龍應臺告訴記者，“當官其實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迫使你必須學會約束自己。”在任4年，龍應臺說自己從沒用辦公室電話打過一個私人電話。
　　此次環(huán)保署事件，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就是環(huán)保署的“家丑外揚”，主動揭發(fā)。實際上這得益于香港的監(jiān)督體系。
　　香港的監(jiān)督系統(tǒng)主要由內外兩個部分組成。內部監(jiān)督是行政系統(tǒng)的自我監(jiān)督。外部則是司法和新聞監(jiān)督。
　　香港對公務員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門都獨立設有“上訴委員會”、“防止貪污組”等機構，接受市民的投訴。如香港警察部門就設有投訴及內部調查科，專責接受公民對警隊的投訴和整頓的紀律監(jiān)督。
　　更難得的是，這種自我監(jiān)督的結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統(tǒng)內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規(guī)定提交上級處理，并且必須如實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jiān)督和輿論監(jiān)督。
　　香港這套嚴謹的行政監(jiān)督系統(tǒng)，實質上是昔日宗主國――英國留給香港的“遺產”。英國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樣板與楷模，其公務員必須遵守《榮譽法典》中規(guī)定的職業(yè)道德。英國的文職官員被稱作“事務官”，是與參與內閣的“政務官”相分離的。他們不參與黨派紛爭，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專門處理政府事務的技術人員。出了任何道德和紀律錯誤，就意味著仕途的終結。
　　由于政務和事務的剝離，使得大量的“事務官”沒必要與“政務官”形成人生依附關系（也就是大陸流行的“官場站隊”說法）。香港同樣保留了這一“英國特色”。
　　這套近乎苛刻的監(jiān)督管理體制，讓許多香港公務員在工作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因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職員，其權益還受《雇傭條例》保護，即使犯錯，也不至動輒被炒魷魚。但拿穩(wěn)定高薪的公務員們不要說有錯，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許瑕疵，都有可能丟官免職。
　　相比香港，大陸的官場生態(tài)更為“寬松”和“自由”。南邊的官出了事可以往北邊調，山西的官有問題可以去北京。與之相反，在香港官做得越大，出了事，受到的處罰也就越重。如果這次環(huán)保署事件主角換作一位低層公務員，結果可能是內部處理。而現在這位助理署長不僅可能被革職，很可能連退休的長俸也會被剝奪。
　　這恰恰反映了權力與責任對等、權限和約束匹配的現代法治原則。寬待民眾，嚴苛政府，而不是恰恰與之相反，正好體現了一個盡人皆知的常識：是民眾監(jiān)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監(jiān)管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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