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6日上午，位于北京市朝陽門外的中國外交部門前車水馬龍，人流如織。外交部新大樓在明亮的陽光下矗立著，宏偉，神秘。記者第一次走進這座大樓。 　　自1949年11月成立以來，中國外交部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此中，中國外交官更是完成了一個新老交替的過程，變得更為大方、自信與成熟。
　　
　　“將軍大使”與“八路大使”
　　
　　1949年7月的一天，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野特縱炮三團政委的康矛召在南京街頭買了一雙皮鞋，換下了腳上的布鞋。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這時，南京解放不久，新中國尚未成立，原來各國駐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機構和人員有很多還沒撤走。因新政府尚未建立，與他們均無外交關系，只能將他們當作僑民對待。與這些“僑民”打交道的是“南京外事處”。
　　英國大使館提前與成立前的新政府做建交工作，英國原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胡階森約見“南京外事處”官員。外事處決定由康矛召陪同外事處負責人劉柯進行會見。
　　“現在是搞外交活動，你們應該穿皮鞋！”有人提議。那時，康矛召等人還是一身解放軍裝扮，穿著軍服和布鞋。
　　康矛召新買的這雙鞋，也許就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外交官腳上的第一雙皮鞋。
　　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來任首任外交部長。
　　周恩來曾說：“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都要挑選最忠誠、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來從事外交工作。我們的外交干部無非幾個來源：首先是從軍隊中選調，軍隊干部經過戰(zhàn)爭的考驗，是最靠得住的；二是從地方干部中選調，他們有領導工作的經驗，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從地下黨中選調，他們的文化水平較高，是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中鍛煉過來的，也是可靠的�！�
　　這樣，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長，出任我國首任駐蘇聯(lián)大使；李克農任副部長，主持外交部常務工作；章漢夫任副部長；王炳南任辦公廳主任；時任東北軍區(qū)參謀長的伍修權將軍主持東歐司；等等。
　　而在首批駐外大使中，將軍占了絕大多數。算至1951年6月底為止，新中國所派出的首批駐外大使15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從解放軍各部隊或軍區(qū)調來的兵團級、軍級以上的干部。這些外交官被稱為“將軍大使”。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袁仲賢、耿飆、黃鎮(zhèn)等。
　　袁仲賢長期從事軍隊領導工作，1950年任我國駐印度首任大使，1955年兼任我國駐尼泊爾首任大使，1956―1957年，任外交部副部長。在袁仲賢赴印度當大使時，康矛召隨他去當參贊，之后不久，他也成了一位駐外大使，曾駐柬埔寨、毛里塔尼亞、比利時等國。
　　這批外交官是在建國之初這種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外交學院對外關系教研室的周尊南教授告訴本刊記者：“這批大使與外交官政治上很可靠，其中也產生了多位知名外交家，但也有其不足，比如他們不懂外語。”
　　
　　新老交替
　　
　　周尊南教授介紹，1950年9月，為立即著手培養(yǎng)外交人才，中國人民大學建校之時，就設置了外交系。1955年9月，鑒于國際形勢的發(fā)展和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為進一步加強外交隊伍建設，由周恩來親自提議，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決定在人大外交系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外交學院。1959年，原北京外語學校和北京俄語學院合并又成立了北京外國語學院，1962年，該院被確定為外交部外語人才的培養(yǎng)基地。
　　王毅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成立于1964年10月。這年春天，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深感外事漸多而人才匱乏，在他的提議下，新建了這所外語院校。
　　周尊南教授介紹，這些院校的陸續(xù)成立，使中國外交人才有了培養(yǎng)基地，因此產生了一批既懂外語，又受過外交專業(yè)訓練的新型外交官。后來，為適應形勢發(fā)展需要，外交部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從其他重點高校招人入部。
　　1980年代中期，外交隊伍新老交替逐步完成。新型外交官開始在各個崗位上施展手腳。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如外交部現任副部長戴秉國、王毅，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王光亞等。
　　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章啟月也是其中一個。出身外交官家庭的她進入外交界頗為傳奇，1973年，外交部報經毛澤東批準，作為一種探試，決定派遣5名中小學生去美國學習英語，未滿14歲的章啟月是其中一個。目前，章啟月是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是李金華（前駐新西蘭大使）、范慧娟（前駐愛爾蘭大使）后，中國外交部又一位女發(fā)言人。
　　
　　“報人外交家”
　　
　　在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宮少朋看來，在完成新老交替前的中國外交隊伍中，還曾存在一個特殊的“報人群體”，即一批調入外交部前曾在新聞界從事過采編評論工作的人士。宮少朋教授估計，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報人”外交官一度占資深外交官總數的1/5左右。而1949年以來的歷任外交部長中，周恩來、陳毅、喬冠華曾有“報人”經歷，錢其琛也曾在上�！洞蠊珗蟆饭┻^職。
　　這個報人外交家群體是如何形成的？在宮教授看來，它并非是某種刻意規(guī)劃的產物，而是在一些客觀基礎上造成的結果。一些奉調入部的“報人”干部進入外交界，更多地是出于外交工作屬于打“文仗”，因而需要知識分子干部的緣故。
　　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緣由在于，新中國在執(zhí)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時，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這就是“說理外交”�！罢f理外交”是相對于“表態(tài)外交”而言的，其基本點在于：堅持原則，同時也要求把道理講清楚，做到以理服人，同時還要體諒對方的處境，不強人所難，注意留有余地。
　　宮教授認為，在國際關系乃至外交活動中，書面語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代外交的日常工作不在外交前臺，而在辦公桌旁�！薄啊�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外交文件、聲明乃至有關外交的新聞評論，如果內容不合邏輯，言辭缺乏文采，又如何達到充分說理的目的呢？”
　　在宮教授看來，建國后的這批“報人外交家”用手中之筆為“說理外交”寫下了光輝篇章。雖然隨著外交隊伍新老交替的完成，外交界的 “報人群體”也完成了歷史使命，但其優(yōu)良傳統(tǒng)仍值得當今外交官們繼承與發(f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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