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首先是美國的凱恩斯，他相信美國政府最終不會突破市場經濟的底線，更不會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線。 　　 　　我所不了解的凱恩斯，這位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在最近一段時間似乎成為自由主義的敵人、市場經濟的敵人，甚至是專制政府的幫兇。許小年說，我們不需要凱恩斯主義，張維迎說，要埋葬凱恩斯主義。事實真的如此嗎？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幾乎同時表達了對凱恩斯主義的警惕，究竟是什么用意？
　　感謝克魯格曼，他的中國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淺。在短暫的面對面請教之后，我開始閱讀他的新書《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這當然是一本試圖掃描經濟危機歷史的書，從上個世紀初期的美國大蕭條開始，作者的分析橫掃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短視與愚蠢。一直到今天，這場仍然在蔓延的經濟危機，成為克魯格曼的最近關注案例。在這樣的歷史流變之中，我發(fā)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克魯格曼和那些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捍衛(wèi)者在援引數據，史料，在尋找經濟危機的原因之時，焦點幾乎一致。而對政府的批評，尤其是對格林斯潘的批評，更是異口同聲。只有在如何理解凱恩斯主義的問題上，雙方的分野才開始顯露出來：
　　“在1930年12月，當事態(tài)變得明朗，即美國已經陷入一場罕見的大衰退時，凱恩斯試圖向公眾解釋這場蕭條的起因。他宣稱：我們的交流發(fā)電機出了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句話十分激進，因為凱恩斯其實是在宣稱，美國的經濟引擎將不會自動重啟，而是需要由政府來激活。但是，從更深的意義上講，說這話的凱恩斯是一個保守派，因為他的意思是說，美國經濟引擎的問題并不是根本性的，通過一種技術性的修理就能解決�！�
　　怎么理解克魯格曼這些話的價值？我們需要了解一下凱恩斯時代的宏大背景。對人類歷史而言，那是一個迷惘的時代。當時，世界上有太多的知識分子都深信，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西方惟有轉向一種集權式的計劃經濟，才能擺脫大蕭條。這甚至包括了以自由主義為旗幟的羅素，以及我們熱愛的胡適之。
　　我在余英時先生的著作《重尋胡適歷程》的23頁讀到：“奇怪得很，他(羅素)說蘇俄的dictatorship辦法是最適用于俄國和中國的。他說，這樣的農業(yè)國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dictatorship的法子。我（胡適之）說，那我們愛自由的人卻有點受不了。他說，那只好要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認為不忠恕”。
　　我的意思是想說，即便是羅素，即便是胡適之，在當時當地，對資本主義的信心，對天賦人權的信心，對自由的信心，也是一種小信，一種猶豫，一種失望。只有凱恩斯響亮地提出，資本主義并沒有走上絕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修理好，要捍衛(wèi)我們的自由權利，僅僅需要一種十分有限的干預，這種干預一點都不會破壞私有財產和私人決策。
　　顯然，我們的歷史成全了凱恩斯。在市場經濟，自由理念一片蕭瑟之中，凱恩斯開出的藥方真的拯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之后的經濟復興使得人們對自由市場經濟重新樹起了信心。而當時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決策，使得人們確信，宏觀經濟干預，尤其是以削減利率或者增加預算赤字來對抗衰退的辦法，可以使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在基本充分就業(yè)之下，大體保持穩(wěn)定。
　　說實話，對于一個視自由和市場為空氣的人而言，我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策略有一種本能的不認同。因為古典經濟學堅定地認為，政府必然要經過私人利益的過濾，這意味著政府的干預有可能越過自由的底線，最終形成一種對人的奴役。任何一種專制制度，事實上就是政府干預過度才得以形成。
　　為了解開我內心的糾結，我開始閱讀凱恩斯那本詰屈聱牙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以我的準經濟學愛好者的專業(yè)積累，我顯然看不懂那些復雜的公式，那些天書一樣的數學模型。但有幾個問題我終于清晰起來：
　　凱恩斯首先是美國的凱恩斯。他面對的政府，是一個建立在五月花號公約上的新教倫理為基礎的政府，凱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國政府最終不會突破市場經濟的底線，更不會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線。
　　凱恩斯其次是一個熱愛自由的凱恩斯。他對古典經濟學爛熟于心，他比我們都知道自由的價值，市場的價值。
　　最后，凱恩斯還是一個短期的凱恩斯，一個技術主義的凱恩斯。如果說古典經濟學思考的是人類的命運，那么凱恩斯思考的則是資本主義在一個突發(fā)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思考的是整個市場經濟的呈現，那么，凱恩斯思考的，則是市場被人為阻斷之后，人們如何用一種技術來激活它。
　　現在我相信，我們這些自由主義的守望者，從來就不是凱恩斯的敵人，事實上我們是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是那種鼠目寸光的二元判斷阻礙了我們的認知。由此，當我們用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問題，我們就會面對一系列窘境。我們以自由和生命尊嚴做底線嗎？我們志存高遠，心系未來嗎？我們真正尊重市場，倡導充分競爭嗎？我們有至高敬畏、同時又愛人如己嗎？
　　我心有答案。并由此理解了許小年的話，他說，我們不需要凱恩斯主義，這個主語用心良苦。我也理解了張維迎教授的話，埋葬凱恩斯主義，是的，這可能是一種決絕的姿態(tài)，有一些憤怒，有一些著急，但捫心自問，當張維迎看清了真相，他除了著急，除了發(fā)出一種情緒化的呼喊，作為一介書生，他還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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