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始終存在，雙方關系合作的一面目前很明顯和突出，但不等于就沒有摩擦，臺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涉及中國主權問題是重要考驗，貿易糾紛不斷也不能忽視。一些敏感問題處理不好，仍有可能重起風波。
　　
　　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
　　
　　《南風窗》：您1993年4月到1998年2月擔任駐美大使，這期間，中美關系多有波折，比如圍繞著最惠國待遇的爭執(zhí)、“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李登輝訪美等，這些都發(fā)生在克林頓總統(tǒng)任內。您對克林頓總統(tǒng)處理中美關系的手法有何評價?
　　李道豫：克林頓對中國的態(tài)度有一個過程，開始時是不友好的，后來有很大的變化。總體上看，尤其在第二任期，克林頓對中美關系有積極貢獻。他恢復了中美兩國元首中斷了8年之久的元首互訪；把中美關系定位為面向21世紀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完成了美中之間關于中國加入WTO的談判，積極支持中國進入WTO；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兩國的經濟貿易合作進展迅速。對于初期的不友好，據說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承認這是一個失誤。
　　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美國的老布什政府對中國實施全面經濟制裁，但國會的民主黨人要求更進一步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他們在同會提出議案，被老布什否決了，那幾年年年如此�？肆诸D就代表了民主黨的這股潮流，在競選辯論中，他指責老布什總統(tǒng)對華太軟弱，甚至把中國的民運分子請到競選大會上大放厥詞。而當時的國際背景是，蘇聯解體后，美國和西方不少政客錯誤判斷形勢，認為中國會步蘇聯的后塵而垮臺，即便不發(fā)生這樣的情況，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也已大大降低。
　　在這種背景下，上任初期克林頓對中國采取施壓政策。他試圖把中國最惠國待遇作為杠桿，迫使中國在人權問題上讓步。上任不久，1993年5月他就發(fā)布行政命令，說如果中國在一年后即1994年5月前人權問題上不做出若干重要讓步，就完全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當時美國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中國很重視對美國的大量出口，為保住經濟利益會在政治上做出讓步。這個行政命令發(fā)布后，受到中國強列反對，中國堅持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頂住了美國的壓力。美國的工商界害怕丟掉中國的市場，聯合向政府施壓，美國商務部、財政部等政府部門也不同意這種做法。在此情況下，克林頓在1994年5月命令到期時發(fā)布了另一條命令，內容是中國雖然沒有滿足美國提出的條件，但仍然宣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作為施壓杠桿的效用已經窮盡�？肆诸D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1995年5月，又發(fā)生了李登輝訪美事件，對中美關系造成更嚴重的沖擊。之前美國國務卿向中國保證只允許李登輝過境，不能訪問，但很快出爾反爾。事件發(fā)生后，中國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中止了部長級訪問，召我回國述職，剛好當時美國大使任滿回國，這樣一來有4個多月小美外交關系實際上降到了臨時代辦的水平。美國很快加以補救，重申了一個中國原則，并書面承諾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反對臺灣獨立，反對臺灣參加主權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并承諾以后對臺灣政要過境要嚴格限制。
　　在初期的一系列不友好舉動之外，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也不全然都是負面的，從1993年8月開始，他奉行對華接觸政策，在當年12月西雅圖APEC領導人峰會上，他和江澤民主席進行了雙邊會晤，后來每年都利用這個場合會晤，在當時高層互訪停頓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渠道。
　　一直到了1997年、1998年，中美才克服了障礙，領導人實現了互訪，并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這是非常高的定位�？梢哉f，我經歷了中美關系從低谷到高點的發(fā)展過程。
　　《南風窗》：這種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李道豫：在那幾年尤其是1996年，美國政界和智庫一直在辯論中美關系，最后，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不是美國能阻擋的，美國對中國無法遏制，只能積極接觸，原因是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已經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1996年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試圖以中國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為名，要提高中國相關產品的關稅，美國的相關公司堅決反對。因為假如向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運動鞋加稅，NIKE品牌2／3的鞋就會受影響：向電話答錄機加稅，美國的電話公司也不干了。在中美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的情況下，美國要在經濟上為難中國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像奧巴馬政府最近搞的輪胎特保案，電一定會遭到同樣失敗的命運。
　　《南風窗》：這是否說明，美國在處理中關關系上一直有兩面性?
　　李道豫：過去30年，中美關系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中美簽訂了三個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中美就解決美國向臺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簡稱《八一七公報》)，建立了雙方關系發(fā)展的政治基礎。政治上當時中美雙方要共同面對安全威脅，經濟上雙方的互補開始發(fā)揮作用；第二階段從1989年開始，雙邊關系充滿了曲折、動蕩和起伏；第三階段大致從進入21世紀開始，以9?11事件的發(fā)生為標志，反恐、防止核擴散等以及傳統(tǒng)和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成為中美共同面對的挑戰(zhàn)，經濟上的相互交融互相依存更加深化。此時，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已經比90年代又跨了一大步，綜合實力大大加強，美國對中國的倚重和需要增加，對中國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認識，雙方處理分歧更有經驗、更加成熟。這一階段雙方關系基本穩(wěn)定，并呈良好發(fā)展的態(tài)勢。
　　不過，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始終存在，雙方關系合作的一面目前很明顯和突出，不等于就沒有摩擦，臺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涉及中國主權問題是重要考驗，貿易糾紛不斷也不能忽視。中方一直提醒美方，要慎重對待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關切，一些敏感問題處理不好，仍有可能重起風波。
　　以奧巴馬上任以來的政策來說，一開始就有好的開局，避免了以往新總統(tǒng)上任初期的曲折和摩擦，兩國元首兩次會晤，談得很好，把中美關系的定位提高了，定為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中美關系，啟動了新的政治分量更重的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機制，草簽了能源、氣候變化、環(huán)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在金融危機等當前全球性挑戰(zhàn)的應對上，中美展開新的密切合作。兩國元首一致表示將深化這一關系。我們有理由對中美關系抱有信心。但奧巴馬上任不到一年，他今后能否做到言行一致，還要繼續(xù)觀察。拿最近的輪胎特保案來說，它開了一個很壞的頭，輪胎這樣了，接下來會不會還有鋼鐵、紡織品?而且別的國家還可能有樣學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不滿和警惕。
　　《南風窗》：說到《八一七公報》，國內有人認為中國當時急于建交，在美國對臺售武問題上讓步太多了。 　　李道豫：這一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在美國售臺武器問題上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在公報中明確做了規(guī)定，美國在該公報中對中方作出了明確的承諾，最重要的三條包括：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但美國出爾反爾，屢屢違反承諾，中國一直對此進行斗爭。
　　對中美建交不能孤立地看，而要把它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中。中國在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這是需要必要的國際條件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是否合作的態(tài)度也很關鍵。當時同美國建交就是大局中關鍵的一著高棋。
　　
　　民間外交作用很大
　　
　　《南風窗》：有一種說法認為，美國民主黨比較喜歡講意識形態(tài)，共和黨則相對重視經濟利益，所以民主黨當政中美關系往往比較曲折，共和黨當政則相對順利，您同意嗎?
　　李道豫：這是一種不太確切的說法�？肆诸D是民主黨人，但你仔細看看，他能把打贏海灣戰(zhàn)爭的老布什拉下馬，就是因為老布什總統(tǒng)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克林頓打出了經濟牌；在他任內，美國特別注意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關系，并推動了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fā)展，美國當時積累了巨額財政盈余。奧巴馬能選上總統(tǒng)，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風暴，美國人寄希望于他。
　　其實，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臺，處理中美關系都是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fā)的，因為形勢比人強，在特定形勢下，什么政策最有利，兩黨都會做。而無論誰上臺，處理中美關系的手法都會和1990年代有所不同，會把合作放在更突出的地位。而意識形態(tài)兩黨都在講，施加壓力、防范、遏制在需要時也都會做，沒有差別的。
　　《南風窗》：美國經常以“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理直氣壯地指責別國，在您看來，美國人是真的相信民主自由的理念，還是只是把它們當成工具?
　　李道豫：這兩方面的情況都有，美國式民主是由美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條件、人民教育程度等因素促成和決定的，美國人以此為豪，這也可以理解。但問題是，離開了那些因素和條件，把美式民主推廣到第三世界往往會帶來混亂。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在全世界稱霸的野心，不希望別國強大。推廣民主，引起混亂，正中它的下懷。
　　《南風窗》：我們一直強調中美關系是“重中之重”，雙邊關系的很多重大決策要由最高領導人拍板，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外交在中關關系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李道豫：民間外交的作用很大。在中美關系發(fā)展初期，主要是領導人在發(fā)揮作用，現在，就不單單有領導人的往來和溝通，雙方的國家各部門和社會各界都密切往來和交流。有隔閡和分歧要化解，這就要靠兩同的各界人士都做工作進行溝通，兩國人民的這種接近才是兩國關系發(fā)展的牢固基礎�；ヂ摼W時代，民意可畏，如果老百姓不接受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對別國有敵意的話，政府最后想友好都不敢。民意既可以表達友誼，也可以溝通申訴，某一方出臺了愚蠢的政策，例如輪胎特保案，兩國社會都應行動起來表達民意，就能更好地推動解決。建立在人民充分溝通基礎上的中美關系才是正常的。
　　《南風窗》：我們知道在美國有很多政治性的游說公司，受雇于某個國家或組織，代表他們的利益對美國政府和國會進行游說，那么，中國有沒有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李道豫：我們和美國的公關公司有不錯的合作。但他們和中國官方合作有一定限度，一項對華不利的貿易法案出臺，公關公司可以代表涉案的大公司去游說，但它不能代表中國政府為中國的政策去游說，它只能替你安排和議員的會晤，但要你自己去講。公關公司有自己的限度和顧慮，我們不能勉強。
　　
　　中國外交有很強的繼承性
　　
　　《南風窗》：您對G2和“中美國”提法有什么評價?
　　李道豫：“中美國”是由美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在2007年提出來的，不久前，弗格森又發(fā)表文章稱，“中美國”可能要“離婚”，因為“中美國”是建立在美國消費、中國制造，美國進口、中國出口的基礎上，但金融危機使中國意識到外向型經濟的弊端，開始重視內需；而奧巴馬也呼吁美國人增加儲蓄，甚至重新成為制造業(yè)大國。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國”恐怕難以為繼。我的看法是，中美之間的經濟分工和互補是由一系列條件決定的，一兩百年可能都改變不了。以后兩國互補的表現形式或許有變化，但美國在科技和資金方面有優(yōu)勢，中國的人力資本豐富，這是客觀情況，這樣一來必然就有分工，雙方利益交融的趨勢在長期內不會改變。
　　至于G2，首先它不符合中國的外交理念，中國強調國家之間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強調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強調獨立自主不結盟，G2的說法與這些理念背道而馳：中美在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和經濟發(fā)展水平上差異太大，不可能成為集團；最近，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發(fā)表演講稱美國要建立多伙伴的世界，這說明美國也不接受C2。另外，c2從提出至今，歐洲、拉美、亞洲等許多國家都不贊成，所以說，G2之論可以休矣。
　　《南風窗》：金融危機對中美關系到底有什么影響?
　　李道豫：金融危機是中美新合作的增長點，美國奧巴馬政府更重視中美關系。前一陣新疆發(fā)生騷亂后，美國政府官員的表現相當謹慎，不像以往信口雌黃，這顯示美國政府更看重中美關系。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利益會有不同，時不時會有摩擦和分歧，這是正�，F象。
　　《南風窗》：新中國外交60年，您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李道豫：我認為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中國外交有很強的繼承性，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論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不同，開展全方位的外交關系。這些前30年我們在講，后30年也是如此，我們的外交路線沒有變化，只是內容有所擴大和延伸，大大豐富和深化了。以前說處理對外關系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jié)，在我看來這和現在經常提的韜光養(yǎng)晦也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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