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尼爾?波茲曼(已故美國著名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者)的《娛樂至死》，已不僅僅是一本傳媒學或文化批判學的研究著作，而成了一本哲學著作，它涉及到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對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看法。尼爾?波茲曼在頁首說“人們由于享樂而失去了自由”，也讓我想起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其實波茲曼和弗洛姆的共同點就是，人在社會中越來越自由，又在自由中迷失。雖然他們提出的理由不同，波茲曼認為是由于文化的消解和文化消費的娛樂化使得人們更自由、又由于過分享樂而失去自由，弗洛姆則認為個性化和心理孤獨是原因，但同樣因此而逃避自由。相比之下，波茲曼更多地表達了對人們失去自由的憂慮，人們已經(jīng)被電視和娛樂文化所綁架，成為沒有思考、沒有判斷的動物。為此，波茲曼絕望之至，他的憂心也感人之至：“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我們可以把《娛樂至死》當做媒介和文化發(fā)展的一個警鐘，但并不能直接拿來用在中國。中國的文化消費者還遠遠沒有到文化充分娛樂而喪失自由的地步。娛樂至死有一個前提，就是社會媒介和大眾充分娛樂，文化和媒體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流著娛樂和庸俗的東西，或者說它是相對于威權模式的另一個極端：而中國的文化傳媒事業(yè)從過去的威權模式中走出沒多久，而且遠沒有產(chǎn)業(yè)化，自由競爭尚未實現(xiàn)，談何娛樂化?
　　《娛樂至死》是對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化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電視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nèi)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務領域的內(nèi)容，都不可避免地被電視的表達方式重新定義，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nèi)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但是我并不認為這在電視時代具有普適性，因為是否“娛樂至死”，還要看一個國家和民族以及意識形態(tài)、文化現(xiàn)狀的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在臺灣，由于放開黨禁報禁之后，媒體充分競爭、民眾表達過剩，這使得電視有了消解文化、奴役其他文化內(nèi)容的能力，電視里充斥著無理性的謾罵和人身攻擊。立委們在立法機構里大打出手、競相表演，民眾也熱衷于鏡頭前的表演……2006年我去臺灣采訪正好趕上“倒扁”大潮，也頗領略了新聞娛樂化的況味。一位嘉賓在最主流的一家電視臺激昂地說：“陳水扁，躲到哪里最安全，我看躲到他媽媽子宮里最安全�！�2009年底去臺灣采訪，感到娛樂至死的意味更濃，一個綠營的抗議者，本來情緒很平穩(wěn)，當看到電視臺的攝影機來了，立刻莫名地興奮起來，開始大喊口號，并抬腳踢向維持秩序的警察，并果然上了當晚新聞的重要時段。所以娛樂至死不是想死就能死的，需要娛樂媒介和全民無意識提供藥劑。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的前言中，提到了《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和《美麗新世界》的作者奧爾德斯?赫胥黎�！皧W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guī)則游戲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中，人們受制于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蔽艺J為這些話是借用人們多年來對威權模式的深刻恐懼，夸大電視工業(yè)對文化的消解能力。誠然，美國媒體高度評價波茲曼對后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深刻預見和尖銳批評。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電視使得人們接受文化的范圍更廣，接受文化的方式更加立體，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不是反對電視，而是要反對破壞文化根本的不守規(guī)則的電視文化傳播。
　　反觀中國，當今的文化語境是錯綜復雜的，既有壘球化時代的全球化語境，也有后工業(yè)時代的后現(xiàn)代語境，還有社會主義模式下的傳統(tǒng)語境。三種語境相互交織在一起，所以強調(diào)《娛樂至死》中所說的電視文化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切合中國當前的實際的。中國既沒有完成電視業(yè)的完全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也不具備后現(xiàn)代語境下對傳統(tǒng)的完全消解，在這種復雜語境下，妄言中國的文化也因電視而娛樂至死，那就是危言聳聽。當然，這本書的積極意義，就是提醒了人們對于工業(yè)文化的再次警醒，喚回人們的自我意識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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