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重構歷史 　　 　　當歷史塵埃落定之后，人們如何評價這段歷史，如何表現這段歷史? 　　什么力量，推動我們對歷史不斷重構?而在重構的過程中，我們卻可能在追求某種深刻性的同時，犧牲了最簡單最明白的大是大非。
　　我們不斷回顧過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
　　
　　《南京!南京!》：
　　重構最刻骨銘心的一段歷史
　　1937年12月，滿身征塵的日本軍隊，以征服者的姿態(tài)踏進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他們興奮地拉倒廣場上矗立的孫中山銅像，同時卻又驚恐地發(fā)現，這是一座充滿抵抗的城市。冷槍、埋伏、不時倒下的同伴，使他們陷入極度的不安全感里。他們需要“清洗”，把來不及撤退而混雜在老百姓里的中國軍人篩查出來。南京大屠殺，就這樣發(fā)生了。
　　《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說： “它講的是戰(zhàn)爭怎樣釋放人內心的黑暗，這種釋放最終導致了殺戮的無度�！比欢�，導致南京大屠殺發(fā)生的真正原因，真的就這樣單純嗎?
　　拉倒孫中山銅像，陣陣鼓聲中的祭祀……雖然邀請了國防大學教授和文物收藏家做自己的軍事顧問，種種于史無證的場景，還是被陸川一一安排進鏡頭，他坦言：“(祭祀)那場儀式是我夢到的。”面對堆積如山的史料，我們選擇什么去閱讀?大量閱讀之后，又有哪些內容被我們的大腦選擇，留在記憶深處，進而深思還原，重新構建，甚至添加進新的理解?陸川說，他最先看的，全是中國人自己留下來的資料，卻 “完全沒感覺”，后來開始看日本人的日記，終于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兒”，繼續(xù)看下去，“你就會想這歷史學家都干什么吃了?”于是，這個故事“開始有做頭了”。
　　歷史學家當然沒有白吃飯。他們通過長期不懈努力，逐漸復原了這場浩劫的全貌，讓這件因為種種原因塵封已久的往事重新呈現在人們眼前，并且讓全世界越來越多地了解。尤其是面對日本右翼對歷史的否認，他們不遺余力地揭示著真相。
　　但是，《南京!南京!》顛覆了對南京大屠殺的傳統(tǒng)表達方式，顛覆了普通人的認知與理解，重新構建了一個我們曾經自認為非常熟悉的南京。在《南京!南京!》里，中國人不再是軟弱而可憐的被屠殺的對象，這座城市有抵抗、有重生，就像電影海報上的那句點題：“我們依然活著，因為我們一直在抵抗�！痹凇赌暇�!南京!》里，日本人也不再是面目單一的殺人機器，而是軍事和文化素養(yǎng)都遠遠高于我們的一個群體，假如我們超越正義與非正義的對立，完全可以把他們看作可以尊敬的對手。從這個角度看，開戰(zhàn)之初輸在他們的手里，并不恥辱。至此，陸川對南京大屠殺的還原與重構，已經完全確立起來。
　　《南京!南京!》的誕生，可以理解成多條軌道彼此交錯的產物，它既有歷史事件的影像還原，也有創(chuàng)作者對這段歷史的理解與個性表達；作為一部要在票房上有所回報的電影，陸川還必須考慮到投資商的利益，他必須給觀眾找到一個進電影院的理由，讓投資商的錢“砸出一動靜來”�！赌暇�!南京!》，就在這樣一個復雜的大環(huán)境里，重新構建近代史上所有中國人最刻骨銘心的一段歷史。我們這里還沒有把這部電影從立項審查到殺青的四年時間里，制作者需要面對的其他因素也一并考慮進來。
　　
　　“歷史”包含了“研究”和“探索”的意思
　　歷史的解讀與重構，不是一個新鮮話題。 “歷史”這門學問，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這個問題古已有之。科學務須求真，藝術需要創(chuàng)造�！蹲髠鳌�，大概是《史記》之前中國最重要的一部歷史著作了，里面記載的一些內容，已經明顯不是“歷史”。介之推和母親在逃亡之前有一段對話，表達自己不愿表功的決心，要做一個徹底的隱者。介之推和母親的私下對話，誰會聽見?作者又怎么知道?刺客?麂的記載就更加不可思議。他奉主人命令刺殺大臣趙盾，卻發(fā)現對方是個忠臣，自己作為家臣，又不好違背主人的命令，進退兩難中只好撞死在大槐樹上。在《左傳》里，刺客在死前有過一段類似獨自的自言自語，解釋了觸槐的原因。但是，組魔孤身行刺，“獨自”之后馬上自殺，這番慨嘆生無旁證，死無對證，作者又是怎么知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能解釋得通，人們只能認為，這是作者猜想他們筆下的人物當時必有這樣一番思想斗爭或對話，然后憑想象替歷史人物代擬而成，這是《左傳》開創(chuàng)的獨特的記言方式。歷史，已經悄然摻進了轉述者的思想。
　　東方如此，西方也一樣。古希臘人希羅多德書寫《歷史》的同時，也為后代貢獻了一個嶄新的文體。在他之前，古希臘的紀事散文家只滿足干干巴巴地記錄事實，而希羅多德在面對史料的時候，第一次“有了某種批判的態(tài)度”。換句話說，他不再是簡單地轉述，而是有選擇、有思考，在文字中處處體現自己的智力活動。自從希羅多德第一個使用“歷史”這個詞，后世西方語言中的這個詞，都包含了“研究”和“探索”的意思。
　　別人的轉述不太可靠。親歷者自己的記敘就一定真實可信嗎?凱撒主筆的《高盧戰(zhàn)記》，是他作為羅馬軍隊遠征高盧的統(tǒng)帥，親眼目睹過當地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親歷大小戰(zhàn)役之后的產物。凱撒自己謙遜地把這部書叫做“隨記”或“手記”，表示他只是事實的客觀敘述者，為大家提供一點檔案文獻而已。在后世史學家眼里，“戰(zhàn)記”也以敘事翔實精確，文筆清晰簡樸而被大家推崇為研究古羅馬歷史的重要文獻，然而細考凱撒寫作“戰(zhàn)記”的時間，正是他的政敵在羅馬掀起詆毀、算計他的惡浪之際。所以凱撒的這部作品，一是為自己辯護，二是給自己在羅馬的支持者提供一個反擊政敵、宣傳功績的提綱。于是，“戰(zhàn)記”表面上行文溫和，對人物事件不做任何臧否，實際上處處表現自己的偉大，揭露政敵的陰謀， “只有同時參看當時的羅馬歷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間隱藏的東西”。
　　
　　追尋重構歷史的“歷史真相”
　　如此復雜的局面，讓歷史研究者心生困惑。中外無數歷史學者都曾感慨：剛開始研究歷史的時候，一直認為歷史就是真正發(fā)生過的事件，而其后卻愈益發(fā)現遠非如此。有人指出，對歷史的解讀至少同時存在三種方式：歷史學家的，個人經歷的，以及被眾人神話的。每個人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這種角度由敘述者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對事件總體的認知程度，以及個人知識水平等諸多因素所左右)，撰述并利用“歷史”。于是，我們的歷史，就由一連串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的敘述組成。重構歷史的過程，有點像現實世界的“羅生門”，我們既是觀看者，又是創(chuàng)作者。每個看過《南京!南京!》的人，都會在心里重新構建這段歷史――段只屬于自己的屠城記憶。
　　因此，歷史學家已經不再滿足于追尋歷史事件的簡單真相，而是試著發(fā)現歷史被后人重構的規(guī)律。對此，我們可以舉美國漢學家保羅?科恩(中文名柯文)對義和團歷史的研究為例。在他的舊作《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里，這位教授在序言里寫道：“我(在本書里)考察和比較這些不同方面的目的……在于解釋人們創(chuàng)造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確立的，不變的)與后來人們撰述并利用的歷史(它似乎一直在變)之間的差異。”在著作里，科恩筆下的“歷史”有兩種理解：一個是事件的真相(這是歷史學家始終試圖挖掘的客觀事實)，另一個指被我們認知的各種途徑(個人經歷，統(tǒng)計數據，口口相傳的敘述)。我們不斷通過對后者的分析、重建與解讀，盡可能地接近前者――其實，這部著作自身就是一種追尋，追尋我們重構某段歷史的“歷史真相”。
　　了解到達些，更多的人也許會變得更加無所適從。歷史，原來并不像教科書里寫的那樣，簡單明晰，非黑即白。在我們的歷史中，“歷史”可以被不同人群，受不同目的的驅使，不斷被重新認識、解析和構建。事實上，隨著時代變化，人們在不斷涌現的重構與解讀中重新認識歷史，歷史的真相，也在不斷被重構與解讀，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含義變得更加多元。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眼中的歷史，都是不一樣的。

相關熱詞搜索：都不 解讀 每個人對 每個人對歷史的解讀都不一樣 歷史上和梅花一樣的人 歷史上像唐雎一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