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處在繼明治維新、二戰(zhàn)結束后的第三次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抉擇期，需要通過改善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關系，以實現共同發(fā)展。此時，日本媒體能否發(fā)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對日本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抉擇至關重要。
　　
　　特殊的記者俱樂部制度
　　
　　
　　日本國土狹小，交通發(fā)達，語言單一，文盲率低，所以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非常大。日本有五大全國性媒體：讀賣新聞社、朝日新聞社、每日新聞社、日本經濟新聞社和產經新聞社，它們除經營在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和《產經新聞》外，還綜合經營雜志、電視和廣播等，以形成強大的綜合影響力。在最近的《世界報業(yè)協(xié)會全球日報發(fā)行量百強名單》中，這五大報紙都名列前茅�！蹲x賣新聞》朝刊和晚刊的總發(fā)行量達到１４００萬份，《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的發(fā)行量也都是數百萬份，五大報紙的發(fā)行量占日本全國報紙總發(fā)行量的一半以上。而日本受眾在各種媒體中，對報紙的信賴度尤其高，最高曾達到９２％，最低時也從沒下過８０％。
　　提起日本媒體，不能不談到日本式記者俱樂部制度。歐美也有記者俱樂部，但那僅僅是聯(lián)誼性質的，而日本的記者俱樂部對媒體來說是主要的采訪基地。傳統(tǒng)上日本各官廳和大機構都辟有專室，向媒體發(fā)布消息，只有加盟記者俱樂部的媒體才有資格派出記者常駐于此，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據統(tǒng)計，日本報刊登載的新聞中，有七八成以上是通過記者俱樂部發(fā)布的。記者通過記者俱樂部獲得信息，同時要遵守其極為嚴格的內部規(guī)則，包括什么消息能發(fā)，什么消息不能發(fā)。如果哪個記者違反了內部規(guī)則，就永遠不可能再次踏入這個圈子，該俱樂部的所有信息也將對其封鎖。因此，記者俱樂部對媒體的控制力是相當強的。
　　這樣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形成了日本媒體報道方式的特色，主要表現在：
　　一是口徑一致。例如日本媒體保持不談歷史的基調，不僅自己不談對外戰(zhàn)爭歷史的是非，還不許別國談歷史。哪國談歷史，就給哪國扣上“抓日本的小辮子”、“打歷史牌”、“干涉日本內政”等帽子。日本媒體更將裕仁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設為禁區(qū)。宮廷近臣的記錄、日記和回憶錄等可信資料以及日美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都證明，集日本國家最高權力于一身的裕仁天皇縱容軍部對外侵略擴張，親自或者動用皇族掌控侵華戰(zhàn)爭，公然違反國際戰(zhàn)爭法規(guī)并且“圣斷”對美英開戰(zhàn)，罪責難逃。然而日本媒體一直對此諱莫如深。日前《讀賣新聞》集團總裁兼主筆渡邊恒雄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轉向”，有一些反省的表示，但其中提出的“首先要明確戰(zhàn)爭責任問題”，“我們計劃用一年，準備把當時的軍政首腦們應承擔的不同責任都搞清楚”，顯然又在引導輿論將戰(zhàn)爭責任問題都推到“軍政首腦”頭上，絲毫不想觸動最高統(tǒng)帥裕仁天皇。
　　二是煽情加暴風驟雨式。例如去年４月針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通過篡改史實的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中國民眾進行了幾次抗議游行，日本媒體遂將其定性為“反日活動”，電視臺反復播放游行場面，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從早到晚連續(xù)不斷地重復同樣的鏡頭和照片，無疑給觀眾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中國１３億人都在進行反日游行，而且還不止一天。這種針對某個事件進行有策劃性、連續(xù)性的大量報道，很容易使日本民眾在短時間內對該事件形成輿論定式。去年是二戰(zhàn)結束６０周年，日本媒體不是反思侵略戰(zhàn)爭歷史，而是將否認侵略歷史、為“戰(zhàn)敗國”開脫責任，定為紀念“戰(zhàn)后６０年”的主旋律，著重報道“紀念日俄戰(zhàn)爭勝利１００周年”和復制“大和”號戰(zhàn)列艦等活動�！蹲x賣新聞》和《產經新聞》聯(lián)合刊發(fā)廣告：“８月１５日終戰(zhàn)６０年，讓我們集合在靖國神社，舉行２０萬人的參拜運動”，結果那天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民眾真的超過了２０萬，創(chuàng)參拜人數的歷史最高紀錄。
　　
　　對華報道的變化
　　
　　應該說，日本媒體在中日建交及其后的２０年間，也曾為推動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是近１０多年間，日本媒體的對華報道卻越來越有失公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條：
　　一是日本媒體加入政、官、商的政治運作體制，形成“鐵四角”，為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和“普通國家戰(zhàn)略”搖旗吶喊。其背景是日本政黨格局由“保革對峙”變?yōu)椤氨Ｊ貎牲h制”，日本社會總體右傾化，贊成“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和“普通國家戰(zhàn)略”的人越來越多，于是在沒有認真清算侵略歷史的情況下，日本自衛(wèi)隊沖破藩籬走出國門，作為反省侵略戰(zhàn)爭標志的和平憲法的修訂也提上日程。而批評這些做法的中國等亞洲鄰國自然成為媒體攻擊的對象。
　　二是日本媒體與右翼勢力形成互動關系，石原慎太郎和“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等個人和團體通過媒體推銷他們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和“蔑華”主張，媒體借助他們的言論提高自己的報紙發(fā)行量或節(jié)目收視率。其背景是迎合日本民眾心態(tài)的變化。在日本國力遙遙領先時，日本民眾對華心態(tài)比較大度從容，日本媒體除極右者外，整體還是比較積極地報道中日關系的，但是近１０多年間，由于中國高速發(fā)展和日本經濟持續(xù)下滑，日本民眾受到強烈刺激而心態(tài)失衡，需要從歷史中尋求自豪感和在現實中樹立危機感，于是那些標榜“恢復國家尊嚴”、“拯救日本沉沒”、“對中國說不”的右翼人物在媒體頻頻高強度曝光，媒體對華報道也就日趨消極。
　　三是通過宣揚“中國威脅論”，來遮掩日本的擴充軍備。例如，２００４年日本駐沈陽總領事館事件發(fā)生后，日本媒體不顧中國警衛(wèi)依法執(zhí)行公務、阻止不明身份者擅闖領事館的事實，在日本大造“被中國欺負了”的輿論；去年中國成功發(fā)射“神舟”六號載人飛船后，日本媒體又將其引導為“中國軍事威脅論”。日本媒體如此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是為本國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以及加強針對中國的軍備尋找借口，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以此來尋求國民對日本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的“認同”。
　　更有甚者，日本媒體中活躍著一批美化侵略歷史、宣揚“皇國”史觀和敵視中國的右翼分子，他們同右翼學者串通一氣，煽動日本民眾的反華情緒。文藝春秋社《諸君》雜志今年５月版的重頭文章是《小泉后任不要被中國在靖國問題上擺弄》，同時還刊載《釋放瘴毒的中國現狀》、《“南京大屠殺”、“毒氣”、“強制勞工”、“教科書右傾”……中國在世界上流傳的謠言》等文章，惡意攻擊中國，還在《日本到了“核選擇”的時代》一文中宣揚“為了不成為中國的附屬國，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對此，日本左翼媒體予以了反駁，朝日新聞社《論座》月刊今年５月號發(fā)表署名學者的文章指出：“揮舞自己信奉的所謂傳統(tǒng)，對不喜歡的對象進行攻擊，大加指責鄰國的‘惡’，無視各種成本，動輒叫囂軍事對抗……這些只不過是變了形的意識形態(tài)的橫行�！钡�是這種聲音在日本頗顯微弱，往往被淹沒在右翼媒體的煽情加暴風驟雨式報道的海洋之中。
　　
　　對中日關系的誤導
　　
　　近年來日本媒體對中日關系的誤導，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以“平衡報道”為名，將中國的正面新聞做負面處理。例如今年３月６日中國人大開幕，日本各大媒體在報道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讀賣新聞》刊載了中國“癌癥村”的消息，《朝日新聞》則發(fā)表社論“農民也想去醫(yī)院”，《日本經濟新聞》提出中國“依賴投資增長的難題”；《產經新聞》撰文《中國：不
　　安的穩(wěn)定增長》，似乎在開媒體對中國的批判會。
　　
　　二是“倒打一耙”，將中國民眾抗議日本美化侵華戰(zhàn)爭的歷史誣指為“反日教育”的結果。例如中國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場打出“正視歷史，向亞洲人民道歉”等標語后，富士電視臺等媒體借勢提出“要徹底消除中國的反日情緒，必須先刪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的抗日戰(zhàn)爭史”；《讀賣新聞》提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批準新教科書是“內政議題”，“我們應該考慮的反而是中國的‘反日愛國教育’中所含有的歪曲史實內容”。
　　
　　三是“出口轉內銷”，借對方的嘴說出自己的話。中國有人提出“對日外交新思維”，正好迎合了日本媒體的意愿，于是幾家大報紛紛報道，《文藝春秋》月刊的標題是《我的中國啊，請克制反日行動》，《中央公論》月刊的標題是《民族主義的反日論有害無益》，其用意是告訴日本民眾，連中國人自己都覺得追究歷史已經到此為止了，為什么我們日本人還不能理直氣壯地參拜靖國神社呢？
　　日本媒體的誤導成了日本民眾“厭華情緒”的助推器：一些日本人拒絕反省侵華戰(zhàn)爭的歷史，對中國民眾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等正當呼聲越來越不耐煩；一些日本人對因為美化侵略的教科書出臺和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引發(fā)的中國民眾的抗議，感到憤憤不平；一些日本人將中國的和平發(fā)展視為“威脅”；等等。日本民眾對華的信任度連續(xù)下滑，認為目前中日關系不好的比率已經達到６６．７％，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率只有６．９％，兩國關系降到恢復邦交以來的最低點。
　　盡管如此，日本人民追求中日和平友好的潮流仍是擋不住的。日本外務省在今年２月１０日至１３日進行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認為應該改善中日關系的比例為７７．９％，創(chuàng)歷史最高紀錄。連最賣力鼓動參拜靖國神社的右翼媒體《產經新聞》日前也發(fā)表輿論調查結果，“日本有５２．６％的國民認為下任首相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
　　當前，日本正處在繼明治維新、二戰(zhàn)結束后的第三次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抉擇期，需要通過改善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關系，以實現共同發(fā)展。此時，日本媒體能否發(fā)揮正確的輿論導向作用，對日本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抉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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