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這些習慣于用“個人主義”、“自我奮斗”等標簽來描述“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人而言,丹麥的現(xiàn)實無疑是一種提醒:標簽固然好用,但它們的危害也特別大。所謂一葉障目,其實指的正是這種情況。
　　
　　丹麥的“社會主義心態(tài)”
　　
　　曾經有一個丹麥人不無驕傲地向我宣布,丹麥的社會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體制。他聽說我在美國生活過,便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美國那地方,太資本主義化了�！蔽艺埥趟�,為什么說美國太資本主義化?難道丹麥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他說,丹麥,甚至整個斯堪的納維亞,都不該算做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從傳統(tǒng)上來說,丹麥的社會結構和組織,社會分配原則和政府行為方式,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體。這和美國的資本主義有本質的不同。
　　在丹麥,最響亮的政府工作口號之一,是任何人不得被置之不理。也就是說,丹麥社會的組織結構,它的政府哲學,是要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受到同等照顧:享受同等的政治經濟權利,享受同等的社會福利。大多數(shù)時候,這個口號是特指由政府來照顧那些競爭中的弱者:生病的人,失去勞動能力的人,窮人。
　　丹麥社會維持高福利制度的經濟支柱,實際上是遵循一個“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基本邏輯。就個人收入而言,丹麥人近乎每個月工資的一半都歸國家所有:個人收入的50%左右必須以所得稅的形式上繳政府。如果收入更高,那么所得稅的比例還會上升到接近60%。除此而外,在商店里無論是買一盒牛奶還是買一條內褲,都得要交25%的價值附加稅。在中國,人人都在抱怨國家對私人汽車征稅太高,沒想到丹麥的汽車稅水平也不在中國之下。征稅的結果,是在丹麥買汽車和在中國買汽車一樣貴。一個丹麥朋友在我初到丹麥時告誡我,我在超級市場里買的米,每一顆上面都有25%的消費稅。所有的消費稅,在賣給你的時候就已經包含在價格之中了。
　　這樣的稅收政策,實際上就是一種“均貧富”的調節(jié)機制,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形式的體現(xiàn)。不管你怎樣具有競爭能力,也不管你能夠掙多少錢,反正你得拿出一半來貢獻給社會。從理論上講,你掙得越多,你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因此,經濟的運作機制盡管是資本主義式的,但社會的分配機制卻是社會主義的。比喻地講,一個資本家的資本增值越快,他賺取的剩余價值越大,就意味著他交給國家的稅越多,也就相應地意味著他對丹麥社會的貢獻越大。他不僅要將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給國家,而且當他發(fā)了財之后,他越是想過一下豪華生活,越是想消費,他交的消費稅也就越多,他為丹麥的社會福利提供的錢也就越多。
　　由于高稅收制度的存在,在丹麥社會里較少看到野心勃勃的大資本家,更不容易出現(xiàn)像比爾?蓋茨和楊致遠這樣的美國式的商界英雄:再多的資本積累,再快的資本增值,最終都有一半多要交給國家,那還不如省著點干。事實上,在資本主義高度發(fā)達的丹麥,巨型私營企業(yè)鳳毛麟角。80年代末一項統(tǒng)計顯示,在丹麥的企業(yè)里,占絕大部分的是中小型企業(yè),雇用人員在500人以上,就算是丹麥的大企業(yè)了,它們只占到丹麥企業(yè)總數(shù)的1%,70%的企業(yè)雇用人員在6人～49人之間,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個體戶或者比個體戶大一點。考慮到丹麥的國家規(guī)模和人口數(shù)量,這種情形也屬正常。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了把這種特點與丹麥人的社會心態(tài)掛鉤。許多丹麥人的一種說法是,德國人之所以能獲得商業(yè)上的巨大成就,是因為德國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社會主義心態(tài)”的文化基礎
　　
　　夸張一點說,在歐洲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哲學中,包含著“社會主義心態(tài)”。為什么會有這種心態(tài)?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社會學的角度,也許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但我的理解卻是文化上的。
　　比如丹麥。從18世紀中期開始,丹麥的農耕文明經歷了一次影響深遠的革命:土地改革。由當時丹麥最有影響力的貴族政治家瑞凡特羅(C.D.Reventlow)倡導的這次“土改”,將丹麥的雇農從封建領主制度的桎梏中徹底地解放了出來。在土改中,有四項基本原則:第一,是農民的個人安全保障;第二,是農民的居住權利不受出生地限制;第三,是對強迫性勞動的正規(guī)化管理;第四,是對農業(yè)用地和農民居住格局的管理調整�？梢钥吹贸鰜�,這些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要使農民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成為事實,并保障他們的社會能動性――即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從而從整體上發(fā)揮丹麥農業(yè)的生產力。
　　這次“土改”涉及的社會面和制造的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從某種程度講,它奠定了丹麥進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社會基礎。這次由貴族分子發(fā)起的“土改”最終在不流血的前提下,成功地進行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直到20世紀20年代,丹麥的最后一批農民“無產階級”(husmaend)終于得到了土地。在“土改”過程中,封建地主對土地和農民的控制被極大地削弱了,政府在整個國家的農業(yè)事務中,獲得了更大的權力。當時,丹麥人口的85%是農業(yè)人口。
　　在18世紀推行了成功的“土改”之后,19世紀丹麥又在另一個知識分子格倫特維(N.F.S.Crundtvig)的領導下,推出了另一個獨具特色的社會改革實踐:“群眾運動”(這幾乎是最接近的說法了,因為據說在英語里都不可能找到與folkeligbevaegelser相對等的詞匯)。這項“群眾運動”最先從宗教領域發(fā)起,最終演變成了一個涉及丹麥全社會的教育、群眾組織和經濟合作的運動。這中間,最重要的是格倫特維所創(chuàng)建的“人民高中”,頗像中國共產黨在鄉(xiāng)村開辦的農民講習所�！叭嗣窀咧小辈粌H教育了農民,并且為農民提供了一種重要的組織形式。這項運動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在19世紀后期興起的“農業(yè)合作社”。從1877年開始,從美國、西伯利亞和阿根廷等國家出口的糧食,在國際市場上受到青睞。以農業(yè)為生的大多數(shù)丹麥人口遭遇了嚴重的經濟挑戰(zhàn)。他們幾乎是條件反射一般地作出了自己的反應:他們成立大大小小的合作機構。以這些“合作社”為基礎,丹麥農民極大地提高了農業(yè)產量,降低了單位成本,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徹底改變了丹麥農業(yè)的基本結構。
　　“群眾運動”在丹麥境內開花結果,它們的效應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從19世紀的“步槍協(xié)會”、“體操協(xié)會”和“本地議事廳運動”,到今天種類繁多的各種組織和協(xié)會活動,丹麥人的“群眾運動”一直蓬勃開展。這些群眾組織,在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發(fā)揮不同的作用,從而造就了所謂的公民社會,培養(yǎng)出了獨特的丹麥社會形態(tài),也培養(yǎng)出了丹麥人的社會品性,造就了今天丹麥的“社會主義心態(tài)”的文化基礎。
　　丹麥人的溫和中庸,他們對社會平等的追求,在民眾組織和公眾話語中得到了有效的表達和實現(xiàn),并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并駕齊驅,從而進化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tài)。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術語,我們也許能夠把這種社會形態(tài)叫做“福利社會”。但我想這種社會形態(tài)中間所包含的豐富內容,遠不是這樣一個簡單概念所能包容的。
　　一位丹麥的文化歷史學家曾經在他的書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我現(xiàn)在仍然能夠清晰地記得我對丹麥這個“協(xié)會之國”的第一次體驗。一天下午,我那時大概十歲左右,我站在我叔叔的肉鋪里,看他做鵝肝醬。他的皮夾子掉了出來,等他把東西都撿起來之后,我們便開始談論他的皮夾子中間裝的東西。我首先想到的是錢,但這只皮夾子中更重要的東西卻是超過一打的各種各樣的會員卡,所有這些會員卡都來自我們的家鄉(xiāng),一個鐵路線邊上不起眼的小鎮(zhèn)。今天,我只需要半分鐘,就能夠點出我自己參加的所有協(xié)會中的前15個――這并沒有什么了不起。
　　這的確沒什么了不起的。丹麥人的協(xié)會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一個玩笑說,只要有四個丹麥人碰巧在一起,他們可能就會采取行動來建立一個協(xié)會。用一個丹麥朋友的話說,如果你感到自己的背部經常疼痛,你便可以去建立一個“背部經常疼痛者協(xié)會”,在政府注冊,邀請全丹麥所有背部不舒服的人參加,并對社會和政治施加相應的影響。如果你發(fā)現(xiàn)背部疼痛的人在丹麥有相當?shù)臄?shù)量,你甚至可以發(fā)起一個“背部疼痛黨”,去參加本地或國家的大選,成為政府和立法機構中的一員,為所有的背部疼痛者爭取相應的權利……
　　在這里,個人與“組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以至于即便像我這樣一個老外,如果想要在奧爾堡打羽毛球的話,我都得先找到“組織”才行。也就是說,我必須先參加一個俱樂部,才可能到一家與俱樂部有聯(lián)系的體育館去打球,否則沒門。我本來喜歡羽毛球,對丹麥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冠軍弗洛斯特記憶猶新,但在丹麥半年之久,就是沒有打過一次羽毛球,原因是我找過幾家“組織”,都因對其收費和手續(xù)的厭惡而沒有加入。
　　如此組織化,當然也不能簡單地用“社會主義心態(tài)”來指稱。但對于我們這些習慣于用“個人主義”、“自我奮斗”等標簽來描述“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人而言,丹麥的現(xiàn)實無疑是一種提醒:標簽固然好用,但它們的危害也特別大。所謂一葉障目,其實正是指的這樣一種情況。
　　不過,這種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社會主義”也有毛病。北歐福利社會一度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令人羨慕的伊甸。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個“高級社會主義”的天堂開始遭遇經濟上的苦惱。高福利待遇給公民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生存關懷,但同時消磨了他們的個人能動性。沒有了生存的壓力和危機感,任何勤勞的人都有可能變得過于逍遙自在。▲(摘自《觸摸歐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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