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遼代雖然戰(zhàn)爭相尋，還是延續(xù)并發(fā)展了官方修書的傳統(tǒng)。有關遼代的歷史文獻遺留下來的很少，致使人們誤認為遼代統(tǒng)治者不重視官方修書。其實，遼朝統(tǒng)治者比較重視文治，設立國史院專門修史，國史院有監(jiān)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等職務分工。終遼一世，統(tǒng)治者組織編撰了不少史書，這與其“以史為鑒”的目的密不可分。
　　[關鍵詞]史書編撰　官方修　書遼代
　　[分類號]G239.29
　　
　　1　引言
　　
　　遼朝是契丹族統(tǒng)治者建立的一個朝代，自907年阿保機建國，至保大五年(1125年)天祚帝為金朝所俘，計九主，共218年。遼朝在其存在的兩百年間，曾經(jīng)積極引進宋朝的各種書籍，翻譯和印刷了一些漢文名著，如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十月，詔有司頒行《史記》、《漢書》，蕭韓家奴翻譯了《通歷》和《貞觀政要》等。但是，遼朝對自己統(tǒng)治地區(qū)的各種著作卻“書禁甚嚴，傳人中國(即中原地區(qū))者，法皆死”。道宗清寧十年(1064年)十月，甚至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這種文化封鎖政策影響了文化傳播，再加上戰(zhàn)爭等原因，致使流傳后世的文獻甚少，以至于“記注典章，可備國史者，求之簿錄之家，不多概見；即家乘野史，亦復散泯無傳”，使得人們產(chǎn)生一種誤解，以為遼代統(tǒng)治者不重視官方修書。作者在梳理大量文史資料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遼代雖然戰(zhàn)爭相尋，還是延續(xù)并發(fā)展了中原地區(qū)官方修史的傳統(tǒng)，茲對遼朝的官方修史機構(gòu)及官修史書成就略陳管窺之見。
　　
　　2　官方的修史機構(gòu)
　　
　　遼代官方的修史機構(gòu)主要是國史院、起居舍人院和著作局，從圣宗朝起，各個官方修史機構(gòu)陸續(xù)撰有實錄、起居注、日歷等。仿宋制，遼代設立了國史院，置監(jiān)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職官負責修史。但是，大多時候皇帝會命令他比較信任的官員負責編修，而不一定是專門人員，這也就打破了部門間的涇渭分工。因遼朝未曾編成紀傳體正史，因此這里所說的“國史”多指本朝實錄之類。
　　史書的修撰，除了策劃者――皇帝之外，還有監(jiān)修國史對整個修撰過程起著監(jiān)領作用。監(jiān)修國史簡稱監(jiān)修，由丞相或類似丞相級別的官員擔任，就相當于現(xiàn)在出版機構(gòu)的名譽主編，一般不參與具體的編撰過程。遼代受歷代王朝修史傳統(tǒng)的影響，于遼初太祖時即設“監(jiān)修國史”一職，如《遼史》卷76《耶律魯不古傳》所說，“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jiān)修國史”，這里的“監(jiān)修國史”應該只是一個特殊榮耀的象征，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從事監(jiān)修職務的人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專門為制國字貢獻較大的耶律魯不古所設。
　　監(jiān)修國史一職大概正式設立于景宗乾亨初，見于記載的監(jiān)修國史是室?。據(jù)《遼史》卷79《室防傳》載：室防，字夢奇，南京(今北京)人。太宗會同初進士及第，為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為知制誥，總禮儀事，累遷翰林學士。在景宗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景宗數(shù)次問他古今治亂得失，他奏對得皆稱旨。后來遷為工部尚書，不久改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又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扒�亨初，監(jiān)修國史”。除了室?以外，監(jiān)修國史還有韓德讓、張儉、竇景庸、耶律阿思、梁援和耶律儼等。茲將遼代歷朝監(jiān)修國史列舉如表1：
　　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職的設立時間，據(jù)《遼史》卷47《百官志三》載：“景宗保寧八年見史館學士”，“劉輝，(道宗)大安末為史館修撰”，“耶律塊，(興宗)重熙初修國史”�？梢�，從景宗至道宗期間，隨著政權(quán)的穩(wěn)定，國史院的各種職務是逐漸設立的，國史院的職能也越來越完善。
　　在古代，從事修史任務的官員是不固定的，一方面體現(xiàn)在國史院官員大多歷任過其他職務，因品行、學識、政績等受到皇帝青睞而被派往國史院委以修史之任。如前所述，室防做政事舍人時，景宗數(shù)次問他古今治亂得失，他回答的較為圓滿，于是逐步升官，官至監(jiān)修國史。另一方面是指修國史時也會由其他部門的官員兼修，比如掌天子文翰之事的翰林院官員，大多文才出眾，手筆健拔，可以用來修史。據(jù)《遼史》卷103《蕭韓家奴傳》載：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吧俸脤W，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jīng)史，通遼、漢文字。(圣宗)統(tǒng)和十四年(996年)始仕”，重熙時，興宗詔天下言治道之要，蕭韓家奴因奏對稱旨，被“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
　　門下省的起居舍人院專門負責修撰起居注。起居注記錄皇帝的言行，是修史的重要依據(jù)。據(jù)《遼史》卷47《百官志三》所載，起居舍人院設有起居舍人、起居郎、知起居注等職：圣宗開泰五年(1016年)見起居舍人程翥；杜防，圣宗開泰中為起居郎；耶律敵烈，興宗重熙末知起居注。著作局設有著作郎、著作佐郎和校書郎等職。苦于文獻無征，其人員的明細分工及具體修了哪些史書則不得而知。
　　
　　3　官修史書的成就
　　
　　遼朝初年，庶事草創(chuàng)，還沒有如同中原各王朝的史官制度。雖然“監(jiān)修國史”一職在遼太祖時即已設立，但它并不是正式的修史職務。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會同四年(941年)二月，太宗即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跡》，足見統(tǒng)治者對修史是相當重視的，這當視為遼朝纂修先世歷史之始。
　　如前所述，國史院、起居舍人院等官修機構(gòu)的具體職務大多始設或醞釀于圣宗朝，故從圣宗之世起，官修活動也日漸頻繁。這可以從元修《遼史》帝紀的卷數(shù)多寡反映出來：《遼史》本紀一共30卷，太祖至景宗五帝享國75年，只占10卷，而圣宗一朝50年，卻占了8卷。
　　統(tǒng)和八年(990年)，為表進室?和邢抱樸等編撰的實錄20卷，皇帝親自寫詔書褒獎。圣宗朝編修實錄20卷并非偶然，這與之前積累的豐富史料密切相關。此外，圣宗時，日歷，一種實錄據(jù)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經(jīng)被編纂。統(tǒng)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史官被告誡修日歷毋書細事，統(tǒng)和二十九年(1011年)五月規(guī)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
　　興宗時期，涌現(xiàn)了一批關心史事的官員，如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耳律谷欲等。蕭韓家奴對契丹貴族建國前的歷史非常關心，他向興宗上疏說：“臣聞先世遙輦可汗洼之后，國祚中絕，自夷離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樸，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遙輦氏同。后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chuàng)立先廟，尊四世為帝。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制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nèi)。厥后累圣相承，自夷離堇湖烈(按：湖烈，即耶律阿保機的高祖耨里思的父親頦領)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離堇的魯(按：的魯，即撒刺的)猶以名呼。臣以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陛下弘業(yè)有光，墜典復舉矣”。對于蕭韓家奴建議追尊太祖阿保機之前“四祖”為帝的肺腑之言，興宗悉心采納，即追尊耨里思為肅祖、薩刺德為懿祖、勻德實為玄祖、撒刺的為德祖，并命他與耶律庶成等編修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跡。耶律庶成是他的老搭檔，他們合作完成了實錄和禮書的編修。耶 律谷欲奉詔與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修遼朝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耄耋之年尚筆耕不息，精神實在可嘉。在三人的努力下，最終修成實錄20卷。
　　道宗時，史書的編修較為頻繁。據(jù)《遼史》卷104《文學傳下?耶律孟簡傳》載，耶律孟簡，字復易，道宗大康初被權(quán)臣耶律乙辛謫巡磁?關，大康中，始得返鄉(xiāng)里，他“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后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zhì)、休哥三人行事以進”，道宗命置局編修，“(耶律)孟簡謂余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茍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耶律孟簡所編耶律曷魯、屋質(zhì)、休哥三人傳記，應該是見于記載的遼代國史編纂機構(gòu)編修本朝紀傳體正史(即國史)的惟一成果。大安元年(1085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興宗的實錄，大概是在蕭韓家奴等所修史書的基礎上審訂而成的，這是見于《遼史》記載的遼朝第三次纂修實錄。修國史機關應該直到道宗末尚存，這由《遼史》卷104《文學傳下》所載壽昌二年(1096年)大臣劉輝的奏疏可以佐證。《新五代史》對契丹族和遼朝歷史的記述，引起劉輝的不滿，他向道宗上書說：“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jīng)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钡�是，道宗后期疏于政務，甚至以擲骰子的方式選拔高官，后來編纂《皇朝實錄》的耶律儼本人也曾通過這種方式被選為知樞密院事、越國公�；实廴绱�，上行下效，史官很難盡職盡責地從事本職工作。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道宗清寧六年(1060年)，賜其父李仲禧姓國姓耶律。耶律儼登咸雍進士第，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著稱。據(jù)《遼史》卷27《天祚皇帝本紀一》：“(乾統(tǒng)三年，1103年)十一月，詔監(jiān)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耶律儼最終修成70卷，這是遼朝第四次纂修立國以來歷代皇帝實錄。從脫脫等編的《遼史》可以考見，《皇朝實錄》70卷包括紀、志、傳等部分。它是金朝兩次纂修《遼史》和元末脫脫等修《遼史》的底本。
　　翻譯著作，也應當看作是一種創(chuàng)新。遼代創(chuàng)制契丹文字之后，官方用它翻譯了一些漢文著作，其中也不乏史書譯作。契丹文有大字、小字兩種：大字在太祖神冊五年(920年)正月制成，同年九月頒行；稍后數(shù)年，小字問世，它是遼太祖之弟迭刺仿照回鶻拼音文字制成的，有“數(shù)少而該貫”的特點。遼朝中期和后期，官方出現(xiàn)很多善于翻譯的人。例如耶律學古“穎悟好學，工譯?及詩”；耶律庶成曾經(jīng)翻譯漢文醫(yī)書，“初，契丹醫(yī)人鮮知切脈審藥”，興宗“命(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yī)事”；蕭韓家奴博覽經(jīng)書，通曉漢、遼文字，受興宗詔翻譯諸書，“(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這些有關文學、醫(yī)學、歷史等方面的譯書對于鞏固遼政權(quán)、熟悉漢族文化大有裨益。
　　
　　4　官修史書的局限性
　　
　　同其他官修史書一樣，遼代史書反映的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旨，對人物的論述很難公正、客觀。據(jù)《遼史》卷21《道宗本紀一》載，道宗清寧二年(1056年)六月“罷史官預聞朝議，俾問宰相而后書”，規(guī)定史官要在宰臣的授權(quán)下才能記事。再如，道宗朝的耶律乙辛和他的擁護者在元修《遼史》中被列入“奸臣傳”這一冷酷無情的反面?zhèn)饔浿校�因為《遼史》此部分主要是以耶律儼按照道宗的孫子和繼承者(即天祚帝)的意旨所編寫的《皇朝實錄》為基礎的，而當時的實錄對耶律乙辛懷有刻毒的敵意。
　　這樣，是堅持原則秉筆直書，還是附和統(tǒng)治者的意愿，在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遼代，是史官面臨的一個難題。統(tǒng)治者雖然漢化，但其殘暴的本性還是未變，不愿意別人忤逆其意旨，在沒有“皇帝不親自觀史”(尤其是起居注一類)的道德約束下，統(tǒng)治者完全可以為所欲為。比如道宗大康二年(1076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擷及忽突堇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流林牙蕭巖壽于烏隗部”。一般說來，起居注一類的當朝史歷來是不允許皇帝看的，但是道宗非得要看，修注郎堅持原則卻不僅被打而且被罷官、流放。但是也并不是說遼朝皇帝皆是如此獨斷專行，興宗就是一個例外。興宗曾經(jīng)詔諭蕭韓家奴：“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钡�是，做起來似乎有點難。一次，“獵秋山，熊虎傷、死數(shù)十人，(蕭)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蕭)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遼朝皇帝有在秋天打獵的愛好，即文中所謂的“獵秋山”，或稱幸“春水秋山”。在興宗組織的一次打獵活動中，被熊、虎咬傷、咬死幾十人，這對于曾經(jīng)以打獵為生的契丹人來說是極其不光彩的。興宗看到蕭韓家奴記載下來，就命他劃去。蕭韓家奴當時聽從，但最后還是把熊虎傷人這件事寫下來。后來興宗見到他的記錄，被他敬業(yè)的精神所感動，感嘆說：“史筆當如是。”其實蕭韓家奴的秉筆直書也是承受很大壓力，至少初次他把所寫的記錄劃去了，只不過他的堅持非常僥幸，不僅沒有得到懲罰，還得到贊賞。
　　
　　5　結(jié)語
　　
　　從修史內(nèi)容來看，遼代官方修史主要包括對本民族歷史的全面追溯(主要反映在“實錄”中)和對漢族歷史(主要是唐代和五代)的翻譯。從動機來看，前者與民族情感有關，后者與資政價值有關。具體說，遼人重視歷史，但卻不只是“描述”史實，被動地充當過去事件的講述者，而是要主動地“發(fā)現(xiàn)”史實，追問史實對當下的價值。遼代作為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建立的政權(quán)，官修的少量史書為后世提供了珍貴史料，在中國圖書編撰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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