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里，意欲插足上海灘房地產的政商力量，多是在時任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長陶校興等人的操作下實現利益。無論是陶氏個人還是其染指的“帝景苑”項目，均可視為上海十多年房地產畸形發(fā)展的全息標本
　　“出來混，早晚要還�！� 在上海這個引領中國房價飛漲的城市里，這句臺詞在上海一名“土地爺”身上得到了應驗。
　　2010年10月14日，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副局長陶校興被“兩規(guī)”，成為上海房地系統(tǒng)里又一名落馬“要員”。盡管自從前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副局長殷國元于2007年落馬后，他已經低調起來。
　　陳良宇庇護下的“張狂”局長
　　記者經多方渠道證實，陶校興目前被定性為嚴重經濟問題，和上海曾發(fā)生過“樓脆脆”事件的蓮花河畔開發(fā)商有利益關聯。
　　還有一種說法，陶與已經被判刑的殷國元和被稱為“上海土地第一處處長”的朱文錦案有關。更有消息稱，他與多名官員及其家屬牽涉進的低價購入上海市中心徐匯區(qū)帝景苑一事有關。
　　2006年上海社保風暴后，陶曾多次接受協(xié)查，但最終均全身而退。2008年殷國元案結束后不久，陶則改為“分管行政法規(guī)和人事”，遠離了土地市場。
　　殷國元當時是房管局第一副局長，在房地產行業(yè)浸淫多年，陶排在他之后。而原土地利用處處長、“上海一哥”陳良宇的連襟朱文錦，則一直跟殷交情頗深。
　　2002年，殷轉為分管拆遷。陶校興則接替了他的工作，而朱文錦成為了他的直屬下級。政界亦有猜測認為其與陳良宇有特殊交情。不少人知道，陶校興曾在松江區(qū)安排建設一個隱秘的度假別墅，供陳良宇專享。
　　作為市房管局副局長的陶校興，在土地出讓、容積率改變等多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巨大的話語權，甚至在土地批租方面可以直接拍板。而作為主管拆遷的朱文錦，則在舊城改造上有著不小的權力。一時上海的土地開發(fā)，幾乎都歸于3人掌握之中。
　　那6年時間，是陶校興最為“張狂”的時候，也最愛擺領導架子的時候。因為不僅開發(fā)商需要與他維持良好關系。就連各個區(qū)、縣領導，也需要跟他搞好關系，畢竟，上海每年建設用地，是衡量政績的一個明顯方式，而建設用地的指標分配，均需通過其手。
　　在陳良宇時代，上海房地產業(yè)蓬勃生長。直到2006年中央紀委對社保案的調查前，陶校興、殷國元乃至朱文錦等房地系統(tǒng)內大權在握的官員們，一直春風得意。
　　“土地爺”只是個小角色
　　僅記者了解的局部信息，虹橋地區(qū)、徐家匯周邊、黃浦區(qū)中心地段、浦東濱江地段以及陸家嘴核心地段，多個樓盤都是在本地新聞媒體上出現過的官員低價購房“重災區(qū)”，這些全都是上海灘的高檔區(qū)域。
　　低價購房決不是“土地爺”陶校興這些官員獨享的“特權”，他們不過是近水樓臺的群體之一。一個房地產項目的運作，還涉及工商、稅務、規(guī)劃、金融、司法、區(qū)縣政府等多個部門，他們同樣都是需要打點的主力群體。以股東方公開舉報的帝景苑項目為例，在這個高檔樓盤低價購房的官員，分布在上述不同部門，他們獲得三到五成的大幅度購房折扣。
　　帝景苑地塊位于寸土寸金的徐家匯，原為上海無線電四廠所有，由上海榮福房地產發(fā)展有限公司開發(fā)。因兩股東黃進益、蔡青峰糾紛引發(fā)舉報，爆出了灰色高樓中的另一道景觀――約400戶業(yè)主中，有50余戶曾獲得一成以上的購房折扣，其中22名買家所獲折扣高達三成至五成，且多為官員。
　　1993年，印尼商人黃進益以旗下香港榮福置業(yè)與上無四廠合資成立上海榮福房地產發(fā)展有限公司，開發(fā)該地塊。1999年，臺商蔡青峰接盤介入，成為帝景苑項目的實際控制人。蔡隨后將帝景苑由外銷改為內銷，盤回巨額土地出讓金。金額由原來的1396.6萬美元，下調到了1683.3萬元人民幣。陶正是這份“出口轉內銷”的簽署人。
　　而在建設過程中，帝景苑不斷提高容積率，甚至超出了建設標準，最后都由陶校興簽字批準。這兩項，讓帝景苑拿回資金2億元。如此這般運作后，蔡青峰讓投資成本僅4億元的帝景苑銷售獲利高達數十億元。
　　“他與這個事情有關聯，但不是這次被查的主因�！闭劶疤招Ｅd，有知情人向筆者透露，目前沒有直接證據顯示陶當時在該樓盤中獲利，亦沒有低價購房，他之所以簽字，是因為當時上面有人打了招呼，他不過是個小角色。
　　政府坐莊，官員搭老鼠倉
　　2002年8月，土地出讓一律采取“招拍掛”方式，土地價格飆升。是年12月3日，上海獲得世博會舉辦權，“帝景苑”亦炙手可熱。
　　彼時陳良宇接任上海市委書記，政府強力入市，房價愈趨瘋狂。官員家屬隱身控制地產公司炒作土地并不鮮見；另一部分通過內部價購房賺取差價并出租獲利也甚為普遍。業(yè)內將此稱之“政府坐莊，官員搭老鼠倉”。
　　在對帝景苑的操作中，經董事會同意，作為總經理的蔡青峰獲得726.75萬元的特別優(yōu)惠處理權。他可給5位客戶5折、給5位客戶8折及給10位客戶9折。而在被訴至法院低價購房者的名單上，與蔡青峰及房地產有職權交集的公職人員赫然在列：
　　曾任領導秘書、后為上海銀行黨委副書記的張志蛟，購房價與市價相差57萬余元。
　　在上海市財政局第六分局工作的徐炎，購房價與市價相差277萬余元。徐的丈夫費濱海，時為徐匯區(qū)分管財稅的副區(qū)長，職權即涉及轄區(qū)內的“帝景苑”。
　　陸天明系上海廣電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負責人。購房價與市價相差約259萬元。在上海榮富經營過程中，廣電地產的配合甚多，陸兼有出力。
　　另一人士鄭衛(wèi)民，乃建行黃浦支行原工作人員。其購房差價共計150萬元左右。建行黃浦支行是給予蔡氏“優(yōu)惠貸款”的銀行，低價購入的公寓被作為酬謝。
　　“低價購房者”名單還包括已判刑的上海房管局土地處原處長朱文錦，以及上海特警總隊黨委書記李征靜、市工商局總經濟師杜貴根等人。
　　2003年底上海榮福以“電梯大廳裝修合同”為名支付206萬元給上海清建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并與設計方共同支付94萬元“罰款”。這兩筆費用被稱為“政府規(guī)費”。后經司法調查，上述206萬元的大部分落入兩名規(guī)劃官員手中。
　　舉報官員低價購房步履艱難
　　官員大肆低價購房的總量數據，公眾絕無可能獲知。如果不是由于股東之間利益糾紛引發(fā)的爭端，直至鬧上法庭，這些灰色內幕根本就不會為世人所知。
　　2005年，上海榮福主營業(yè)務收入共計11億余元，但申報的利潤卻僅有2000多萬元。黃進益認為蔡青峰有侵占財產、逃稅上億之嫌。2007年6月，黃的代理律師宋濂溥把這些資料提交給上海市徐匯區(qū)紀委、徐匯區(qū)人民檢察院。但這一次舉報無疾而終。
　　2007年8月初，宋濂溥將銷售資料與區(qū)檢察院查到的預售合同，一并寄送給上海市的4個相關部門。但除了接到過某部門的電話告知“將進行調查”之外，其它均石沉大海。
　　無奈之下，2008年，宋將此事通報媒體。同時，他還在互聯網上公開舉報。
　　2009年1月上海市相關單位在其發(fā)布的工作總結中，出現了這樣的表述――“2008年，糾正了‘帝景苑’樓盤低價購房等違規(guī)違紀問題�！�
　　隨后，宋濂溥繼續(xù)給各部門寄去舉報信，但只有上海市人大書面回應，稱已轉上海市有關部門處理。
　　2009年6、7月間，上海有關人員兩次與他面談，叮囑其不要擴大影響，并建議他向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反映，或提起訴訟追究蔡的責任。
　　潰瘍面上的一個小瘡口
　　“‘帝景苑’的案子算不上大，但我覺得努力屢屢失算，遠非一個蔡青峰能操作，幕后定有高手。”宋濂溥律師說。陶校興的落馬，讓近乎絕望的人們看到希望。陶主管地政六年，所涉土地巨量利益輸送案眾多。在上海土地問題的巨大“潰瘍面”上，“帝景苑”或只是一個小瘡口。而與土地相關的法規(guī)批文，多由陶氏簽發(fā)。
　　2007年，中紀委曾發(fā)文規(guī)定，30天內主動說清楚問題的，可以根據情況從寬處理。其中即有“折扣房”相關條目。
　　據一些媒體報道，時值上海社保案收官階段，上海市紀委為壯聲勢，曾事先向黃浦區(qū)一樓盤住戶打招呼，要求數10位多為處級以下干部帶頭到紀委“說清楚”。內情人士稱，他們開了個“業(yè)主會”，最后決定集體抗拒，因為更高的領導及家屬“炒房、炒地”并未帶頭“說清楚”。
　　在擬定期限內，上海僅有14人到市紀委“說清問題”，且多與炒房、折扣買房無關。
　　為配合中紀委的行動，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在同年發(fā)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guī)定“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為“交易形式受賄”的一種，“以受賄論處”。
　　不過，上海至今未有被查處的先例。上海曾經由組織部門對2000多名市屬干部購房情況進行摸底，最后也不了了之。
　　有消息稱，早在2006年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即了解到“帝景苑”的情況，大為光火，最后又無可奈何�，F任高層曾數次“苦口婆心”奉勸相關人士配合市紀委及組織部的工作，“一是官員們抱法不責眾之心理，二是缺少嚴厲的制裁手段”。
　　據悉，更高級別調查部門已介入陶校興案。陶的肚子里，有著很多類似“帝景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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