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只知道7天局部天氣變化的中國公民來說，發(fā)生在遙遠哥本哈根的一場基于未來40年全球氣候變化的政治談判，似乎只能作為一部新的《安徒生童話》看待。但是，當眾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挑燈夜戰(zhàn)，親自趴在談判桌前為協議條文而爭吵不休時，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并不是一個“好玩”的故事，它的沖擊波才剛剛開始。氣候談判沖擊之下，我們將面臨從“信息時代”到智能“低碳時代”的經濟轉型，我們的治理也將需要更多的公開辯論和更為廣泛的公眾參與。被莫名其妙地裹挾入一場歷史性游戲規(guī)則制定的中國，第一次在全球治理的談判中，成為了聚光燈的焦點。中國在改變規(guī)則，規(guī)則也將改變中國。
　　2009年12月18日，出席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一些領導人晚間宣布，他們已達成了一份“有意義的協議”。在他們宣布這項勝利的時候，協議的文本事實上還在爭得面紅耳赤的192個國家代表談判桌上。
　　當時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代表在協議上簽字。事實上，從當天深夜延續(xù)到第二天凌晨乃至上午的爭論，使得他們免于了簽字的麻煩。
　　在聯合國全票通過的決策體制下，委內瑞拉等五國的否決使得前一天由美國和中國牽頭的“哥本哈根協議”僅僅“被注意到”，而沒有得到參會國的簽署。持續(xù)兩周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成了各國代表玩耍太極的場所；而超過110個國家的領導人在會場呆了兩到三天不過是為了發(fā)表一次與氣候變化有關或者無關的演講。
　　對于一貫關注國家大事的佟先生來說，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大會更像一部新的《安徒生童話》。 “挺熱鬧的啊，很好玩”，他向記者表示。和很多陰謀論者一樣，在佟先生看來， “全球變暖”問題更像是一個西方世界長期籌備等著中國跳入的圈套。
　　
　　氣候政治的陰謀與陽謀
　　
　　哥本哈根大會未開始就似乎注定要成為一個鬧哄哄的大集市。
　　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之前，發(fā)生了一起被稱為“氣候門丑聞”的事件。2009年11月，英國氣候變化研究中心在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Anglia)的計算機網絡服務器連遭“黑客”襲擊，1000多封在過去10年往來于英國和美國氣候變化高級研究人員間的電子郵件和3000多份文件被黑客們公開在互聯網上。
　　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還被一些陰謀論者稱為是一場“操縱”數據的“陰謀”，其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科研經費。
　　一些人依據泄露郵件內容指責氣候研究中心采取“欺騙手段”，刻意向公眾隱瞞部分不支持氣溫升高的數據。換句話說，人類活動影響氣候這一說法，也許是謊言和欺騙!這一事件也在整個世界引起了爭論，并被媒體稱為“氣候門”(climategate)。
　　“氣候門”事件似乎給了氣候變化懷疑者更多的論據，這讓支持“陰謀論”說法的人感到非常興奮。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tài)度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詹姆斯?英霍夫說，這些電子郵件表明，全球變暖的威脅被夸大了，他希望國會展開調查。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副主席帕斯卡爾則反擊稱，黑客行為并非偶然，而是“被精密設計且?guī)в姓�治目的”的。還有些人說得更詳細，他們指控此次郵件泄露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俄羅斯安全部門。IPCC是聯合國進行有關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主要機構，在2007年發(fā)布了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報告內容成為哥本哈根大會討論的科學基礎。
　　西方媒體猜測，這可能是莫斯科為延遲談判時間或為自己增加更多籌碼所用的策略。此外，在大部分國土處于極北寒冷地帶的俄羅斯科學界，很多人都對全球變暖表示質疑，一份調查數據表明，俄羅斯只有40％的人認為全球變暖是重要威脅。
　　為撇清自己與“氣候門”的關系，俄聯邦安全局公布了一些機密信息，利用這些信息調查者可以追蹤郵件發(fā)送的軌跡。英國《星期日郵報》據此宣稱，目前掌握的證據已讓人有理由懷疑“受中國政府支持的中國黑客”才是這些敏感郵件的真正源頭。中國網絡安全專家則表示有點“不靠譜”，中國黑客還沒有達到這么高的水平。
　　也許只有“年度世界黑客大會”里才有人知道答案。但是，和俄羅斯一樣，“陰謀論”的思想在中國確實影響至深。
　　在記者對被一些國內媒體稱為“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的威廉?恩道爾專訪中，這位美國著名新聞調查記者把碳交易描述為“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一個控制工具”。他表示， “我和小布什有著唯一相同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全球氣候變暖就像‘地球是平的’說法一樣不可信。在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問題上，我相信這是一個巨大的謊言�！�
　　恩道爾依靠輪椅行走，在一個充斥著各種“陰謀論”的氛圍中來到中國，并應邀在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各主要傳媒進行巡回“宣講”，以促使“覺醒了的中國人民”積極行動起來，打破“美國的全方位主導戰(zhàn)略”。
　　此前，中國媒體曾在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國有銀行海外上市、中國加入WTO等問題的討論上，把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些事件描述成一個“身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長期策劃的“陰謀”實驗過程。這種陰謀論的氣氛在2007年和2008年達到了高潮。
　　當時，曾在美國房地產金融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工作過5年的作家宋鴻兵出版了兩本暢銷書《貨幣戰(zhàn)爭》(一)和《貨幣戰(zhàn)爭》(二)，認為以羅斯柴爾德為代表的國際銀行家形成一小撮陰謀團體，擁有神秘的超級權力，可肆意操縱世界的戰(zhàn)爭與和平、繁榮與蕭條。并把肇始于美國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描述為跨國金融寡頭操縱的新一次“剪羊毛”陰謀，這使得充斥傳媒和中國各相關機構的“陰謀論”氣氛達到了頂峰。
　　對于美國兩任總統(tǒng)小布什和奧巴馬對于氣候問題的不同態(tài)度，恩道爾解釋說，早些年，如果美國同意簽訂《京都議定書》，就會影響美國國內工業(yè)的進展，增加工業(yè)成本。而此次經濟危機發(fā)生后，美國最重要的問題已經改變�，F在美國是想通過用碳交易的方式來抑制其他國家的工業(yè)發(fā)展�！笆聦嵣�，推廣這一機制的前副總統(tǒng)戈爾和洛克菲勒、高盛同屬一個利益團體�！�
　　由于曾經長期處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國國民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一直具有很強的戒備心理，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所推動的全球議程進行“陰謀論”解釋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一些特殊利益集團也積極利用這些“理論”并推波助瀾，來為維持自身的特權利益注解，而由于教育失敗導致民眾辨別能力及公眾知情權和社會辯論的缺失，導致了“陰謀論”具有了很強的公共解釋力。于是，全球邊緣性“陰謀論”在中國開始發(fā)揚光大。
　　“氣候門”事件的爆發(fā)，距離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峰會(12月7日)還有一周時間，有人甚至猜測，“氣候門”是否會對這次峰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但是，各國氣候變化專家 和談判代表并未因“陰謀論”者而動搖，人們對全球變暖的擔憂也沖淡了對“氣候門”的關注。他們在2009年12月7日出席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時怒批“氣候門”事件，稱全球變暖已是證據確鑿，聲討這一事件策劃者意在混淆公眾視聽。
　　2009年12月8日，IPCC在哥本哈根提前披露了第五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的部分內容。報告認為，當前的氣候變化形勢比過去更為嚴峻。為了把全球升溫控制在不對人類造成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影響的范圍內，此前IPCC提出發(fā)達國家到2020年應在1990年基礎上總體減排25％到40％的目標。
　　和很多陰謀論者認為發(fā)達國家通過氣候變化議程來遏制中國發(fā)展不同的是，佟先生認為陰謀的關鍵不在于這里， “西方國家自己擔負很大減排責任，而對我們的實質性減排要求很低，不可能是限制發(fā)展的目的”。佟先生表示，發(fā)達國家可能是通過氣候問題改變全球市場游戲規(guī)則，在新的競爭體系中把中國繼續(xù)鎖定在全球分工體系的低端， “讓中國繼續(xù)為發(fā)達國家打工，正如以前一樣”。
　　這和氣候大會中國政府代表團副團長、首席談判代表蘇偉的部分看法比較接近。蘇偉曾在撰文展望氣候談判前景時提道： “如果作為氣候變化始作俑者的發(fā)達國家不采取切實的減排措施，大幅度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而是希望借應對氣候變化謀取經濟優(yōu)勢和競爭力，為其先進環(huán)保技術尋求國際市場，那么氣候變化談判的失敗將不可避免，并可能對未來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主任鄒驥教授表示，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對于氣候變化和排放控制對于中國各方面的影響研究能力不足。無論排放問題對于氣候變化影響，還是減排對于中國發(fā)展的影響，特別是減排的強度對于我們現代化進程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影響，以及減排進度與我國在相關核心技術的掌握情況不匹配所會帶來的利益損失。這些都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這樣才能在談判過程中占據主動，而不是成為別人的“替罪羊”。
　　他舉例說，2009年11月26日中國的減排目標剛一公布，美國外交委員會就很快發(fā)布了聲明，說中國干得不夠， “沒有額外努力”，表現出很強的研究能力。“他們的研究引用了3個中國模型，其中只有人民大學的模型表明，在這樣的減排幅度下中國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哥本哈根童話
　　
　　對于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的綠色和平組織志愿者李木子而言，她以觀察員身份全程參與哥本哈根會議的目的并不是去關注陰謀和經濟利益問題�！拔覀兊娜蝿帐峭ㄟ^組織一些活動，以讓各國領導人明白其責任”。
　　“這不光是政治的游戲，也不光是經濟利益的紛爭，這牽系到每一個人的生存的權利。我將見證的，或是一個人類拯救自己的偉大時刻，或是一段將被寫入恥辱的歷史�！崩钅咀诱f。
　　李木子在大學期間就參與了綠色和平組織的一些項目，大學畢業(yè)后在一家企業(yè)工作，比較幸運的是，老板對于她參加環(huán)保公益活動還挺支持，即使有時候會影響到一些工作。這次她去哥本哈根全程參與，一去就是將近20天，老板也沒說什么。
　　“為什么會對氣候談判有如此的興趣，你要是問我這個問題，我也一下子答不上來。”在校學習期間有一次她從聯合國的官網上下載了巴厘島會議的視頻。那次會議確實是出人意料一波三折，就在最后一刻，當全世界各國都開始指責美國，當大會主席掩面哭泣，當圖瓦盧代表聲色俱厲地叫美國“get out of the way"’(滾出去)，“我感到體內一陣熱血沸騰，心潮澎湃――也許那就是我此行的心理原因”。
　　2009年12月7日，被稱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方會議第15次會議(COPl5)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正式開幕。由于全球氣候問題科學家們給予的最終時間表非常緊迫，這次大會被寄予很大期望。談判的核心問題是2012～2020年中期減排目標和機制，確定各個國家減排多少，以及發(fā)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方案。
　　氣候科學家們表示全球必須停止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并且在2015～2020年間開始減少排放�？茖W家們預計想要防止全球平均氣溫再上升2℃：到2050年，全球的溫室氣體減排量需達到1990年水平的80％。
　　李木子和她的“同事”們――綠色和平組織在全球各國組織的哥本哈根氣候大使――在哥本哈根大會會場組織了各種活動。比如向那些表現糟糕的各國談判代表和領導頒發(fā)“化石獎”。
　　12月12日是“全球行動日”，“國際氣候變化行動網絡”(CAN)組織10萬人進行了哥本哈根丹麥歷史上人數最多的游行。游行隊伍扛著巨大的標語牌在哥本哈根攝氏零度的低溫中走了10公里�！皣�際氣候變化行動網絡”(CAN)是由綠色和平組織、樂施會等全球性NGO和各國環(huán)保組織組成的。
　　丹麥警方12日和13日逮捕和拘留了1000多名會場外的示威者。與此同時，數百人要在寒冷的天氣中排隊等上幾個小時才能進入會場中心。
　　哥本哈根成了一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會場內的激烈爭斗與會場外的騷動和混亂交相呼應。
　　歐盟將目標鎖定中荑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 “對美國而言，他們需要做得更多，包括制定為發(fā)展中國家減排和適應活動提供長期資金的計劃，以及采取減少毀林的行動；而在中國方面，也需要實施更有雄心的行動，更好地執(zhí)行減排的國家計劃，采取更多的節(jié)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開發(fā)技術�！狈鍟�歐盟代表團主席的卡爾根(Andres Carlgren)表示。
　　歐盟關于中期減排的官方立場是，不管其他國家減排的努力如何，歐盟都將單方面實現到2020年時較1990年減排20％。但如果其他國家愿意作出更大減排努力，歐盟將承諾把這一比例提升到30％。
　　作為全球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之一的美國，一直因為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消極和不作為備受詬病。由于此前的小布什政府拒絕為氣候變化承擔任何義務，奧巴馬的美國政府似乎還沒有在氣候變化的相關議程上作出充分的領導準備。
　　同樣受到指責的還有中國。歐盟希望在保留原有發(fā)達國家責任的條件下，主要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也需要加入具有國際約束力，可衡量、可報告、可驗證(“三可”)的減排協議。卡爾根一再強調，旨在實現發(fā)達國家強制減排的《京都議定書*在應對當今氣候問題已經不夠，新的協定應該包括更多國家。
　　“我認為中國表示要降低40％45％的碳強度是非常嚴肅的”，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米利班德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但中國需要尋找一種方式來向世界證明自己減排的執(zhí)行情況，即，中國需要接受“三可”。
　　美國選擇了一個奇怪的策略：“綁定 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發(fā)達國家第一次對最大發(fā)展中國家進行了反捆綁戰(zhàn)術。美方表示，如果發(fā)展中大國拒絕接受“三可”，根據美國國會剛剛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框架性文件，在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的前提下，美國可能采取措施，以防這些貿易競爭對手逃避履行碳減排義務。同時，美國承諾2020年較2005年減排17％的目標，相當于較1990年僅僅減排4％。
　　顯然，發(fā)達國家的意圖是先集中攻下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排放國，然后再向其他發(fā)展中大國延伸。
　　針鋒相對的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fā)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中國自主采取的減排行動是公開透明的，有法律保障，有統(tǒng)計考核體系和問責制度，要向社會和世界公布，但絕不接受國際“三可”。
　　“有些紅線是不能碰的�！苯庹袢A表示這是中方底線。
　　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中國是最受人“關照”的國家之一。身為前線“最高指揮官”的解振華，則是中國政府代表團最受關注的人。據說是由于主辦方技術操作方面的原因，解振華有三次進入氣候變化大會會場時受阻。
　　對于哥本哈根這次氣候大會的感受，鄒驥教授的同事，人大能源與氣候經濟學項目執(zhí)行主任王克博士強調了一個字：“亂”。哥本哈根大會談判進程之亂，簡直是亂到了令人難以忍受。
　　不但大會之前有陰謀論者鼓噪的“氣候門”事件，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兩百個國家在氣候變化方面缺乏共識，大會并沒有在會前的準備階段形成一個框架性談判文本。在會議期間，各國也把自己的秘密文本“不慎”泄漏給媒體，以向對方施加壓力，不但有丹麥準備的秘密文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也搞了一個“基礎四國”秘密文本。尤其是作為大會組織方的丹麥，不但把一份對發(fā)展中國家要價太高的文本泄漏出去，而且還在會議進行中強行提交大會討論， “這不是存心裹亂么”!
　　“存心裹亂”的還有眾多“另類國家”，沙特阿拉伯這樣的產油國公開嘲笑全球變暖是個騙局；加拿大只答應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約2％；小島國聯盟要求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發(fā)達國家烏克蘭承諾的減排額為負數；而一些美國的宿敵如伊朗和委內瑞拉則對這樣大規(guī)模的一個“反美表演場”表現得異常興奮，等等，不一而足。
　　與談判議程之亂相映成趣的是會議組織之亂，這么大規(guī)模的會議，組織者似乎沒有應對經驗，難以招架。比如，各國政要談判經常挑燈夜戰(zhàn)熬通宵，但會議組織和服務者則晚8時準點下班，寄存的衣服被堆在會議室門外，中國談判代表團副團長蘇偉不得不多次從亂作一團的衣服堆里尋找衣物。這讓各國政要感覺非常不爽，屢屢發(fā)出抗議之聲。
　　12月15日，混亂的大會步入攻堅階段。只要不是談判代表，不管是非政府組織還是頂級專家，抑或大牌政客，一律被擋在了門外吹冷風，以讓這些權勢人物清醒頭腦。據悉，美國前副總統(tǒng)戈爾也在門口站了好半天無法進入。
　　大會主席康妮赫澤高強調，談判必須在未來48小時內完成，從而為領導人會晤作好準備。但是，鑒于分歧仍存，談判進展得相當艱難。這為哥本哈根談判是否以失敗告終增加了變數。
　　
　　首腦到來
　　
　　12月16日，元首到會前，哥本哈根談判最后陷入僵持。發(fā)達國家在長期資金援助和自己的減排目標上沒有任何松動的跡象， “基礎四國”則在“三可”方面毫不退讓。
　　當天，大會主席國丹麥違反議事程序，試圖把自己擬訂的一份代表歐盟立場的協議草案強加給參與高層會議的代表討論，招致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代表的反對。該協議文本被認為給了發(fā)達國家更多權利，對發(fā)展中國家相當不公平。
　　非洲集團立即召開了新聞發(fā)布會，威脅退出會談。非洲國家代表首席談判代表卡邁勒直言，部分發(fā)達國家一心要拋棄“雙軌制”，企圖架空要求發(fā)達國家強制減排的《京都議定書》。
　　非洲集團的表態(tài)引起了連鎖反應，77國集團也表態(tài)要退出上午的會談。此后，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礎四國”部長也進行了緊急磋商，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的立場。
　　中國強調氣候大會需要民主和透明。
　　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表示，大會主席不能未經各國代表討論，就憑空拿出一個草案，這種做法不符合透明原則，是對與會各國的不尊重。蘇偉堅持：“我們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草案文本�！�
　　在休會幾個小時之后，康妮宣布，重新開始《京都議定書》修正案主席案文的談判，結束了這場“罷會”風波。但是，“基礎四國文本”并沒有被大會討論。此前，基礎四國在北京磋商，討論過一份準備在哥本哈根提交的，反擊發(fā)達國家的文本。
　　12月17日，為領導人談判準備文本基礎的特設工作組會議，延遲了10個小時左右召開后，在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壓力下，又不得不在案文中增加了一些選擇項，這使太多問題被留給氣候變化大會的全體會議。
　　各方主張分歧依舊，沒有出現突破并達成一致的跡象。各國元首面對的是一個混亂的包含著各種訴求的原生態(tài)文本。
　　從12月16日起，包括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在內的10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陸續(xù)抵達哥本哈根，準備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最后一天(18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首腦峰會。
　　英國首相布朗提前兩天抵達，唐寧街10號表示，他提前到會是為了確保在未來幾天中有充足的時間來促成協議。
　　各國首腦到來之后，立刻投入緊張的斡旋工作，以為這次聯合國歷史上規(guī)格最高的會議勉強畫上一個句號。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四處走動；溫家寶總理也上下斡旋，在近60個小時里只休息了幾個小時。有關氣候變化的會議已經開了15次，這次會議有全球100多位領導人到來，如果帶回去一個“鴨蛋”，聯合國和各國首腦們不好向公眾，特別是期望很高、影響力日增的全球環(huán)保組織交待。
　　在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部長們互相出牌、測試底線的混亂過程之后，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在缺少信任和互相猜測中，借助首腦們到來的新鮮刺激繼續(xù)進行。
　　與此同時，在距離大會結束還有36個小時的至關重要的時刻，大會主席、丹麥氣候與能源大臣康妮?赫澤高被替換，接替她的是丹麥首相拉斯穆森。觀察家分析，在議程高度敏感的時刻替換康妮，意味著對發(fā)展中國家相對友好和寬容的“康妮路線”失敗，也就是“親發(fā)展中國家一派”的失敗。
　　果然如此，此后，以中國為首的發(fā)展中國家一方壓力陡增。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抵達后，就宣布每年為發(fā)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1000億美元的支持與發(fā)展中國家接受“三可”掛鉤。這直接導致了“77國集團+中國”的分裂，該組合代表了77國集團134個正式成員和中國135個發(fā)展中國家的立場�！�77國集團+中國”的代表蘇丹外交官盧蒙巴?迪亞平表示，某些小國被西方的允諾引誘過去了。 　　12月18日，歐洲議會(EuropeanParliament)哥本哈根代表團趕來督戰(zhàn)，以使歐盟掌握談判主導權。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克里則帶來美國參議院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壓力。
　　“未來20年，發(fā)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占到全球排放增長的97％，而中國到2020年時的排放量，將比美國多40％，因此每個現在、將來對全球變曖有責任的國家，都要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的組成部分。而每個國家的減排行動都必須是透明和可問責的�！笨死锓Q。
　　氣候談判的進程進入了美國主導的階段�！白屛覀儗⒅匦霓D到根本問題，讓本周五成為成功的一天。”克里宣示。
　　與美國參議院和奧巴馬“黑白臉”組合不同，歐洲議會比政府更為積極，其哥本哈根代表團敦促歐盟國家領導人，堅守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30％的目標。歐洲議會同時提議，歐盟應該從2020年起，每年向發(fā)展中國家提供300億歐元的資金。
　　歐盟強調無意拋棄《京都議定書》，但一個沒有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協議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則表示，美國愿有條件加入1000億美元援助計劃。
　　中國沒有“黑白臉”組合，只有一個聲音的獨角戲，這使得中國在最后的議程中壓力很大。溫家寶總理只得強調，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所作出的承諾，都將“言必信，信必果”。
　　溫家寶表示，中國采取減排行動是自愿自主行為，不附加任何條件，也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但承諾會增加透明度，并會把減排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五年計劃，受到法律和輿論的監(jiān)督，并將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
　　會后，溫家寶表示，我們必須為中國的發(fā)展爭得應有的權利。
　　12月18日早上，26國代表被邀請參加“主席的朋友”小范圍磋商會。其中，有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14位代表。這輪磋商進行了整整一天，美國和“基礎四國”敲定了最后文本。
　　“主席的朋友”是聯合國議事中常用的辦法，是為了提高決策效率的舉措，通常由政治集團代表參加，在小范圍磋商得出結果后，再拿到全會討論通過。在前一天的締約國全會上，在這輪談判中使用“主席的朋友”這個辦法，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后通過。
　　與此同時，大會安排各國領導人在會議中心演講表態(tài)，他們來到哥本哈根是準備簽署大會成果協議的。 據悉，各國領導人發(fā)表聲明時，姿態(tài)各樣，主題各異。澳洲總理陸克文宣稱我們必須“拯救弱小的兒童”；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大肆攻擊資本主義；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攻擊美國是對石油上癮的“戰(zhàn)爭販子”。
　　12月18日晚，26個“主席的朋友”終于就應對氣候問題達成一項協議，該協議僅有3頁，沒定下任何具體減排目標且不具有法律效力。
　　國事紛擾的減排主力俄羅斯顯然已經沒有了耐心。18日的晚上8時左右，俄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丟下一句“竟然不僅需要我寫草案，還需要我改草案”，就“發(fā)飆”第一個離開了哥本哈根。
　　12月18日晚，“主席的朋友”文案被提交大會徹夜談判。
　　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蘇丹的代表公開抵制這份文件，稱協議缺少足夠的資金和減少二氧化碳的目標。協議中的資金數目與他們此前要求的4000億美元相距甚遠。
　　沙特代表則抱怨已經48個小時沒有睡覺，這個混亂的全會是他參加過的最差的全會，并且抱怨主席的管理很沒有條理。
　　圖瓦盧等幾個氣候影響最大的國家痛批大國進行黑箱作業(yè)，“出賣人民和未來”、“焚毀非洲”、“二戰(zhàn)大屠殺”等指控浮出臺面。爭論到次日上午，“永遠不支持美國牽頭”的委內瑞拉和產油國沙特等五個國家否決了“哥本哈根協議”。 最終，大會主席只得以各方同意“注意到2009年12月18日產生的《哥本哈根協議》”之形式，算作達成草案決議。
　　據聯合國政策計劃助理秘書長羅伯特解釋，“注意到”在聯合國的法律術語中，等同于接受(accept)，即各方一致同意該文件成為聯合國附錄文件，但持有保留意見的國家和地區(qū)不必簽署。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19日中午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代表聯合國宣布了這份文件的有效性。他說，他對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所取得的進展感到滿意，稱這次大會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還要繼續(xù)把這份文件變成具有法律效應的文件�！�
　　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小國和環(huán)保組織對兩周激辯所得到的結果深表失望，同聲譴責，甚至申訴被出賣；而美國等一些大國和聯合國官員則擺出成功的姿態(tài)，說已大有進展，取得“空前突破”。
　　綠色和平組織在大會閉幕后發(fā)表聲明，對峰會的最終成果表示“極度失望”，認為“各國元首錯失了拯救人類氣候的最佳歷史時機”。
　　
　　邪惡的不平等條約?
　　
　　綠色和平組織中國區(qū)總監(jiān)施鵬翔也以“失敗”來描述哥本哈根大會。他表示，從法律約束力和發(fā)達國家的減排額度這兩個關鍵指標來看，這次會議沒有達到目的�！氨仨氁�有強有力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下一屆墨西哥會議一定要達到，這是最后一次機會”。施鵬翔對記者強調。
　　施鵬翔并不認為中國是導致談判失敗的罪魁禍首，他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發(fā)達國家的誠意。 “首先發(fā)達國家要有一定的減排量和資金援助，這樣才能要求發(fā)展中國家。有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相比于減排目標和技術、資金援助，“三可”議題實際上沒有那么重要。
　　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的第一天，國際氣候行動網絡組織投票評選出“化石獎”，獲得該獎項第一名的是所有發(fā)達國家，他們由于其在碳削減方面缺乏積極行動目標而受到指責。
　　但美國不這么看，“對美國而言，在缺乏全球第二大排放國――現在可能是第一大排放國的透明度之下，達成有法律效力或有資金承諾的國際協議是很難想象的�！毕＠�里在記者會上對中國開火。
　　對于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所要取得的成果，歐盟的目標一直未變，就是希望達成富有雄心、全面的氣候變化協議，從而使得哥本哈根成為全球氣候變化所需的里程碑。雖然在峰會前夕，美國和中國陸續(xù)公布了相應的減排計劃，但歐盟對于中美的承諾并沒有完全認可。
　　但是，對于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大國而言，氣候的壓力顯然沒有貧窮的壓力那么直接和明顯。尤其是印度，目前仍然有將近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按照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貧困線，印度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口2005年為4.55億人，約占全球貧窮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鄒驥教授帶領著他的研究團隊大會期間一直在哥本哈根。但是這次他不是談判代表，而是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組織的另外一場意見領袖集聚會的主角。
　　從2000年開始作為中國代表團專家參與談判，2009年8月結束他在代表團的工 作，這次哥本哈根大會他第一次以學者的身份繼續(xù)跟蹤談判。這種身份的切換使他更清醒地認識氣候問題。
　　2009年12月16日，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主辦的“中國的低碳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之路”邊會，就中國在實現低碳增長模式上的政治與經濟轉型展開討論。該會議主要議題借鑒了鄒驥教授主持的“2009/10年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國的低碳經濟和社會之路”課題中的研究成果�！�2009/10年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是由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駐華代表處與中國人民大學聯合撰寫的。
　　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關注的問題顯然不同，后者的焦點在于達成“雄心勃勃”的減排協議；而對于前者而言，減排的努力“也必須惠及發(fā)展。”
　　其署長海倫?克拉克在會上表示：“在哥本哈根達成的任何協議不僅要公平、全面、雄心勃勃，以實現減排、降低碳密集生產和消費為目標，同時也必須惠及發(fā)展――即幫助發(fā)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減少森林退化、尋求低排放和清潔能源的發(fā)展”。
　　鄒驥的研究報告表示，在中國一些經濟較發(fā)達的省份，碳密集程度往往是最低的，而那些收入和人類發(fā)展指數較低的地區(qū)往往擁有較高的碳排放模式。這說明了人類發(fā)展并非一定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而一條與推動人類發(fā)展目標相一致的、可持續(xù)性的低碳發(fā)展之路是可能實現的。 但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發(fā)展經濟必然帶來相應的排放，這樣，發(fā)展空間就和排放權密切關聯起來”。鄒驥向記者強調了問題的另一方面。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提醒要警惕由發(fā)達國家設計的減排路徑“陷阱”，按照某些發(fā)達國家設計的減排路徑，占全球人口15％的發(fā)達國家將占用8000億噸排放空間中的4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85％的發(fā)展中國家只能占用50％多的排放空間，“這完全不公平”。
　　“我的結論是，如果這些方案成為國際協議的話，它們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倍≈俣Y所說的方案指的是發(fā)達國家主導的，在哥本哈根談判中主要參考基于IPCC的報告所形成的氣候行動方案。此外，還有八國集團以及經合組織的氣候變化應對方案。
　　他表示，這些方案或報告的某些內容對發(fā)展中國家明顯不公， “因為這將把目前已經形成的巨大貧富差異固定化，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但是，他們的聲音顯然被氣候大會主會場“大人物”們的表演蓋住了，即使有美國加利福尼亞洲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和“壹基金”創(chuàng)始人李連杰專程前來捧場也不行。主會場太熱鬧了。
　　
　　后信息時代的低碳商業(yè)
　　
　　“我們退到了《京都議定書》以前�！币晃粎⒓诱勁谐�過十年的資深環(huán)保人士沮喪地說。對于很多環(huán)保人士來說，氣候議題陷入由美國主導的自下而上、市場為主的治理模式，是他們不愿看到的結果。
　　但這是奧巴馬愿意看到的結果，也是已經在低碳經濟領域進行了20多年技術積累的歐洲所希望的。
　　“低碳經濟離不開技術支撐，我們目前所引進和復制的西方工業(yè)技術都是高碳技術”，鄒驥教授的研究顯示，在低碳經濟所涉及的10大產業(yè)部門中的66項關鍵技術，其中42項中國不掌握核心技術，主要掌握在歐美目的跨國公司手中。顯然，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zhàn)略制高點。
　　被稱為美國第一個“互聯網總統(tǒng)”的奧巴馬正在培育美國的低碳商業(yè)，希望以此實現克服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挑戰(zhàn)的雙贏。更重要的是，奧巴馬把新能源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結合，正在講述一個低碳經濟的“物聯網”故事。美國人希望，這個故事能夠像克林頓的新經濟故事一樣，為美國凝聚全球財富并重塑美國的輝煌。
　　美國每一個新上任的總統(tǒng)，都要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講述一個美麗動聽的經濟故事。克林頓上臺執(zhí)政時，向美國人民講述了一個新經濟的故事，互聯網絡技術籽美國的財政赤字徹底消滅，并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財富。小布什在反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喧囂聲中，講述了一個軍事、能源、金融經濟全球控制的老掉牙故事。
　　奧巴馬2009年1月22日正式入主白宮就任美國總統(tǒng)，1月28日與美國工商業(yè)領袖舉行了一次“圓桌會議”，作為僅有的兩名代表之一，IBM首席執(zhí)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的地球”的概念，建議新政府投資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礎設施。
　　奧巴馬對此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經濟刺激資金將會投入到寬帶網絡等新興技術中去，毫無疑問，這就是美國在2l世紀保持和奪回競爭優(yōu)勢的方式。”
　　在美國洛杉磯的一個普通美國社區(qū)，大家開車上下班回來找車位。據統(tǒng)計，為了找車位這個小區(qū)所有的車一年所駛過的里程，可以繞地球38圈，這是美國一個普通的小區(qū)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找空車位浪費了多少時間、消耗多少燃油、多產生了多少二氧化碳排量。IBM中國研究院副院長陳瀅用這樣一個故事來表述“智慧地球”的減排功能。
　　“智慧地球”戰(zhàn)略認為，IT產業(yè)下一階段的任務是把新一代IT技術充分運用在各行各業(yè)之中，具體地說，就是把感應器嵌入和裝備到電網、鐵路、橋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統(tǒng)、大壩、油氣管道等各種物體中，并且被普遍連接，形成所謂“物聯網”，然后將“物聯網”與現有的互聯網整合起來，實現人類社會與物理系統(tǒng)的整合。利用IT技術使基礎設施更“智慧”。
　　“智慧地球”還有另外一個應用，在“智能電網”上的開拓，這是IBM從傳統(tǒng)的“信息時代”商業(yè)平臺成功轉型為“綠色巨人”――智能低碳經濟商業(yè)平臺公司的標志之一。由于IBM長期在前沿技術上的研發(fā)儲備，使得它已為今后10年的技術變革做好準備，低碳技術是其最為核心的技術之一。
　　奧巴馬上臺后，一改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表示將在未來10年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的研究，以減少5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
　　目前，奧巴馬正著力實現他的競選承諾。在未來10年，通過投入1500億美元進行新能源開發(fā)，創(chuàng)造500萬個新工作崗位，對電網改造投入110億美元；對先進電池技術投入20億美元；使節(jié)約的能源超過從中東和委內瑞拉的石油進口量；對住房的季節(jié)適應性改造投人50億美元；到2015年新增1 D0萬輛油電混合動力車，并用3億美元支持各州縣采購混合動力車；保證美國風能和太陽能發(fā)電量到2012年占美國發(fā)電總量的10％，到2025年占25％。
　　由于低碳的新能源比如風能、水能、太陽能等受自然條件限制，具有不穩(wěn)定的特性，傳統(tǒng)電網難以消化這種不穩(wěn)定電源。而“智能電網”可以允許多種清潔能源發(fā)電并網接入，在提高電網統(tǒng)一性和可靠性的同時，優(yōu)化電源裝機結構，促進電力供應結構多元化發(fā)展，提高能源結構中低碳能源的比重。發(fā)展智能電網，就成為推動新能源發(fā)展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之一。 　　一些研究認為，現代化的數字電網將使美國能耗降低10％，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25％，并節(jié)省800億美元新建電廠的費用。
　　歐盟委員會公布的2000億歐元“經濟恢復計劃”也提出，通過投資低碳經濟和環(huán)保技術，增強歐盟經濟長期競爭力。
　　“歐洲和日本已經在低碳經濟方面儲備了大量技術，而美國則除了技術儲備外，還有超強的研發(fā)能力。而中國呢，技術儲備不足，開發(fā)能力也不足，兩方面的優(yōu)勢都沒有”。鄒驥教授對中國在低碳時代的經濟競爭力表示憂慮。
　　當然也有值得樂觀和慶幸的一面，中國提出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戰(zhàn)略轉型，并在經濟危機中對新能源產業(yè)進行了初步布局。我國也在研究制定雄心勃勃的智能電網發(fā)展規(guī)劃，國家電網公司近期將針對智能電網出臺兩項重要文件，一是智能電網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二是關鍵技術研究框架。
　　海倫?克拉克鼓勵中國， “隨著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同樣可以在推動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已擁有經驗和技術來幫助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應對發(fā)展挑戰(zhàn)，其中包括與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
　　
　　氣候沖擊波剛剛開始
　　
　　“這么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不辭辛勞，熬夜親自趴在談判桌前為協議條文而字斟句酌爭吵不休，實為二戰(zhàn)后創(chuàng)設聯合國以來所僅見。要知道，即使WTO談判，各國首腦們也不過是在部級甚至是司局級官員談好的文案上簽個字而已”。對于人大氣候經濟學項目執(zhí)行主任王克博士來說，他奔赴哥本哈根的目的并不是來看安徒生童話，氣候談判顯然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雖然在哥本哈根大會上中國抵制住了發(fā)達國家施加的壓力，甚至被某些發(fā)達國家夸張為“劫持了哥本哈根大會”。
　　但中國將肯定會逐步提升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責任，當然“我們需要考慮自己經濟與社會的承受能力”，零點集團總裁袁岳對記者表示，我們國家的習慣大概是“寧愿做得高點，而不是說得高點”。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開始朝低碳方向努力，試圖推行一種既能快速提高經濟競爭力又能減少排放的政策。中國對新能源技術和產業(yè)提供的財政刺激資金遠遠高于其它任何國家。同時，中國也已成為可再生能源技術和設備的主要生產地和市場，并計劃未來三年的核電建設總量超過去23年的總和，力爭2020年核電占電力總裝機比例達到5％以上。
　　但這些成就不能掩飾一個事實：在保持經濟蓬勃發(fā)展的過程中，中國仍是一個70％左右的能源依賴煤炭的國家。
　　由于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按人均水準相對較低，中國又是發(fā)達國家的工廠，世界其它國家同意中國排放量繼續(xù)增長一段時期。奧巴馬在氣候大會上也表示，不能苛求中國向發(fā)達國家看齊。
　　但是，他們希望中國和印度能像他們一樣，控制排放的努力成果對國際社會來說是“可核查”的。“發(fā)達國家的目的是通過控排透明度的加強，然后把中國逐步引到有法律約束力的軌道”。鄒驥說。
　　“我們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短期內總體而言并不強”，鄒驥表示，“減排對中國的發(fā)展長期而言未見得造成壓力，但短期而言肯定造成負面影響”。
　　中國承受能力不強的關鍵在于還面臨著較強的發(fā)展任務，承擔的義務不能對“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的現代化目標形成沖擊。而這些，是需要有一定的排放空間的。
　　但中國正處于工業(yè)化加速的階段，基礎建設要大興土木，需要大量鋼鐵水泥等原材料，處于碳密度最高的發(fā)展階段�！叭绻�能再發(fā)達一點，更多地依靠金融、文化等服務性產業(yè)支撐發(fā)展的時候，碳密度會逐步降下來”。
　　同時，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壓力較大，煤炭的碳密度比較高，而在中國的能源供給中煤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 此外，中國人口數量巨大，就業(yè)壓力日漸增強，現有技術體系高碳化，研發(fā)能力弱，轉變困難；以及政府監(jiān)管能力不強，公眾意識轉變需要時日等。
　　這些條件決定了中國的減碳之路充滿著嚴峻的挑戰(zhàn)。
　　有專家表示，中國的排放量最早將在2020年達到高峰，該結論成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談判對手向中國發(fā)難的一個由頭。鄒驥表示，這一結論沒有任何現實的可能性。
　　但無論如何，氣候變化方面的國際責任將影響中國。袁岳表示，在積極方面來說，就是要推動更多企業(yè)積極將環(huán)境化標準納入到新一輪企業(yè)改造中，趁危機時期引入更多環(huán)境技術，提升我們的低碳生產能力；從消極方面來說，我們在承諾國際義務的時候盡量爭取發(fā)展中國家的待遇，從而在進入國際市場方面依然保留某些特殊待遇。
　　“當然，在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加強生產能力輸出，利用其他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環(huán)境待遇緩解國際間對于中國企業(yè)的壓力。”在袁岳看來，把那些高耗能、高排放的產業(yè)逐步從國內向更為落后的國家和地區(qū)轉移，不失為一種減輕壓力的辦法。
　　在鄒驥教授看來，氣候談判對中國的沖擊才剛剛開始，它將對能源、技術、產業(yè)、國際貿易、投資等經濟和商業(yè)領域，對公民參與、傳統(tǒng)體制等社會政治領域帶來全面的沖擊或影響，會“全面重塑國際競爭力的格局”和“戰(zhàn)略力量對比”。
　　氣候談判首先將重塑能源格局，勢必需要對能源格局進行調整，其次，將對技術競爭力提出新的挑戰(zhàn)，中國需要對技術存量和增量進行相應調整；第三，將對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格局變化產生重大影響；第四，將影響國際貿易格局和國際投資格局。鄒驥認為，“這些單項競爭力最終匯集成國家綜合競爭力的變化，導致政治力的變化，最終將改變戰(zhàn)略力量對比�！�
　　“氣候談判本質上是在爭奪日益稀缺的大氣污染權這一全球性戰(zhàn)略公共資源”，鄒驥說，而中國在過去準備得不充分，剛剛意識到這一點。觀念、組織、政府能力、企業(yè)戰(zhàn)略、消費模式等都要面臨調整。
　　“可以說，氣候談判不是談科學，談的是發(fā)展權，談的是經濟和政治”。鄒驥表示，氣候談判將涉及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方方面面，需要多學科的綜合研究。而現在，“我們的專家委員會以院士為主，不適應制定戰(zhàn)略的需求”。
　　
　　治理中的公共參與
　　
　　在哥本哈根，李木子和她的同事們進入各個談判會場，以監(jiān)督者的目光盯著談判代表。他們也直接與各國談判代表溝通，要求談判代表摒棄民族情緒和利益為全人類考慮。 哥本哈根的會場里，到處都可以看到NGO形形色色的身影。在綠色和平、施樂會等全球性NGO的倡議下，450多家來自世界各地的NGO組成了一個“巨無霸”――國際氣候變化行動網絡組織。該組織每天都會出版一張名叫ECO的小字報，對前一天的會議進展作出分析，指出是哪個國家需要對談判中主要議題的膠著狀態(tài)負責，并指名道姓地給這個國家頒一個“化石獎”。
　　“如果只有政府參與，這個大會能開出什么樣的結果就更難說了”。李木子表 示。
　　而在中國，和“綠色和平”其它國家分部一樣，中國分部獨立于任何政府、組織和個人的影響之外，并且嚴格不接受政府和公司的資助，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監(jiān)測環(huán)境問題的工作。
　　“綠色和平”提倡對中國環(huán)境問題采取開明和公開的討論；以研究、游說工作及外交手法以達到目標的同時，亦以高調的直接行動來引起及提升公眾的關注和討論。
　　2009年3月23日，在世界氣象日當天，綠色和平在北京的永定門啟動了拯救氣候倒計時活動，希望藉此向中國公眾傳達全球變暖已經迫在眉睫的危機感。
　　從1997年2月中國分部建立以來，“綠色和平”中國分部在氣候變化、污染防治、保護森林、食品與農業(yè)等領域，開展了無數公益項目。
　　中國在環(huán)境保護方面的公共參與進程，已經顯示了政府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公共治理的強大優(yōu)勢。
　　在“綠色和平”進入中國之前，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標志著中國第一個在國家民政部注冊成立的民間環(huán)保NGO誕生。另外兩家比較有影響的“地球村”和“綠家園”則分別成立于1995年和1996年。
　　從誕生之初，中國NGO就遭遇了注冊難、資金少等困難，發(fā)展一直緩慢。但2000年后，隨著限制的放寬和NGO自身的努力，中國環(huán)保NGO發(fā)展迅速，截至2008年10月，全國共有3539家環(huán)保NGO。其中，學校環(huán)保社團l 382家，草根環(huán)保民間組織508家，國際環(huán)保組織駐中國機構90家，港澳臺地區(qū)的環(huán)保民間組織約250家。
　　而最老資格的民間環(huán)保組織――“自然之友”十多年來累計發(fā)展會員一萬余人，其中活躍會員3000余人，團體會員近30家。
　　2003年的“怒江保衛(wèi)戰(zhàn)”是中國環(huán)保NGO發(fā)展的重要拐點。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聲音及行動開始影響到了中央政府的決策，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2005年的“環(huán)評風暴”，環(huán)�？偩钟脤嶋H行動開始向社會發(fā)出構建環(huán)保型社會的宣言。隨后中國56家民間環(huán)保組織聯合致信國家環(huán)�？偩�，聲援總局嚴格環(huán)境執(zhí)法。環(huán)保部門也提出要“加強與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關系”，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是相當大膽的決定。
　　2005年4月，由環(huán)保部主管的中華環(huán)保聯合會在北京成立，在它的理事名單中，除了113位部局級領導，還有梁從誡、廖曉義、汪永晨等30多位環(huán)保NGO負責人，而“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更是與時任環(huán)�？偩志珠L的謝振華一起并列為副主席。
　　2005年的“圓明園事件”曾在中國環(huán)保史上留下濃濃一筆，被環(huán)保部副部長潘岳稱為“透明公開的環(huán)保執(zhí)政方式的一次嘗試”。
　　以獨立身份呼吁和監(jiān)督政府、影響公共決策的NGO與政府的牽手，促進了中國執(zhí)政方式的公開透明和公共參與的進度。如今，中國環(huán)保組織的能力和影響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公共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此后，中國開始在慈善、教育等公共領域逐步接納NGO的參與，甚至在敏感的“維權”領域，一些專業(yè)的機構也開始活躍起來。
　　“氣候經濟相當復雜，對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對民眾參與的要求非常高，傳統(tǒng)的政治體制肯定難以適應。”鄒驥對記者表示，“需要有公民參與，公開的辯論等，需要非政府組織更為廣泛的參與。”
　　2009年11月，由“自然之友”、“綠色和平”等7家民間環(huán)保組織牽頭發(fā)布了一份《2009中國公民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立場》的聲明，這也表明了在重大環(huán)境問題面前，中國的民間環(huán)保組織也開始學會如何去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相關熱詞搜索：沖擊波 氣候 氣候沖擊波 氣候 氣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