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志剛，石家莊市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北京文學》《芙蓉》《長江文藝》等發(fā)表小說及散文200萬字，多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轉載，并收入年度選本。曾連續(xù)兩屆獲河北文藝振興獎，多次獲河北省作協優(yōu)秀作品獎、《雨花》雜志優(yōu)秀小說獎等獎項。
　　說起我與《當代人》的緣分，還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我當時在邢臺沙河縣武警中隊服役，因為喜愛文學，這年夏天，破季訂了幾份文學刊物。其中，就有從這年第7期開始恢復“文革”前刊名的《河北文學》（原名《河北文藝》）。
　　幾十年過去了，我至今仍記得當年第一次見到這本刊物時的那種新奇與激動。從此，一個斑斕多彩的文學天地向我打開。我知道了中國文壇有兩個流派，一個是以孫犁為代表的我們河北的“荷花淀派”；另一個，就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的“山藥蛋派”；還有幸在上面欣賞到了河北一大批新老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品，至今都沒有忘記。而作為一位文學愛好者，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自己的習作能在上面發(fā)表。
　　1986年，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風從園外吹來》在賈大山老師精心指導下反復修改，由他和袁學駿老師推薦，使我發(fā)表作品的夢想變?yōu)楝F實。只是，當時《河北文學》已改名《小荷》，成為《文論報》副刊。這是我在省級報刊發(fā)表的小說處女作，由此結識了我的責任編輯竇衛(wèi)華老師。記得在發(fā)排前，他往正定文化館給我打電話，讓我速去編輯部改動幾個地方。電話中，他那一口純正的滄州話，至今猶回響耳邊，當時在我聽來，那無疑是世上最好聽的方言。
　　不久，《小荷》又恢復成《河北文學》，我陸續(xù)在上面發(fā)表了《燕兒灘》《血色正午》《林中小屋》等短篇小說，都是竇衛(wèi)華老師編發(fā)的。竇老師性格耿直，工作嚴謹，對文學有自己非常獨到的見解，讓我肅然起敬。正是《河北文學》，給了我寫作的自信與勇氣。
　　讓我更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非常幸運地走進了這所河北文學的最高殿堂。
　　1991年，編輯部需要一個既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又有些編輯經驗的年輕作者協助工作，竇衛(wèi)華老師向王洪濤主編推薦了我。當時趙立山老師是編輯部主任，具體負責編務工作。那年夏天的一個上午，他和何玉茹老師從省會冒著酷暑，騎了一個多小時自行車，趕到正定。他倆先去了大山老師家征求意見。大山老師當時擔任正定縣文化局長，我是在地區(qū)報刊發(fā)表了幾篇小說習作后，被他從正定電子元件廠調到縣文化館創(chuàng)作組的，編《正定文藝》的同時，也進行創(chuàng)作。這樣一個好機會，大山老師自然大力支持。于是，趙老師和何老師來縣文化館和我商談。能到一家在全國很有影響的省級文學刊物協助工作，對我這樣一位基層作者來說，簡直是喜從天降，哪有不答應的道理呢。
　　來到《河北文學》編輯部后，我既是通聯，又是小說編輯。這時，我才明白一個文學新人的發(fā)現和一篇作品的問世，其中包含著編輯多少心血與汗水。那時還沒電腦，稿子都是手寫，編輯不但要看大量的自然來稿，對編發(fā)的稿件還要經過三次認真校對。為保證質量，編輯部聘請了一位外校，據說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資深老編輯。每一期的三校，主編審定后都要連同外校一同交給我們。外校老師的水平非常厲害，每每看到自己漏校的地方，都不由得臉上發(fā)燒。但拿到外校時，也有幾分好奇與興奮，因為這也是我一個學習和提高的好機會。當時編輯部有一套嚴格的編審制度，根據漏校的多少，扣發(fā)當月的編輯費。當然，編輯費多少是一個方面，最主要的，是提高了我對文字的把握以及編輯水平。
　　那時國門剛打開，中國文壇迎來空前的繁榮。閑暇時，大家在一起談論新流派、新思潮，以及當紅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讓我這個文學新人受益匪淺。論年齡，我最小，論學識和水平，他們都是我的老師，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塊海綿一樣，在這塊文學的天地里，近水樓臺先得月，貪婪地吸收文學的營養(yǎng)。身處這種濃厚的文學氛圍中，加上各位老師的熱心扶持，我的創(chuàng)作也有了明顯進步，寫出了短篇小說《枯井》《醉酒》和《天文現象》等，不但上了《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還獲得了河北文藝振興獎等獎項。其中那篇《枯井》，發(fā)表時還配發(fā)了大山老師的短評。后來，封秋昌老師看了我的全部作品，為我寫了一篇近萬字的評論，有肯定，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封老師是我非常仰慕的著名評論家，他的鼓勵，更增添了我在文學之路艱難攀登的勇氣與動力。
　　幾年后，《河北文學》又更名《當代人》，朱寶柱老師擔任主編，他給我辦了聘任手續(xù)，工作也相對穩(wěn)定下來，不再兼任通聯，成為一名正式編輯。一天下午，我特意去大山老師家里告知他這一喜訊。大山老師非常高興，當即給朱老師打電話表示感謝。
　　此外，因為編發(fā)了湖南著名作家聶鑫森老師的短篇小說《名角泡澡》，我還獲得了第十一屆《小說月報》百花獎優(yōu)秀編輯獎。作為一名文學編輯，我非常珍惜這一殊榮，和我的小說獲獎一樣高興。
　　還有讓我感到榮幸的，就是為大山老師當責編。
　　當時，每個編輯都有組名家稿件的任務，因為和大山老師的特殊關系，朱老師把向他組稿的任務交給我。我當時住在正定，星期天時常去大山老師家。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公務再忙也要幫我完成組稿任務。每次編發(fā)他的小說，他都讓我給他送份校樣，他說，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后容易看出毛病，他愿意在校樣上再作修改。1995年秋，大山老師不幸患食道癌，手術后我陪同朱寶柱、劉美秀、趙立山幾位老師去家中探望他。
　　大山老師是1997年2月去世的，《當代人》編輯部頓時沉浸在一種悲痛的氣氛之中。朱寶柱主編特意在第5期辟出版面，加編者按編發(fā)了紀念小輯。主持那期刊物的副主編譚湘老師還約我寫了一篇懷念文章，連同大山老師的幾篇遺作一同刊出。
　　在第二年的《當代人》第7期，我非常榮幸地編發(fā)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那篇感動億萬國人的《憶大山》。十多年后的2014年，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貼發(fā)了這篇悼念文章，被《光明日報》轉載，一時洛陽紙貴，當年刊載那篇文章的《當代人》雜志，被人爭相尋覓。自此，大山老師走進公眾視野，成為全國文藝界學習的楷模。
　　當年，我到《當代人》工作時才二十多歲，十多年的青春年華，是和這本刊物一同度過的，我在這里成長并實現自己的文學夢想。春去秋來，花開花落，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已兩鬢染霜，年過半百；歲月無情，但我對《當代人》的感情，卻歷久彌新，成為我久存心間的一份難忘的情愫。魯守平、褚大偉、孫建新、于衛(wèi)真……一張張親切的笑臉時時浮現于腦際，清晰如昨。只是，令人痛惜的是，趙立山和譚湘兩位老師英年早逝，他倆都是當年《當代人》的骨干力量，對我也有過不少提攜，在此表示我深切的懷念。
　　作為《當代人》的一個“老人兒”，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新一代的編輯朋友們，正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傳承前輩辦刊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二十年前，我就編發(fā)過睢振威社長的幾篇散文，其中那篇《山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還有郭文嶺主編等幾位編輯，都是我省非常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在文學生態(tài)發(fā)生巨大變化的今天，他們都懷揣著那份對文學的摯愛與堅守，精心打造和培育這塊文學園地。
　　此時，眼前又浮現出1980年第7期的《河北文學》，那是我和她的初次相識，冥冥之中，就與她結下不解之緣。那期的封面上，是一片綠意盎然的樹林……是的，這是一塊文學的沃土，有數不清的文學新苗在這里茁壯成長，組成新時期河北的文學之林。
　　編輯：安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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