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擠的車站，混亂的碼頭，歲尾年關(guān)千里奔襲、穿越風(fēng)雪的摩托車隊……說到中國農(nóng)民候鳥一般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異鄉(xiāng)到故鄉(xiāng)，你難免會想起這些奔忙于路上的種種場景。和“出埃及”一樣，“在路上”更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沒有“在路上”，也就不會有希伯萊人的“出埃及記”以及我正在敘述的“出鄉(xiāng)村記”。沒有“在路上”，凱魯亞克的著名公路小說也不會流傳為經(jīng)典，更別說在其后催生出與“在路上”相關(guān)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伴隨著大批青年回城，越來越多的農(nóng)民及其子弟也開始試圖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寬闊城市。

　　這是一個讓人謳歌的年代。在經(jīng)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天之后，萬物開始解凍復(fù)蘇，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在朦朧的愛意里競相綻放。

　　先說理性。

　　毫無疑問，此前中國結(jié)束“文革大革命”的混亂，告別“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與領(lǐng)袖崇拜便已經(jīng)代表著某種政治理性的回歸。至于社會理性在什么時候開始回歸，似乎沒有什么可量度的標準與標志性事件。不過，找到一些與之相關(guān)的社會現(xiàn)象并不難——當(dāng)然，這同樣得益于政治上的解禁。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政治禁書”、“被流放的知識”重新出現(xiàn)在人們的生活視野之中。盡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識越多越反動，書籍也不再和當(dāng)代中國人的獨立精神一樣罕見與稀有。

　　至于那個書籍極度匱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傷故事，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略有記載：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nóng)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后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最后是被人看沒了的�，F(xiàn)在我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jīng)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dāng)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余生也晚。和王小波比，雖然我也曾經(jīng)在鄉(xiāng)下生活了不少歲月，但我似乎要幸運得多。因為正當(dāng)我青春萌發(fā)，開始極度渴望知識與書籍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文化熱。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熱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xiàn)象之一。尤其從1984年開始，有關(guān)哲學(xué)、政治與社會的討論大量增加，文化活動四處開花。一些全國性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陸續(xù)在鄭州、上海、深圳、武漢等地舉行，許多名牌大學(xué)也都建立了關(guān)于文化、文化傳統(tǒng)、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對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紛紛組織面向公眾的傳統(tǒng)文化講習(xí)班，無數(shù)關(guān)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類刊物，各種文化類書籍同樣擺滿了書店。那個年代還沒有哈里•波特，但正如陳彥先生在《中國之覺醒——文革后中國思想演變歷程》一書中所描繪，1984到1988年間的中國，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詞的魔法，“文化這個詞與主題成了當(dāng)時中國真正的時髦�！倍�1984-1986三年鑄就的黃金時代，“由于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較為寬松，文化熱可謂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滿大小書店的各類考試學(xué)、成功學(xué)與雞湯學(xué)書籍相比，八十年代人們的讀書生活顯得更有品質(zhì)。此時，哲學(xué)、美學(xué)、小說、詩歌、科學(xué)等各類書籍紛紛涌現(xiàn)，歐美的各種經(jīng)典書籍也被大量譯介到中國。諸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尼采的《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弗洛依德的《夢的解析》等等都成了無數(shù)才子佳人的枕邊書。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來叢書”12種出版。第一批書僅用了4個小時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三萬冊，又在幾個月內(nèi)全部賣光。其后的“五角叢書”，幾年間最高銷到了幾千萬冊。

　　盡管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城鄉(xiāng)分治、一國兩策——九十年代初我離鄉(xiāng)上大學(xué)時甚至還必須從家里寄上一袋大米給學(xué)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國鄉(xiāng)村與城市的差距遠不如九十年代以后那么明顯。那時候，即使是一個像我這樣生活在窮鄉(xiāng)僻壤里的小學(xué)生，也經(jīng)常有機會被母親帶到縣城的新華書店里買課外書。母親識字不多，每次都會請教書店里的讀書人我挑的書是否真的有助于學(xué)習(xí)。在我的強烈要求下，有時還會讓隔天進城的村民將我要買而未買的書給捎回來。

　　當(dāng)然，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可能會出問題。比如，有一次我發(fā)現(xiàn)有本作文書前面少了幾頁，卻又不好意思責(zé)備給我捎書的村民買了一本殘書，只好將就了。直到幾年后，我才在無意間知道這位村民因為半路內(nèi)急，撕了前面幾頁擦了屁股。這個細節(jié)在我看伊朗兒童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時總會想起來——成人總是在不經(jīng)意間毀壞兒童的世界。

　　拜賜于當(dāng)年的讀書熱，我在中學(xué)的圖書室里也沒少找到流行于那個年代的經(jīng)典作品。讓我備感吃驚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時，發(fā)現(xiàn)由于近年來農(nóng)民拖兒帶女大量外出，當(dāng)?shù)厣�源急劇減少，學(xué)校因此變得無比蕭條。而當(dāng)年那間讓我垂涎欲滴的圖書室如今空無一書，像是遭了洗劫一樣，只剩下滿地的灰塵與幾塊斷裂的架板。據(jù)留守的教師們說，許多老師都去沿�！按蚬ぁ比チ�。當(dāng)年那位曾經(jīng)住在圖書室邊上的有志青年，早已棄教下海，遠走他城，終于在2000年后做起了細節(jié)管理的生意，寫一本《細節(jié)決定成敗》的書，幾年間重印了幾十版。

　　時光悄然流逝。我已經(jīng)記不清在這所學(xué)校讀過什么書——歌德、舒婷、北島、彭斯、聶魯達、普呂多姆、藍波、雨果？值得慶幸的是，雖然身處鄉(xiāng)下，借著當(dāng)時席卷全國的“文化熱”與“讀書熱”，我還是有機會讀到過幾本即將影響我一生的書籍，有機會親歷《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過，那位最初影響我的外國才俊不是戴思杰筆下的巴爾扎克，而是英倫島上的雪萊。在我的書房里，至今仍然保留著我在14歲那年買到的楊熙齡選譯的《雪萊抒情詩選》（198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正如傅雷的譯者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
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薄�—為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錦上添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有緣閱讀它的人，楊熙齡寫在雪萊詩選后面的《譯者附言》同樣讓我一生受益：

　　“在‘冰冷的爐邊’度過童年，卻有著一顆熱烈地泛愛大眾的大心；
在平庸的人們中間生長，卻從大自然汲取了百靈光怪的幻想；
受盡自私的人們的折磨，而厭惡自私，把自私棄絕，保持著靈魂泉源的澄澈；
懷著溫柔的同情，又時時忿激的抗?fàn)帲?br>思索著人間種種相，馳騁在自然科學(xué)、哲學(xué)、政治學(xué)的領(lǐng)域上，探索人類的前途，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堅貞，忠于人類，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敗，以嘹亮的號角聲宣告人類新春的將到……”

　　我相信，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每個人在其年少時都可能有著某種兼濟天下的理想。我至今未忘當(dāng)年讀到這段話時的激動，心想楊熙齡筆下的這位泰西詩神——帕西•比西•雪萊，不正是我的人生向?qū)�么？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更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歌加論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寫《未央歌》的鹿橋曾經(jīng)用“詩歌加論文”來形容他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有理性，亦有心靈”的美好生活。

　　愛詩歌，愛生活。因為詩歌，許多人在清貧而跳躍的生活之中一廂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貴族。若非如此，你就很難解釋為什么這樣一本薄薄的《雪萊抒情詩選》能夠暢銷十年，足足賣出50萬冊。此前，由于時代的原因，這本詩選從1964年排出清樣到1981年終于出版，足足走了17年時間。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意與想象的年代里，才有了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與“姐姐，今晚我不關(guān)心人類，我只想你”這樣溫暖人心的詩句，才有了《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這樣共寫心靈史詩的流行音樂，才有了雄心勃勃、壯志滿懷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寂靜的夜晚，當(dāng)我偶爾聽到電視里播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老歌，想到當(dāng)年高唱凱歌的年輕一代如今紛紛下崗，心中竟涌起一種莫名卻又難以抗拒的傷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誰又能否認八十年代他們剛走出時代“黑屋子”時的意氣風(fēng)發(fā)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無比赤誠。

　　在我梳理八十年代的記憶時，找到一些相關(guān)的影像志。它們從另一個側(cè)面見證了那個時候的人們雖然處在一種普遍的貧困中，但是整個社會已經(jīng)或者正在發(fā)生悄悄的變化卻是顯而易見的：

　　1980年8月30號，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外電報導(dǎo)中，這次會議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壯觀的政治儀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決策，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第一次邀請外國記者參加，并事先舉行了新聞發(fā)布會。駐京外國記者感嘆道，上一次召開人代會的時候，外國記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會就像一次地下會議，甚至不許代表們告訴自己的家屬，只是告訴代表們要帶些錢和糧票。在這種氣氛之下，有人擔(dān)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么麻煩了。這次會議也是充滿直率的、生動的言論的會議，第一次出現(xiàn)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氣的咨詢部長的場面。國外報道的結(jié)論是，中國正在謹慎的、逐步的成為較為開放的社會。（《電視往事》解說詞）

　　當(dāng)然，我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美好年代，并非要武斷地贊美那個時代完美無缺，或者斷定它比現(xiàn)在這個時代好。畢竟，那個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個“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年代，一個權(quán)力仍然不斷強調(diào)“我們中國人需要管”（成龍語）的年代，一個由對抗走向激烈的年代。詩人藍波說：“生活在他處。”八十年代人們生活之“他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保衛(wèi)處”。

　　我只想在此強調(diào)，那個心靈與理性并蒂綻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們已經(jīng)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緊隨自己命運的召喚，開始追求心中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追求一個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無論是城里人，還是鄉(xiāng)下人，剛剛從社會混亂與政治高壓中走出來的他們，已經(jīng)看到了隧道外的一絲絲光亮，初嘗了長在新時代路邊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懷著一種初戀的心情，試著一步步走向開放與自由。而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農(nóng)民得以“盲流”進城的大前提。

　　再說心靈。

　　談到八十年代的心靈，上文提到的“詩歌熱”無疑可以算作其中一種表現(xiàn)。不過，在寫作本文時，我更愿意回顧那些回蕩在八十年代的老歌。許多老氣橫秋、自詡高雅的人常常批評流行音樂之“低俗”，是“靡靡之音”，然而，對于生長在鄉(xiāng)村的孩子們來說，流行音樂首先代表的是公正，其次才是藝術(shù)。它首先是生活的音樂、平民的音樂，它像太陽的光輝一樣，眷顧大地上的每個孩子，不僅照耀都市，也照耀鄉(xiāng)村。與此同時，它又不像革命年代的歌曲一樣強行灌輸于人。畢竟，每個人因為無力抗拒而獲得某種東西，那不是平等。

　　八十年代是中國重新上路的年代。就在這時，許多城里人厭倦了在“單位樹”上屈膝俯仰、爬來爬去，索性跳下大樹，直立行走，開始接社會的地氣，漸漸由“單位人”變身為“社會人”；
而鄉(xiāng)下人也不再認命做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帝國稻草人”，他們想方設(shè)法，竭盡所能，將自己的孩子送出鄉(xiāng)村，為的是洗去沾在祖祖輩輩腳上的泥巴——仿佛那是幾代人下等身份的標記。有闖勁的父母，甚至親自洗腳上岸，揭竿而起，搭房屋，辦工廠，搞推銷……但得造化，有的在后來甚至成了能夠引領(lǐng)中國經(jīng)濟的風(fēng)云人物。

　　對于剛剛從極端年代里走出來的中國人而言，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流行音樂熱”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外面的世界”有關(guān)。即使是《鄉(xiāng)間小路》與《壟上行》這樣看似本土的鄉(xiāng)村歌謠，也是從臺灣吹來的新風(fēng)。

　　“白天聽鄧小平，晚上聽鄧麗君”，有人將中國的八十年代簡化為“雙鄧時代”。1980年代初的中國，鄧麗君與中國最高領(lǐng)導(dǎo)人鄧小平“齊名”，一個是“老鄧”，一個是“小鄧”。前者主導(dǎo)政治，是中國改革的總設(shè)計師，后者引領(lǐng)生活，是中國人生活與審美回歸常態(tài)的標竿；
前者讓中國走向開放，后者讓社會回歸多元。告別《紅燈記》里“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zhàn)場”的嗜血斗志，中國迎來了鄧麗君式的溫婉甜美�！疤鹈勖郏�你笑得甜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fēng)里……”鄧麗君借著她的“甜蜜蜜”征服了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當(dāng)人性重新舒展開來，任何橫加指責(zé)都已經(jīng)無濟于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已經(jīng)阻擋不住一個開放而多情的時代卷地而來。

　　曾經(jīng)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一些當(dāng)時流行的歌名與歌詞。不需要太細心，你都能發(fā)現(xiàn)，在那個年代許多老歌都帶著某種“在路上”的情調(diào)。同在藍天與星空之下，從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無論是歡欣還是愁苦，道路的另一端，總是延伸著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所特有的希望、自由與牽腸掛肚。

　　如齊秦的《大約在冬季》：“輕輕的，我將離開你，請將眼角的淚拭去……”；
《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去遠空翱翔……”；
李娜的《人在旅途》：“從來不怨，命運之錯，不怕旅途多坎坷，向著那夢中的地方去，錯了我也不悔過……”；
黃家駒的《海闊天空》：“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飄過，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姜育恒的《驛動的心》：“曾經(jīng)以為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后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
費玉清的《夢駝鈴》：“攀登高峰望故鄉(xiāng)，黃沙萬里長。何處傳來駝鈴聲，聲聲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飛縱千里山……”。最動人者當(dāng)屬文章的《三百六十五里路》：“睡意朦朧的星辰，阻擋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風(fēng)露宿，為了理想我寧愿忍受寂寞，飲盡那份孤獨……三百六十五里路喲，從故鄉(xiāng)到異鄉(xiāng)。三百六十五里路喲，從少年到白頭……”。

　　與遠行與相思有關(guān)的還有徐小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汪明荃《萬水千山總是情》，童安格的《再回首》，費翔的《故鄉(xiāng)的云》、《海角天涯》以及那首讓所有年輕人眼熱心跳卻又無比釋然的《溜溜的她》……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潘安邦翻唱的蘇芮那首見證時代波折的《跟著感覺走》。時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上中學(xué)時邊聽這首歌邊趕路時的情景。

　　“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里都會有……”

　　遺憾的是，正是這首曾經(jīng)給年少的我?guī)�來無盡輕盈、快樂與青春活力的歌曲，在一個特定的年代里被認為有罪與不合時宜。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xiāng)在遠方，為什么流浪，流浪遠方……”同樣，三毛寫的這首《橄欖樹》曾經(jīng)讓無數(shù)年輕人動容。遠方是希望所在，只是由于經(jīng)濟與政治等原因影響，那時中國人里能出國旅行者非常少，而來自臺灣的三毛，以一種“萬水千山走遍”的隨性與堅毅，為那些喜歡聽她講述流浪故事的人打開人生的視界。

　　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許多都是情歌。面對“外面的世界”的忑忐不安，同樣在這些歌曲中表露無遺。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鄧麗君的那首《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待，雖然已經(jīng)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若干年后，當(dāng)我離開家庭，辭去第一份工作赴法留學(xué)時，平時最常聽的是一首法語歌——《Là-bas》。這個詞可譯為“遠方”、“彼岸”或者“他處”。它是法國著名藝人Jean-Jacques Goldman在1987年翻唱的一首對唱歌曲，很有點中國版《走西口》的味道。其大意是：一位鄉(xiāng)下男子要外出打工，他的未婚妻拉著他的胳膊，勸他說你這個“實習(xí)死鬼”不要走啊，不要走，外面有太多風(fēng)雨雷霆、艱難險阻，你不如留下來，我要你這“實習(xí)死鬼”轉(zhuǎn)正做我的“死鬼”，做“孩子他爹”，而且“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我們還有好多愛要做呢”）。

　　盡管送行的場景頗為相似，不過這首歌比“汪汪的淚水肚里流”的《走西口》卻要深刻得多。而最讓我感同身受的正是表現(xiàn)在Goldman蒼茫男音背后的那種自由自我：

　　“遠方一切都是新的，自由的大陸，尚待開發(fā)，沒有柵欄。而這里，我們的夢偏狹無比，所以我要遠行……這里一切已提前安排，我無力改變，這里一切都取決于你的出生，而我生于貧寒……遠走他鄉(xiāng)需要雄心壯志，但在我這個年紀，改變一切還有可能。但有信念和力量，夢想就不會遙遠……在遠方我可能會失去你，但留在這里我將失去我自己。”

　　這是一首贊美自由與開放的情歌。寫作本文時我更愿視之為對同樣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出鄉(xiāng)村”的遙遠回聲。毫無疑問，從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出鄉(xiāng)村”在世界各國是最普遍不過的事實。區(qū)別只在于，在一個功能正常的國家，一個男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妻子或者情人可能會阻攔他，因為“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但是政府不會阻攔他。誰能想象，政府會像小情人一樣拉著外出謀生的男人的胳膊，說“不許走，你要對我負責(zé)！”？

　　當(dāng)然，事實上這種事情并沒少發(fā)生。如前文所述，在極端的年代，在國家壓倒社會、政權(quán)壓倒人權(quán)的國家，既無市場經(jīng)濟，又無市場政治，人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權(quán)利都被剝奪，不得不做“工用螺絲釘”和“農(nóng)用稻草人”，隨便挪動自己的位置不被理解為“背叛”，至少也是破壞生產(chǎn)工具了。

　　我念書的中學(xué)坐落在千米高山腳下。那時候外出，還沒有女生拉著我的胳膊淺吟低唱“路邊的野花不要采”，更不會有“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那時我的生活里沒有花，所有野花也都是別人的。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清晨，我?guī)е鴱膶W(xué)校食堂買的幾個饅頭和一本自己裝訂的詩集，坐車到一百公里以外的《九江日報》編輯部投稿。孤身一人，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大概正午時分，車子終于�？吭谑兄行牡母侍暮�邊。就在下車的時候，猛然聽見從波光粼粼的湖的對岸傳來了齊秦的《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擁有我，我擁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到遠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無奈……”

　　我時常動情于生活中的一些細節(jié)，即使是這偶然的境遇也足以令人感恩�；叵肫饋�，這是一次多么完美的旅程！遠處的歌聲，時代的心跳，仿佛要將八十年代第一次遠游的你置身于一場記錄現(xiàn)實的大型MTV之中。這些年，我輾轉(zhuǎn)于不同的異鄉(xiāng)，雖然漸漸忘記了故鄉(xiāng)的一些人和事，甚至連中學(xué)時有的同學(xué)與老師的名字也已淡忘。然而，十六歲那年第一次出遠門時的情景卻歷歷在目，宛如昨時。生命的激情，夢想的催促，標刻時代的情歌，久違的怦然心動，都在那一刻交錯、纏繞。而你，這來自窮鄉(xiāng)僻壤的翩翩少年，于恍惚之間竟不知所以，愿意將自己的一生交付給文字，以為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戀愛真的開始了。

　　每個人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若干年后，我之所以沒有寫詩，同樣是因為詩歌不足以表達我自己。如荷爾德林說，人類充滿勞績，應(yīng)該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人類不能沒有詩意，不過詩意未必要通過詩歌來表達。更何況，我常常想的是，這個世界包括我的人生并不缺少詩意的描述，而是缺少通向詩意的道路與方法。

　　沒有人能夠復(fù)原1980年代。在這個新時代，政治漸漸讓位于生活，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活打拼，如張雨生所唱的那樣：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保ā段业奈磥聿皇菈簟罚�

　　時至今日，每當(dāng)我聽到這首老歌的時候，總免不了想起當(dāng)年初聽它時的情境與心境�；秀敝�間，我甚至認為張雨生的這首歌就是唱給我和我們——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陪著父母忙“雙搶”的鄉(xiāng)村少年聽的。他們雖是被“一國兩策”流放或者隔離的一群，但一樣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想與抱負，更受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眷顧，讓他們雖然失去城中的蜜餞，卻獲得鄉(xiāng)野的靈性。

　　本文首發(fā)于思想國——21世紀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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