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0案”（即鄧玉嬌案）互聯(lián)網(wǎng)上激起無數(shù)網(wǎng)民（民眾）的熱議已遭到屏蔽（更不要說易于控制的紙質媒體了）之際，曹林的《從鄧玉嬌到盧武鉉：闡釋的狂歡》一文卻鮮亮地登場了。此文載于《中國青年報》；
我卻是從天益網(wǎng)轉載接觸到的。曹林從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自殺所激起網(wǎng)民熱烈的議論連接到鄧玉嬌殺人所引起的熱議（曹文的重心放在后者反響的評析上），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耐煩和不高興。他從前者“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得出結論說，“脫離事實本身而添加過多闡釋，遠離現(xiàn)象世界、真實世界的過度闡釋，已經(jīng)成為輿論的一種流行病�！彼�立即轉到后者，認為“鄧玉嬌殺人，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可在諸種闡釋的發(fā)酵中，它漸漸失去了本來面貌�！彼�以，曹林的明確態(tài)度就是，人們的一切反應（闡釋）只能局限在“5•10案”這一樁簡單的刑事案件中，而超過了此界，“折射、暴露、凸顯、彰顯、體現(xiàn)、隱含、蘊藏”——這些判斷傾向的闡釋，“不是盡可能地去尊重真相和事實，而是盡可能地在諸種抽象中闡釋中遠離真實�！�

　　實際上，曹林也自我違背，就是說他也沒有針對“5•10案”的事實，或者說他不愿看來此案已經(jīng)相當明朗化的事實，而是像眾多有著激烈反應的讀者一樣，一頭扎進此案的現(xiàn)象世界，指斥別人是“派系觀點”（學術觀點、成見和積蓄的憤懣），“涂抹現(xiàn)實的胡亂闡釋”，“用偏見和想象的有色眼鏡去剪裁事實，玩弄文字游戲，挑動某種情緒，刺激某種仇恨�！彼�以手握真理的姿態(tài)自居，呼吁“回到本原，尊重事實，用正確的邏輯看待世界”。

　　看來，曹林肩負某種神圣的使命。盡管它的貶斥與大多數(shù)網(wǎng)民的批評和激憤背道而馳，這也是眾多闡釋中的一種。包括巴東縣公安局（官方）數(shù)次有著微妙差別的表態(tài)（圈定事實），其實都是對此案的闡釋。我以為，借用曹林批評別人懷著為弱女子鄧玉嬌聲張正義的言辭為“脫離事實和現(xiàn)象世界的胡亂闡釋”，此句用在曹林身上倒恰如其分。就是說，曹文就是一種“脫離事實和現(xiàn)象世界的胡亂闡釋”。他自以為“正確的邏輯”恰恰是不尊重事實的邏輯。

　　 “5•10案”的本原或基本事實，也叫第一事實，就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環(huán)境、特定的人員中，最底層的服務行業(yè)（修腳）的弱女子鄧玉嬌與三個有官方背景的強勢男人之間的悲劇命案。如果這三個男子是社會的惡棍無賴，巴東縣公安局早就會宣揚將其法辦，或者說把一女三男羈押，進入司法程序。即使此三男子像曹林所說，跟官員這個符號沒什么關連，連股級都算不上，巴東縣公安局也會拿他們是問的�！端疂G》上高官高球之子人稱“高衙內”，大概連副股級都說不上，但其人的威勢作為與官方能說無關？中國歷來是大官場小社會（甚至無社會），只能培養(yǎng)國民這樣的思維，事實也是如此。

　　此案懸浮的一個關鍵，正是其官方背景，而對此一開始予以政治考慮的不是民眾，而是巴東縣官方。巴東縣官方很有政治敏感性，立馬知道此案會釀成軒然大波，它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官官相護（我已寫過這樣的文章）；
二是他們注意到此三個男子中至少某一個政治背景決不可輕慢；
三是維護維定，把案件置于可操控之下。凡此種種左顧右盼，必然導致先入為主即講政治的做法，而不惜罔顧事實，褻瀆法律的尊嚴。某種程度正是巴東縣官方的“政治作為”，才使此案的熱議一再升級。這是第二事實。而且，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巴東縣官方更把自己緊綁在“政治”戰(zhàn)車上，此案的事實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因為此時面對“敵對勢力”，要保衛(wèi)巴東縣的大好形勢了。客觀上，這樣一來，巴東縣官方的壓力減輕了或轉移了。毫無疑問，它應當作為此案的事實進行考量。

　　要是巴東縣敢于把領導講話、簡報、工作策略及另外兩個男子的情況全部公之于眾，那我們看到的，決不是像曹林所說的一樁簡單的案子，或者說，一樁簡單的案子被綁上沉重的“中國特色”。

　　鄧玉嬌殺人，她在什么地方什么環(huán)境什么時間殺人？在場者幾人？各自身份？為什么巴東縣委（以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出面）一開始就做了“政治介入”，難道真有敵對分子已經(jīng)潛伏在該縣等待“這一幕”以便大做文章？巴東縣幾次更改案件用語，也就是多次對此案進行闡釋，照曹林說法，屬于什么“派系”？基于事實還是基于“關系”——官場規(guī)則？包括該縣領導講話（書面的口頭的）、有關簡報（包括支持公安局）、坊間的成文不成文的禁令，這些都屬于“事實和現(xiàn)象”范疇。退后一步說，網(wǎng)民的“過度闡釋”，是什么引起的？令人遺憾的是，連案發(fā)的真相都得不到公布，更不要說圍繞此案巴東縣官方的布置得到披露了。

　　曹林一氣指責作出各種反應的民眾（包括學者）是“自由派、民主派、憲政派、民權派、法治派、激進派、民粹派、網(wǎng)憤派、左派、右派、蛋黃派”，倒說出了這樣一個事實現(xiàn)象，就是這么多“派”在“5•10案”上持“一邊倒”的態(tài)度，真是中國奇觀。僅此就值得好好深思了。這里，曹林好像超越了任何一派，是個事實派，其實，他忘了或故意不說，還有一派叫“官派”， 曹林也說不上多少事實，不能叫事實派，叫官派倒適合。他這篇文章能顯赫見主流紙質媒體，說明他進入了“官派”，以“公允”之相說出官方想說的話。

　　更令人困惑的，是曹林把鄧貴大“死后的那個殘破家庭，無辜的妻兒”應予同情也視為此案真相和事實，這屬不屬于“用偏見和想象的有色眼鏡去剪裁事實”呢？這里，曹林當然不是要求鄧玉嬌“殺人”時要顧及對象的家庭妻兒，而是指責作激烈反應的民眾沒有同情死者后面的“殘破家庭，無辜的妻兒”。這是什么邏輯？這是兩個層面的人道主義，豈能混為一談。巴東縣官方把死者鄧貴大手中的數(shù)千元錢當場給了其家屬，從判定鄧玉嬌故意殺人到防衛(wèi)過度殺人，不正是可視為對其家屬的一種同情么？這是官方的同情啊，最正統(tǒng)最體面的同情啊。

　　什么是“5•10案”的事實和現(xiàn)象世界？公眾需要怎樣的事實和現(xiàn)象世界？如何面對這樣的事實和現(xiàn)象世界？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由于現(xiàn)實和歷史的原因，即使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一不小心又成了社會民眾議論的熱點�；ヂ�(lián)網(wǎng)上涌現(xiàn)“普天蓋地的相關評論”（曹林語）。其原由，一是案件本身的新鮮感；
二是如同我們缺鈣就對鈣特別敏感，它擊中我們時代社會的某根神經(jīng)。網(wǎng)民的熱烈反應（各種闡釋）反映出我們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某種嚴重缺失。悲劇案件的發(fā)生——社會的疼痛及其加劇，其原因在于社會自身的病灶，而不是發(fā)出和幫助發(fā)出疼痛的人們。那種不允許發(fā)出和幫助發(fā)出疼痛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現(xiàn)在把發(fā)出和幫助發(fā)出疼痛的諸種闡釋視為“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多少混亂，讓許多本來很簡單的東西變得異常復雜”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說句欠恭敬的話，此說是為虎作倀。

　　我看在外國很少有這種現(xiàn)象，如果有，那就意味著所在國某項政策或法律要得到修正了，這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大好事，壞事變成了好事。我沒有親臨外國這類事件氛圍的經(jīng)歷，但憑人生閱歷，相信人家利用言論自由媒體自由，各派系（曹林的說法）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批評得以充分表達，也就是各利益群體能把自己的真實意愿毫無恐懼地表達出來，比如美國馬丁•路德•金事件，還不是一個殺人刑事案件？但推動了美國民權運動，美國政府并沒有因之倒臺，應該說剛上任不久的黑人總統(tǒng)奧巴馬就得益于此事件——社會進步的余澤。但中國的鄧玉嬌案，在紙質媒體上的反應并不“主流”，卻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成了主流，個中原因，凡對中國情境有感受的人都會明白。

　　對“5•10案”從學者到平民都表示看法，這是21世紀網(wǎng)上的“社會運動”，當然有理性分析的，也有情緒化的，總體上反應了特定年代的一種社會情緒、民意所向。我也憑著自己的感覺寫了文章談了相應的看法，思想方法是小時共產黨教的唯物辯證法，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它仍有著科學性和生命力，難道可以用它去分析舊社會，就不可以分析當今的社會百態(tài)？正是“折射、暴露、凸顯、彰顯、體現(xiàn)、隱含、蘊藏”，才使得社會深層次問題再一次浮出水面，難道這些都是遠離真實的“抽象闡釋”？在中國特有的情境中，如此“闡釋的狂歡”還會繼續(xù)下去，道理很簡單，存在決定意識，我看，它利大于弊，僅從巴東縣官方對“5•10案”判詞的幾次修正，就可得知他們是注意到了民眾的巨大反應的。

　　“5•10案”發(fā)后，地處偏僻的我，自發(fā)地不吐不快地寫過兩篇文章，我想事實已大致清楚，自己也無須再湊熱鬧了。我的關于“官官相護”的議論，可以經(jīng)受中國國情的檢查的。不料曹林又出來興師問罪，他當然不是針對我一個人，我也就即興又寫下這篇小文章。

　　20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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