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清華國學院作為“神話”來解讀，雖然略帶調(diào)侃，卻并無惡意，不是貶抑之詞。這里所說的神話，既非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起源的理解，也不是什么“無稽之談”，而是指各種有趣、神奇、變幻莫測、值得深入探究的故事與傳說。比起《漢語大辭典》和《現(xiàn)代漢語辭典》，還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11卷496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的說法好聽些，所謂“神話和神話學”（myth and mythology），即：“神話故事敘述神或超人，敘述在一個完全不同于人們通常經(jīng)歷的時代中所出現(xiàn)的非凡事件或環(huán)境�！痹缫堰M入文明社會的我們，依舊樂于在日常生活中創(chuàng)造、傳播、經(jīng)營此類“非同尋常”的傳說。解讀這些近乎神話的人物與事件，理解其寓意，闡釋其可能隱含的集體無意識，還有使其得以廣泛傳播的社會文化氛圍，對于理解一個時代的思想與學術，不無好處。

　　作為歷史學家，除了辨析真?zhèn)�，告訴大家那些流傳久遠的“傳說”何處為虛，何處為實，何處虛中有實、實中有虛；
更重要的是，描述這些傳說形成的過程、流播的途徑，以及為何被受眾廣泛接納。講述一個神奇的故事并不難——尤其是像清華國學研究院這樣本就充滿神奇色彩、后世根本無法復制的學術機構；
難的是分析隱藏在傳說下面的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流變的印記。

　　以公眾都熟悉的“清華研究院”為研究對象，選擇“大師”以及“弟子”作為切入口，這樣的論述策略，蘊涵著一個假設：理解任何一所學校，都必須同時兼顧“機構”、“教師”與“學生”；
正是這三者的合力，成就了這么一個學術史上的“神話”。

　　一、辦“研究院”，為什么都是“國學”？

　　今年4月20日的《中華讀書報》上，發(fā)表了清華歷史系幾位教授寫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有人說清華學校研究院，有人說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討論會上，很多老先生則大談清華國學院。三種說法，略有不同。葛兆光的說法最準確，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但是，說國學研究院、國學院，也都可以。只是不能畫蛇添足，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或清華大學國學院，那可就錯了。因為，國學院不可能跟清華大學并立。換句話說，有清華大學就沒有國學研究院，有國學研究院就沒有清華大學，二者在時間上是一個交替的關系。

　　1911年，利用美國退回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了清華學堂，第二年改為清華學校。1925年，這所學校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清華學校分成三塊，第一部分是舊制的留美預備學校，第二部分是剛剛設立的大學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隸屬。開辦清華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的。但是，這個研究院只有國學一門。這一點，跟北京大學一樣，也跟此前此后陸續(xù)開辦研究院的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一樣。到了1929年6月7日，清華舉行歡送首屆大學部畢業(yè)生典禮，同時也是歡送最后一屆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禮。換句話說，這個典禮意味著國學院，或者說研究院，到此結束了。從下學期開始，清華學校三個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預備學校取消，國學院取消，大學部扶正，清華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轄。

　　因此，我將講述的，是從1925年2月12日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把聘書交給吳宓，告訴他，請你來籌備研究院國學門，到1929年6月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正式關閉，這4年多的時間里，清華學校的文化、學術生態(tài)發(fā)生的巨大變化。

　　清華研究院是怎樣創(chuàng)立的？先說開張。1925年的9月9日，開學典禮上，校長曹云祥演講，大意是：現(xiàn)代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的思路，并沒有對本國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組織研究院，研究中國高深的經(jīng)史哲學，而且采用科學方法，并摻加中國考據(jù)之法，是希望從中尋出中國的國魂。接下來是梁啟超的演講，題目是《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yè)》，強調(diào)清華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華脫離模仿稗販的階段，走入一個獨立創(chuàng)業(yè)的時期（《清華周刊》350期，1925年9月11日）。也就是說，在此之后，清華和中國學術開始走向獨立。

　　接下來講話的，是籌備主任吳宓，他是具體辦事的人，講《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jīng)過》。本來設想的研究院規(guī)模很大，還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可惜沒錢；
沒錢，那就“只能先辦國學一科”。相對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來說，辦國學院所需經(jīng)費最少。

　　為什么上世紀20年代所有的中國大學辦研究院時，都從國學開始？兩個原因，一是“民族自信心”，二是“錢”。既有內(nèi)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約，使得辦研究院時，都從國學入手。吳宓再三強調(diào)的一點是，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不是中文、歷史、哲學等專門學問。這話，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著大學部說的。因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華的國文、歷史、哲學、英文等系也都相繼建立起來了。這樣一來，學校里并存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國文、歷史、哲學這種現(xiàn)代學科體制，一個是相對傳統(tǒng)的國學。這兩者在辦學理念上是有區(qū)別的，將來的矛盾，就蘊藏在這個地方。

　　稍做清理，不難發(fā)現(xiàn)，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謀求學術獨立；
第二，鑄造中國的國魂；
第三，使用科學的方法；
第四，研究的對象是作為中國文化整體的“國學”，而不是西方學科體系中的文學、歷史、哲學；
第五，經(jīng)費所限，只能先辦國學。所有這些策略選擇，不僅是清華校長的個人趣味，也是當時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的現(xiàn)狀所決定的。

　　說到這里，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家都開始轉而關注國學，希望建立研究院？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傳播西學為主要職責的，什么時候轉而關注國學的呢？談這個問題，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適發(fā)表《新思潮的意義》，將新思潮概括為四個相互關聯(lián)的部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最關鍵的兩步是“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動力是“輸入學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適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開始轉向“整理國故”�？梢赃@么說，20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國故”，是各大學文科教授普遍關注的焦點，也是重要的學術轉向。這個思潮對現(xiàn)代中國的教育及學術轉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華校長曹云祥決定開辦研究院的時候，胡適建議他請三個人：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參見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臺北《清華校友通訊》新32期，1970年4月）。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學教書，他排斥現(xiàn)代教育體制，堅持傳統(tǒng)的大儒講學姿態(tài)。但梁啟超和王國維都請到了。在中國文學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上，吳宓和胡適爭得你死我活；
但談論國故，兩個人不無共同語言。吳宓甚至帶著清華研究院的教授到北大訪問、對話。清華《研究院章程·緣起》中有“東西各國大學，于本科之上更設大學院，以為畢業(yè)生研究之地，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云云，可見清華之創(chuàng)立研究院，包含追摹北大的意味。今天北大清華并稱，但當年地位很不一樣。有趣的是，清華“章程”中特別強調(diào)書院的作用，而此前一年，胡適在吳宓原先任教的東南大學做題為《書院制史考》的專題演講（講稿發(fā)表在1924年2月《東方雜志》上），表彰傳統(tǒng)中國的書院教學，我想，這大概不是巧合。

　　清華的創(chuàng)建研究院，一開始是向北大學習的，二者“貌離”，但“神合”。研究所（院）的創(chuàng)設，使得當時流行的協(xié)調(diào)東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實。但是，請注意，北京大學研究所的章程，和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樣。前者只字未提傳統(tǒng)的書院教育，強調(diào)的是如何學習德國、美國的seminar制度。后者則明確規(guī)定，要把中國的書院和英國的大學制度結合起來。大家可能會覺得，清華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樣。不對，思路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原先的學術背景。北大本來就帶有很濃厚的書院色彩，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
加上校長蔡元培是從德國回來的，更強調(diào)北大要向德國學習。而在20年代，清華學校屢受批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色彩太強了。所以，清華必須加強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聯(lián)系，包括帶進書院的因素。北大的書院色彩本來就太強，沒必要再往這方面靠。換句話說，北大惟恐不洋，而清華惟恐不土。所以，別看二者的章程不一樣，實際上，內(nèi)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樣在接受西方教育體制的同時，把中國的傳統(tǒng)教育精神、把中國的“大學之道”灌輸進去。

　　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力圖把中西方的優(yōu)長結合在一起，這是當年眾多大學辦研究院的主要目標。這里面，北京大學研究所對于現(xiàn)代中國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臺灣年輕學者陳以愛寫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920年代，中國大學辦研究所的，不僅僅是北大。1922年，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兩年后，東南大學也成立了國學院。東南大學就是后來的中央大學，解放后改稱南京大學。吳宓是從東南大學過來的。東南大學成立國學院，起草計劃書的是顧實，國文系主任名叫陳中凡，是北大的畢業(yè)生。剛才說了，清華學校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接下來，便是1927年初廈門大學成立國學院。這個國學院的主干，全是北大的教授和研究生。為什么？當時北洋軍閥橫行，通緝好多著名教授，北京氣氛很緊張，教授們于是紛紛南逃。北大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林語堂，還有顧頡剛、魯迅等，都跑到廈門大學來了，在國學院任教。魯迅和顧頡剛兩個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公案�！惰T劍》里面那個從水里掙扎著要爬出來的鼻子通紅的老鼠，就是在諷刺顧頡剛。魯迅和顧頡剛，兩個人從北京逃到廈門，又從廈門逃到廣州，一路逃一路打筆仗。這里有人事上的糾葛，也有文化理念和政治立場的差異。1927年，原北大畢業(yè)生傅斯年從歐洲回來，受聘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和歷史兩個系的系主任，一時間，雄心壯志沖云天。傅斯年建立起了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聘了好多人，包括顧頡剛、董作賓、鐘敬文等。中大的民俗學研究做得有聲有色，很不錯。這一點，做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的，都明白。1928年，就在清華的旁邊，燕京大學也成立了國學研究所，所長是陳垣，導師與研究員包括顧頡剛、容庚、許地山、郭紹虞等。可以這么說，二十年代中期的整理國故以及學術獨立的思潮，使得很多大學都在努力創(chuàng)辦研究所，并借此尋找“國魂”。

　　不只是精神，還有方法。剛才說了，辦文科研究所、國學院，一是需要的錢比較少，二是便于發(fā)揚傳統(tǒng)、尋出中國的國魂。具體的途徑呢？比如說，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談論如何整理國故，胡適特別標舉“科學方法”。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文中，胡適偷梁換柱，把他從美國學來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維術，和清儒的考據(jù)學接軌。因此，你會發(fā)現(xiàn)，北大清華這兩個學校的研究院，都特別講究研究方法，而且，不能只談土或洋，要中西結合。換句話說，無論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時辦研究院的，都力圖把中西雙方的優(yōu)長結合在一起。這里面，北大研究所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而清華研究院的四大導師，則更具傳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傳誦。

　　不算“首開紀錄”的清華國學院，有何能耐，能讓后世的研究者不斷追憶、紛紛評說？沒有聽說別的大學，比如北大、廈大、中大等搞過類似的活動，惟獨清華大張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紀念清華國學院創(chuàng)立70周年和80周年。為什么？

　　清華紀念國學院，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華國學院吸引了更多公眾的目光。原因呢？包括它當年異軍突起，成績顯著；
也包括它像櫻花一樣，迅速凋謝。清華研究院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特別適合于講述�？偣膊潘哪�，那么多優(yōu)秀的學生，還有傳說紛紜的四大導師。這是一個頭尾完整、充滿懸念、略帶幽怨、可以寄托各種情懷的學術傳奇。換句話說，清華研究院之所以成為中國學界不斷提及的話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本身的素質(zhì)很好。有了這根基，清華同人方才可能借國學院的敘述，不斷建構、辨析、闡揚自家的學術傳統(tǒng)。

　　按理說，當年中國學界，要說創(chuàng)立研究所，沒有比北大條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學府，已經(jīng)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學者，還有校長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吳宓在清華籌辦研究院，受到很多限制，沒辦法施展才華，一年后就辭職不干了。清華一邊辦研究院，一邊辦大學部，二者之間，不說勢不兩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長久發(fā)展。出于對研究院的懷念，大家感嘆其隕落之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追究起原委，紛紛埋怨教務長張彭春的牽制，或是趙元任、李濟的臨陣倒戈，使得研究院辦不下去。其實，這不對，當初國學院的設計就只是過渡性質(zhì)的。1926年1月，清華召開校務會議，吳宓希望擴大研究院的規(guī)模，教務長張彭春站出來反對，要求研究院改變性質(zhì)，明定宗旨，不僅不要擴大，還得盡量縮小，最終完成向大學的過渡。在他看來，國學院是不倫不類的機構，只能是一個過渡環(huán)節(jié)，讓清華從沒有學問的留美預備學校，向真正的大學轉變。不只張彭春這么看，當年清華的不少教授也都這么認為。吳宓爭吵不過，回到研究院跟大家商量。研究院內(nèi)部意見分歧，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傾向于吳宓的建議，堅持擴張計劃；
另外兩人，趙元任和李濟則贊成學校的建議，同意逐漸停辦國學院。此事導致了吳宓和張彭春的雙雙辭職。以后研究院的院務會議，就由新任的教務長梅貽琦主持。

　　梅貽琦，1931年起正式執(zhí)掌清華，是清華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評價最高的校長，對清華大學的發(fā)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就職演說中有一句話，現(xiàn)在廣為傳播：“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猜測，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腦海里浮現(xiàn)出來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華國學院院務會議時，和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這一因緣，使他深有感受：辦大學，關鍵是要有學術專精且聲名顯赫的教授。

　　二、是“四大導師”，還是“五大導師”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北大傳統(tǒng)：另一種闡釋》。我以為，北大老是講自己政治上如何進步，而相對忽視了學術傳統(tǒng)的建構，這很可惜。文章是圍繞蔡元培如何創(chuàng)建文科研究所來展開的，其中提到了清華、北大兩個國學院/所的差異，包括制度建設，也包括風氣轉移等。同樣以發(fā)展國學為目標，清華起步雖晚，但因有庚款的支持，經(jīng)費充足，于是，延名師，拓校舍，很有成效。下面這句話，是我的體會，不一定準確，大家心領神會就行了。我說，清華走的是“明星”路線，因為她選擇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確實都很有人望。加上前后四屆七十多名學生日后大有作為，在大家心目中，清華研究院辦得比北大好。但其實也有問題，清華因人設課，接近古代書院的大儒講學，不太重視制度性的建設，因此，王國維、梁啟超去世后，研究院難以為繼。當然，研究院辦不下去，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學校的制度建設和學者的個人聲望，是兩回事情。要說單個教授，或許沒有比梁、王更知名的；
可北大在學術制度的建設上，頗有可圈點處。從1922年開始創(chuàng)辦，到1932年改為研究院文史部，再到1934年演變?yōu)檠芯吭何目蒲芯克�，歷經(jīng)抗戰(zhàn)中的南遷與北歸，依然是北大學術實力最強的“金字招牌”。1948年，北京大學50周年紀念，舉辦科研成果展覽，最能拿得出手的，依舊是文科研究所。要說“學統(tǒng)”，這也是一種。

　　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正式創(chuàng)立，委員長由校長蔡元培親自擔任，委員包括顧孟余、沈兼士、李大釗、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聘請了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柯劭忞，還有若干德國、法國、蘇聯(lián)的學者，作為導師。這個研究所，同樣匯聚了當時中國最優(yōu)秀的學術人才。至于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學、歌謠研究、風俗調(diào)查、明清檔案整理、方言調(diào)查等很有發(fā)展前景的學科。各位教授的成績，暫時按下不表；
我更看中的是，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自此走上了正軌，一直延續(xù)至今。

　　我們回頭看清華的情況。1925年，清華建立研究院，導師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位，加上講師李濟，主任吳宓。最近這些年，談論清華國學院的文章很多，經(jīng)常提“四大導師”。也有加上吳宓，說成“五大導師”的。我覺得，這樣說不合適。為什么？吳宓是研究院的主任，不是導師。他自己說，學問不夠，只配當主任。主任的工作，是為教學服務，而不是指導教授們?nèi)绾巫鰧W問。這是以前清華的規(guī)矩，也是很多老大學的傳統(tǒng)。現(xiàn)在不一樣，官大學問就大。今人想當然，既然是研究院的主任，領導著四大導師，那他本人就更應該是“導師”了。之所以產(chǎn)生這種誤解，與現(xiàn)在中國大學的“官本位”有關。這是我們的問題，跟老清華沒關系。研究院希望擴展，計劃沒通過，第二年，吳宓就辭職，到大學部教書去了。所以，稱吳宓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不合適。

　　一定要說“五大導師”，與其補吳宓，不如加上李濟。從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趨勢看，講師李濟的工作更值得重視。他在清華研究院講的是人類學、民族學和人種學�？梢哉f，在清華園里，他是第一個突破藩籬，將教學與科研帶到田野中去的。他主持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fā)掘，在學界影響很大。要說開一代風氣，李濟算一個。今年的紀念會上，好幾位老先生，有社科院的，也有北大的，不約而同地提到，現(xiàn)代中國的考古學，應從清華說起，從李濟說起。當年北大也有考古室，但更多的是傳統(tǒng)的金石學。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考古組，請誰來主持，當時有兩個人選，一是北大研究所考古室主任馬衡，一是清華研究院的李濟，最后決定用李濟。因為馬的路子比較舊，基本上是傳統(tǒng)的金石學；
而李從哈佛學成歸來，更熟悉當時的考古學潮流。這個事情，最早是李濟的兒子李光謨講出來的，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做了如下評述：“蔡元培和傅斯年的確是很有眼光的。”（參見《考古學是什么——俞偉超考古學理論文選》22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當年不太被看好、學生很少的李濟，以及另外一個導師趙元任，日后對中國學術的貢獻都很大。研究生們更喜歡追隨的是梁啟超和王國維，因為這兩位的學問很好，而且跟自己以前的知識積累比較容易銜接。而剛從哈佛回來的趙元任和李濟，他倆的專業(yè)，一個語言學，一個考古學，在當時的中國，說實話，很少有合格的學生。不過，今天回過頭來看，他們的工作更值得我們關注。

　　為紀念清華校慶而制作的電視片《永遠的清華園》，在鳳凰衛(wèi)視播出，很好看，也很動人。主持人是陳曉楠，她在片中說，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除了吳宓，本來還有一個，那就是教人類學、考古學的李濟。只因為他資歷比較淺，學問還沒有完全成熟，所以，只聘為講師。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知道，李濟1911年考入清華，后來到哈佛念書。辦國學院時，他已從哈佛博士畢業(yè)回來，任南開大學文科主任。為什么沒聘他為教授？原因是，1925年4月，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準備在中國搞考古發(fā)掘，負責這個工作的美國代表畢安琪邀請李濟協(xié)助他工作。李濟同時接到兩份工作邀請，一是回母校教書，一是主持考古發(fā)掘。兩份工作，美國那邊錢更多些，而且工作很有挑戰(zhàn)性。李濟最后應的是美國人的聘，清華只是他的兼職；
因為不是全職，那就只能當講師。請注意，民國年間的大學，有這么一個規(guī)定，教授必須全職。嚴復1912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做過這么一件事，解聘那些兼職太多的教授。換句話說，你要么全職，當教授；
要么兼職，當講師。你不能同時在教育部、財政部、司法部等四五個地方兼差，然后還是北大的教授。當時教授的薪水低，遠不及官員，于是好些人養(yǎng)成不好的習慣，做好幾份活，這樣才能過得舒服些。嚴復建立學術尊嚴，從這里開刀，是有遠見的，起碼培養(yǎng)教授們對于學問的虔誠。你自己選，要不當史學教授，要不當財政部的科長，隨你挑，就是不能兼。當然，這樣做，得罪了很多人。請記住，不是李濟學問不好，或遭人暗算，只能當講師。北大也鬧過類似的笑話，有人講校史時，不曉得魯迅因為是教育部官員，只能當講師，竟然說，你看我們北大多“�！保�連魯迅都不給評教授。道理很簡單，也很公平，比如，陳寅恪在清華是教授，在北大就是講師，因為他以清華為主。這里所說的“講師”，說白了，就是兼職，是part-time。

　　談論清華研究院的“四大導師”，有一個誤區(qū)，往往把這些學者的所有成績，一股腦都算進來。其實，應該考慮他們在清華開設的課程，以及指導學生的范圍，還有日后學生的發(fā)展方向。學術史上的王國維、陳寅恪，和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陳寅恪，不是一回事。舉個例子，王國維此前曾撰寫過《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等，很有名�？晌覀儾樗�在清華開的課程，并沒有涉及文學的。1925年，王國維開設的課程包括《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研究。1926年呢？《儀禮》、《說文練習》，同樣跟文學沒有任何關系。再看他指導的學科。1925年度，王國維指導的學科是經(jīng)學（包括詩、書、禮）、小學（包括訓詁、古文字學、古韻）、上古史、中國文學——終于出現(xiàn)了“中國文學”這四個字。1926年度，又增加了一門金石學。我們看，事實上，王國維在清華所開課程，跟《紅樓夢》或宋元戲曲，沒有任何聯(lián)系。再看第一屆32名學生，畢業(yè)論文中涉及文學的，只有方壯猷，他做的是“儒家的人性論”、“章實齋先生傳”和“中國文學史論”，只有第三個作業(yè)跟文學有關系。第二屆研究生中，標明專修“中國文學史”的，有下面幾位：王力，做的是“先秦文法”；
全哲，做的是《楚辭》研究；
謝國楨，做的是“清代學術史徵”；
還有一位陸侃如，正在做“古代詩史”。我們知道，當年指導“中國文學史”科目的，有兩位教授，一是王國維，一是梁啟超。謝國楨是梁啟超的學生，這沒問題。至于陸侃如是否得到王國維的悉心指導，沒有確鑿的證明材料。可以斷言，王國維在清華期間，即便講授文學，也是占很小很小的比例。因此，談論清華國學院導師業(yè)績，最好不將《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等考慮在內(nèi)。

　　陳寅恪的情況恰好相反，是把他還沒開始的工作成績給預支了。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講什么課程？第一，“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也就是考察外國人如何研究中國，先從目錄學說起；
第二，“梵文”。指導學生的范圍呢？我念給大家聽聽：年歷學、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經(jīng)典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jīng)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上述這些課題，都是早年陳寅恪最為關注的。至于他廣為人知的“不古不今之學”，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或晚年苦心經(jīng)營的《柳如是別傳》，清華國學院教書時，八字都還沒一撇呢。評價大學教授的功過，應包括他的著述、他的課程講授，也包括他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與業(yè)績。在我看來，談論清華國學研究院，首先是教育史，而后才是學術史，不能弄顛倒了。

　　臺灣學者蘇云峰寫了本《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其中提到了研究院的工作狀態(tài)。他認為，功勞最大的是梁啟超和王國維，因為他們名氣大、人緣好，像磁場一樣吸引了大批年輕學人，使清華一躍成為國學研究的重鎮(zhèn)�？墒沁@兩個人，一個在1927年，一個在1929年，先后逝世了。這是國學院很快就凋零的重要原因。其次呢，是陳寅恪。陳先生進入清華園后，住下來，跟學生多有接觸。清華有個好處，做事很規(guī)矩，教務會議都有記錄。一查記錄，我們發(fā)現(xiàn)，陳寅恪幾乎每次會議都參加，是個很認真的教授。可那個時候的學生水平不夠，聽不太懂他的課，大都跟王國維和梁啟超做論文去了。因此，清華研究院時期，陳的貢獻不如王、梁兩位大。再接下來，吳宓有籌備之功，但不能堅持到底，第二年就跑了。功勞最小的是趙元任和李濟，這兩個人學問都很好，可整天跑野外，做方言調(diào)查，或考古發(fā)掘，呆在學校的時間不多，跟研究院的學生接觸少，又不支持吳宓的發(fā)展規(guī)劃，導致國學院倒臺（332頁）。

　　最后這一點，需要稍做辨析。趙元任、李濟都是受過嚴格專業(yè)訓練的哈佛博士，就學術趣味而言，和同是留學生、以中西兼修見長的陳寅恪，本來就不一樣。陳寅恪在好幾所國外大學念過書，但不讀學位，憑自己的學術興趣，博采眾長。加上他有很好的國學底子，能跟王國維談得來。趙元任、李濟不一樣，念洋書，拿學位，回國做研究。所以，在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里面，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比較合拍，他們的學問路子即便不同，也都能互相欣賞。而另外兩個哈佛博士，就很難說了。記得有這么一件軼事：清華國學院師生為王國維集資修紀念碑，趙元任是不出錢的。為什么？可能是政治態(tài)度使然。因為，那個時候，大家覺得王國維政治上保守，追隨那位退位的皇上，還留著辮子；
自命思想進步的人，對此很有意見。另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學術趣味不同。一個在西方受過很好的教育，做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的學者，很可能無法或不屑于去理解王國維學問的價值。李濟在日后所撰回憶錄里，對王國維的學問，也都表示過不以為然：“他對近代考古學雖能了解它的重要，卻感覺得與他自己研究的范圍仍有些距離；
所以他雖以利用新材料而對古文字學有若干極新穎的見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于古器物的處理，他以為這一類的著錄仍應該奉《博古圖》及《考古圖》為準則�！保ā陡信f錄》95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在兩個哈佛博士眼中，“國學”是什么東西？他們會覺得語言學、考古學、哲學這樣的現(xiàn)代學術體制，才是堅實可信的學問。他們對“國學院”的前途不看好，主張向近代西方學科體系靠攏，這是他們的學術立場。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盡快建立和國際接軌的大學體制，包括設立語言、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社會學等科系，才是學術發(fā)展的正路。所以，他們不支持擴展國學研究院，不是個人恩怨，是學術趣味使然。

　　蘇云峰先生的著作，可商榷的地方不少。但下面這句話，有見地。他說，討論清華國學院，必須注意到梅貽琦的貢獻。為什么？他是個外行，學工科的，因出任清華教務長，而必須主持國學研究院的教務會議。兩年間，共主持了22次，解決了很多具體問題，沒有出現(xiàn)大的紕漏。作為一個行政領導，跟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名教授接觸，保持良好的關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談國學研究院，應該把梅貽琦考慮在內(nèi)。這個設想很好，我同意。

　　回到當年地位顯赫、后來名氣明顯不及清華國學院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后者的關注點是制度建設。比如，北大文科研究所剛剛創(chuàng)建，就設立了五個專門委員會，即由周作人主持的歌謠研究會，由張競生、江紹原先后主持的民俗調(diào)查會，由林語堂、劉復先后主持的方言研究會，還有由陳垣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委員會、馬衡主持的考古學會。換句話說，北大研究所更像是個研究單位，而不像一個教育機構。當然，我能體諒他們的難處，因為錢少，沒辦法招那么多研究生——下面我會提到，他們確實碰到了很多實際困難。

　　清華有尊重名家、崇拜大師的好習慣，這使得他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迅速發(fā)展，在中國學界引領風騷�？晌译[隱覺得，光有名家還不夠，制度建設同樣也很重要。這方面，比較窮的北大所采取的策略，也不無可取之處。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為近年中國高等教育“大躍進”，很多學校在訪大家、搶名師方面下了大功夫，但相對忽略了良好的學術制度建設�！按蠹摇笔强梢再I來的，“制度”卻必須自己一點一滴地建立。如果只要是“名角”，就去捧，就去挖，而不考慮是否真對大學的發(fā)展有好處，這可就念歪了梅校長的真經(jīng)了。

　　三、清華國學院眾弟子的表現(xiàn)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的研究生教育逐漸走上了正軌。教授的業(yè)績不錯，學生的情況卻很不樂觀，最主要的原因是經(jīng)費太少了。據(jù)1923年底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概略》，到那年年底，北大經(jīng)過學術委員會審查合格的研究生，總共只有16人；
其中提交研究報告的是5人6種，包括羅庸的《尹文子校釋》、容庚的《金文編》、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等。這些都是很不錯的著作，可兩年多才培養(yǎng)這么幾個學生，未免太少了。你會說，北大要求高，嚴格管理，這樣好。其實，我跟你說實話，是因為沒錢。再查一下，到1927年底，整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審查合格的研究生，也只有46名，其中好些還是“通訊研究”。研究所整整辦了五年，總共才10人正式提交了14種論著（《國學門概略》，北京大學，1927），實在說不過去。

　　反過來看清華，他們的規(guī)模效應，很快就顯示出來了。第一年，錄取新生33名，實際報到29人。第二年36名，第三年24名，第四年13名。研究院規(guī)定，第一年學完，有研究成果，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可以再申請一年，因此，其中有些是重疊的。當年的清華研究院，是給學生發(fā)獎學金的，學生當然愿意繼續(xù)研究。合起來，四屆學生中，真正完成學業(yè)的，共有74人。其中表現(xiàn)最為出色的，是前兩屆，即1925、1926年入學的那兩屆。

　　這些學生有什么特點？第一，年紀比較大，好些人進校前已有著作發(fā)表，專業(yè)上比較成熟；
第二，這些學生來自不同學校、不同專業(yè)，好些屬于自學成才，沒有像樣的學歷證書。今天中國的研究生招考，越來越重視資格審查，考試形式也日漸繁瑣、嚴苛，這樣會把很多有才華的學生給淘汰了，很可惜。我很懷念老北大、老清華的不拘一格選人才。學生資質(zhì)好，加上有名師指導，自然能出成績。梁啟超很得意，宣稱研究院的學生三分之一可以成才，其中三五個人的研究成果，“實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不朽”（《清華周刊》371期，1926年3月19日）。

　　對北大、清華兩個國學研究所（院），后來的學者多有評說。像蘇云峰便認定，北大“自由松散”，清華則“密集謹嚴”（287頁），因此，清華研究院的成績更突出。其實，跟學風是否“自由”關系不是特別大。最重要的是，北大的經(jīng)費遠不及清華，能花在研究所的錢很少。像清華所采取的這兩項措施，在北大就無法落實。第一，教授專任，而且必須“常川住院”，以便與學生多多交流。這里所說的“住院”，不是住醫(yī)院，是住學校。第二，學生一旦錄取，就發(fā)給獎學金，條件是，你必須長期住校，拒絕外務，潛心研究，篤志學問。換句話說，學生也好，教授也好，一旦進來，就必須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認真讀書。今天，你住在清華園，要想進城，很容易；
當年不一樣，騎毛驢或乘人力車，要走大半天。北大不同，就在過去的皇宮旁邊，離天安門又那么近，當然關心政治，喜歡鬧革命。

　　當年清華研究院招聘導師時，有四個標準：第一，必須對中國文化的全部知識有所了解；
第二，必須掌握正確科學的研究方法；
第三，必須熟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學的成果；
第四條最特別，也最重要：愿意和學員親近、接觸，熱心指導，以便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學到豐富的知識以及正確的治學方法（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jīng)過》）。今天中國的大學，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老師們不太愿意為學生多花時間�？陀^因素是研究院規(guī)模太大，連自家指導的研究生都管不過來，哪有時間跟本科生多接觸？但還有一個原因，評職稱時，不太考慮講課效果如何、教學是否盡心，以及和學生接觸時間多少；
而只計算出了幾本書，發(fā)表幾篇論文，有什么科技發(fā)明。清華研究院之所以敢硬性規(guī)定，要求導師多跟學生接觸，是有經(jīng)濟力量做后盾的。比如，研究院師生每月舉行茶話會，師生在一起吃吃點心，喝喝咖啡，聊聊學問。這個制度，北大學不來。還有，導師帶著學生游北海，在北海靜心齋坐下來，面對湖光山色，大家暢談學問。這個，在北大也做不到。一方面是文化傳統(tǒng)，另一方面也是經(jīng)濟實力。但不管怎么說，清華研究院開創(chuàng)了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即師生之間多多交流。即便這樣，梁啟超還是不太滿意，抱怨說除了上課，沒有更多時間與學生接觸。我相信梁啟超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很真誠的；
不過，他以當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跟隨康有為念書、或在長沙時務學堂講學作為比照，那是搞錯了目標。那種師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討論學問的傳統(tǒng)書院，不可能在現(xiàn)代大學里復制。在我看來，清華研究院師生之間交往的密切與頻繁，已經(jīng)很讓人羨慕的了。

　　清華研究院的學生表現(xiàn)出色，這與他們擁有很好的施展才華的舞臺有關。1925年10月，在第二次教務會議上，議決不辦雜志，以便師生潛心讀書。研究院里，起碼有兩位教授是特能辦雜志的，一個是梁啟超，另一個是吳宓。這兩個人，要他們不辦雜志，都很難。所以，情勢很快就改變了。吳宓在自己主持的《學衡》雜志上，不斷發(fā)表研究院導師及學生的文章。另外，校方主持的《清華周刊》，也發(fā)一些專業(yè)論文。當年的《清華周刊》，一如我們的《北京大學日刊》，很好看。不像現(xiàn)在各大學的校報，盡是報道今天校長接見誰，明天什么代表團來訪，后天又有哪個資本家捐錢，大后天后勤部門舉行聯(lián)歡晚會——像這些日常瑣事，時過境遷，真的不值得翻閱。《清華周刊》不僅發(fā)表教授們的學術演講，也發(fā)表學生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清華研究院終于改變主意，決定辦一個《國學論叢》，由梁啟超主撰，其他人自由投稿。還不滿足，年紀大點的研究生劉盼遂、吳其昌等，辦起了《實學》月刊，教授們給稿子，還捐了錢——梁啟超捐了50大洋，王國維捐了20。接下來，陸侃如、姚名達等創(chuàng)辦述學社，編輯《國學月報》。再接下來，《大公報》創(chuàng)辦《文學副刊》，請吳宓主編，吳又邀了浦江清、趙萬里、張蔭麟等一起來辦。這樣一來，清華學生發(fā)表文章的陣地很多。四年間，培養(yǎng)了74名學有專長的研究生，這些人的研究成果如何及時發(fā)表，也是個問題。辦研究院，有好的導師，有好的學生，有好的制度，如果再有合適的發(fā)表研究成果的途徑，那樣的話，大家對這個研究機構的認同感會更強。

　　除此之外，兩個突發(fā)事件，使得研究院的師生進一步加強了聯(lián)系，這也是清華國學院成為神話的重要因素。王國維和梁啟超先后去世，清華師生真的化悲痛為力量，凝聚了感情，表達了理想，同時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1927年6月1日，王國維留下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然后跳昆明湖自殺，這是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國維自殺的原因及其蘊涵著的文化意義，這里不說。單說追悼會上，學生們行三鞠躬禮，因為是文明社會了，行鞠躬禮就行了。接著，陳寅恪來了，行三跪九叩大禮（參見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學術集林》卷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8月）。學生們一下子全哭了，跟著陳先生重新行三跪九叩這樣的傳統(tǒng)大禮。對于這些已接觸西洋文明的研究生來說，用這種方式，似乎更能表達師生之間的情誼，同時也表達了對于傳統(tǒng)師道的認同。接下來的一系列活動，更顯示了清華研究院學生的心志與活力。兩個月后，上海的《文學周報》發(fā)行“王國維先生追悼號”，文章的作者好些是研究院的學生；
同年10月，《國學月報》二卷8、9、10號合刊“王靜安先生專號”，除了王國維的遺著，還有學生的追懷文章。又過了一年，1928年6月，《大公報》連續(xù)發(fā)表三期“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有吳宓、浦江清、張蔭麟、趙萬里等清華師生的文章�！秾W衡》轉載這批文章，再添上陳寅恪、吳宓、劉盼遂等人的詩文。再接下來，《國學論叢》1卷3號出版“王靜安先生紀念號”，除了整理王國維的遺著，還有梁啟超的序，表彰王國維的治學方法；
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則提到，凡一種文化衰落的時候，被這個文化所“化”的人，會感到特別痛苦，痛苦到極點，就只能自殺；
而數(shù)十年來，社會制度變遷，綱紀倫常凌夷，為這個文化所凝聚之人，不得不與之共命運。陳寅恪先生的這個論述，加上日后所寫的另外兩篇文章——《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和《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三個東西合起來，完成了對于王國維精神世界的描述，也完成了自家文化理念的闡發(fā)。文化立場、精神追求、學術境界，三者合一，這很難得。借紀念王國維，陳寅恪等清華師生，將一個學術機構，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義的高度。

　　到1929年6月，王國維去世兩周年的時候，清華國學院師生集資，在校園內(nèi)建了一座“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梁思成設計，陳寅恪撰碑銘，其中提到，“先生以一死見獨立自由之意志”，更著重表彰王國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90年代，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到了中國學界的廣泛認同，這也是清華國學院能夠浮出海面，吸引公眾關注的重要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去世。兩天后，張蔭麟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fā)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以后，清華眾多學生，陸續(xù)撰寫了很多追念梁啟超的文章，包括張蔭麟、梁實秋、謝國楨、周傳儒、姚名達、劉盼遂、楊鴻烈等人，其中表彰師門最得力的，還數(shù)吳其昌。1944年，吳其昌抱病撰寫《梁啟超傳》，書成一個月后，吳便去世了。

　　今年4月，清華歷史系舉行了紀念國學院創(chuàng)立80周年座談會，我在會上談了一個想法。我說，談及國學院的貢獻，大家都著力表彰四大導師，這當然沒錯；
可我認為，國學院能有今天的名聲，與眾弟子的努力分不開。弟子們的貢獻，包括日后各自在專業(yè)領域取得的巨大成績，也包括對導師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種強烈的集體榮譽感。為說明這個問題，我談到一本書，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這本由吳其昌編輯的小冊子，是我所見到的最為精美的“同學錄”。除了老師的照片、格言等，最有價值的是每位同學的照片和自述。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時聯(lián)系不上，就由朋友為其寫個小傳什么的。文章有長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顯示那代人的趣味與情懷。這本小冊子，我在北大、清華的圖書館里都沒找到，是從吳其昌的女兒吳令華女士那里見到的。我的妻子夏曉虹專門研究梁啟超，對這書很有興趣，于是決定和吳令華女士合作，給這本書做注，把這些學生日后的工作業(yè)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及他們對國學院生活的描述，對導師和同學的追憶，全都補進來，編一本別具一格的“學術史”。我話音剛落，在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趙昌平馬上說：“書做好了給我們�！�

　　我的想法很簡單：在學術史上談“大學”，一定要把學生的因素考慮進來；
學校辦得好不好，不僅僅體現(xiàn)在導師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師生之間的對話與互動，以及學生日后的業(yè)績與貢獻。如果有共同的學術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發(fā)掘與表彰。按理說，北大文科研究所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可很少被追憶；
包括當事人，也都不大提及�！盎貞洝毙枰�氛圍，也需要契機，北大學生眉飛色舞，談論的都是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樣一來，未免冷落了本不該冷落的文科研究所。到了1990年代，中國學界的目光從“五四新文化”轉向“清華國學院”，這其中隱含著整個思想文化潮流的變遷。

　　四、清華國學院“神話”是怎樣形成的

　　我對清華研究院充滿感情，之所以稱其為“神話”，絲毫沒有譏諷的意思。我關注的是，僅僅存在四年多的這么一個學術機構，為什么會被不斷追憶；
在故事傳播的過程中，其意義是如何自動衍生的。對于各種宏大敘事，采取知識考古學的態(tài)度，而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這明顯是受�？碌挠绊�。

　　清華研究院的成功，對于今天的人文學者說，幾乎是遙不可及的神話。這一“學術史陳述”之所以普遍流傳，與清華1980年代的重建文科有很大關系。對于清華來說，在復建文科院系的過程中，如何發(fā)掘傳統(tǒng)，確立自信，是個關鍵。與歷史對話，與學界同仁對話，還得與理工科思維定勢對話，這個時候，“國學院傳統(tǒng)”是個很好的理論資源。重辦文科，不是有錢就行，也不是校長支持就能“一路暢通”。整個校園氛圍，工科占絕對優(yōu)勢；
而用工科的眼光來評判文科，用工科的趣味來發(fā)展文科，那是很有問題的。我跟清華文科各院系的教師多有交往，知道他們努力的方向，也知道他們遇到的困難�？梢赃@么說，最近二十年，在清華，流行著三套話語，對應著三個故事系統(tǒng)：
第一，作為革命話語的聞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
第二，作為學科體制的“清華學派”；
第三，作為學術精神的清華研究院。

　　如此“大膽假設”，一半來自閱讀史料的感受，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經(jīng)驗。清華中文系復建前后，有關領導常到北大與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商談。歷史感很強的王瑤先生建議，你們清華發(fā)展文科，一定要借用朱自清、聞一多的故事，重新樹立自家形象，要讓大家感覺到，這不是在新建一個系，而是在接續(xù)某種傳統(tǒng)。就好像周作人對現(xiàn)代中國散文的描述：這是一條古河，因某種原因曾消失在沙漠中，但是在下游，它又重新冒出來了；
因此，這河既古老，又新鮮（參見周作人《〈雜拌兒〉跋》，《永日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王先生的建議，我相信對當事人很有啟發(fā)。接下來，王先生開始到處鼓吹“清華傳統(tǒng)”。

　　1985年，也就是清華中文系復建的那一年，在紀念聞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會議上，王瑤先生說：“以前的清華文科似乎有一種大家默契的學風，就是要求對古代文化現(xiàn)象做出合理的科學的解釋�！保�季鎮(zhèn)淮主編《聞一多研究四十年》140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第二年，王先生又在第三屆聞一多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表兩篇短文，重談這個問題。1988年，清華大學紀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先生發(fā)表《我的欣慰和期待》（1988年12月10日《文藝報》第49期），此文日后常被關注清華命運的朋友引用。文章稱，清華中文系不僅僅是大學里的一個系，更是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學派。另外，清華中文系的成就，是與朱自清先生的心血分不開的；
朱先生當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深刻影響清華中文系的發(fā)展方向。而朱先生在日記中提到，要把清華中文系的學風培養(yǎng)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長，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既要立論謹嚴，又不鉆牛角尖。朱自清曾和馮友蘭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在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中，清華走的是釋古這條路。王先生于是加以闡發(fā)，北大教語言的王力、朱德熙，教文學的吳組緗、林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俞平伯、余冠英，還有臺灣大學的董同龢、許世瑛等，都屬于這個系統(tǒng)。如此構建“清華學派”，是希望“繼承朱先生的事業(yè)”，進一步發(fā)揚光大這個學派。請注意，王瑤先生是朱自清指導的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當了老師，1952年院系調(diào)整，才到北大來的。

　　此文發(fā)表一年后，王先生便去世了。當時的清華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寫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別提到王先生對于清華中文系復建的指導性意見，還說早年就讀清華、曾主編《清華周刊》的王先生，有很強的清華情結。王瑤先生甚至說：“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边@句話讓徐很感動，他說，王先生陳述“清華學派”，列了那么多人，唯獨沒有他自己，這不合適；
于是，引述現(xiàn)代文學專家王富仁的話：“王瑤先生是清華學派當中的一位大師級人物�！保ā冬幦A圣土——記王瑤先生與清華大學》）所謂的“清華學派”，就這樣，變成了從朱自清到王瑤。

　　1990年代的大講清華國學院，一方面是學界風氣變了，另一方面則是清華自身的學術體制逐步確立。請大家注意這么一個事實，進入90年代以后，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以及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術貢獻，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與贊許，其思想史及學術史地位迅速提升。以前我們談清華，覺得她政治上保守，不如北大激進。當我們轉而關注思想文化建設時，對清華的理解就發(fā)生了變化。大約在90年代中期，我們逐漸走出聞一多、朱自清為代表的“革命敘事”，轉而關注清華國學院的貢獻。這一點，跟整個90年代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直接聯(lián)系。三聯(lián)書店出版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這么一本學者傳記，影響竟如此之大，后世很難想像。此書的最大特點，是將“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講成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使得陳先生走出學術圈，成為大眾也能欣賞的“文化英雄”。去年我在廣東演講，一個女孩子希望我談談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問她讀過陳寅恪的書沒有，她說沒有；
我說很好，希望你回去讀讀。沒有讀過，但渴望了解，可見陳寅恪已經(jīng)進入千家萬戶，成為某種文化符號。王國維、陳寅恪的逐漸走出學術圈，成為大眾注目的文化英雄，這與清華國學院歷史地位的迅速提升，二者互為因果。

　　與此同時，清華重建文科的工作，進展十分順利。1983年，外語系復建；
1985年，中文系復建；
1993年，歷史系復建；
1999年，社會學系復建；
2000年，哲學系復建。你看，十幾年間，清華人文學科迅速恢復，而且學術實力提升很快。一邊是新的學術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一邊是老的國學院故事的講述與闡發(fā)，二者相得益彰。與此相適應，王先生所說的清華中文系的傳統(tǒng)，逐漸被推演成為清華文科的傳統(tǒng)。1995年，徐葆耕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發(fā)表了《釋古與清華學派》，引王先生的話，然后做了引申發(fā)揮。在徐先生眼中，所謂的“清華學派”，不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語、歷史、哲學等文科各院系，甚至包括此前的清華國學院。徐先生總結了“清華學派”的特征：中學西學結合，歷史現(xiàn)實對話，微觀宏觀合流，還有兼及西方理性與傳統(tǒng)訓詁等�？晌恼伦詈�，徐先生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特征，好像不僅僅屬于清華。

　　清華文科有特點，這沒錯；
但是否構成一個學派，我很懷疑。講“清華學派”，王先生局限于中文系，還有點道理；
擴大到整個文科，再追溯到國學院，這可就有些沒譜了。人數(shù)越說越多，特征越說越雜，“大”到無邊的時候，“學派”也就瓦解了。因為，構成學派的因素，不僅僅是大學里的同事，還必須有共同的精神取向，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學術趣味等。我不太認同“清華學派”的說法，但我承認這一討論很有意義，起碼使得很多人文學者關注清華文科，關注清華研究院。此舉甚至整個改變了大家對清華的看法——清華不僅僅是“工程師的搖籃”，同樣有很深厚的精神文化傳統(tǒng)。做到這一點，目的已經(jīng)達到了。當初王先生提出“清華學派”，也不是在做學術論文，而是有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那就是如何幫助清華文科恢復精神。借助“清華學派”這個話題，或者清華國學院的故事，讓學界同人重新理解老清華的傳統(tǒng)，以利于其文科的重建，這個“球”，最早是由北大教授開出來的，但心有靈犀的清華教授接過去，左盤右?guī)�，最終將其順利地送入了球門。

　　上海有位學者，叫夏中義，他注意到了王瑤先生在傳承清華薪火中所起的作用。20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九謁先哲書》（上海文化出版社），最后一章就談王先生，把他作為清華薪火百年明滅的見證人。夏中義認為，所謂的清華精神，第一代的代表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
第二代是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
第三代便是王瑤——王先生的主要貢獻是使得停頓了30年的清華文科“薪火不滅”。從王先生又轉到陳平原，說我“以‘接應二傳’姿勢擎過火種”，使得“清華薪火”為標志的現(xiàn)代人文學術傳統(tǒng)代有傳人（412頁）。我確實對清華很有感情，因為我跟隨王瑤先生念書，王先生是朱自清的研究生；
另外，我妻子夏曉虹的導師是季鎮(zhèn)淮，季先生的導師又是聞一多。說我跟清華有很深的淵源，可以；
說承繼“學統(tǒng)”，則實在不敢當。

　　當年清華學校辦國學院，只是整個學校發(fā)展大局中的一個棋子，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它的價值和意義。對大學來說，學術是第一位的。大學里，會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政治、文化、體育、技術轉讓等，在短時間內(nèi)，大家關注的，是比較熱鬧的外在活動，包括最早讓清華出名的體育，還有北大的學潮等。這些，固然都是現(xiàn)代中國大學的寶貴財產(chǎn)；
但光有這些遠遠不夠。對一所大學來說，必須有好的學術制度、學術精神以及學術成果，這樣，它才有可能長久，才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根基與機遇。

　　隨著時代風氣的轉移，歷史書寫方式也在改變。在這個大背景下，清華國學院的故事浮出海面，是大好事。講述的方法以及立說的根基，還有很多具體細節(jié)等，都可以商議，但這個故事的得以流傳，甚至在傳播過程中被日漸“神化”，都說明中國學界開始反省我們的教育體制、治學方法以及文化精神。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五、答清華學生問

　　學生一：請你談談，陳寅恪的名字，是念que還是念ke？還有，您對清華文科如何評價？好像離北大還有很大的距離。

　　陳教授：還是讀que吧。這些年，學界考證來考證去，還是念陳寅�。╭ue）更站得住腳。第二個問題，我不太好回答。一定要說，也只能從宏觀角度著眼。近年來，清華文科發(fā)展很快，特別是我比較熟悉的領域，像中文系和歷史系。由于歷史的原因，你們的“重點學科”遠不及北大多，可這說明不了什么問題。我發(fā)現(xiàn)，清華近年進人進得很兇，而且進的人都很優(yōu)秀。我只有一個建議，好教授和好教授在一起，不一定就能成為好的學術團隊。必須考慮知識互補以及學術合作的問題。當年清華研究院的導師，治學風格及趣味不太一致，但你可以看得出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人在一起，是能夠互相配合的。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一所大學、一個研究機構，要想做大事，教師之間必須能夠互相配合，而不是整天鬧內(nèi)訌，這很重要的。并非把好教師擱在一起，就能辦一所好大學。我說的是“互補”與“互助”，不是“步調(diào)一致”。如果所有老師都是同質(zhì)的，只有一種聲音，那么，這個學校、這個系一定辦不好。大學不同于書院。傳統(tǒng)中國的書院基本上是一個聲音，一級一級往下傳；
大學是眾聲喧嘩，有很多種聲音，允許學生自由選擇。學生需要借鑒不同的學術思路，這樣才能有比較開闊的視野。教授們立場不盡一致，但能互相呼應，包括專業(yè)特長、文化理想，也包括處世作風，這是最好的。

　　學生二：您認為國學院在清華校史上是一個什么樣的地位？現(xiàn)在無論北大還是清華，都在爭世界一流，從您的角度看，如何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呢？

　　陳教授：我只負責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留給你們校長去回答。剛才說了，我不是教育史專家，我之所以關注清華國學院，是有明顯的問題意識的。我不寫通史，更愿意做專題研究。比如說，我喜歡談老北大，而很少涉及新北大，為什么？材料很受限制，好多重要的檔案不公開，你做不好。在我看來，將“新北大”作為一個學術課題來苦心經(jīng)營，時機未到。當然，還有個人興趣等原因。清華也一樣，我沒有撰寫清華校史的計劃。

　　學生三：清華校園里，廣泛流傳這樣的說法：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教師，三流的管理。你是否同意這種判斷？還有，現(xiàn)在的中國大學，為什么不可能出現(xiàn)梁啟超、王國維那樣的大師？是不是整個學問在倒退？

　　陳教授：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國內(nèi)外大學，多流傳類似的笑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是老師們在自嘲，那可以；
如果學生們當了真，那就不應該。因為，這樣說，對老師很不尊重。我是北大的博士，念書時一流，剛畢業(yè)，當上了教師，就成了二流，有這等事嗎？太不公平了。學校確實有問題，老師也必須努力，但這種說法太傷人，不好。在教改的過程中，教授和學生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不要互相蔑視或互相嘲笑。至于第二個問題，我也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你怎么就能判定，今天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就一定不能成為學術大師？歷史還在流動，教授們還在努力，別太早下結論。時間和空間會產(chǎn)生美感，再過幾十年，你們的子孫，或許也會用同樣虔誠的語調(diào)，來談論今天活躍在北大、清華的某些教授。

　　學生四：我們的確覺得，現(xiàn)代中國的大學有很多毛病，比如說人文學科很不受重視，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陳教授：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見，但希望做點補充。學人文的，必須警惕，避免完全用人文的眼光和趣味來看待這個世界。當今中國，社會科學迅速崛起，其“有用性”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這個時候，人文學者容易心理失衡，甚至感到憤恨，說人家：“那叫什么學問”！其實，各學科的研究方法不同，旨趣也有很大差異。不能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作為人文學者，你可以不喜歡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但你必須承認其價值。80年代，我們常談文科和理科的矛盾；
現(xiàn)在不是，是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的矛盾。比如在北大，文史哲的教授的學術趣味，更接近教數(shù)理化的，而不是同屬文科的經(jīng)濟、法律、政治等。換句話說，大學里，教授們在分化，因為學科分類，因為工作方法，因為學術境界，也因為生活趣味。

　　學生五：清華文科的課程設計和北大很不一樣，你怎么看？

　　陳教授：老學校有老學校的問題。我們文科教授多，你們的文科人很少，這樣一來，課程設計必然出現(xiàn)差異。再說，后發(fā)有后發(fā)的優(yōu)勢。我明顯感覺到，清華文科正試圖走出一條新路，能否成功，現(xiàn)在還很難說。但選擇這條路，當事人是經(jīng)過認真思考的，而且，我也很看好。

　　學生六：請問，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好學者？你有什么經(jīng)驗，可不可以傳授一點？

　　陳教授：幾年前，有一個韓國學生，在北大聽了幾年課，臨走前跑來跟我說：他不想評判我的學問，只是覺得我做學問的心態(tài)很好；
做學問能樂在其中，這點很讓他羨慕。我沒有什么高明的見解，只提一個建議：假如你以學術為志業(yè)，那么，得盡量找一個和自己“趣味相投”的學科、專業(yè)或課題。能做多大的學問，很難說；
自得其樂，這最重要。常有人提醒我，怎樣怎樣就可以賺到很多的錢，怎樣怎樣就可以博得更大的名聲，怎樣怎樣就能獲得政府的表彰或提拔，所有這些，我都不羨慕。我最大的愿望是，像老一輩學者那樣，將學術研究、日常生活以及審美活動融合在一起。那樣的話，做學問可就真的有趣極了。當然，這只是“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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