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輝：媒體議程與中國社會變遷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摘要】考察媒體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可以從媒介議程設置能力的“獨立性”和“影響力”兩個面向著眼。依據此標準，本文篩選出了1978年以來中國媒體推動社會變革的十大事件。通過對這十大“媒介事件”的回顧和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媒體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它們不僅記錄和折射了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也是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
從1978年至2008年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美國社會學家漢斯•格茲和懷特•米爾斯用“社會變遷”來指代“一段時間內，角色、制度或組成一個社會結構的秩序的出現、發(fā)展和衰落方面所發(fā)生的任何事情�！保℉ans Gerth & C. Wright Mills，1953：398）中國媒體在三十年間社會轉型過程中無疑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考察媒體在社會變遷中的功能與作用，筆者認為可以從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著眼。議程設置能力大小又可以從兩個維度考察：一是獨立性。二是影響力。獨立性指媒體憑借自身的能力設置議題。影響力指媒體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取得了理想的傳播效果。正是依據這兩個標準，筆者篩選了1978年以來的媒體參與推動社會變革的十大“媒介事件”，通過回顧這十大“媒介事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媒體在三十年社會變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關鍵詞】媒體議程 社會變遷 媒介事件 媒介參與
一、1978“真理標準大討論”：媒體議程開啟的思想解放運動
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開始的�！敖洕蜕鐣蔚淖冞w，經常與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相聯(lián)系”（Schatz & Gutierrez-Rexach，2002）。
意識形態(tài)是一個復雜的觀念系統(tǒng)，其功能在于形成社會共識，為個體或群體進行某種行動(如制度創(chuàng)新)提供動力。媒體的重要功能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供給與傳播功能，它在傳播新思想，形態(tài)社會共識中起著重要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fā)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以此為發(fā)端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許多人以為，真理標準大討論是“政治議程”而非媒介議程。但實際上，沒有媒體及媒體人的自覺參與，這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不可能取得成功。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在《思想解放無止境———真理標準討論十周年感言》一文中說：“這場討論如果沒有中央一些領導同志的指導和支持，沒有新聞界、理論界、科學界以及廣大實際工作者的團結一致，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保钗鞴猓�1999：354）
從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史料來看，這篇文章的出臺并非“政治策劃”的結果，而更像是媒體策劃的結果。1977年的二三月間，南京大學的教師胡福明寫了一篇批駁“兩個凡是”的文章，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9月初，胡福明將稿件投到了《光明日報》。這篇文章引起了《光明日報》編輯的注意，正是《光明日報》的同仁敏銳地判斷形勢，果斷地刊發(fā)這篇文章才有后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啊秾崱肺膹慕M稿、發(fā)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報》的同志完成的，決定發(fā)表的是總編輯楊西光。社會上有人說這篇文章組織來以后楊西光不敢發(fā)表，所以找了中央黨校的同志來修改，并最后送請胡耀邦審查同意后才發(fā)表。這不是事實。據我所知，楊西光是橫下一條心要發(fā)表這篇文章的�！保ㄌ真z，1999：225-236）。當時《光明日報》的編輯王華強也說：“據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請胡耀邦審看，有的媒體因此就不轉載、轉播，楊西光也會義無反顧地把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保ㄍ鯊娙A，2004）可見，《光明日報》同仁在這場真理大討論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文章發(fā)表之后很快就遭到了嚴厲批評和斥責。但鄧小平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梢�，在改革開放的先聲“真理標準大討論”問題上，首先是媒體基于政治判斷設置了這一的議程，之后才得到政治上的首肯。這一切都離不開《光明日報》等媒體的積極參與。
二、1980“潘曉討論”：媒介議題向社會議題回歸的開始
19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當年《中國青年》組織的“潘曉討論”整整影響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觀與價值觀�！芭藭杂懻摗笔且粋�典型的媒介設置的議題，媒體在設置、深化議題上表現出強大的影響力。
“潘曉討論”（也叫“人生觀大討論”）由《中國青年》雜志社發(fā)起，《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兩大報紙跟進，持續(xù)時間近半年�！吨袊嗄辍返让襟w在發(fā)起、深化這場討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參與編輯了《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潘曉討論’》一書的《中國青年》雜志編委會副主任彭明榜說：“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傳統(tǒng)方式，當時，青年中游行的口號是‘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為一種時尚。于是，它成為雜志的選題，交由編輯馬麗珍主持�！钡R麗珍有自己的想法，“她想從群工部收集來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說人生苦惱，看透社會，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個新話題要產生�！保ㄅ硖K，2008）
潘曉來信就是《中國青年》的一個成功選題。1978年六七月份，在一次座談會上，《中國青年》的女編輯馬笑冬認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歷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約稿。另一名女編輯馬麗珍4月7日在北京經濟學院找到二年級學生潘袆，也向他約稿。黃曉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編輯部后，編輯部進行了融合、修改，作者署名為潘曉。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國青年》上，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發(fā)表。在這封信中，潘曉歷數了自己受到的教育與現實相差太遠所帶來的困惑，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共鳴。出刊不久，編輯部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封信。到七八月間，潘曉討論熱到了極點，從第7期開始，《中國青年》將原來每期8頁的專題版面擴大到20頁，發(fā)表了許多講述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經歷的來稿……“潘曉討論”掀起的熱潮遠遠超出了媒體的預料。在持續(xù)8期的雜志中，《中國青年》共編發(fā)了關于潘曉討論一百多位讀者的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
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封；
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fā)行量由325萬急劇上漲到398萬。無數青年在這次討論中受到思想的沖擊和洗禮。新聞媒體在這次討論中表現了強大的議程設置能力。一位媒體人在回顧“潘曉討論”時如是說到：新聞媒體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器”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張弘，2006）“潘曉討論”的確在中國當代的媒介史上第一次彰顯了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也是中國媒體從政治層面回歸到社會層面的開始，在當代中國社會及媒介變遷史上都具重大意義。
三、1987“關廣梅現象”：首例深度報道引發(fā)的“姓資姓社”之爭
中國的經濟社會體制改革離不開新聞媒體的參與，1987年由《經濟日報》報道“關廣梅現象”就是一個媒體參與社會改革的經典案例。“關廣梅現象”系列報道也首開上世紀80年代深度報道的先河，載入了中國新聞史冊。
改革開放后，盡管新聞媒介開始加強經濟領域的報道，但在八十年代，城市內的經濟體制改革話題還比較敏感，很少有報紙敢做相關報道，《經濟日報》卻大膽嘗試，從1986年下半年起，組織推出了一大批關于經濟工作和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深度報道和系列報道，通過大討論的形式對城市經濟改革予了支持。1987年6月12日，《經濟日報》刊出了長篇通訊《關廣梅現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請信》，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商業(yè)企業(yè)實行個人承包、租賃等經營方式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即所謂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經濟日報》歷時40多天進行連續(xù)報道，群眾紛紛來信參加討論，大大地解放了社會思想，推動了經濟社會改革。時任《經濟日報》評論部主任，后曾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的馮并在2007年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坦言：“《經濟日報》堅持參與并主導了這場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解放的大討論。我們的態(tài)度很明確，就是所有權沒有變，只不過是經營權，管理層上發(fā)生變化，而且是在租賃的條件之下發(fā)生變化，租賃基本上是一種法律行為。那么在這個問題上，就談不到姓社姓資�！保ㄍ鯐再唬�2008）實際上，正是這場關系著中國經濟改革性質認識的大討論，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關廣梅現象”的深度報道從1987年6月12日到7月22日，共歷時40年多天。期間，《經濟日報》共發(fā)表評論員文章5篇，通訊4篇、消息7篇，關廣梅本人來信1篇，小言論4篇、綜述報道1篇、讀者討論稿件、信件56篇；
期后，又發(fā)表跟蹤抽樣調查報告4篇，合計82篇。“關廣梅現象”的報道也可以說是中國媒體深度報道歷史的一個里程碑，它第一次顯示了深度報道強大的社會影響力。這一組報道，引起國內外各界的強烈反響：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有1000多位讀者來信，來稿參加討論。美國、香港等地的華人讀者也來發(fā)表見解。據不完全統(tǒng)計，美國、日本、蘇聯(lián)、港澳等國家和地區(qū)的20多家通訊社、報刊轉載或評述了這一報道。國務院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商業(yè)部、國家體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在報道后派出調查組，調查研究“關廣梅現象”。（《經濟日報》，1987）
“關廣梅現象”無疑是媒體議程設置的結果。
正是這種議程設置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社會改革。媒體的社會功能表現在通過輿論引導形成社會共識，進而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為社會行動提供認知基礎，并以此推動制度創(chuàng)新�！督洕請蟆返倪@一次大膽嘗試再次讓我們看到了媒體在改革重要關頭所起到的歷史性作用。
四、1988“《河殤》”現象：電視媒體引發(fā)的文化反思
繼“五四”以來，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掀起了一股文化熱和反思熱。在80年代的思想啟蒙過程中，媒體的作用不容低估。電視雖早在1958年就進入中國，但作為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是在80年代才逐步顯現。1988年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知識階層乃至在全社會都引發(fā)了廣泛討論，電視媒體從來沒有顯示出如此的深度與影響力。正如論者所言：“《河殤》真正向人們展示了現代傳播媒介的力量�！保ㄋ谷�，1989）
《河殤》是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于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8月15日至21日又重播。該片對五千年中華文明進行了“現代性”詮釋和梳理，從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入手，提出了華夏文明是“黃色陸地文明”，西方文明是“藍色海洋文明”的觀點，迂回地主張“全盤西化”和“私有化”，主張學習西方，既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也要補“民主與科學”課。
該片播出之后，在知識分子中和校園中引發(fā)了“河殤熱”，包括學生在內的各社會階層積極討論中國未來的發(fā)展與出路。
《河殤》既是中國現當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國電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僅第一次展示了電視媒體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也讓我們看到了電視媒體深度的一面�？傋迦酥惶K曉康說，《河殤》的編導者試圖通過把理論思想信息大劑量地引入熒屏，與國人共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二十世紀改革的大風險面前，我們將準備怎樣的勇氣、膽識和反省意識”？（石水，1989）他通過一個政論化的電視節(jié)目來傳播這一思想，這無疑是一種新的啟蒙形式�！逗託憽奉檰栔唤鹩^濤說：“《河殤》所進行的新的創(chuàng)造，屬于新的文化運動，以往的思想啟蒙運動傳播的媒介全部是文字、書報、雜志。目前中國正好碰到了‘五四’以后又一個偉大的啟蒙時代，它恰好以電視形式干預進來，使整個民族一起通過這一媒介共同創(chuàng)造新文化，來反省歷史。”（石水，1989）的確，從《河殤》開始，中國電視媒體第一次以如此的廣泛影響力，如此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干預了現實，攪動了社會的思維神經�！逗託憽返牟シ沤o全國知識分子和廣大電視觀眾帶來了巨大的內心震動，在政府高層也引發(fā)了“民族主義”與“全盤西化”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由于電視媒體的介入，這個紀錄片及其引起的討論將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推向了高潮�！啊逗託憽穼ｎ}片播出了，‘黃色文明落后論’在與‘藍色文明’在的對比中問世了。不管其后如何禁播，也不管官方批判如何激烈，這一觀念都無可遏制的彌漫了整個中國�！保ù尬娜A，1988）
無獨有偶，2006年11月13-24日，中央電視臺播放了12集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可以看作是《河殤》在新時代下的“續(xù)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和《河殤》一樣，《大國崛起》一經播出就引發(fā)了極為熱烈的討論。
相隔二十多年的這兩次文明論爭，顯然不是政治議程設置的結果，而是媒體議程的影響所致。包括媒體知識分子在內的知識界和傳媒界在這一思想討論中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五、1991“皇甫平”評論：輿論導向與改革觀念的交鋒
改革開放的進程充滿險灘急浪。1989年的政治風波差點使改革中途夭折。改革如何走下去？在這一重大歷史問題上，媒體再一次充當著一個“諫言者”的角色。1991年，由四篇“皇甫平”評論文章引發(fā)的一場思想交鋒，攪動了輿論場。
“皇甫平”本名周瑞金，當時《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正是由于周瑞金的自覺努力，《解放日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陣地，“皇甫平”這個名字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響亮代名詞。1990年底，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等一系列講話讓周瑞金敏銳地意識到了時代發(fā)展的動向，作為媒體人的他覺得必須用自己的筆為改革開放鼓與呼。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報》在頭版發(fā)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的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fā)表，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fā)表，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zhèn)涞母刹俊酚?月12日見報。四篇文章相互呼應，形成了一個鮮明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
這組文章的出臺，盡管是循著政治氣候而作的，但周瑞金及《解放日報》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視。實際上，這一組文章發(fā)表前并沒有送審。周瑞金回憶道：“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并親筆給當時市委三位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詳細匯報了文章組織及發(fā)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讀者及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只是對文章發(fā)表事先沒有送審提出意見。對此，我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保ㄖ苋鸾穑�2008）可見，皇甫平的系列并非政治授意寫出來的，而是媒體工作者基于自身的信念及對形勢的判斷而寫的，之后才成為一個政治議題，與政治議題合而為一。從媒體與社會變遷的關系角度看，《解放日報》“皇甫平”系列文章發(fā)表的意義就在于它在政治層面的聲音發(fā)出來之前，已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輿論影響，讓各種聲音得以表達、交鋒，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一個“觀點的自由市場”，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這對于改革開放的推進至關重要。正因為如此，在1992年上海和全國的好新聞評獎活動中，“皇甫平”系列評論以高票無可爭議地獲得了一等獎。
2004年8月，“郎旋風”的刮起拉開了改革開放第三次論爭的序幕。這場爭論通過網絡等媒介上升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于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2006年春節(jié)后，“皇甫平”再次以一篇題為《改革不可動搖》的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之后，“改革不可動搖”的觀點再一次得到政治高層的肯定，這和媒體的輿論導向顯然有著某種重要的關聯(lián)。
六、1994“焦青天”來了：“中國特色”輿論監(jiān)督之路的開啟
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節(jié)目的誕生不僅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媒介事件，也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社會事件。十幾年來，《焦點訪談》以它的四千多期節(jié)目，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監(jiān)督之路。國家領導人曾親自過問《焦點訪談》報道的問題并督促查辦，而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更是把《焦點訪談》視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一個電視欄目能如此深刻地影響到一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新聞發(fā)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焦點訪談現象”是轉型期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媒介奇觀。解讀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其具有的豐富的政治社會學內涵。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社會矛盾迅速積壓，在現有的社會體制內，“下情上達，上情下達”都十分困難，轉型社會政治溝通渠道不暢的問題較之以往更為突顯。《焦點訪談》欄目的推出無疑起到了這樣一個“揭示矛盾，化解民怨”的作用。正如敬一丹在解釋《焦點訪談》的定位時所言：“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大量失范行為，腐敗現象的發(fā)生，各個階層的群眾自然對此擁有一定的知情權和發(fā)言權，非常希望找到一個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真實想法的地方，而《焦點訪談》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群眾的這一愿望�！保航ㄔ�，2002：166）它在中國缺乏制度化的政治溝通渠道的情形下，起到了一個政治溝通的功能。通過這樣一個媒介渠道，官民社會得以溝通，一些社會問題得以暴露出來并得以解決，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其所承擔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并非一般的電視欄目所能比擬的。
《焦點訪談》既媒體人追求媒體創(chuàng)新的一種努力，同時也是適應政治發(fā)展需要的產物，是媒體人自覺的將“為受眾服務”和“為黨和政府服務”相統(tǒng)合的結果。在1994年《焦點訪談》創(chuàng)辦之初，新聞評論部主任孫玉勝曾這樣表達這個欄目的定位：“《焦點訪談》要突出輿論監(jiān)督的特色，不過有一點必須明確，盡管我們是做輿論監(jiān)督的，但是我們的位置要擺得非常正，我們不能以在野黨的位置來看待監(jiān)督出來的問題，向政府發(fā)難；
也不能像時下粵派比較流行的‘生猛海鮮’，搞得那么‘生猛’，過把癮就死。而是要本著一種建設者的思維，抱著解決問題的態(tài)度幫助政府來工作，絕不是添亂�！保航ㄔ觯�2002：10）《焦點訪談》就是圍繞這一節(jié)目定位展開運作的，在選題上它遵循著三個原則：“領導重視”、“群眾關心”和“普遍存在”，這使它成為聯(lián)系政府和群眾的一個媒體紐帶。正是從《焦點訪談》開始，中國電視新聞媒體在政治與社會變遷中所起到的作用才越來越大�！督裹c訪談》因此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媒介。在中國的政治發(fā)展與社會變遷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七、2001“南丹礦難”：首例媒體揭露的重大災難事故
2001年的廣西“南丹礦難”是中國社會變遷中一個重大災難事件，與之前許許多多的災難事故不同，“南丹礦難”是建國以來首個由媒體獨立揭露的礦難事故。沒有媒體鍥而不舍地探求事實真相，這一黑暗一角將永遠無從揭開。從媒體發(fā)展的歷史看，南丹礦難也成為調查性報道和輿論監(jiān)督的一個典型范例，媒體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功能再沒有比這一次事件表現的更為鮮明。
2001年7月17日，廣西南丹大廠礦區(qū)下拉甲坡礦出現透水事故，造成81名工人死于非命。事發(fā)后，南丹縣的主要領導與礦老板竟惡意串通，長達半月之久瞞報礦難消息。一周后，廣西新聞界開始前往調查，但當地的政府部門一律三緘其口，最早到達礦區(qū)暗訪的記者甚至遭到武力追殺。7月下旬，互聯(lián)網上首次以“據傳”、“據不愿提供姓名的人士透露”等方式批露了南丹“7.17”事故。一時各路記者云集南丹，人民日報、廣西日報、廣西電視臺等媒體也紛紛以內參形式將南丹事故向高層領導反映。頂著礦區(qū)打手的刀和槍，頂著某些政府部門的冷臉和白眼，報紙、電臺、電視臺、網絡的各路新聞記者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終于全力用手中的筆揭開了礦難黑幕布一角。
“南丹礦難”讓我們看到了媒體在揭示社會真相上的力量，讓我們看到了媒體專業(yè)主義精神的彰顯，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媒體的智慧。新聞“異地監(jiān)督”開始成為媒體對付“黑幕”的重要武器。南丹礦難發(fā)生后，廣西媒體受到限制，但通過聯(lián)合外地媒體，事實真相最終得以批露�！堆虺峭韴蟆方拥较⒑�，組織發(fā)了一個整版的關于“南丹礦難”前期調查的報道，將南丹發(fā)生特大礦難而且瞞報的事實披露出去，引起舉國震動。與此同時，人民網記者龐革平等人也以集體筆名“任桂瞻”（意即《人民日報》廣西記者站）也開始在人民網上發(fā)稿，一鼓作氣推出了150 篇報道，和10余篇述評，大大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力。（趙世龍，2004：153）
“南丹礦難”的真相最終得以昭告天下，幾乎完全是媒體進行輿論監(jiān)督的結果。據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負責人證實，媒體揭露的南丹特大礦難,是我國第一例首先由新聞記者揭露的重大災難事故。這次輿論監(jiān)督的意義還在于它促進了中國國家安全生產法的立法進程。2002年6月29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就是一部凝聚著包括南丹礦難深刻教訓在內的新法典。“南丹礦難”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媒體的獨立性及其影響力的強大，在重大突發(fā)災難事故中，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第一次顯得如此強大。實際上，在這之后的歷次重大災難事故中，我們總能看到媒體的身影，盡管困難重重，媒體揭露事實真相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次又一次地將轉型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呈現在社會面前。
八、2003“孫志剛之死”：媒體監(jiān)督與社會互動終結一部惡法
2003年的“孫志剛案”注定要成為中國社會法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點”。孫志剛案的意義已同公民權利、社會正義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這一切，都始于一篇叫《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深度報道。
2003年3月17日,就職于廣州一服裝公司的大學畢業(yè)生孫志剛逛街時因“未攜帶身份證件”,被廣州市黃村派出所帶回訊問并以“三無人員”的身份被轉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轉站，在收容站內被毒打致死。4月25日，《南方都市報》以《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為題，首次披露了孫志剛慘死事件。次日，全國各大媒體紛紛轉載此文，并開始追蹤報道。孫志剛案遂成為社會焦點，媒體報道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場，最終促使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深入調查并嚴厲查處“孫志剛案”，并最終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皩O志剛案”遂成為中國法治社會進程中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媒介事件和社會事件。
“孫志剛案”無疑是媒體監(jiān)督與社會互動結合作用的結果。在這一事件中，媒體、法律工作者、公眾、政府形成了一個良性的互動，正是這種“互動”終結了一部惡法，也使“孫志剛案”成為我國媒體監(jiān)督與社會互動的經典案例。媒體的介入和參與無疑起著關鍵作用。孫志剛案最初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關注，完全是基于媒體對這一案件新聞價值的判斷。沒有媒體獨立的議程設置，就不會有孫志剛案的深遠影響�！侗皇杖菡邔O志剛之死》的采寫者陳峰描述自己的寫作動機：“那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常去一個名叫‘西祠胡同’的BBS，這個大BBS里，有一個小的討論區(qū)‘桃花塢’，里面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媒體的朋友。孫志剛死在廣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學傳媒的研究生——一個非常善良的姑娘在這里公布的。她說一個同學的同學，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廣州，家人正在四處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這則消息為什么沒有別人追問，但是出于一個記者的習慣，我還是打電話與那位研究生聯(lián)系�！保惙�，2005）就這樣，陳峰后來做出了那篇影響深遠的深度報道《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這篇深度報道堪稱當代新聞史上的經典�；仡檶O志剛案，可以說，如果沒有媒體的引導，沒有借助于媒體形成的理性的公共討論，就不會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但我們也該看到孫志剛案也絕非媒體或社會對于國家的完勝，因為媒體所呼吁的違憲審查機制被回避了，人大常委會的審查程序也似乎不了了之。正如論者所言，在這一事件中，“國家在公眾輿論面前是有策略有限度的退讓回應，背后依然隱含著其更為強大的一面。公眾輿論在展示其巨大力量的同時，也展示了它的力量的限度�！保垰g，2007）
九、2005“超女旋風”：首次全民參與的電視娛樂
2005年，湖南衛(wèi)視的超級女聲創(chuàng)下了中國傳媒史上的奇跡。900萬短信投票，4億觀眾的狂熱追看，平面、電視、網絡媒體“海陸空”式的全面跟進，使超級女聲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全民參與的電視娛樂節(jié)目，其本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娛樂”二字。
《超級女聲》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和文化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其意義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的開放了大眾的參與，使電視真正成為一個“草根媒介”。“超級女聲” 承載了平民階層的夢想，其的突出特點在于打破了原有的選秀程序，不問出身、年齡，專業(yè)資格，人人都有機會�！捌矫裥浴薄ⅰ安莞浴迸c“個人主義”通過這檔娛樂節(jié)目有機結合起來。
其次，《超級女聲》的意義還在于它解放了女性的身體和我們的審美觀念，塑造出了一批全新的娛樂偶像和一種全新的娛樂精神�！冻壟暋返某霈F無疑重新定義了電視媒體的角色與功能。它的“去政治化”、“去道德說教”的娛樂精神既滿足了物質豐富時代人們的精神需求，也為渴望成功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個自我實現機會和舞臺。它的出現，昭示著“政治掛帥”時代的遠去和“娛樂至上”時代的到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三，《超級女聲》的意義還在于其形式上的“民主外殼”(海選+PK)使它具有了深刻的社會學內涵，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引出了諸多爭議。評論家朱大可認為：超級女聲以“拇指投票”（手機投票）的方式開了“文化民選”的先河。它首次允許民眾參選、投票和建構自己的偶像體系。（朱大可，2005）當然，也有學者以“民粹式民主”來形容“超級女聲”的“投票選秀”，（許紀霖，2005）而以低俗化、商業(yè)主義與權力的合謀來指責超女的就更不在少數。
娛樂畢竟是娛樂，娛樂永遠不是政治。然而因為超級女聲的商業(yè)化行為而否定其社會象征意義，顯然也失之簡單。“超女”的游戲規(guī)則與內含的個人主義、競爭主義已經遠遠溢出娛樂，而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昂＿x”、“PK”這些名詞已經遠遠溢出了娛樂領域�！冻壟暋繁憩F了大眾傳播媒介超強影響力，其意義還在于它推動了中國電視媒介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俺痹谌珖秶鷥韧苿恿穗娨曊嫒诵愕纳郎亍！拔倚臀倚恪�、“加油好男兒”、“夢想中國”、“絕對唱響”、“第一次心動”等走的都是這條路線，將娛樂和商業(yè)主義、成功的欲望、競爭的理念及民主的評判統(tǒng)統(tǒng)結合在一起，使娛樂節(jié)目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光譜。這些節(jié)目的出現一方面加劇了精英們所批評的文化“低俗化”，使社會心理進一步功利化與粗鄙化，但另一方面也營造出一種競爭、參與、民主的理念與精神，這種復雜的文化圖譜對于中國社會心理、價值觀念的變遷將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
十、2007“華南虎”事件：網絡媒體與公權力的博弈
“華南虎事件”被國內外諸多媒體評為2007年度“最焦點的社會新聞”不是偶然。不論從中國媒體發(fā)展的歷史來看，還是從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來看，華虎事件都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網民及網絡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體現。
2007年10月12日，陜西省林業(yè)廳公布了安康市鎮(zhèn)坪縣城關鎮(zhèn)文彩村村民周正龍用數碼相機和膠片相機拍攝的華南虎照片。數小時后，質疑虎照真?zhèn)蔚奶映霈F在色影無忌論壇。圍繞著照片的真假，媒體、專家、公眾質疑的聲音從網絡上洶涌而起。
自2003年孫志剛事件開始，網絡就開始發(fā)揮它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而2007年的“真假華南虎事件”中，網民及網絡媒體的影響力更加空前巨大，可以說華南虎事件就是一次網民與公權力的博弈�！皬幕⒄彰媸�，到被質疑、被追究，乃至一步步逼近真相的過程，可以讓我們看到，過去一直肩負議題設置和追究真相之責的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將上述責任讓渡給了以網絡為工具和傳播平臺的網友，以及網友背后為其提供動力和支持的民意�！保ü漳�、顏春龍，2008）網絡的存在一方面使分散的公眾更加容易集結，形成一個公開的輿論場，也使人們能夠集中利用全社會的知識資源和信息資源，提供事實、思想意見和技術論證。在這個意義上，華南虎事件其實是一種“網絡公共新聞”，充分體現了“公民新聞”的本質特征�！按藭r，公民新聞從新聞聯(lián)系公民，演化為公民參與新聞，再演化為公民支配新聞�！保ǘ膨E飛，2008）
華南虎事件也充分體現了媒體議程對政府議程的博弈與顛覆，彰顯了媒體的獨立性與影響力。這一事件的最初議程是政府部門來設置，陜西林業(yè)部門希望通過媒體的傳播，讓社會知曉其發(fā)現華南虎的事實。不過，媒介議程很快就突破了政府議程的設置與控制，當網絡上的質疑聲音出現后，在媒體的引導下，公眾的注意力已不再集中于發(fā)現華南虎的事實，而是集中于“虎照是否真?zhèn)巍�，之后演變�(yōu)椤罢l在撒謊”、“有無腐敗”、“政府的公信力”等議題上來�？梢哉f，華虎照事件是媒體在理性和責任感的驅動之下，一場對事實真相、更是對公權力的不懈追問。
2008年6月29日，陜西省政府終于對外公布了關于“華南虎照片事件”的調查處理情況。卷入此事件的13名政府機關相關人員受到行政處分。9月27日，虎照造假者周正龍涉嫌詐騙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兩罪并罰，獲刑兩年零六個月。事情至此似乎已塵埃落定，但對于“周正龍是否頂包，是否有幕后黑手”的疑問與進一步的真相追查仍在繼續(xù)，可以想象，網絡、傳統(tǒng)媒體及其他社會階層的互動將繼續(xù)下去。網絡的力量、媒體的力量、公民新聞的力量還將在中國社會的變遷與轉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C.賴特•米爾斯說：“要想理解小環(huán)境大結構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這些有限環(huán)境中起重要影響的大事，我們就得處理歷史資料�！保–.賴特•米爾斯，2005：154）對歷史事件的疏理往往能為我們理解當下提供了有益的視角。1978以來三十間的“十大媒介事件”不僅折射了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也為我們理解社會變遷的內在機制提供了啟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實質上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在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中，媒體通過議程設置，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與影響力�！笆竺浇槭录本褪沁@一歷史進程中的十個“關鍵節(jié)點”。隨中國社會變遷進一步加劇，已植入于社會結構中的媒體還將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影響力，繼續(xù)扮演中國社會變遷的記錄者、參與者以及推動者的重要角色。
（作者簡介：潘祥輝，男，1977年生，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后，浙江傳媒學院教師，主要從事媒介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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