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應該是和諧之年、慶祝之年、多難之后的興邦之年。

　　這一年將有太多的事值得慶祝。2008年，在以胡錦濤為中心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克服了南方雪災、西藏暴亂、四川地震，成功地舉辦了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314“、“512”、“88”、“神七”，今年都可以搞“成功……一周年”慶典，尤其要慶祝的是建國60周年，中國人民應該、也可以喘一口氣，歇一歇腳，狂歡一下，為和平崛起高興。

　　但是，凡是關注中國政情、民生的人大概都能注意到，2009年的中國人很生氣，很不高興，很不耐煩。

　　習近平副主席2月出訪拉美，在墨西哥很不高興地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么好說的�！�

　　溫家寶總理出訪歐洲期間幾次不點名批評美國政府和華爾街搞亂了世界的金融。2月2日在英國劍橋發(fā)表演講時，溫總理提出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時，各國首先要“辦好各國自己的事情，不把麻煩推給別人”；
還“要精誠合作，不搞以鄰為壑”。3月13日第11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閉幕后，溫總理又在記者招待會上不無憂慮地說，“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

　　吳邦國委員長3月9日在人大工作報告中義正詞嚴地說，中國“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zhí)政，“三權分立”、兩院制�！�

　　國務院新聞辦在3月2日發(fā)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白皮書中指出，“十四世達賴喇嘛只有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放棄任何復辟舊制度的圖謀，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散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停止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才是唯一的出路�！�

　　國務院新聞辦在2月25日發(fā)表的《2008年美國人權紀錄》中“奉勸美國政府改弦易轍，正視自身的人權問題，停止在人權問題上搞雙重標準的錯誤做法�！�

　　國家的領導人和中央政府不高興，中國的一些精英分子也不高興。

　　3月8日，美國海軍一艘情報收集船“無暇號”在南中國海與中國漁船發(fā)生沖突，事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著文指出，“美國不妨掂量，一個既不能理順伊拉克更不能擺平阿富汗的國家，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面前是否應該收斂一些。”

　　張維為研究員在日內瓦透過《環(huán)球時報》說“‘實事求是’讓西方民主難以忽悠中國”，說中國的老祖宗幾年前年提出的“實事求是”的理念正在改變世界；
彭石頭通過毛主席家鄉(xiāng)的紅網(wǎng)說“憑什么要我們照搬西方那一套？！”，并大膽地預測，資本主義制度終將被歷史的車輪所碾碎；
徐崇溫通過《中國社科院報》寫文章，疾呼自由、平等、人權根本就是西方試圖顛覆中國的工具，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而是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幻想和霸權主義。

　　據(jù)說，以烏有之鄉(xiāng)為舞臺的一些新左派代表更是對中國的政治現(xiàn)狀不滿，提出給“四人幫”翻案，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名。烏有之鄉(xiāng)發(fā)表聲明說這是赤裸裸的政治誣陷，“從來沒有人提出過所謂“要以「毛澤東主義」粉碎中南海執(zhí)政的「修正主義集團」”的觀點或主張” ，但對“為文革翻案正名”之說并未予以否認。在烏有之鄉(xiāng)較為活躍的學者王小東和幾個人聊了三天，聊出了“中國不高興”，聊出了俄羅斯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是老黃瓜刷綠漆。不知道在他們的研究中中國是哪一種屬性？中國顯然不是黃瓜，如果中國不是吃素的，那俄美可以忽略不計，如果中國是吃素的，老黃瓜怎么個吃法？是不是中國外交狀況回到1950年代比較合他們的心意？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另外一些不高興和不滿意。

　　首先，中國的普通百姓似乎對現(xiàn)狀不高興。當然，看新聞、讀報紙，他們依然是太陽底下最幸福的一群，但是有一些跡象間接表明他們有些不高興。比如，中共中央農村問題領導小組組長陳錫文說，“干部腐敗損害農民利益導致群體性事件”。他還說，“兩千萬農民工無工作返鄉(xiāng) 政府積極應對”。

　　失業(yè)的人自然會生氣，但是在國內有些官員們看來，中國人自己愛國、愛家，絕不會泄私憤，指責政府是造成他們個人不幸的原因。如果他們參與了什么群體事件，那一定是被挑唆和教唆的結果。比如，廣州市的出租車司機集體喝早茶被認定是“背后存在非法組織，而這些非法組織者根本就不是開出租車的司機，而且還有非法電臺在推波助瀾�！�2月17日，全國總工會舉行電話會議，指出要“嚴防敵對勢力對農民工群體滲透破壞”。在兩會上，一些政協(xié)委員甚至建議加大干擾和壓制境外敵臺的廣播。

　　其次，中國的媒體對地方和全國的兩會的開法有點不高興，第一次提出“他們代表誰”的問題；
要求兩會代表敢于和善于投票，不能總是投贊成票或棄權票，越是困難越要批評和監(jiān)督，并質問沒有提案的政協(xié)委員都在干什么；
把一位提出老百姓也需要公布財產的地方政協(xié)主席掛上了恥辱柱；
甚至提出政協(xié)里是不是有托兒為‘兩高’唱贊歌，告誡代表們他們應該提更多的問題，拿更多的咨詢。當交通部的劉委員為猥褻兒童的林嘉祥鳴冤叫屈并稱中國的網(wǎng)民為“反黨”、“不愛國”的暴民，媒體納悶這樣的人如何“混進”了政協(xié)。如果“兩會”年年都是團結和勝利的大會就等于年年沒有開會。作為人民的代表，人民有權要求他們?yōu)槿嗣穹�務�?/p>

　　第三，“兩會”代表對自己的作用和國家的現(xiàn)狀也不滿意。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著名民法學家梁彗星稱黃松有案是中國司法界的恥辱，說中國的司法腐敗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全國政協(xié)委員、上海歌劇院院長張國勇指責央視“蠻橫無理”，大樓損失必須做個交代。國政協(xié)委員趙園率說，央視新大樓起火未能第一時間播出，必須要有人做出明確解釋。目前，未能在第一時間公布于眾的事情太多。中科院院士鐘南山指出：“領導不在的時候，代表們發(fā)言挺多，而且講得很深。領導在的時候，很多代表10分鐘的發(fā)言，8分鐘用來對報告、對自己歌功頌德。我感覺這樣的氣氛不太好。”河南代表在兩會期間甚至對如何解決教育不公平的問題發(fā)出了“最后通牒”。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國人民2008年“萬分幸�！钡脑�因不言而喻，2009年中國人的生氣卻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問題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如何應對各個階層的不滿和憤怒。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人受屈受辱，先在痛苦中尋覓，后從苦難中奮起，革命了。在革命中先自相殘殺，后一起抗擊日寇侵略，繼而再打內戰(zhàn)，直到1949年建國。

　　1978年，中國窮，窮則思變，啟動了改革開放的列車。

　　2009年，中國成了大國，但有些國家不服氣或不甘心，讓民族主義者生氣；
中國經(jīng)濟連續(xù)十幾年以兩位數(shù)增長，但是依然不能擺脫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騷擾，讓精英煩悶；
中國外匯多，國庫豐盈，還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但是不能解決自己的國民的基本上學、看病和住房的問題，讓普通百姓牢騷滿腹；
共產黨的領導不能說不好，為人民解決的問題不能說不多，但是總有人提什么三權分立，讓黨的領導層怒火中燒。

　　過去曾經(jīng)有一個時代，中國一個人不高興，上上下下都很憤怒，于是舉國摩拳擦掌，“要掃除一切害人蟲”。

　　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上面的人不高興，底下的人的人無所適從；
底下的人不高興，上面的人如坐針氈。中間是一撥搞不清是引導大眾的還是被大眾拋棄了的精英，揣測著風向，說，“咱老百姓，今兒高興高興真高興”，或者說，“咱中國人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知足者長樂。秦始皇帝為了長生不老和炫耀權力，激怒了自己剛剛統(tǒng)一的國家的民眾。毛澤東為了繼續(xù)革命和維護權力，也讓他親手締造的國家里的人民困惑和生氣。他們的故事應該是今天中國如何努力保持高興的參考。

　　中國著名童話家任溶溶有名篇《沒頭腦和不高興》。沒頭腦常常不高興，不高興也常常沒頭腦。一個生氣的人是很難保持清醒理智的。2009年，世界或許怕中國人不高興，但中國人更應該怕自己沒頭腦，特別是中國人的頭腦沒頭腦。

　　其實，中國人在2009年沒有理由不高興。

　　國家的確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里面有人鼓動改革，外面有人推進民主，上面有人腐敗，下面有人鬧事，但是，只要上下心平氣和地面對困難，只要政府平等地對待國人，只要執(zhí)政黨公正地面對批評，只要外交部用尊嚴和法律對待處理外交，只要精英們牢記自己的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需要繼續(xù)臥薪嘗膽，必須努力解放思想，中國的日子就會平穩(wěn)得多，中國人的心情也會愉快得多。

　　對那些唯恐中國高興的中國人來說，生點氣不要緊，要緊的是在氣頭上搬起的石頭要輕輕放下，小心砸了自己的腳�；蛟S，他們應該試試，看看能不能搬起中國的石頭砸西方的腳？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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