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相信政治和經濟是可以分開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關的；
相信個人自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物質福利是一個經濟問題，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經濟安排結合在一起。當前這種思想的主要表現(xiàn)是很多人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些人強烈譴責蘇聯(lián)“集權社會主義”強加于個人自由的種種限制的嚴重程度，并認為一個國家有可能采用蘇聯(lián)經濟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夠通過政治安排來保證個人自由。這一章的論點是：這種觀點是一種錯覺；
在政治和經濟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保證個人自由的意義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經濟安排在促進自由社會方面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經濟自由的上述兩種作用中，需要特別強調第一種作用，因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于把這方面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具有一種強烈的偏見。他們傾向于蔑視那些被他們看作為生活的物質方面的東西，并且傾向于把他們自己追求的被認為具有較高價值的東西看得不可比擬的重要，從而值得特別加以重視。然而，對我們國家的極大多數(shù)公民來說，如果不是對知識分子來說的話，作為政治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的意義至少可以和經濟自由的間接重要性相提并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由于外匯控制，英國公民不準去美國度假；
在這件事情中，英國公民所被剝奪掉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國公民由于政治觀點而不準去蘇聯(lián)度假一樣。在外表上，一個是對自由的經濟限制，而另一個是對自由的政治限制；
然而兩者之間沒有實質性的區(qū)別。

　　法律迫使美國公民使用大約其收入的10％來購買政府經營的某種特殊退休合同，在其中，美國公民被剝奪掉其個人自由的相應部分。這種剝奪的被感覺到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以及它和被大家認為是“個人的”或“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宗教自由有多么密切的相似之處可以在有關亞米西教派的一群農民的一個事件里找到戲劇性的表現(xiàn)。根據(jù)信仰的原則，這群人認為強制性的聯(lián)邦的老年退休方案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從而拒絕付稅或享受其利益．結果，為了滿足社會保險的要求，他們的一些牲畜被拍賣掉。確實，把強制性的老年的退休保險看作為剝奪自由的公民們可能不多，但對信仰自由的人是從來不計算人數(shù)多寡的。

　　在不同州的法律規(guī)定下，一個美國公民沒有自由來選擇自己的職業(yè)，除非他獲得從事該職業(yè)的執(zhí)照．這樣的一個公民同樣地是在被剝奪排個人自由的實質的一部分。同樣情況也存在于那些愿意用自己的一些貨物向瑞士人，譬如說，去換取一只表但卻由于外貿限額而不能這樣做的人。同樣情況也適用于那些為了以低于制造商所訂立的價格來出售阿爾加礦泉水，并且按照所謂“公平交易”法而被投入監(jiān)獄的加里福尼亞州的人。同樣情況也適用于那些不能生產他自己所愿意生產的數(shù)量的小麥的農民，如此等等。顯然，經濟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牽涉到的事物構成整個自由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部分。

　　由于經濟安排對權力的集中和分散權力所具有的影響，作為獲得政沽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安排是很重要的。直接提供經濟自由的那種經濟組織，即競爭性資本主義，也促進了政治自由，因為它能把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開，因之而使一種權力抵消掉另一種。

　　關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場之間的關系，歷史的例證是和上述一致的。我找不到任何例證來表明：人類社會中曾經存在著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沒有使用類似自由市場的東西來組織它的大部分的經濟活動。

　　團為我們生活于一個基本上是自由的社會里，我們傾向于忘掉象政治自由這樣的東西在世界上的存在，從時間和地區(qū)來看都是很有限的。人類典型的情況是：專制、奴役和痛苦。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的西方世界是歷史發(fā)展總趨勢的突出的例外。以這個事例而論，政治自由顯然是隨著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fā)展而到來的。希臘的黃金時代和羅馬時代的早期政治自由也是如此。

　　歷史僅僅表明：資本主義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顯然這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法西斯的意大利，法西斯的西班牙，過去七十年間不同時期的德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幾十年中的沙皇俄國——這些都不可能被稱為是政治上自由的社會。然而，在以上各個社會中，私有企業(yè)是經濟結構的主要形式。因此，明顯地存在著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安排而同時又沒有自由的政治安排的可能性。

　　甚至在那些社會中，一般公民要比現(xiàn)代極權主義國家，如經濟極權和政治極權結合在一起的蘇聯(lián)或納粹德國的公民具有大量更多的自由。甚至于在沙皇時代的俄國，某些公民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不經政治領導當局的批準來調換工作，因為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的存在給國家的集中權力提供了某些限制。

　　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但決不是一個方面導致另一方面。十九世紀初期，邊沁和哲學的激進主義者傾向于把政治自由看作為經濟自由的一種手段。他們相信：群眾受到強加于他們身上的種種限制的束縛，并且相信：假使政治改革給與大部分人民以選舉權，他們會做對他們有益的事，即選擇自由放任。回想起來，我們不能說他們是錯誤的。很大程度的政治改良和趨向大量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伴隨在一起。隨著這種經濟安排的變化，群眾的福利大幅度增加。

　　在邊沁自由放任主義于十九世紀的英國取得勝利以后，接著到來的反作用即是對經濟事務日益增長地進行干預。到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在英國和其他各地大大加速了這個集體主義的傾向。福利而不是自由成了民主國家的決定性的主張。由于認識到對個人主義的內在的威脅，哲學的激進主義者的思想上的繼承人——這里隨意提到幾個，如迪賽、米塞斯、哈耶克和西蒙斯——他們擔心：繼續(xù)集中控制經濟活動會造成《通向奴役的道路》，正如哈耶克對這個過程所作的透徹分析的名稱所示。他們所強調的是把經濟自由作為政治自由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的事實顯示了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另一種不同的關系。集體經濟計劃確實干擾了個人自由。然而，至少在某些國家中，結果并不是壓制了自由，而是把經濟政策倒轉了過來。英國再一次提供了最顯著的例子。或許轉折點是“協(xié)議控制”法令。盡管存在著疑慮，工黨認為：該法是為了執(zhí)行它的經濟政策所必要的。如果徹底地強制執(zhí)行，這個法令肯定會引起對個人職業(yè)的集中安排。這和個人自由相沖突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只能在很少量的事例中加以實施，隨后在很短時期中將該法撤消。該法規(guī)的撤消促使了經濟政策決定性的改變，其特點為：對集中“計劃”和“方案”依靠的減少，對種種控制的取消，和對私營市場的日益重視。在大多數(shù)其他民主國家中也發(fā)生了類似的政策的改變。

　　這些政策變更的大致原因是中央計劃的成就不大，或完全沒有達到既定的目標。然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失敗本身應歸因于中央計劃牽涉到的政治問題，和歸因于不愿意把政策執(zhí)行到應有的程度。因為，這樣做需要殘暴地踐踏寶貴的個人權利。這種改變很可能僅僅代表對這個世紀集體主義傾向的一個暫時的間歇。即使如此，它說明了政治自由和經濟安排之間的密切關系。

　　僅憑歷史的例證本身從來是沒有說服力的�；蛟S自由的擴大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市場機制發(fā)展同時發(fā)生僅僅是一種巧合。為什么它們之間會有聯(lián)系呢？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的邏輯上的聯(lián)系是什么呢？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我們將首先把市場看作為自由的直接的組成部分，然后考察市場安排和政治自由之間的間接聯(lián)系。這個討論的副產品將是為自由社會的理想的經濟安排提供一個輪廓。

　　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把個人自由，也許或者是家庭自由作為我們鑒定社會安排的最終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生活目標的自由牽涉到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它對住在荒島上的魯濱遜（不算進他的仆人禮拜五）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住在荒島上的魯濱遜是受到“約束”的。他具有有限的“權力”，他只有少量的選擇的余地。但是，在與我們的論述有關的意義上，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同樣，在一個社會中自由是與個人如何使用他們的自由是無關的。它不是一個包括一切的倫理問題。確實，自由主義者的主要目的是把倫理問題讓每個人自己來加以處理�！罢嬲�”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的個人所面臨的那些問題——即他應該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因此，自由主義者將強調兩種意義的自由——一種是和人們之間關系有關的意義的自由，它是自由主義者把自由當作為第一個考慮因素的出發(fā)點；
另一種意義的自由先系到個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它屬于個人倫理和哲學的范疇。

　　自由主義者把人當作為不完善的實體。他把社會組織問題看作為消極地防止“壞人”做壞事的程度等于他把同一問題看作為能使“好人”做好事的程度。當然“壞人”和“好人”可能是同一的一個人，取決于誰來鑒定他們。

　　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協(xié)調許多人的經濟活動。甚至在相當落后的社會中，廣泛的勞動分工和職能專業(yè)化都是為了有效地使用現(xiàn)有資源而必需具備的條件。在先進的社會中，為了能充分利用現(xiàn)代科學和技術所提供的機會，需要進行協(xié)調的規(guī)模更加巨大。實際上，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們卷入于彼此供應日常的面包的活動，更不用說供應每年的汽車了。信仰自由的人的戰(zhàn)斗任務是要把這個普遍的相互依存和個人自由結合起來。

　　從基本上說，僅有兩種方法來協(xié)調千百萬人的經濟活動。一個方法是包括使用強制手段的中央指揮——軍隊和現(xiàn)代極權主義國家的方法。另一個是個人自愿的結合——市場的方法。

　　通過自愿的結合進行協(xié)調的可能性來自一個基本的——然而經常被否定的——命題，即：進行經濟交易的雙方都可以從中獲利，只要交易雙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帶欺騙性的。

　　因此，交換可以不用強制手段而帶來協(xié)調。通過自愿交換所組成的社會的一個發(fā)生作用的模型是一個自由的私有企業(yè)交換經濟——即：我們一向稱之為競爭的資本主義。

　　以它的最簡單形式而論，這種社會包含許多獨立的家庭——好象是許多不同的魯濱遜。每一個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資源來生產物品和勞務用以和其他家庭生產的物品和勞務進行交換，并按照雙方相互能接受的條件來進行。因此，它可以間接地通過為別人生產物品和勞務來滿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地生產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當然，采用這種間接方式的動機是通過勞動分工和職能專業(yè)化而成為可能的產品增加。由于每個家庭總是可以選擇直接為自己生產的辦法，它就不需要進行交換，除非能有利可圖。如果從交換中得不到好處，它就不會這樣做。所以，雙方均能得到好處，交換才會發(fā)生。這樣，在沒有強制手段的情況下也可以達到合作目的的協(xié)作。

　　假使最終的生產單位是家庭，職能專業(yè)化和分工不會有很大效果。在現(xiàn)代社會里，我們已經把事態(tài)推到很遠的程度。我們采用了企業(yè)的形式；
它是個人作為勞務供應者和物品購買者之間的媒介。同樣，職能專業(yè)化和分工不可能具有很大效果，假使我們不得不繼續(xù)依賴于物物交換的話。結果，我們采用了貨幣作為方便交換的手段和作為使買和賣的行動成為兩部分的手段。

　　盡管在我們實際的經濟中企業(yè)和貨幣有其重要的作用，盡管它們會引出大量而復雜的問題，達成協(xié)調的市場方法的主要特征已經在既沒有企業(yè)又沒有貨幣的簡單交換經濟中充分地顯示出來。在簡單模型的經濟中，和在復雜的具有企業(yè)和貨幣交換的經濟中一樣，合作完全是個人的和自愿的，其前提條件為：（a）企業(yè)是私有的，從而,簽訂合同雙方最終還是個人；
（b）個人確有自由來參與或不參與任何具體的交換，從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

　　一般地來說這些前提條件要比詳細地把它們說出來，或者準確地說明最有利于維持這些條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要容易得多。的確，極大部分技術性的經濟文獻恰恰是論述這些問題的�；�本要求之點是維持法律和秩序以便使一人在體力上不受另一個人的強制，以便強制執(zhí)行自愿締結的契約，從而使“私人”這一名詞具有實質性的內容。除此以外，或許最棘手的問題會來自壟斷——它在具體的交換中，不讓個人進行選擇，因而阻礙了有效的自由——以及來自“鄰近的影響”——即：對不可能向之索價和賠償?shù)牡谌�方的影響。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章更詳細地加以討論。

　　只要能維持有效的交換自由，經濟活動的市場組織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數(shù)的活動中，它能避免一人對另一人的干擾。消費者可以免于受到銷售者的強制性的壓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有其他的銷售者，他可以與其他的銷售者進行交易。銷售者也可以免于消費者的強制性的壓迫，因為他能出售給其他的消費者。雇員可以免受雇主的強制性的壓迫，因為他可以為其他雇主工作，等等。同時，市場按照與具體的個入無關的方式來這樣做，并不存在著一個集中的權力機構。

　　的確，反對自由經濟的主要來源就是由于它能很好地完成這個任務。它給人們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特殊集團認為他們應該需要的東西。在反對自由市場制度的各種論點中，最基本之點是缺乏對自由本身的信任。

　　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對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guī)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zhí)行這些已被決定的規(guī)則的裁判者。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通過政治渠道的行動的主要特征是：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趨于要求和強制執(zhí)行對命令的服從。另一方面，市場的巨大優(yōu)越性是它允許廣泛的多樣性的存在。以政治術語來說，它是一種比例代表制的體制。好象是每個人能對他所需要的領帶顏色進行投票并且得到這種領帶，而并不需要觀察大多數(shù)人所需要的領帶顏色，從而，如果他屬于少數(shù)派的話，必須順從大多數(shù)的意見。

　　當我們說市場提供經濟自由時，我們所指的正是市場的這種特征。但這種特征所具有的含義遠遠超過狹窄的經濟的范圍。政治自由意味著一個人不受其他人的強制性的壓制。對自由的基本威脅是強制性的權力，不論這種權力是存在于君主、獨裁者、寡頭統(tǒng)治者或暫時的多數(shù)派。保持自由要求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排除這種集中的權力和分散任何不能排除掉的權力——即：相互牽制和平衡的制度。通過使經濟活動組織擺脫政治當局的控制，市場便排除了這種強制性的權力的泉源。它使經濟力量來牽制政治力量，而不是加強政治力量。

　　經濟力量能夠廣泛地被分散開來。并沒有一個守恒規(guī)律來規(guī)定：新的經濟力量的中心的增長必須以犧牲現(xiàn)有的中心作為代價。另一方面，政治力量的分散則較為困難。可能有大量的小而獨立的政府。但是要在單一的大政府里來保持很多的勢均力敵的政治力量中心要比在一個單一的大的經濟制度里保持很多的經濟力量中心難得多。在一個大的經濟制度里，可能有許多百萬富翁。但是，能否有一個真正杰出的領袖，把一國的國民的熱情及精力集中起來呢？假使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加，增加的權力很可能來自犧牲地方政府的權力。似乎存在著類似有待于分配的權力固定不變那樣的情況。因此，假使經濟力量加入政治力量，權力的集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假使經濟力量保持在和政治力量分開的人的手中，那末，它可用作為政治力量的牽制物和抗衡物。

　　這個抽象的論點的主旨或許能夠通過事例加以最好的說明。我們首先考慮一個設想的事例，以便表明所涉及到的原則；
然后再考慮一些從最近的經驗中得來的事例，以便說明市場如何發(fā)生作用來保持政治自由。

　　自由社會的一個特征肯定是個人能公開主張和宣傳急劇地改變社會結構的自由——只要主張和宣傳被局限于說服，而不包括暴力或其他強制的形式。人們能公開地主張和宣傳社會主義并且為社會主義而出力標志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自由。同樣地，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自由應該使人們能自由地進行采用資本主義的主張和宣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怎么能保護主張資本主義自由的人呢？

　　為了使人們能有任何的主張，人們首先必須要能夠謀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已經形成了問題，因為一切工作的機會都在政治當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對一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允許它的雇員采用和官方思想直接相違背的政策，要求采取自我克制的行動，其中的困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由聯(lián)邦雇員之間所謂“安全”問題而在美國歷史上突出地表現(xiàn)出來。

　　但是，我們假設這種自我克制的行動是可以實行的。為了使贊成資本主義的主張具有任何現(xiàn)實意義，贊成者必須有可能對他們的事業(yè)提供資金——來舉行公共集會，印刷小冊子，購買廣播時間，出版報紙和雜志，以及其他等等。他們如何能籌集這筆資金呢？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可能和或許有人具有很大的收入，甚至有一大筆以政府公債以及類似形式存放的資金；
但是，這些人必然是高級政府官員�？赡茉O想有這么一個低級的社會主義官員，雖然公開主張資本主義，但還能保留著他的工作。然而，想象社會主義上層高級官員來提供資金支持這種“顛覆活動”是難于令人置信的。

　　資金的唯一來源會是從大量的低級官員那里籌集到少量的款項。但是，這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要想使用這種來源，許多人應該已經受到宣傳的說服，而我們的整個問題是如何發(fā)動達到這個目的的運動，并為這個運動籌集資金。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激進運動從未以這種方法來籌劃資金。這種運動的典型情況是由幾個被說服了的富人所支持——這兒提幾個目前有名氣者的名字，加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特·菲爾德，或安尼塔·麥考密克·布萊恩，或科利斯·拉蒙特，或在更遠以前的有弗里德里�！ざ鞲袼�。這是很少為人注意到的財富的不平等保存政治自由的作用——即資助人的作用。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只需要說服幾個富有的人提供資金來實現(xiàn)任何想法；
不管想法是多么古怪，都是如此。這樣的人大量存在，具有獨立見解的人的支持也大量存在。的確，甚至于沒有必要去說服持有資金的人們或金融機構，使他們相信有待于宣傳的思想的完善性質。只需要向他們說明：在財政上，宣傳是能夠成功的；
報紙、雜志或書刊或其他活動是有利可圖的。例如，競爭的出版商不能出版僅僅為他個人所同意的著作，他的關鍵問題是銷售量是否大到使他的投資能得到滿意的報酬。

　　市場以這種方式打破了惡性循環(huán)，使得不需要首先說服人們而最后從他們那里籌集少量冒風險的資金成為可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存在這種可能的只有一個具有無上權力的國家。

　　讓我們擴展一下我們的想象力來設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而該政府系由渴望保持自由的人們所組成。這個政府能否提供資金？或許可能，但在實際上很難做到。它可以建立一個局來貼補顛覆性的宣傳。但是，它如何來選擇被貼補的人呢？假使它把資金給與所有要求支持的人，那末，它不久會發(fā)現(xiàn)自己巴經沒有資金可給，因為社會主義不能廢除一條基本的經濟規(guī)律，即：足夠高的價格會導致出大量的供給。只要使激進事業(yè)的主張得到足夠的報酬，那末，提供這種主張的人會是無限的。

　　此外，宣傳不受歡迎的主張的自由并不是說這種宣傳是不需要代價的。相反，假使激進改革的主張不需要代價，更不用說去貼補它們，那末，就不可能存在著穩(wěn)定的社會。人們?yōu)榱诵麄髯约核�深信的主張而作出犧牲，這是完全適宜的。的確，重要的是要讓那些愿意自我犧牲的人保持自由，因為不然的話，自由會說化成為放肆和無責任感。問題的實質是：應該容忍不受歡迎的主張的宣傳，并且不要使宣傳的代價高到無法支付的程度。

　　但是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在一個有自由市場的社會里，有了資金便有了一切。紙張供應者愿意銷售給《工人日報》和愿意銷售給《華爾街日報》的程度是一樣的。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里，僅僅有資金是不夠的。我們設想的那位資本主義支持者必須說服政府的造紙工廠把紙銷售給他，說服政府的印刷廠印刷地的小冊子，政府的郵電局把小冊子分送給人們，政府的有關機構租給他一個禮堂以便進行演講，如此等等。

　　或許有人能以某種辦法克服這些困難，從而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保持自由。我們不能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要建立有效的保護不同意見的機構顯然具有非常大的真正困難。據(jù)我所知，沒有一個贊成社會主義而又贊成自由的人曾經真正地正視這個問題，或者甚至實事求是地開始發(fā)展出在社會主義中容許自由的制度上的安排。與此相對照，一個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助長自由是很清楚的。

　　這些抽象原則的一個顯著的實際事例是溫斯頓·丘吉爾的經歷。從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丘吉爾不被準許在英國電臺廣播中講話。英國廣播電臺當然是英國廣播公司所經營的一個政府的壟斷機構。這里是一個英國的領導人物、議會議員、前內閣部長，正在千方百計地想方設法說服他的同胞們采取步驟來避免希特勒德國的威脅。但他沒有被批準在電臺廣播中和英國人民講話，因為英國廣播公司是政府的一個壟斷機構，而他的意見“具有很大的爭論性質”。

　　另一個顯著的事例是1959年1月26日《時代》雜志所報導的和“黑名單的消失”有關的事情�！稌r代》雜志的報導如此說：

　　奧斯卡獎的獲獎儀式是好萊塢的尊嚴的最高峰，但在兩年前，其尊嚴受到了損害．當宣布羅伯特·里奇這入是《勇敢的人》一片的劇作者時，沒有人出來接獎。羅伯特·里奇是一個假名。它掩蓋了1947年以來被企業(yè)懷疑是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路人而列入黑名單內的約150名作者之一。這個事件特別令人難堪，因為，電影評議會禁止任何共產黨人或引用第五修正案的人參與奧斯卡獎的競爭。上星期，共產黨法則和里奇身份的秘密都突然得到正式的答案。

　　里奇原來就是多爾頓·特朗博《約翰尼得到了他的槍》的作者。他是1947年電影業(yè)有關共產主義審訊會拒絕作證的“好萊塢十人”作家中的一個。曾斷然地堅持羅伯特·里奇是《西班牙的一個有胡子的小伙子》的制片商的弗蘭克·金說：‘對我們的股東來說，我們有義務購買我們能買到的最好的劇本。特朗博給我們帶來了《勇敢的人》，我們便把它買下來”……

　　實際上，這是好萊塢黑名單的正式終結．對那些受到禁止的作者而言，非正式的終結早已到來．據(jù)報導，在目前好萊塢影片中，至少15% 的劇本是由黑名單上的成員寫的。制片商金說，“好萊塢的鬼作家要比任何地方都多。城中的每一家公司都用黑名單上人們的作品。我們只是第一個證實了大家知道的事情�！�

　　人們可以象我一樣相信，共產主義會摧毀我們所有的自由。我們可以盡量堅定和強烈地去反對它，然而同時，我們也相信：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一個人不能由于相信或試圖促進共產主義便因之而不能自愿地和其他人達成相互有利的協(xié)議。他的自由包括促進共產主義的自由。當然，自由也包括在這些情況下別人不和他來往的自由。好萊塢的黑名單是摧毀自由的非自由的行為，因為，它是一種使用強制手段來阻止自愿交換的暗中勾結的安排。黑名單沒有起作用，恰恰因為市場使人們?yōu)榱吮３趾诿麊味�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商業(yè)所強調的這個事實，即：經營企業(yè)的人們有一個盡可能多賺錢的動機，保護了列入黑名單那些人的自由，因為，這一事實向這些人提供了另一形式的就業(yè)機會，并且向人們提供在用這些人的動機。

　　假使好萊塢和電影業(yè)是政府的企業(yè)單位，或者僅使在英國這是一個英國廣播公司雇用的問題，那就難以相信“好萊塢十人”或類似他們的人會找到工作。同樣，在那些情況下，也難以相信強烈贊成個人主義和私營企業(yè)的人——或者，那些強烈贊成與現(xiàn)狀不同的觀點的人——會有可能找到工作。

　　另一個市場在保存政治自由上的作用的事例通過我們的麥克錫主義的經驗中表現(xiàn)出來。姑且完全不談其中所涉及的實質問題以及其中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個人特別是政府的雇員具有什么保護性的措施來避免不負責任的控告和調查所要求他們進行的違背良心的揭發(fā)呢？引用第五修正案肯定會是一個空洞的嘲弄行為，因為，它并不提供政府以外的其他就業(yè)途徑。

　　他們的最基本的保護措施便是人們能夠在其中謀生的私人市場經濟的存在。在這里，保護也并不是絕對的。很多有可能雇用人的私方雇主，不論正確與否，往往不喜歡在用公開受到懷疑的人。雇用這些人所支付的代價很可能要小于這些宣傳不受歡迎的主張的人為之而支付的代價。但是，重要的問題是：代價是有限的，而且不象政府工作是唯一可能的情況的代價那樣大到無法支付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所涉及到的人的極大部分，顯然進入了競爭性很強的經濟部門——小商業(yè)、貿易、農業(yè)——在那些部門，市場最接近于理想的自由市場。買面包的人誰也不知道做成面包的面粉是由一個共產主義者還是一個共和黨員種植的，或是由一個立憲主義者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種植的�；蛘呔痛硕�言，是由一個黑人還是一個白人種植的。這說明了一個不以個人為轉移的市場如何把經濟活動與政治觀點分開，從而，保護人們使他們經濟活動免于受到由于和他們的生產力無關的理由而受到的歧視——不管這些理由和他們的觀點還是和他們的膚色具有聯(lián)系。

　　正如這個例子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在我們社會中，對保存和加強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關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最容易成為大多數(shù)人不信任和敵視對象的少數(shù)集團——僅就其中最顯著的而論，便是黑人、猶太人、外國出生的人。然而，奇怪的是：自由市場的敵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這些集團里所占有的比例大于這些集團在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他們沒有認識到市場的存在保護了他們，使他們部分地避免他們的同胞的歧視態(tài)度，而錯誤地把未能避免的歧視歸因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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