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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錢穆最后遺稿曝光 論中國文化最偉大之貢獻

  

 。ň幇矗捍宋念}為《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是國學家錢穆寫于96歲高齡,過身前最后的遺稿,由錢穆夫人胡美琦寄給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月刊》,在12月號刊出。

  

  錢穆先生卒于1990年,當年6月,他不滿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高齡之身搬離外雙溪“素書樓”寓所;
兩個月后,病逝于新居中。)

  

  

  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chuàng)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shù)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shù)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fā),惟待后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于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對“天”“人”關(guān)系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guān)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歐洲古人所講有關(guān)“天”的學術(shù)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fā)展,在今天,科學愈發(fā)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疤烀薄叭松焙秃蠟橐,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 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并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并無“隱”“現(xiàn)”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xiàn)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qū)懸徊恐袊糯说奶煳膶W,或人文學?傊袊糯,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 ,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鼻慰鬃右簧捎煽鬃幼约阂蝗俗髦髟,不關(guān)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說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由孔子以后戰(zhàn)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于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于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于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于天命遠,亦同于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fā)明天命?鬃訛槿寮宜罘Q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于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說,最近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歸往?這是今天我們?nèi)祟愖钪档弥匾暤默F(xiàn)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shù)千年不斷,這可說,因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宗主。此事涵意廣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暫不深論。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調(diào)適之義。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端午節(jié)錢穆在遷出素書樓之前三日完成于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六歲。

  

  

  胡美琦:后記

  

  這篇文稿是賓四生前最后的遺稿,初稿完成于我們搬家前的三天。原準備遷入新家安定后,再作修定。未料賓四驟然離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聯(lián)合報為紀念賓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時此刻,我雖然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賓四的這篇文稿,記載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國人說的話,寫作經(jīng)過也值得懷念。我想,以賓四自己的文章,來紀念他自己,該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這原是賓四為中華書局創(chuàng)辦八十周年慶論文集而寫,今中華書局孫時敏主編慨允在聯(lián)副先發(fā)表,謹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F(xiàn)遵聯(lián)副編者囑,由我在文后作一說明,以助讀者對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亞書院創(chuàng)校四十周年慶。五月間,新亞來信邀賓四寫篇紀念文,同時請我們夫婦赴港與新亞師生同慶賀。當時賓四在養(yǎng)病中,他已有一段頗長時期,不肯起來散步。我未敢立刻作決定,應允到時看賓四健康情況而定。八月間,新亞又來電話詣問賓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賓四難以應付繁劇,想婉謝,就商于賓四,他不以為然。我說:“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飛機呢?就是用輪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幾步才行!彼⒖恬g問我:“你沒有送我去機場,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飛機呢?”于是我說:“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幾步,到時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边^了兩天,我忽然發(fā)現(xiàn),賓四自己一人開始悄悄的在樓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chuàng)校四十周年慶典的事,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亞安排的三次聚會,我陪賓四到場應景一下外,其他時間,我們夫婦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來清理房間時,我就扶賓四到房門外過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賓四正向房門走去,他忽然緊握我的手,笑著說:“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大問題,我發(fā)明了一個從未想到的大發(fā)現(xiàn),真高興,等下我要講給你聽。”在過道上散步時,賓四告訴我,說:“我今天發(fā)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丶液,我要寫篇大文章了。”又說:“這將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說得高興,我忽然沖口而出,說:“天人合一觀不是你早已講過多次了嗎?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當時以為他記憶衰了,忘了從前已講的話,而誤以為是新發(fā)現(xiàn)。賓四對我的魯莽,顯得有些不開心。他說:“講過的話,也可再講。理解不同,講法也不同。哪里有講過的話就不許再講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說了。那天下午,新亞研究所的幾位老校友,來旅店看賓四。我有事下樓去了,回房時,正見賓四神采奕奕的在談論。一位校友告訴我,賓四正在講“天人合一觀”,已講了半小時之久。這幾位校友,當時大概也和我一樣,以為這些都是賓四的“老生常談”。他們除了感染到賓四的好興致,為他的健康高興外,也未能瞭解到賓四的真意。到晚上,賓四自己仍興奮不已。

  

  十月一日,我們由港返臺,在飛機上,賓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觀”。并說:“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這趟旅行中,發(fā)明了我自己從來沒想到的大理論。我已經(jīng)九十五歲了,還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蔽抑宦,仍沒有太瞭解;氐脚_北,休息了幾天,我就開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務,又為搬家的種種傷神,不能像往常般在賓四身上投入太多關(guān)注。這其間,他雖再一次說到要寫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終沒有真動筆。真到今年四月,中華書局孫主編來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強烈的寫作意愿。

  

  今年是中華書局創(chuàng)辦八十周年,中華書局計劃出一本專討論中國文化的學術(shù)論文集來紀念。孫主編來信向賓四邀稿,我因其規(guī)定每篇文長限兩萬字,又因當時賓四精神欠佳,所以沒和賓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孫主編連來電堅邀,說是賓四文章可長短不拘,他們希望在論文集中一定有賓四一文。我仍未敢應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孫主編來電話,正巧賓四在等我為他準備食物。電話談得時間較長,引起賓四的注意。他問是誰的電話,說些什么?于是我告訴他中華書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悅的說:“你為什么替我拒絕?我心里有重要的話要說。”于是又講起他要寫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賓四還清楚的記得他的新發(fā)現(xiàn),我再不能等閑視之。但要把他的發(fā)現(xiàn)見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會,學術(shù)風氣不求律己,但求責人。我恐怕他要惹來閑氣,不得不再次掃他興,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觀”是他早曾講過的,我勸他寫了不必發(fā)表,盡興就好。

  

  賓四對于我始終沒能瞭解他,頗覺失望。他長嘆一聲說:“學術(shù)是不能鄉(xiāng)愿的。我從前所講,和現(xiàn)在所想講,大不相同。我從前雖講到“天人合一觀”的重要性,我現(xiàn)在才澈悟到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我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這一個觀念上。兩者怎能相提并論。這是我對學術(shù)的大貢獻。∧愣畣?”到此時,我算是體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們兩人在素書樓廊上對談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顯現(xiàn)在我眼前。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們兩人。早餐后,賓四命我為他準備紙筆。我提議,他說我寫,以節(jié)省時間和精力。他終于同意了。賓四向不喜用錄音或由人筆錄方式寫稿,他總是堅持自己寫初稿。在我的記憶中,十幾年來,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筆錄的文稿。記得那年,索忍尼辛訪臺,中央日報為此來邀稿。賓四正在病中,體弱不能伏案,但對索氏來臺事,興致很高,竟立刻應允寫稿。于是他躺在沙發(fā)上口述,由我筆錄完成。那天,賓四居然一口氣說了近兩千字,他認為已經(jīng)把他想說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刪除了些重復處。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雖只是短短幾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復的念。賓四此時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應的靈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對工作仍興趣很高。以后又續(xù)作了兩次增補。最后一次,是端午節(jié)上午增補的,正是我們要遷出素書樓的前三天。增稿來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們夫婦說好,待搬定家盡快修正交卷。我從來沒有料到,搬一次家,會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們雖曾工作兩次,但太過疲累的心身,實在難以全神貫注,以至于僅是敘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沒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說,最后應有的一氣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論文集上發(fā)表。我又表示賓四自己未能多加闡釋,怕讀者也會和我當初一樣,體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賓四斥我為世俗之見。他說:“學術(shù)思想豈能以文字之長短來評價,又豈可求得人人能懂、個個贊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寫一本書來說明,他還是不會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話,也可啟發(fā)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發(fā)明,已屬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來者之繼續(xù)努力。我自信將來必有知我者,待他來再為我闡發(fā)吧!”我深受感動。

  

  這雖是賓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實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聯(lián)副要我寫的說明,我竟然寫了幾日夜,難以交卷。每一提筆,不能自主,心已飄向遠方。往事如泉涌,悲難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關(guān)懷愛護賓四之讀者,以見一位學者生前最后之心聲。學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賓四生前對此多有體會,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來源:《中國文化》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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