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院系調(diào)整是新中國改造舊教育、重建教育體系的一場涉及面極廣、歷時最長的特大舉措。其顯著動機在于適應經(jīng)濟建設(shè)發(fā)展培養(yǎng)專門人才的需要；
對教師隊伍進行清理加強思想改造的政治需要。其結(jié)果是對舊中國的大學大規(guī)模的改造重建，全面移植模仿蘇聯(lián)教育模式。我當時是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對那場大調(diào)整記憶猶新，不妨帶上幾筆。

　　北京大學原是沿襲建國前大學模式的多科性綜合大學（包括文、法、理、工、醫(yī)、農(nóng)學院），調(diào)整后改為文理科綜合大學（一般稱綜合大學），其他幾個院的命運不外停辦、肢解合并到其他多科性工科院�；颡毩⑥k單科學院了。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經(jīng)院系調(diào)整后，全國綜合大學只留存北京大學獨個哲學系，其他綜合大學的哲學系師生全部并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北大本身就擁有強大的師資陣營——如湯用彤、賀麟、鄭昕、任繼愈、齊良驥、汪子嵩、黃枬森、王太慶以及原燕京大學的吳允曾等名家、教授、講師，我是唯一的助教。我也就義不容辭地擔負起具體的接待任務，組織高年級學生成天奔波忙碌，穿梭于火車站與燕園之間。令我難忘的是，這倒使我有機會目睹久聞其名、初見其人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哲學專家教授的風采。全國僅此一家的北大哲學系當時是名家薈萃，盛況空前。有來自北大鄰居清華大學的哲學系的金岳霖（在西南聯(lián)大我上過金先生的邏輯學）、馮友蘭、任華、王憲鈞、張岱年、沈有鼎、周禮全、朱伯崑諸先生 ；
來自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哲學系的宗白華、熊偉、苗力田諸先生；
來自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洪謙、周輔成、黃子通、江天驥、石峻、陳修齋、張世英諸先生；
來自中山大學的朱謙之、方書春、李曰華、馬采、容汝涅諸先生等等。這么多的專家教授學者集中在一起辦一個獨一無二的哲學系，這在教育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一道難以銘狀的風景線。它顯然并不是為了發(fā)展哲學學術(shù)事業(yè)的需要，因為很多課不開了，老教授的當務之急是思想改造，高舉批判、自我批判的旗幟，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當時學習蘇聯(lián)按專業(yè)劃分為教研室，我在以洪謙先生為教研室主任的外國哲學史教研室。

　　不久我就被調(diào)到直屬校方的新建的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除主講聯(lián)共黨史外，起初還擔任黃枬森主持的馬列主義基礎(chǔ)研究生班的輔導工作，后來突擊學了俄語又擔任蘇聯(lián)專家助手主持研究生班。我雖身在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但仍然與哲學系、特別是外國哲學教研室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洪謙先生是享有盛譽的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和該學派的唯一來自東方國家的代表，是我國邏輯經(jīng)驗主義哲學的先驅(qū)。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出版了著名的《維也納學派哲學》，我在聯(lián)大時就買了這本書，對先生仰慕不已，但一直沒有機會聆聽他講這門課。院系調(diào)整后，以為有機會了，結(jié)果是洪先生的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課都不能上了，他作為教研室主任就組織教研室的成員搞翻譯，他以極大的熱情主持編譯影響深遠的功德無量的多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讀》（1.古希臘羅馬哲學；
2.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
3.十八世紀法國哲學；

4.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并把最后的編輯定稿工作交給王太慶先生。他們也邀請我參加這項工作，特別是《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的翻譯工作。這樣我在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的幾年里，也就有幸在教學之余繼續(xù)做一些西方古典哲學原著的翻譯工作了。

　　我清晰地記得，一天，太慶找到我，要我翻譯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的序言，說這是洪先生的意思，見我有點遲疑，太慶又說，你別急，洪先生說“你譯我�！�，你先看看這篇序言是怎么回事再說。有了太慶作后盾，我就增添了勇氣。黑格爾這篇序有人稱之為“黑格爾全哲學體系的宣言”，它的全名是“序言：關(guān)于科學的認識”，讀了這篇全文近四萬多字的序言，我才了解到，原來《小邏輯》中的概念認識和概念辯證法的源頭就在這里！這樣，我就懷著極大的喜悅和強烈的渴望，欣然接下了這項翻譯任務。但當著手進行翻譯時，我卻感受到了在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時所沒有遇到過的困難，主要是句子冗長，意義晦澀。我常就一些長句和詞的譯法向太慶請教。寫到這里，我的心中充滿了對太慶的緬懷與敬意。他關(guān)于西方哲學名著的獨到的翻譯理念與嚴謹?shù)姆�譯態(tài)度和典范式的翻譯成果永遠是我國哲學界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心中追求的目標，在這位諶稱翻譯大家謝世后，“誰來接過這幅重擔？”成為大家心中的不解之痛�；叵朐谀莻�年代能搞點翻譯就很不容易了，說起來都是托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福。雖然如此，還是如履薄冰，今天在埋頭工作，明天還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1957年反右風暴來臨，像太慶這樣純粹的、作用無可替代的學者還是在劫難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被遣往寧夏進行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三十年！粉碎四人幫后才平反，在黃枬森任系主任、朱德生任總支書記時，朱德生前往寧夏才將他接回北大，歷史將記住這無可挽回的一切！

　　太慶對我翻譯工作的細致的幫助與親切的勉勵我永遠銘記在心。如對于長句的處理，我覺得可分為三步走。第一步，弄清楚長句的語法結(jié)構(gòu)，這不算太難；
第二步比較難，就是弄清楚句子所包含的真實意義；
第三步才是下功夫用恰當?shù)臐h語形式（語法結(jié)構(gòu)和詞匯）將所理解的真實意義表達出來。太慶肯定了這樣的三步走，強調(diào)關(guān)鍵在第二步，問題在于怎樣才能做到理解句子的真實意義，他進一步提出了要弄清楚這個句子的語法結(jié)構(gòu)形式中所包含的邏輯結(jié)構(gòu)的問題，并說只有通過對概念的邏輯分析、邏輯推理、邏輯論證來把握句子的語言結(jié)構(gòu)中的邏輯結(jié)構(gòu)，才能真正理解句子的真實意義，這使我如獲至寶。在這里，我就用一個例句來說明：

　　Sie ist als Subjekt die reine einfache Negativität ,eben dadurch die Entzweiung des Einfachen , order die entgegensetzende Verdopplung, welche wieder die Nagation dieser gleichgültigen Verschiedenheit und ihres Gegensatzes ist: nur diese sich wiederherstellende Gleichheit oder die Reflexion im Anderssein in sich selbst――nicht eine ursprüngliche Einheit als solche, oder unmittelbare als solche, ist das Wahre.

　　這個句子相當長，語法結(jié)構(gòu)并不復雜。關(guān)鍵在于把握其邏輯結(jié)構(gòu)，為此就要聯(lián)系上下文來理解。它的上句所說的“活的實體”是“建立自己本身的運動”，這是本句內(nèi)容的邏輯上的前提和出發(fā)點；
而它的下句中所說的“實體”作為主體是“一個園圈”式的生成過程，則是本句內(nèi)容的邏輯上的結(jié)論。根據(jù)這樣的理解，我將這個句子譯為：“作為主體的實體，是純粹的、單純的否定性，正因為如此，它是單純的東西一分為二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樹立對立面的二重化過程，這個過程又是對于這種無關(guān)緊要的差異性及其對立面的否定：真實的東西只是這種恢復自己的同一性，或者在對方中回到自己的反思，而不是一種原始的統(tǒng)一體本身，或直接的統(tǒng)一性本身。”太慶對我的理解和譯文表示了贊同和首肯，認為由于對上下文邏輯關(guān)系的掌握，譯文就非常流暢和有力。又如，黑格爾批評謝林的形式主義、圖式主義的那些段落里出現(xiàn)的Manier 這個詞究竟如何譯才好？我經(jīng)過好些試譯和比較，真可謂“眾里尋他千百度”，最后才確定譯為“作風”。太慶饒有興趣地聽了我的這段經(jīng)過，他考慮斟酌后也肯定了這個譯法并表示贊賞。這件事也許在他那里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二十多年后的一次通信中他還有意提到這件往事。

　　在北大時，我和太慶都住在才齋，彼此過往甚密。當時《哲學譯叢》雜志與他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向他咨詢民主德國“哲學雜志”的情況和動態(tài)，請他推薦和翻譯一些有關(guān)的通訊和報導，他有時忙不過來就要我翻譯一點。當時我已經(jīng)完成了《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的翻譯。我記得《哲學譯叢》1957年第3期就刊登了我譯他校的兩篇文章：“蘇聯(lián)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德國哲學的狀況”和“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狀況”。與此同時，太慶也在著手校閱我的譯稿。在一次交談中，他對我說：“事太多了，你的譯稿還沒校完，但已可以肯定，譯文在“信”字上下了很大功夫，這方面是過得硬的”。

對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我心中就踏實了，但我也明白，我還要在“達”字上更加努力。

　　太慶對我的譯稿進行了仔細的校閱，無論是他嚴肅認真的、一絲不茍的校閱態(tài)度和使譯稿更完善的學術(shù)水平，還是他校閱的具體操作方法都使我受用終生，永志不忘。他的校改都用鉛筆，將改動處寫在原稿的兩側(cè)。我當時問他為什么要用鉛筆寫，他回答說用鉛筆寫是為了方便譯者對校改意見是否采納或如何采納作最后的決定；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在排版時，凡鉛筆字排版者都不會照排。洪先生交給我的首譯《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的任務在太慶的幫助下就這樣圓滿地完成了。這篇長的譯序被刊登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60年1月）；
署名：北京大學哲學系 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
后記列出了擔任本卷譯校工作的同志，其中“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楊祖陶譯，王復（即王太慶）校。這個“譯序”使我國的黑格爾哲學的愛好者和研究者能夠比《精神現(xiàn)象學》全譯本問世更早一些讀到，這是令人高興的！1978年10月在安徽蕪湖召開的全國西方哲學討論會上，我和王樹人同志初次見面互相自我介紹，當我說出我的名字時，他立即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說：“《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的最早譯者！”

　　通過“譯序”難忘洪先生對我的信任與提攜。一些很小的往事也會涌上心頭。洪先生對后學十分親切，總是把年輕人當作朋友交往，我常到洪先生家去切磋學問，討論問題。有一天他突然從燕東園家中來到我在未名湖畔的才齋集體宿舍的筒子樓，肖靜寧也在，我與她正在談對象，她從我四姐那里學會做沙拉，想試一試，那時沒有沙拉醬，自己用麻油蛋黃來調(diào)制，也沒有別的材料，只有土豆，也不知道掌握分量，做了好大一盤，剛巧被洪先生看到，他很吃驚，說你們的胃口真大呀！洪先生個子很高，我跟他站在一起反差很大。他總戴著金邊眼鏡，清瘦的學者面龐，非常平易近人，很有親和力。有一天，他要我陪他一起到城里去，說好久沒去過了，想去書店逛一逛。我以為他是要到王府井外文書店，到了王府井站下車后，他卻帶我往反方向走，拐了幾個彎，走進遠離鬧市的一處專供高級知識分子購買進口外文書藉的小書店，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么個地方。他選購了一兩本書，又帶我回到王府井東安市場，要我陪他喝咖啡，他邊喝咖啡，邊向我講了一點在德國、奧地利游學期間坐咖啡館的休閑軼事，還提到了他的老師石里克。可惜我那時并不懂得老一輩學者對自由的學術(shù)空氣和學術(shù)師友的懷念，這就是一種極其淡淡的和有限的寄托吧。在那個年代，有這樣的機會與洪先生在一起實在是太“奢侈”了。

　　由于洪先生的信任，在太慶的幫助下我才剛剛作了一點翻譯工作，《精神現(xiàn)象學》序的譯事還沒有完，洪先生又給了我一個新的任務，要我校閱方書春先生選譯的洛克《人類理智論》約四萬五千字的譯文。我的第一反應是“那怎么行？”方先生是留美的著名學者，懂幾門外語，譯有燴灸人口的如《物性論》等多部譯著的著名翻譯家。心中無數(shù)，自然就向太慶求教。他說的倒是痛快，洪先生要你校你就校，搞校的的工作，首要的一條就是不要去管譯者是誰，而是負起校的責任，當校改的就校改，我校你的譯文就是這么做的。我平生的第一次校譯就這樣開始了。我深深地體會到，校譯和譯一樣，在著手之前必須對原著的總體有一通盤的把握，明了其原旨原意所在，以便在具體工作進行時心中有數(shù)。校者必須在理解原文的基礎(chǔ)上，對譯文進行認真的把握和審視，判明有無誤譯、漏譯或不當之處，并努力找出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我認為翻譯難，校譯也不易，有時甚至更難。因為校者負有把關(guān)和保證質(zhì)量的重大責任。校譯之難還表現(xiàn)在，譯者都各有其特殊的譯法與風格，對此校者必須有充分理解，以便在校改時，那怕是推翻重譯的，也應與之保持一致。這決不是倉促行事所能湊效的，我只有百倍的努力不負重托。在校畢方書春先生的譯文后，洪先生又交給我兩個校譯的任務。當時洪先生與太慶在主持這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的工作時，每一選譯部分都要經(jīng)過譯和校這樣兩個程序，這樣可以更好地對讀者負責。我當時是班子中最年輕的，辦事嚴肅認真，深得洪先生的信任，也便于他調(diào)配。接下來又要我與他共同校閱宗白華先生關(guān)于費希特的《‘知識學’引論第一篇》的譯文。宗白華先生是我早已仰慕的留學德國歸來的大學者 、哲學家、美學家、詩人，比我年長30歲，只因院系調(diào)整，只因洪先生主持這項功德無量的工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才會有這種協(xié)助洪先生校閱宗先生譯稿的機會；
后又協(xié)助洪先生共同校閱王太慶選譯的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zhì)》。這兩者總計十萬字的校譯中都是一種向洪先生學習、向譯者學習的絕好的、難得的機會，通過這一階段的工作，無論在知識體系上，翻譯能力上都得到了極好的鍛煉，是我永遠珍惜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1956年底我終于得以從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回到了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系主任金岳霖先生為此格外高興。我原以為這一下可以放手從事我喜愛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和翻譯了�？墒俏业倪@種想法后來完全落空了，接踵而來的是1957 的反右風暴，然后是哲學系一鍋端下到農(nóng)村勞動鍛煉一年多。1959年春剛回到學校，還來不及打開書本，就得到通知，調(diào)我到武漢大學哲學系工作。理由是陳修齋先生因反右的牽連不讓上課，武漢大學十萬火急來北大要人。這樣，我就不得不告別了我學習工作達十三年（自1946年從西南聯(lián)大復原起）之久的北京大學，告別了我尊敬的老師和親密的友人，扶老攜幼，南下到我從來未想到過會去的武昌珞珈山！從此，我青年時代最美好的一切就只有永遠珍藏在我的心靈深處，成為一首無言的歌……。

　�。�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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