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不管是在官方正史、民間野史，還是民間傳說和戲劇里，都有一個代代相傳的觀念：清官好，貪官壞。

　　這個觀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在官方的或民間的話語系統(tǒng)中，也不會有什么大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貪官，政府最高層也是一樣，盡管在誰是貪官、誰是清官的識別上有差異，在衡量某一具體官員是清官還是貪官的標準上可能不同，但在基本觀念上不會有大差別。

　　我想很少有人能夠想象到或者記得起，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國的官方宣傳和理論界，曾經(jīng)提出和大力論證過一個驚天動地、徹底顛覆歷史的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即1949年以前的所有時代，清官比貪官更壞、更可惡、更須揭露和批判。

　　這個觀點應(yīng)該是從1965年開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傳的，是在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個徹底顛覆歷史的提法是怎么論證的呢？基本道理如下：貪官壞，是因為他們魚肉、欺壓老百姓，給勞動人民帶來很多苦難。這固然可惡，但是，清官卻比他們壞得多，因為在黑暗的舊社會，如果官員不貪污，讓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勞動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舊制度。于是，清官的清廉，反而有助于剝削階級政權(quán)的穩(wěn)固——勞動人民不那么仇恨他們，就不會起來造反。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麻痹了勞動人民的覺悟，大大延長了舊社會制度，所以清官比貪官更壞。相比之下，貪官的貪婪豪取，更能激起勞動人民的仇恨，促使他們奮起反抗，推翻舊政權(quán)。

　　我手邊保存的從中國內(nèi)地小城地攤上買的舊書里，就有一本《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本出版于1966年的小冊子中，收羅了幾篇當時重要官方媒體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鄧拓等人的《燕山夜話》（文革初，鄧在《人民日報》總編輯的位子上被毛澤東嚴厲批評，不久含冤自殺）。此文在批判《燕山夜話》時，專門舉了幾個例子，包括鄧拓推崇的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萬鐘。這場標示著“文革”起點的大批判，是直接在毛澤東、江青、康生的領(lǐng)導(dǎo)下發(fā)動的�！扒骞俦蓉澒俑鼔摹钡挠^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今天看起來怪異的邏輯后面，隱藏的不是普通的智慧。它用今天的術(shù)語來說，就是極端主義的頂級智慧，或革命極端主義的最高智慧。毛澤東晚年把當年列寧已經(jīng)發(fā)展的極端主義，又推進了一大步。

　　過去列寧與第二國際論戰(zhàn)時，批判所有的黃色工會。所謂黃色工會，是指那種代表工人與雇主集體談判，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經(jīng)濟待遇的組織。列寧為什么說黃色工會很壞？道理就是這樣的工會使得工人生活變得較好，待遇好轉(zhuǎn)的工人就不會起來革命，以暴力推翻政府，列寧的激進革命黨就沒有了大批的追隨者。所以，列寧把黃色工會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時代鼓吹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是把列寧主義大大推進了一步，在革命極端主義的路上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它后面的智慧就是：為了推翻統(tǒng)治階級，希望現(xiàn)存政府的官員們所做的壞事越多越好、越絕越好。任何通過改良的辦法，即比較緩和的方式來使現(xiàn)存體制少做壞事、多做好事，都是錯誤的。但凡社會的狀況逐漸進步，就會損害極端主義者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推翻現(xiàn)政權(quán)的機會。

　　列寧與第二國際的論戰(zhàn)，距今差不多百年；
文革發(fā)動到現(xiàn)在已有42年。但像這種造反的極端主義仍后繼有人。10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fā)表了約瑟夫•奈（哈佛大學(xué)教授，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的評論，《要提防10月份本•拉登可能的突然動作》。文章提醒，現(xiàn)在看起來美國大選中麥凱恩越來越不利，奧巴馬勢頭大增。這個時候，要特別提防基地組織的突然動作，因為有先例。2004年10月29日，美國總統(tǒng)選舉最關(guān)鍵時刻——4天后就開始投票——本拉登組織通過半島電視臺發(fā)了一盤錄像帶，警告美國人，隨時會來報復(fù)你們。在電視臺播出后，小布什迅速超過了對手民主黨的John Kerry。CIA副局長事后講，本•拉登為小布什連任總統(tǒng)，幫了一個大忙。

　　本•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臺、民主黨的Kerry當選。因為后者一上臺，會采取不同于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地組織看得很清楚，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最有利于他們贏得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擁護，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同情和資助，有利于招納新的戰(zhàn)士。而Kerry若當選，會大大緩和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那樣一來，穆斯林世界對美國的敵對態(tài)度將會大大下降。奈的文章說，現(xiàn)在看來又到了這樣的時刻。奧巴馬若當選，將是第一個非洲裔的美國總統(tǒng)。黑人以前是弱勢群體，曾被當作奴隸，這樣的人當選為總統(tǒng)，不僅會在美國史上翻開新的一頁，對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含義。奧巴馬的上臺，會大大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乃至全球的形象，使得它在穆斯林世界的敵意降低，因為奧巴馬要采取很多創(chuàng)新的、和解的政策。所以，奈警告說，在美國選舉前的這幾天，絕不能大意，本•拉登會非常著急的，他們?nèi)绻�再來一次突襲動作，又會使美國人在安全問題上增大憂慮，從而會使強硬的麥凱恩得分，使奧巴馬丟分。

　　上面提到的三個案例，從政治社會學(xué)的角度能看到深層的共性。這就是，一個社會里極端對立的情緒，是造成對抗、并由對抗升級到嚴重動蕩、直至造成暴力造反的要素。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兩極是相通的。極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對手一方也成為極端派，如果對方不是極端派，而是改良派，這反倒對自己大不利。只有敵對一方走向極端化，才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極端主義變得理直氣壯。

　　考察這一邏輯線條，吸取歷史教訓(xùn)，我們至少可以客觀地說，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里，不管是做媒體的、做法律的，還是普通老百姓，更不要說是有權(quán)力的人，不管他們是在體制外還是體制內(nèi)，只要他們努力對貪污腐敗、濫用權(quán)力、虐待百姓的行為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那便是在做一件于民于國有益的好事。只要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不管是通過媒體曝光，還是走司法程序，甚或請愿游行，實際上，都是在減少中國社會里爆炸性的根源。

　　幾年前在中國，“和諧”這個詞還沒有提高到官方最高政策的層面，但可以這么說，正是不懈地以和平方式揭露社會陰暗面、揭露貪官污吏、揭露魚肉百姓現(xiàn)狀的那些人，其行為的總體效果，是在把中國社會朝和諧的目標推進一步。同樣道理，那些對做這些事情的人——不管是中國的記者、維權(quán)人士、律師、平頭百姓，還是中國體制內(nèi)的那些同情和幫助這些維權(quán)行為的官員——進行壓制和迫害的人，恰恰是迎合了造反極端主義的愿望。他們進行壓制迫害的總體后果，是在培育和推動中國社會里的極端情緒，促進社會里的暴力萌芽，推動中國社會里可能出現(xiàn)更大的爆炸性危機。

　　過去二百年來，國際社會有著相關(guān)的教訓(xùn)。做比較研究的學(xué)者，早已獲得了清晰的觀念。在歐洲是比較英國和俄國：當年的沙皇制度，總是不斷對俄國社會里的改良努力予以絞殺，最后促成了20世紀初最血腥的暴力革命。而英國在過去的二百年中，雖然也遇到過很多階級矛盾和沖突，但其體制和統(tǒng)治階層在大部分時候，能夠采取比較妥協(xié)的方式，使得改良成為社會上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途徑。所以，英國在過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時候，都能穩(wěn)定發(fā)展。

　　在亞洲則是比較中國和日本：近現(xiàn)代的中國，不斷革命、不斷造反、不斷暴力，內(nèi)部相互屠殺之烈，遠勝于外敵入侵。而日本近現(xiàn)代史上最重大的變革"明治維新"，就是改良。日本的政治結(jié)構(gòu)、統(tǒng)治階級、社會精英，能夠在明治維新時達成共識，使得日本在最關(guān)鍵的時候，即西方工業(yè)文明打到東方之際，通過明智的持續(xù)改良的方式，把日本帶向現(xiàn)代化，成為白人社會之外第一個成功的工業(yè)化強國。而中國卻相反，它的統(tǒng)治階級和社會精英們，在過去的二百年中，基本上每當有可能在改良和革命之間做一個選擇時，都因為拒絕作制度上的實質(zhì)進步，導(dǎo)致矛盾越來越廣大深入，把改良的路子越來越壓縮，最后釀成的暴力革命一次比一次厲害。

　　在大歷史的背景下看，我們比較到如今的英國和俄國、中國和日本的綜合差異，可以明顯看出，究竟哪個國家的哪種方式相比起來更可�。磕姆N方式付出的血的代價更少，而帶來的社會的整體進步更大？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取得很多物質(zhì)上、社會上的進步，而保障各方面持續(xù)進步的那些法律和政治體制卻嚴重滯后。目前要在這些領(lǐng)域里大力推動改良的人，實際上正在努力使中國在未來的發(fā)展中，不要重復(fù)過去的極端主義悲劇。極端主義的思路和情緒，在當今中國社會很多地方都有。之所以出現(xiàn)，主要是因為有權(quán)勢的人，很多封鎖了低成本持續(xù)改良的渠道。你要是真的拒絕革命的原教旨主義和極端主義，你就得讓中國社會里通過深度改良來取得持續(xù)進步的力量能有更多的機會，能越來越占上風(fēng)。

　　“清官比貪官更壞”背后的智慧，是惟恐官員不壞、惟恐政治不爛、惟恐民眾不怒、惟恐天下不亂的最頂級革命智慧——這個智慧越不被付諸實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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