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大歷史系演講稿。“我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來同各位分享并請教，一是因為這個題目我比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個迫切的問題：一個國際上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國，而不是自己的國家。當然接下來的問題應當是我們該怎么辦，才能端正這個在我國漫長的國史中一個極其不正常甚至跡近荒謬的學術現(xiàn)象�！�

　　關鍵詞: 費正清 哈佛學派

　　羅（志田）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能夠來到我國最高的學術殿堂和五四的圣地，來作學術報告，是我的夢想�，F(xiàn)在夢想成為事實，我感到非常高興，也感到十分榮幸。我要特別感謝各位教授為我提供這個完夢的機會，也感謝各位同學在開學的忙碌中抽空前來捧場。

　　今天我的講題是，費正清及其哈佛學派的成敗得失。我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來同各位分享并請教，一是因為這個題目我比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個迫切的問題：一個國際上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國，而不是自己的國家。當然接下來的問題應當是我們該怎么辦，才能端正這個在我國漫長的國史中一個極其不正常甚至跡近荒謬的學術現(xiàn)象。（1）

　　哈佛學派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1950年代初期一手開創(chuàng)的中國學流派，取代歐美早期以英法學者為主導的漢學(sinology)，獨領風騷數(shù)十年，對當代西方和世界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起了主導作用，并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發(fā)揮過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

　　哈佛學派的應時而興，主要是國際的客觀形勢促成的；
二戰(zhàn)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盟主，建立了勢力遍及全球的、甚至超越十九世紀大英殖民帝國的民主大帝國。（2）同時，中國人站起來了，新中國在東方屹立并日益茁壯強大，首次在朝鮮戰(zhàn)場同不可一世的美國較量，打成平手，從而對美國在東亞的戰(zhàn)略、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構成不容忽視的挑戰(zhàn)。

　　這種嶄新的嚴峻國際形勢為哈佛學派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觀背景。時勢造英雄，費正清正是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學銳意改造西方的傳統(tǒng)漢學，開創(chuàng)現(xiàn)代的中國學Chinese study，為美國霸權事業(yè)的世界戰(zhàn)略和激烈的美蘇冷戰(zhàn)斗爭而服務。所以，美國中國學的興起一開始就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記，因而其研究成果先天就帶有學術上的功利性、實用性和局限性，而埋下了衰微的伏因。所以，可以說其成也美國霸業(yè)，其敗也美國霸業(yè)。

　　開創(chuàng)一個學派，除了不可或缺的客觀條件外，還需要相應的師資、人才、經費、圖書，哈佛大學都得天獨厚，是美國其他一流大學無法比擬的：師資，有治思想史的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治經濟史和精于考據(jù)的楊聯(lián)升，這使人不禁聯(lián)想到清華大學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郁郁乎盛哉的氣象；
人才，有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集天下英才而教之；
經費，除了充裕的哈佛燕京學社之外還有各種基金會的來源；
圖書，有藏書量僅次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加上費正清本人，適值盛年，精力過人，雄才大略，高瞻遠矚；
學養(yǎng)淵博深厚，治學謹嚴；
又富于領導藝術，精于行政組織，善于周旋交際。真是多才多藝，集眾美于一身。所以可以說兼具獨力將哈佛大學建立為西方中國近現(xiàn)代研究重鎮(zhèn)的一切有利的主客觀條件。

　　但是開創(chuàng)新學派是一個漫長的艱辛過程。首先他必須革新歐美以往的漢學，因為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中國研究，僅被視為西方特別是法國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分支或點綴。當時的哈佛東方學系的老學究們認為，東方歷史隨著乾隆朝1799年的結束而結束。當時的哈佛燕京社社長Seri Eli－sseeff (日名英利世夫)公開宣稱，1799年后的中國歷史研究，已越出歷史范疇，只能歸屬于新聞范疇。（3）

　　所以，費正清年輕時代也即30年代的美國漢學、中國研究，暮氣沉沉。這時在中國學習中文的一批年輕的美國留學生，例如費正清、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顧立雅Herrlee Creel、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戴德華 George Taylor、韋慕庭Martin Wilbur等，都為學成回國後的飯碗問題犯愁。而這時因緣巧合，中國也涌現(xiàn)了一批著名的西化自由主義學者，如胡適、蔣廷黻、洪煨蓮、丁文江等。這批心懷大志的美國未來的中國學者就拜在他們的門下，或作為合作伙伴，成為中美近現(xiàn)代學術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談佳話。50年代之后，這些人都在美國的各個重點大學，例如哈佛、康乃爾、哥倫比亞、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校，肩負了開拓、開創(chuàng)中國學的重任并充作先鋒。費正清就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和公認的領軍人物。

　　談到哈佛學派，這個費正清只手建立的學術王國，（4）其核心還是它的學術事業(yè)。費正清的性向，或者是源于英美民族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不喜歡像德意志民族的學者一樣，構建抽象的大理論、大體系，也沒有建立系統(tǒng)的方法學。但在他的領導下，哈佛學派顯然具有明確的學則或模式、框架，或者說是做學問的一套清規(guī)戒律吧，作為他教授學生、指導論文，撰寫出版中國近現(xiàn)代史論著的指導思想和準則。

　　這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一個是他治中國史的心法：
強調知己知彼和實用，絕不是為學術而學術，所以他的言論和著作帶有濃厚的美國式的官方色彩，萬變不離其宗，總是為西方的優(yōu)勢文明、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出謀劃策或辯護。

　　一個是他治史的方法學，他雖然沒有刻意構建系統(tǒng)的方法學，但他借用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5）設定并構建了一些服務于他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論：他采用了韋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現(xiàn)代化理論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在這個理論下，他派生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矛盾。還有就是借鑒湯恩培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戰(zhàn)－回應challenge-response模式，衍生出西方沖擊和中國回應的模式。按此基本模式，中國現(xiàn)代化之所以遲緩和一再失敗，歸根結蒂，不是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中國本身的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適應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要求，例如科學、民主、人權等。所以他的大弟子之一的萊文森Joseph Levenson就寫了《儒教中國及其近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書，深入闡述此理念，因而深受費正清贊賞。;

　　為了替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辯護，費正清構思了滿蒙漢共治，然后是華洋共治synarchy的觀念，他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海關交由洋人來管理，例如英國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
提出了依據(jù)國際法的條約秩序或體制treaty system，以取代中華帝國傳統(tǒng)的朝貢秩序，為不平等條約和歐美在中國的特權辯護。他的例子就是五口通商和和廣州的公行體制，證明清朝以天朝自居，不以平等地位對待來華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所以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和以后的歷次侵略戰(zhàn)爭。還為西方傳教士在華的非法傳教活動辯護，強調傳教士的慈善活動，例如辦學校，設醫(yī)院等，以緩和淡化傳教士在華的大量劣跡惡行。

　　總之，他選取有利于他主張的事實來論證，西方勢力在中國造成的悲劇性沖突，歸根結蒂是由于異質的中國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水火不容造成的；
進而論斷，這是人類歷史上高度文明向低度文明傳播的必然現(xiàn)象，也是低度文明發(fā)展進步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上面只是舉出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

　　不過，費正清對于冷戰(zhàn)時期中蘇共的關系和國共的斗爭的認識和論斷，倒是非常深刻，頗有預見性。他同他的學生，也是我的指導教授史華茲，都一致認為，中共不是蘇聯(lián)的傀儡，兩者不是鐵板一塊。對于國共之爭，他同史華茲也都明智和敏銳地認識到，勝負取決于誰能駕馭中國社會革命這匹野馬；
由于中共致力于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實不至的形式上的大規(guī)模土改，贏得了中國廣大農民的熱烈支持和擁護。（6）所以他斷定毛必勝，蔣必敗。但是由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必然反共；
后來又由于他的研究心得和親眼目睹，所以基于長遠的美國利益的考量，力主棄蔣擁毛，讓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致被國民黨斥為中共的同路人，而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他終生的遺憾之一，可能是沒有像哈佛的日本史大家，他的親密合作伙伴，芮孝和（E. O. Reischauer）教授當了駐日大使一樣，也出任美國第一任的駐華大使。以他的學術地位和資望，他的政學兩棲的性格，如果時來運到，也的確非他莫屬，而他也是會當仁不讓的。

　　雖然他的言論和著作，帶有濃厚的美國式的官方御用色彩，但畢竟是位宗師級的大學者，所以在治學上，自有一套門徑和清規(guī)戒律。為了知己知彼，了解中美兩國、中西兩大文明的異同，兩者的內心世界，他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循序而進，先是外交貿易史，其次是制度史，進而是傳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致功力深厚，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少有其匹。

　　其次是非常重視歷史學的基本功：就是檔案、語文和跨學科的現(xiàn)代研究法，也即將中國學的研究置于科學的基礎之上，說它是史學方法的革命，也不為過。

　　關于構成史學基礎的檔案，費正清以前的西方漢學，認為掌握了西方學說和西方資料就足夠了，壓根就不相信中文資料，認為不可靠。這種優(yōu)越的心態(tài)，長期主導漢學、中國學的研究。30年代以前關于中國的學術著作，大半出自傳教士之手，例如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等。專家雖然也有幾個，但也不懂漢語，所以根本不能利用檔案。

　　歐美漢學家這種孤芳自賞、閉門造車的落伍的沙文主義現(xiàn)象，現(xiàn)在被英國牛津大學訓練出來的美國的后起之秀費正清打破了；
他轉而大量利用中文的原始資料，官方檔案、筆記、文集等，這是一次相當于革命性的改變。中國明清社會史大家何炳棣教授充分利用地方志，寫了明清的社會流動和人口問題大著，就是這種方法應用的典范。

　　1960年代初我在讀臺灣大學的歷史研究所時曾經找了份兼職工作，同李敖、張俊宏、陸寶千等一道擔任陶希圣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的編輯，參加編輯《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的工作，在這長達三年多的時間里，我對清史檔案下了很深的功夫。費正清向我打開哈佛大學的窄門，恐怕同我這一段的檔案經歷有著密切關系吧。

　　關于史學研究的另一個基本工具，語文，除了上述西方文化沙文主義的優(yōu)越心態(tài)之外，歐美漢學日趨落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難以過語文關，學中文談何容易。所以在寄居西方的華裔文史學者，都成了美國權威中國學者如費正清、史華茲等隨時可以求教的活字典，如楊聯(lián)升、余英時等，何炳棣是個例外。所以，大部分所謂的美國中國通，根本沒有也不可能精通中文；
這樣又怎么能期望他們能夠理解中國歷史，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也即中國人的內在世界(mental world)。

　　針對這個問題，費正清特別開設清代文獻研討班（Q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Seminar）,研究生必修，其目的在訓練研究生也就是未來的學者能夠進入以深奧的古文撰寫的文獻，作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的基本資料來源。所以讓學生到臺港學習中文，叫做實地研習field study,以便讓美國學生能講能讀中文。如果不能讀懂檔案文獻，不能與一般中國人和學者溝通，要做到知己知彼，只能是流于空談的高調。

　　縱令如此，即使到現(xiàn)在為止，中文包括閱讀撰寫，仍然是美國的中國學者難以跨越的一道難以過硬的關卡。

　　關于跨學科或多學科，50年代后期，費正清將中國學的視野從外交的研究擴大至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領域，并調整研究取向，主張深入開展對人口、社會流動、知識分子傾向、文化史、經濟制度、稅制、考試制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等的探討研究。著名的華裔中國近現(xiàn)代學者徐中約（Immanuel C.Y. Hsu）認為，將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方法、手段融入中國學研究，從而大大開闊了研究者的視野，豐富了中國研究的內容，并使研究結果更為確切可靠。利用這種銳利的新方法建立了新漢學、中國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以前歐美傳教士主導的重視語言學、文化學的傳統(tǒng)史學，截然不同。

　　這樣，費正清從理論到方法，革新深化、擴大充實了新漢學、新中國學，將哈佛學派的中國學置于多檔案、多語種、多學科的穩(wěn)固基礎之上，奠定了他作為哈佛學派掌門人的地位和在國際上公認的中國學泰斗的崇高地位。

　　但是，哈佛學派既然為美國的世界戰(zhàn)略和美國的利益服務，當它所依附的國際大格局發(fā)生不利于美國霸權的重大變化和調整時，它內在的假定、理論和研究成果，不論多么嚴密精確，其根本的致命弱點也將隨之暴露無遺。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越戰(zhàn)時期，正是這樣的歷史時刻。

　　當時哈佛大學的左翼反戰(zhàn)研究生將越戰(zhàn)歸咎于費正清的哈佛學派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定之上，誤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以致使美國在越南的大泥沼中越陷越深。其中的一個領軍人物就是我的哈佛同學，社會學系的詹姆士·佩克James Peck。他敏銳地揭示哈佛學派的盲點和誤區(qū)：美國一向自認為她是亞洲國家獨立的保護人，總是善意地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幫助這些國家走向現(xiàn)代化。這些國家在獨立運動或現(xiàn)代化運動中碰到的障礙和挫折，決不是美國在該地區(qū)的政策或美國所支持的國際秩序造成的，而是它們本身的傳統(tǒng)社會和文化難以適應"建立在科學技術、現(xiàn)代組織手段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程序的理性標準之上的普世文化。" 但是，佩克針鋒相對地抨擊和雄辯地論證說，哈佛學派利用現(xiàn)代化理論，非常賣力地為美國政府戰(zhàn)后在亞洲進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不義的侵略政策和行為作辯護。（7）

　　換言之，現(xiàn)代化理論的要害在于它本身自以為是，假定美國天生就具有以非暴力方式，促進社會進步的能力，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所以佩克認為只有通過反躬自省，才可以準確地、公正地理解和同情中國的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解放運動。所以，他們當時深深地被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系所吸引。我就是在他們的感召影響下走上了同情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左翼的不歸路。

　　為了系統(tǒng)地闡述這個大膽的新思路，佩克邀約了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撰寫一本旨在系統(tǒng)批判哈佛學派的大書。我是唯一有幸地被邀參加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的中國學生，負責撰寫中國近現(xiàn)代自1840以來直到1969年歷次思想界的革命性巨變，強調中國歷史本身具有強力回應外來壓力的內在動力。費正清的另外一個學生柯保安Paul Cohen沿著同我一樣的思路，也寫了一本書，系統(tǒng)地批判了費正清的沖擊－回應的西方中心說的模式，代之以中國中心說。（8）佩克和柯保安這兩位費正清的高足對老師的嚴厲和深刻的批判，在當時的美國中國學界引起了強烈的震撼和反響，敲響了哈佛學派走向衰微沒落的警鐘。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成也美國霸權，敗也美國霸權」的原因。

　　費正清在學生的批判下卻展現(xiàn)了一代宗師的大家風范，作了認真的反思，修改了

　　他過去的沖擊－回應的模式，認為他過去過于強調外部因素，忽視內部因素，現(xiàn)在認為外因和內因是個交相作用的互動過程；
認為他過于自以為是，錯誤地過分美化民主理想和制度，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原來民主的美國，就像古代民主的希臘一樣，也會在印度支那和越南干下那樣的蠢事。他對學生的批判采取了一種謙遜包容的態(tài)度，他說：「我贊成學生們提出的不同意見，因為順從一種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學生們的公開指責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又說「我覺得現(xiàn)在是我們對美國人那種嚴重的自大狂好好進行反思的時候了�！�

　　也就是在他這種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時刻，他也寬恕了我這個同情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學生的反叛行為，讓我通過了論文，完成了我在哈佛的學業(yè)。佩克則選擇了放棄哈佛學位，到紐約著名的藍登出版社擔任編輯。

　　最後簡要地談一下費正清的歷史定位，也可以算是蓋棺論定吧。作為一個學者，不論用任何標準來衡量，費正清無疑都是位宗師級的學術巨人，他的巨人腳步橫跨中西文化、舊漢學與新中國學、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美國與東亞（中、日、韓、越）、中國與美國、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巨大鴻溝。

　　具體而言，費正清作為一個美國的中國學者，至少作出了三大貢獻和留下了豐富的學術和精神遺產：一是奠定開拓了新的中國學，使中國和東亞研究成為哈佛大學精神生活中的正統(tǒng)、受尊敬的顯學，結束了長期以來在哈佛學術殿堂中處于備受冷落的小媳婦地位；
二是利用哈佛這塊基地，培養(yǎng)成千上百的專家學者，然后輸送到美國的政、學、商貿、傳播媒體等部門，占據(jù)要津，并且弟子遍天下，通過師生關系網(wǎng)，構建了龐大的費正清王國；
三是他自始至終，將探索對中國的理解視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理想和事業(yè)，一項集體的事業(yè)和一項世界性的事業(yè)，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中國學的研究和提升，使中國的歷史文化不但為美國人所理解，還為世界各國所理解。（9）

　　最後并且為這個偉大的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雖然住院治療，但仍然不停地修改他的絕筆之作《中國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終于在與死神的競賽中，趕完了新史，把打印稿送到哈佛出版社。幾小時後心臟病再次發(fā)作，兩天後便與世長辭。他的死亡，就像一個老兵、戰(zhàn)士，倒在他奉獻一生的史學沙場之上。

　　美國中國學的一代宗師走了，斯人已逝，留下的是個支離破碎、過時的哈佛學派，以及那筆在他名下的珍貴而豐富的美國中國學遺產。

　　作為他的一個離經叛道的學生，作為一個熱愛祖國的華裔學者，我的寄語和期盼是：我們中國人再也不能允許國際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中心在外國安家落戶，費正清和哈佛學派是個特殊的歐風美雨時代下的異數(shù)，中國學最終必須回到它的故鄉(xiāng)，回到北京，回到北大歷史系！費正清是世界中國學里的一座高山，但卻是可以超越的，而且必須要超越！

　　這也就是拙文〈哈佛的激情歲月――奪回中國歷史的解釋權〉的主旨，也是我今天報告的精神和愿景！愿與同道和后進共勉！

　　那么，我們該怎么辦？

　　這個問題，還是讓在座的我們年輕的一代，在未來的歲月里，用你們的智慧和辛勤耕耘的汗水來回答吧！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

　　注釋（演講中的插曲和補充）

　�。�1）在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除了中醫(yī)之外，幾乎所有學問都要從外國引進來，竟然連研究中國自家歷史的學問也要到國外去取經，拜洋人為師，而國人也視為理所當然，絲毫不覺得有什么不妥之處，真是曠古所未有的怪現(xiàn)象。當我在1966年拿到哈佛獎學金時，我的大伯父問我為什么要到美國去學中國史，我無言以對，只好答以「跟風麼」聊以自解，甚至覺得他是孤陋寡聞，多此一問。

　�。�2）古代的希臘就曾經建立過民主帝國，雖然為時短暫。所以把二戰(zhàn)結束後的美國，稱之為民主帝國，實在是名副其實，甚至有的美國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

　　（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4）有人戲稱之為費正清帝國，費正清的名字中有個 king，就是王者，事實上也確有王者的膽識、胸襟、氣度、功業(yè)。

　�。�5）他甚至還寫了一篇歷史社會學的文章，可見他對將社會科學應用于歷史研究之重視。

　�。�6）他在重慶擔任美國駐重慶的美國新聞辦事處主任時，同周總理領導下的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團時有接觸，印象很好，特別是對龔澎的清新形象印象深刻。所以有一次在課堂上他開玩笑地問我同龔澎有沒有關系，我說五百年前是一家作為回答。史華茲也在他的晚清思想史的討論班上，也曾開玩笑地問我同清代中葉的思想家龔自珍有沒有關系時，我也作同樣的回答。于此可見，我可能享受到龔家的余蔭而不自知。

　�。�7）費正清答辯的要點如下：對國家的忠誠要求我們?yōu)橹畱?zhàn)斗時，我們不能拒絕；
帝國主義中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多于物質貪欲，戰(zhàn)略上的考慮壓倒經濟的利益；
當代物質的進步，伴隨著人口增長、城市建設、國家政權和軍事力量的發(fā)展，造成饑荒、環(huán)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問題，從而導致許多國家內部的革命和國際間的武裝沖突。

　　（8）柯保安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譯本，中華書局，1989年版）

　�。�9）費正清夫子自道說，他的成功，在于有世界上最偉大的中國革命，和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學哈佛大學，并且在晚年（1977年）退休接受哈佛榮譽博士學位時戲稱，他的哈佛榮譽博士學位應與中國的毛澤東主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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