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 月，一位朋友寄來了一本題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記實》的書，我一口氣讀完，讀得心驚肉跳，卻沒有勇氣再去翻讀，它就放在我的書桌上，如一座大山壓在心上。接著四川發(fā)生了大地震，又是一個大劫難，那些震垮了的大山，又壓在心上，弄得我寢食難安。四川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和我的生命竟有如此的關聯(lián)和糾纏，四川之痛，也是我心頭永遠的痛�。�

　　現(xiàn)在只說“五八劫”。

　　1958年1 月26日——2月16日，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與領導下，首先省城成都在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中開展了“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以后又推廣到全省各專州、各縣。據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批轉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關于中等學校繼續(xù)深入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運動主要采取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爭辯”的方式，“對于放出來的反動言論或反社會主義分子，要在學生中當作典型思想認真地加以批判，并列為操行評語內容，作為這個學生升學、就業(yè)審查的內容”。[1]運動的結果，劃為四類（“立場反動，有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三類（“立場動搖，認識模糊”[2]）的中學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為由，嚴禁錄取高校。四類則定為“反對社會主義分子及壞分子”（又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明確為“敵我矛盾”，[3]“根據中央關于高等學校右派分子處理的指示精神”進行處理，[4]有的遣返農村，勞動教養(yǎng)，有的則和三類學生及所謂“家庭與社會關系復雜”的學生一起分到基層生產單位“鍛煉改造”，“不給予干部和工人稱號，一律叫試用人員”，并明確“限制使用”：“絕對不能分作黨團、人事、保衛(wèi)、計劃、財務和重要業(yè)務工作”，“不能提拔選送入學，個別培養(yǎng)”，“政治上應時時對他們提高警惕”[5]。這樣的“限制使用”的“變相勞改”的高中畢業(yè)生有3200人，[6]而當年四川全省高中畢業(yè)生不到一萬人。也就是說，1958屆四川高中畢業(yè)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因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被誘發(fā)出的言論，不但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而且成為“政治賤民”，受到了“準專政”。而一些縣市還將運動擴大到初中，被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3歲。[7]

　　如黃一龍先生在《跋〈五八劫〉》里所說：“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二十年寶貴的生命，其性質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因此，黃一龍先生將五十年前發(fā)生在四川的這一歷史悲劇，稱為“搖籃慘案”：“處心積慮，撒餌下套，一個政府對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們扼殺在搖籃里”。

　　悲劇更在于，“沒有抵抗，沒有哭泣，整個社會默默地看著自己的兒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搖籃里謀殺”�！斑@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可悲最可恥的一次投降”，“此情此境，只有千百個赤裸的母親懷抱自己的嬰兒默默走進納粹的毒氣室，可與相比”。

　　我們再不能沉默，我們必須和這些受難者一起，來“追問‘搖籃慘案’”[8]，追問：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這一切，意味著什么？

　　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社會主義分子”

　　從表面上看，這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非“反右運動”。在正式文件里，也明確規(guī)定：“不搞反右斗爭”，[9]所以運動中被劃成四類的中學生也不叫“右派”，而稱“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反動學生”。

　　但仔細考察，卻并不這么簡單。

　　首先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是毛澤東。他在1957年7月反右運動剛開始時，就發(fā)布指示：“民主黨派，教育界，新聞界，科技界，文藝界，衛(wèi)生界，工商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手工業(yè)工人和其他城鄉(xiāng)勞動者，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他特別強調：“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fā)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其中的主要鋒芒是向著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斗爭”。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特意指出：“農村中也要先讓農民‘鳴放’，即提意見，發(fā)議論。然后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則批判之”。[10]

　　毛澤東提出要在農民以及工人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是建立在他的下述分析和判斷基礎上的：“現(xiàn)在，全國究竟有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和許多地方同志摸了一個底。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的。這里包括地主階級，富農，一部分富裕中農，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的工人，貧下中農。六億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這個數(shù)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他又強調：“在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里邊，最頑固的分子，包括極右派，反革命，還有不搞破壞但很頑固的，可能要帶著頑固頭腦到棺材里去的，這樣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國人口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萬。一千二百萬人，如果集合起來，手里有了槍，那是個很大的軍隊。但是，為什么天下又不會大亂呢？因為他們是分散在這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
這個農村，那個農村；
這個

　　工廠，那個工廠；
這個學校，那個學校；
這個共產黨支部，那個共產黨支部；
這個共青團支部，那個共青團支部；
是分散在各處，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會大亂”。毛澤東最后仍不忘強調：“堅持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當然，要注意，剛才鄧小平同志講了，它還是一個很大的力量”。[11]

　　毛澤東這一段話，對我們理解1957年毛澤東的部署，關系重大。它內含了三層意思。一是毛澤東心中始終不忘兩個數(shù)字：“不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的”六千萬人與“頑固反社會主義”的一千二百萬人，“不贊成社會主義”的，是他要爭取的，而“反社會主義”的，則是他要打擊、鎮(zhèn)壓的，底數(shù)是“一千二百萬”。其二，這樣的“不贊成”或“反對”者不僅上層有，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有，而且底層社會，工人、農民中也有。其三，在毛澤東看來，同時存在于上層和底層的“不贊成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力量，都是巨大的隱患，必須在它們尚處于“分散”狀態(tài)時，就地（工廠，農村，學校）解決。這就是他所說的，“現(xiàn)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12]

　　這就是說，1957年下半年，毛澤東當決心來解決他所說的“中國發(fā)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險性”時，是有兩個部署的，一是發(fā)動“反右運動”，主要解決上層社會（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的問題，一是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解決基層社會（工人，手工業(yè)者，農民，城鄉(xiāng)勞動者）的問題，爭取其中的大多數(shù)“不贊成社會主義”者，打擊其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13]——盡管由于在具體執(zhí)行中發(fā)生了混亂，又規(guī)定不在工人、農民中“戴‘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4]但指導思想未變，這樣的限制規(guī)定實際上未得到認真執(zhí)行。鄧小平1957年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里，就明確提出：要“把斗爭方向引導到------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15]這里所說的，正是上層與社會基層的不同打擊對象，更準確地說，是不同的命名。

　　我們從這樣的大背景來看四川在高中畢業(yè)生中發(fā)動的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盡管自有其我們在下文會詳加討論的“創(chuàng)造性”，但總體是符合毛澤東的上述意圖和部署的。不僅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就發(fā)出過在普通中學和師范學校中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指示，多少有些依據；
而且當時的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就是將高中畢業(yè)生的“社教”與在此之前已經在工人、農民中開展的“社教”同視為“三方面的社教”。據具體主持這次高中畢業(yè)生的社教運動的，時為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菊人回憶，當時的成都市委書記廖井丹就明確指示：“在知識分子中是搞反右派，工人、農民和高中畢業(yè)生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通過社會主義教育來搞”。[16]

　　在1957——1958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許多工人、農民、中學生等基層人員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這一事實，是可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為證的——

　　“反右派斗爭時，在勞動群眾中，有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被戴上了‘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有關單位應宣布取消，并且認真進行團結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文件，中發(fā)（61）690號，1961年10月28日）。[17]

　　“全省在1 957、1958年農村、城鎮(zhèn)街道和其他基層單位的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經過群眾批判斗爭，戴了反社會主義帽子的約有XX萬人左右。-------對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城市貧民、小商販、鄉(xiāng)以下基層干部、武裝民警、學生和國營企業(yè)單位營業(yè)員、售票員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當參照中央1962年‘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通知’的精神，由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召開會議宣布取消，并認真作好團結教育工作------對國家供給的區(qū)以上機關干部、小學教師、醫(yī)生和企業(yè)單位職工中本人成分資產階級分子或其他剝削階級分子的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勞動教養(yǎng)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均應參考摘右派分子的‘三個條件’按摘帽處理”（中共四川省委文件總字（62）183號：《關于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的請示報告》）。[18]

　　“58年以來個別地區(qū)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給少數(shù)職工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如反社會主義分子，同四類分子一起集訓——”（中共四川省委文件：川發(fā)（65）224號，1965年10月21日）。[19]

　　這里，最引人注目之處，是1958年在基層劃“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范圍，竟是如此的寬，遭遇“五八劫”者，豈只是我們這里討論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而更讓今人吃驚的，是所透露出的數(shù)字：單是四川一省，“反社會主義分子”就達“XX萬人”，即使按低線算，也應是二十萬人左右，那么，全國最少也在二百萬。這些年大家一直在討論，1957年罹難者究竟有多少。有學者認為，1957——1958年間，大約劃了“一百一十萬各類右派，六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十萬‘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計“一百八十萬”。[20]根據《五八劫》提供的新材料，“反社會主義分子”當不只六十萬，總數(shù)大概還要增加。但也沒有達到毛澤東宣布的“一千二百萬”的底線。

　　為什么向“高中畢業(yè)生”開刀？

　　在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中大抓“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應該算是以李井泉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個“創(chuàng)造”。——其實也不盡然，如果放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背景下看，也是事出有因的。

　　黃一龍先生的分析，一語道破“天機”：“事情的詭譎之處，還在這個（搖籃）慘案的主動一方，其作案的動機依然是恐懼：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長大，害怕自己的‘專政’經不住長大了的孩子搖晃”。結論是：“原來在專制體制下，連專制者自己也沒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盵21]

　　這里只想作一點申說與發(fā)揮。

　　人們都注意到，在1957年9——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總結反右派運動的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對黨的八大關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斷，作出了根本修正，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此開始了一個“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時代。這構成了我們在這里討論的“五八劫”，以及此后一系列劫難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背景。對這一轉變的原因，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薄一波有一個解釋：這是因為“毛主席和我們黨”感到中國也存在發(fā)生匈牙利事件的“現(xiàn)實的危險”，有一種“危機感”。[22] 這是抓住了要害的。這統(tǒng)治的危機感，其實也就是黃一龍先生所說的恐懼感。就我們所討論的范圍而言，在1957年，毛澤東的危機感（恐懼感）主要有二。

　　一是領導權的危機。這是毛澤東所明言的：“共產黨——在多數(shù)人（中間派）中的領導權不鞏固；
有些文教單位還根本沒有建立黨的領導”。[23]所謂“右派言論”中，最讓毛澤東感到刺激的，大概就是羅隆基所說的“現(xiàn)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外行領導內行”這句話，[24]它提醒毛澤東，共產黨在文化知識上并不占有優(yōu)勢，因而在文化教育界的領導權并不鞏固。[25]這正是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后所要著力解決的。作為應急措施，就是“從機關中抽調一批可任中學教師的優(yōu)秀黨員到學校任教，以便使這個陣地很快地得到加強”；
[26] 《五八劫》一書一再提到的那位從市商業(yè)局機關調來擔任政治教研組組長和班主任的黨員副科長，四處揚言：“是共產黨派我來的，反對我就是反對黨”，[27]他倒是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從長遠來看，就是要培養(yǎng)一批“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也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里所反復強調的：“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yè)是不會充分鞏固的”。[28]耐人尋味的是，盡管采取了這樣一些應急與長遠的措施，毛澤東仍然擺脫不了喪失領導權的危機感，以至到了1964年，竟然作出了“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里”的嚴重判斷，[29]這就已經不限于“某些文教單位”，而是全國范圍的領導權危機了。因此，也就不是反右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能解決，只能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面奪權”和“全面專政”的極端手段了�！�—自然，這都是后話。但其內在的領導權危機感或恐懼感卻是從1957——1958年一路發(fā)展過來的。

　　其二是“接班人”危機。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在《關于寒假期間集中高中畢業(yè)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里，一開始就明確規(guī)定，“專題鳴放和辯論的中心問題是：應把自己培養(yǎng)成什么樣的接班人？”[30]如此強調“接班人”問題，是反映了由所謂“右派進攻”所引發(fā)的隱憂的。黃一龍先生對此有一個精到的分析：“原來當年引誘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上鉤入甕的‘反右派運動’，中間出現(xiàn)過一段曲折，不在導演腳本之內。那就是一些大學生忽然從半路殺出來，也要‘幫助黨整風’。他們以偉大的‘五四’兒女自命，堅決捍衛(wèi)公民的憲法權利，堅決‘向一切法西斯蒂開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這是執(zhí)政黨在全國執(zhí)政以前教給青年傳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差一點打亂了領袖的戰(zhàn)略部署，拆穿了領袖收拾預定敵人的‘陽謀’。于是反右立即‘擴大’，橫掃全國大專學校的優(yōu)秀學生。橫掃之后總結教訓，知道有獨立思想的大學生對于專政十分可怕”。[31]用當時一篇批判文章的話來說，就是年輕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輩的接班人”，還是“替資產階級殉葬的金童玉女”？[32]其實是更擔心成為“掘墓人”，這是執(zhí)政者的一個心頭大患。

　　毛澤東1957年1 月《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里，談到石家莊一所學校因就業(yè)問題鬧事時，就特意指出：“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shù)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xiàn)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么‘要殺幾千幾萬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優(yōu)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33]——這里，毛澤東突出了家庭出身問題，而且認定地主、富農、中產階級是他們子弟的后臺，這就開啟了下文我們將要討論的以家庭出身為依據的“階級分析”，以及動輒追查“學生娃娃”背后的“有胡子的人”的傳統(tǒng)。

　　毛澤東這一時期還特別注意到中學生的動向。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講話里，就有這樣的一段話：“去年-----有十七個學校七千人罷課。全國有五百萬中學生，中學校長與黨委書記要好好研究如何辦好學校，五百萬個學生鬧起事來，也不好辦啊�！盵34]

　　就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后，發(fā)生了兩件中學生、中專生“鬧事”，而且直接影響到我們這里討論的高中畢業(yè)生的社教運動。這就是1957年3月的成都第二師范學潮和6 月12日的湖北漢陽一中事件。這兩個事件當時都被稱為“小匈牙利事件”，并且上了報，震動了高層和社會。最后都出動了軍警，進行了殘酷鎮(zhèn)壓。八十年代都進行了平反，證明前者是官方有意識組織各單位的“左派”，“自稱代表工人、農民、市民與學生辯論”而引發(fā)，后者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冤案，是按照反右斗爭的邏輯，想象、制造出來的：本來是“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而自發(fā)地罷課鬧事”，卻先驗地認定是“敵我矛盾性質”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再去尋找“證據”：先依照“以出身決定立場”的“階級分析”法，認定富農出身的副校長為學生后臺，并由此而炮制一個以其為首的“長胡子”的成年人組成的所謂“幕后操縱學生”的“反革命集團”；
再千方百計地追查上層右派的“總后臺”，最后生拉硬扯，弄成了一個由湖北民盟主任委員馬哲民“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35]——這可以說是1957年以后當局處理學生以及社會鬧事事件的一個“范例”，其邏輯、想象與手法都一再重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四川，成都二師事件就成為當局發(fā)動社教運動，向中學生開刀的一個“理由”。省委宣傳部長杜心源在其報告中就直截了當?shù)卣f：“少數(shù)（中）學生也可能成為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工具，成都二師鬧事就是右派骨干分子彭霖榮煽動的”，[36]有人認為，成都二師事件是“1958年中學生社教運動的彩排，也是執(zhí)政當局迫害未成年人的試刀”[37]，這是有道理的。

　　事實正是這樣，深懷領導權、接班人危機感的執(zhí)政者，實際上對中學生是不放心的。杜心源部長在他的報告里，就有過這樣的分析和估計：“中學生中，有殺親之仇和直系親屬被關、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學校曾不斷發(fā)現(xiàn)極端反動的學生，他們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散布反動言論，張貼反動標語，組織反動集團，煽動學生鬧事；
有的心懷刻骨仇恨，表面勤學苦練，蓄意報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師卻認為‘青年單純’、‘子女無罪’，對他們姑息，甚至將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學生’、‘優(yōu)等生’”�！�—這幾乎是一個“敵情分析”：先從家庭出身上，認定“被關、管、斗”分子的子女、親屬和父母同罪；
然后斷定中學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動言論”（其實不過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的“反動學生”；
又將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學苦練”的學生，判斷為“心懷不滿”，“蓄意報仇”，當然是潛伏的，也是更危險的“反動學生”；
最后將學校干部和老師公認的“好學生”、“優(yōu)等生”，也視為可疑分子，甚至越“優(yōu)秀”越可疑。這樣，就已經把執(zhí)政者心目中的“不可靠”的中學生，視為“假想敵”了。其邏輯結論，必然如杜心源部長所說，“對于這些人，是首先在勞動中去改造呢，還是用文化武裝了他們回轉過來反對我們呢？”據說這正是從反右運動中“應該記取的教訓”：“大學生的許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學審查不嚴混進的”。[38]

　　這就是黃一龍先生所說：“橫掃之后，總結教訓，知道有獨立思想的大學生對于專政十分可怕。而不準可能思想獨立的少年進入大學，就邏輯地成為當局的一大要務”。[39]借用一句戰(zhàn)爭俗語（當局也確實是當作一場戰(zhàn)爭來部署、對待的），這叫“戰(zhàn)線前移”，把反右斗爭

　　提前到中學，用運動的發(fā)動者李井泉的話來說，就是“中學就把它卡住了”，[40]將“危險”、“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不惜將治下無辜的孩子視為“敵人”而扼殺于“搖籃”之中。這就是向高中畢業(yè)生開刀的原由所在。

　　要建立什么樣的“五七”新體制，新秩序？

　　但也不能將1958年四川中學畢業(yè)生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單地看作是“反右運動”在中學的延續(xù)和擴大，它畢竟發(fā)生在反右運動以后，是總結、運用、發(fā)展了反右運動的經驗，從而建立了一種新體制，新秩序，我們把它叫作“五七”新體制，新秩序。其要點，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新排隊，重組階級隊伍。

　　毛澤東在反右一開始，就發(fā)布指示：“請你們注意將自己單位的人數(shù)，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shù)”。[41]在此前后，他都一再強調：“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會是這樣”，[42]“社會上總有左中右”[43]。這次1958年的四川中學畢業(yè)生的社教運動，在一開始就在《意見書》里明確提出：要根據學生的“一貫表現(xiàn)，按進步、中間、落后、反動四類進行政治排隊，排隊的標準是：堅持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能分清大是大非，并積極與反黨言行作斗爭的劃為進步分子；
基本上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但對于大是大非缺乏辨別能力，在個別問題上主要是與個人利益相聯(lián)系的問題上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論者劃為中間分子；
對黨不滿，對社會主義懷疑，在重大政策問題上持有相反觀點和立場者劃為落后分子；
堅決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劃為反動分子。政治排隊應在鳴放過程中不斷進行審查訂正，排隊名單應由各校黨支部審查”。[44]以后又將“進步，中間，落后與反動”，簡稱為“一、二、三、四類”，一類即“左派”，二類為“中派”，三、四類為“右派”，三類相當于反右運動中的“中右”，屬“內部控制”，四類則明確宣布為“敵我矛盾”。[45]

　　應該說，所謂“政治排隊”，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次重新劃分敵我，重新劃分階級。毛澤東早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里，就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46]三十年后，他在1957年又再次提出區(qū)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以此作為發(fā)動反右運動，以及以后一系列的階級斗爭的理論依據。[47]其要害正是在國家進入“非革命時期”以后，依然要在公民中劃分敵、我、友，劃分階級。而劃分的標準，既非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地位，更不以憲法為依據，首先是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態(tài)度，其次是家庭出身——在《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二》里，就特意點明：“這次運動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四類92人，其中出身剝削階級的62人，占67。4%；
直系親屬殺關管斗的55人，占60%，鳴放中大部分嚴重錯誤和極端反動的言論，大都出自這類學生的口中，無疑這是階級本能的反映”，[48]其依據就是前文所說的毛澤東所倡導的“階級分析法”。

　　再進一步考察，就可以發(fā)現(xiàn)，所謂“思想觀點，政治立場、態(tài)度”，其核心是是否擁護黨，也即是否聽黨的話；
而在反右運動以后又確立了這樣的新思維：“所謂黨的領導，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
承認黨的領導，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必須落實為“以具體的黨組織作為核心”，[49]因此，“反對黨的組織的負責人，也就是反對黨組織；
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人民”。[50]這次中學生社教運動辯論的中心題目之一也是“不服從基層黨的領導，能不能叫服從黨的領導？”[51]這樣，所謂“思想觀點，政治立場與態(tài)度”，最后就落實為是否聽從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的話，聽話就是“左派”，不聽話就是“右派”，也即按對黨支部、支部書記的忠誠程度，來劃分“左中右”（也即我、友、敵）。政治排隊的審查權本來也在黨支部手里。僅僅是口頭忠誠也不行，還要有行動，這就是前述《意見書》里所說的，要能“積極與反黨言行做斗爭”才能劃為“左派”。也就是鼓勵“左派”充當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所說的“用繩子捆綁了劣紳（按：即今天的“右派”），給他們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xiāng)”，“發(fā)號施令，指揮一切”的“痞子”，也即“革命先鋒”。[52]

　　對所謂“家庭出身”，如果作深入考察，也可以發(fā)現(xiàn)，它是服從于“政治立場與態(tài)度”的，即使出身于工農，如果不聽黨的話，特別是基層黨組織的話，照樣被劃為四類。運動《總結報告》中，還特意談到了出身工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四類學生”，說他們是“由于個人主義嚴重發(fā)展而走上反動道路”的，舉出的一個典型是貧農出身的吳某，他的主要罪狀，就是與團組織、學�！皩αⅰ�，“私自組織壁報《奔放》，攻擊學校行政負責同志，而且屢教不改”。[53]四川省成都一中的一位參與運動排隊的老師回憶說，班上的高干子女全劃為一類。[54]這是一個重要信息：講家庭出身，真正受到信任與重用的還是革命干部子女，特別是其中的高級干部子女，這是執(zhí)政者眼里真正可靠的接班人，以至后來有“自己的子女接班，至少不會挖我們的祖墳”的說法。盡管這是后話，但1957年確實是一個開端。

　　在劃分左、中、右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要采取“團結左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爭取中間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55]在某種程度上，1958年四川中學畢業(yè)生的社教運動，就是“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嘗試�！哆\動總結報告》就把基本經驗歸結為貫徹了“依靠進步（一類），團結中間（二類），爭取落后（三類），孤立批判反動（四類）”的階級路線；
談到運動的最大收獲，就是“四類分子的面目徹底暴露，學生的陣營就分明了”，左派得到了鍛煉，中間派開始“懂得了階級立場的重要”，各類學生都“更加信任黨，熱愛黨，深深感到黨的英明、偉大”，最后歸結為絕對服從黨的絕對領導：這大概也是運動發(fā)動者的用意所在吧。[56]

　　二，建立“大權獨攬”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

　　如前所說，毛澤東發(fā)動反右運動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有些文教單位還沒有建立黨的領導”；
因此，建立黨的絕對領導權，就成為在反右運動以后最迫切的任務。據杜心源部長在四川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透露，在反右運動中，中共中央曾發(fā)布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地委、縣委和城市區(qū)委書記都要親自研究一個中等學校和一兩所重點小學，農村區(qū)委書記要親自研究一個小學，取得經驗，以利于值得全盤工作”。應該說，1958年的中學畢業(yè)生社教運動就是以李井泉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次試點，加強黨對中學教育的領導的一個舉措。如杜心源所強調：“黨委不管學校，就等于把學校交給資產階級去領導”。[57]

　　問題是，要建立怎樣的黨的領導？毛澤東于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總結了反右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
辦也有決，不離原則；
工作檢查，黨委有責”的黨的領導的原則，并且解釋說：“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58]這里說的“大權獨攬”，有兩個含義，一是黨對國家事務、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領域的無所不至的絕對領導與控制，二是各級黨委，特別是第一書記對黨內外事務的絕對領導與控制。而所謂“絕對領導”，就是不受任何限制與制約的權力的高度集中，即所謂“只能有一個核心”：全國，以黨為核心；
具體體現(xiàn)為以各級、各部門黨委第一書記為核心；
最后集中到以黨中央主席即毛澤東個人為核心。這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后確立與完善的“大權獨攬”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

　　進一步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的集權體制，是落實到社會最基層的，每一個人都被組織在一個固定的單位里（連農民也被納入生產隊），除了黨的調動，是不能自由流動的，形成了所謂“單位體制”，由單位組織代表黨和國家對其成員實現(xiàn)從生活，到思想、行動的全面控制。在單位內部，又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級結構，處在最高等級的是黨支部書記，如前文所說，他享有不受限制和制約的，可以任意決定本單位所有的人的命運的絕對權力；
在書記之下，有支部委員和黨員，非黨員群眾則又有“左”、“中”、“右”之分，處在每一個等級上的人，對上必須絕對服從，而對下一等級則有在支部指揮下進行迫害的權力。由于“左、中右”的劃分是由黨支部，特別是支部書記決定的，而且根據毛澤東的兩類矛盾理論，“人民”可以隨時“變?yōu)閿橙恕�，[59]“左派”、“中間派”都隨時可以轉化為“右派”，完全取決于書記的意志，因此，左派（以及某種程度上的中間派，以至右派）都會和支部書記之間形成某種人身依附關系。另一方面，這樣的集權體制又實行等級授權制，支部書記的權力是上級黨組織授予的，因此，每一級的黨組織和書記對上級黨組織與領導人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依附關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逐層控制，對上服從對下施暴的等級社會結構。正是在這樣的等級社會結構里，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他們的眼里，“大權獨攬”，一切服從的體制自然是十分美好的，許多人至今也還神往于那個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人們在回憶四川省委組織的1958年中學生社教運動時，都要談到時為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個人的決定性作用，稱當時的四川是“李氏獨立王國”，正是這樣的體制的產物和突出表現(xiàn)。一位參與直接迫害中學生的領導干部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說到自己當時“只有對‘上級負責’的觀念”，“（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一聲令下，（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某某指揮棒一轉”，自己根本不考慮“這樣搞會給青年同學帶來什么嚴重后果”，就忠實執(zhí)行了，“盲目地追隨頂頭上司，按頂頭上司擬定的框框來判斷是非，按頂頭上司定下的調子來決定敵我”。[60]這都是體制使然，教訓是深刻的。

　　三，建立以“興無滅資”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tài)。

　　1958年3 月，毛澤東有一個重要批示：“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
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一個滅掉另一個，只能如此，不能妥協(xié)”，因此要“興無滅資，無產階級的自由興起來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被滅掉了”。[61]應該說，“興無滅資”正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后，最為流行的口號。杜心源在他的報告里，就明確指出：“加強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學校改革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是‘興無滅資’，滅資產階級思想，興無產階級思想”。[62]應該說，1958年的中學生社教運動，自始至終都貫穿了這樣的“興無滅資”的精神。

　　問題是，要“滅”的是什么樣的“資產階級思想”，要“興”的是怎樣的“無產階級思想”？

　　在1958年的中學生社教運動中，有一份內部材料：《省成四中58級學生在雙反運動中暴露個人主義思想的典型材料匯集》。所謂“雙反”就是在“反浪費，反保守”的口號下，號召年青學生“向黨交心”，實際就是交代自己不符合黨的“無產階級思想”要求的“資產階級思想”。那么，交代出來并因此受到批判的，又是些什么思想呢？不妨列舉幾條：1，“把精神寄托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法國和俄國的反映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小說上。我愛讀法國作家雨果，巴爾扎克，左拉，莫泊桑，俄國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以及中國作家聞一多、郁達夫的作品”；
2，“我醉心于考大學，熱中于解難題”，“我出身貧農，是個遺腹子，我母親一手撐持兩畝薄田，每日兩頓攙雜糧的飯。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身上，常說‘你將來要找錢呵！’常叫我們?yōu)樗�‘爭氣’”�?br>3，“必須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yè)，才不枉做人一場。我想成名，對科學有強烈的愛好，從小立下宏大志愿，終身職業(yè)就是研究理論物理”；
4，“我要用超乎一切尋常人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發(fā)表許多新奇的見解”，“我向往著童話的境界”，“我還要掌握宇宙，把宇宙看過究竟，滿足個人的求知欲”；
5，“我生活的目的是為了作家的地位，巨額的稿費和版稅，漂亮的小洋房和小汽車，漂亮的理想的愛人”，“我最愛唱的歌是‘五月的風’、‘送君’、‘初戀’、‘望穿秋水’、‘花好月圓’、‘地上人間’-----”；
6，“我背著組織和女同學戀愛”，“只要有女同學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和說不出的愉快”；
7，我“追求自由”，“我如學文，一定學魯迅，正視這慘淡的人生，淋漓的鮮血”，我要“寫出社會的不公平”，“攻這些只會背政治條文，帶著階級偏見的有色眼鏡來衡量別人的文人，打那些被愚弄得昏頭昏腦的讀者，使他們清醒過來”；
8，“我開始對黨不滿，尤其對一些與我個人相關的政策，如選派留學生，投考高等學校要考察政治條件的問題，以及新教育方針抵觸不滿”，“黨提出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時，我的不滿加深了-----知識分子就是如此，還要什么改造”。材料的整理者將以上思想概括為“個人主義的學習目的”、“消極、頹廢的人生觀”、“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與“政治思想反動”四類，并且還作了這樣的統(tǒng)計，據說有以上四類“資產階級思想”的學生分別占學生總數(shù)的64.2%，9.5%，5.3%和6.2%。[63]

　　今天來看，這樣的材料彌足珍貴，因為它留下了歷史的真實記錄：在反右運動以后的中國那樣一個歷史時代，在主流觀念中，認為應該批判、拋棄，以至消滅的“資產階級思想”，竟然包含了如此廣泛的范圍：不僅有西方和俄國的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文學名著，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觀念，而且也包括了年輕人所特有的個人理想，探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對物質的欲望，青春期對男女之情的朦朧向往，甚至還包括了農民的后代希望通過讀書改變家庭命運的愿望，而那些獨立思考，對社會有批判意識，對現(xiàn)行黨的政策持不同意見，對現(xiàn)實存有不滿的少年，就更視為心腹之患，必滅之而后快了。

　　于是我們也就明白，在“滅”了這些“思想”以后，所要“興”的“無產階級思想”，就必然是排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謂“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念，排除了一切個人欲望、利益、權利，絕對服從，無條件犧牲個人的所謂“集體主義”的觀念，放棄了一切好奇心，懷疑精神和創(chuàng)造力的高度統(tǒng)一與僵化的思維，放棄一切獨立思考，批判意識，不同意見，自覺充當“馴服工具”的所謂“黨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識�！�—“一切服從于黨”，這正是與前述“大權獨攬”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相適應的新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冻啥际懈咧挟厴I(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一》特地引述了兩個學生的反應：一位三類學生說：“我才真正體會到‘離開黨一步，就是靠近右派一步’這句話的意思。今后要永遠堅信黨，聽黨的話”。另一位四類學生經過批判以后，則寫信給同學說：“請從我身上吸取教訓吧！生活里，黨是我們的靈魂，離開了她，我們將變成一具活尸！”[64]用這樣的反應來總結運動的成效，大概是再合適不過的。所謂“興無滅資”，目的即在于此。

　　四，建立新斗爭策略：“設置對立面”，制造階級斗爭。

　　但毛澤東并不滿足于這樣的勝利。他更有深謀遠慮。就在反右、整風運動取得基本勝利的1957年10月，他就提出，以后還要不斷搞這樣的運動：“假使我們后年也不搞，幾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現(xiàn)在出來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動；
還有些中右分子，中間派，甚至有些左派會要變。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勁，松那么相當?shù)臅r間，右傾情緒就要起來，不好的議論，右派言論都要來的”。[65]問題是如何始終繃緊這根階級斗爭的弦？毛澤東將其在反右運動中已經運用到嫻熟地步的“陽謀”經驗，再作發(fā)展，提出了一個“設置對立面”的策略，[66]即是說，沒有對立面，可以設置，矛盾不尖銳，可以激化，潛伏的矛盾也可以誘發(fā)出來，用一切手段制造階級斗爭，既可以將不安全因素消滅于萌芽中，又可以保持社會的緊張氣氛，逼使全黨全民始終處于“革命狀態(tài)”。

　　應該說，李井泉對毛澤東的意圖，是心領神會的。他后來和上海的柯慶施等一起得到毛澤東的高度信任與重用并非偶然。毛澤東說過“要定期放火”，并且問：“以后怎么搞呀？”[67]李井泉于1958年發(fā)動中學生社教運動，就是放了一把火，可以說是他對毛澤東策略的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問題是居然對未成年人設置陷阱，就特別令人發(fā)指。但對毛澤東、李井泉這樣的政治策略家來說，只要“政治正確”，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
而且他們既已經認定這些十七、八歲的娃娃是最危險的“敵人”，就更加不擇手段了。

　　五，建立新的制度：政審、檔案等。

　　最后，我們還要提及已經一再引用的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杜心源的那個著名報告。正是在這個報告中，提出了“對學生的政治審查，應定為制度”，“初中以上學生應建立檔案制度”。[68]

　　四川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的指示和《教育廳、民政廳、公安廳、高教局、人事局關于對報考高等學�？忌�進行政治審查工作的聯(lián)合通知》，有三點頗值得注意。其一，所謂政審，目的是“為了保證（高等學校）新生的政治質量，預防地、富、反、壞、右等分子、混入高等學�！�。這里所說的“等分子”，就包括了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復雜的中學生。這顯然是一種政治歧視，以家庭出身、思想觀念與政治的原因而剝奪了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1957年高教部《關于高考學生政審要求的一些具體意見》甚至規(guī)定：“對于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考生要注意從嚴掌握，政治和現(xiàn)實表現(xiàn)一般的可以不予錄取”。[69]其二，在中學生中劃分右派與壞分子，并且由公安部門直接介入高校招生，掌握主導權，如本書編者所說，“大概算作我國在世界上的又一創(chuàng)舉”，[70]更是表現(xiàn)了當局的“專政”思維：不僅把一部分中學生視為專政對象，而且在他們看來，教育也是實行專政，專政部門的介入就是必然。其三，政審的內容，包括了“本人成分、出身、經歷，主要社會關系及其親屬的政治面貌和他們在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中的情況。是否有臺、港、澳關系”，這是典型的唯成分論和株連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還包括“本人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對鳴放辯論時的政治態(tài)度和在城鄉(xiāng)大辯論中的表現(xiàn)，學校政治排隊情況”，以及“本人操行評分及對待體力勞動的態(tài)度”。[71]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這里可謂“圖窮匕首見”：運動不過是對無知純真的中學生設下的政治陷阱。這樣的“政治審查”一旦成為制度，就成了對青年學生進行政治控制與迫害的“殺手锏”，扼殺了多少年輕有為的青年！

　　而且這樣的政治審查材料還要進入個人擋案。這就將政治控制與迫害延伸到受害者的一生，許多人就因為擋案里有“政治不良”記錄而被“控制使用”，成了終身“政治賤民”。本書中許多有關回憶，實在慘不忍睹。這都是血寫的歷史，是必須正視的。

　　“五八年的高中生”

　　但一切體制都是有效也有限的。因為人的精神是壓不服，摧不垮的。

　　于是有了“五八年的高中生”這樣的“名片”和共同命名。如其中一位成員所說，多年來，他們“相知于心，始終都在相互尋覓”。現(xiàn)在，他們以這本《五八劫》顯示自己抹殺不了的存在。

　　他們當年受難，是因為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以后也從來沒有屈服過。

　　1962年，他們給周總理寫信，卻被作為反革命事件追查，有的被提審五、六次之多，有的因此而入獄。[72]

　　1967年至1968年，他們成立“五八高三造反聯(lián)絡站”，查閱并復制了大量有關五八社教的文件和當事人寫的證言。在以后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又遭到殘酷迫害。但他們仍冒著極大的風險，將這些材料保存下來，留下了歷史的鐵證。[73]

　　從2005年開始，經過三年的努力，他們又編輯、自行出版了《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記實》一書：“用五十年的血和淚，記下這行將被遺忘的歷史”。

　　他們有理由這樣無愧地回顧自己的一生——

　　“有一句話，我必須講出來，就是四十八年來，我從來就沒有向他們認過一次錯，也沒有向他們寫過一份檢查。我始終認為我是受害者，我對得起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起碼良心”。[74]

　　“回顧幾十年風風雨雨，我深切地感到我們這些入另冊的同學，雖然未成年就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都能堅忍不拔地直面人生。他們在困難面前毫不退縮，挺著腰桿做人；
在名利面前，淡泊人生，潔身自愛；
在工作面前，兢兢業(yè)業(yè)，能挑重擔，揮灑自如。雖然沒有豐功偉績，卻為社會默默地奉獻了一生”。[75]

　　歷史將記著這一切。

　　2008年6月21日——28日陸續(xù)寫成

　　[1] 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批轉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關于中等學校繼續(xù)深入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1957年11月27日），《五八劫》，267頁。

　　[2] 《中國共產黨重慶市普通中學委員會關于對高、初中畢業(yè)生進行排隊的通知》（1958年6 月13日），《五八劫》，374頁。

　　[3] 《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二》（初稿，時間不詳），《五八劫》，345頁。

　　[4] 《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一》（1958年3 月1 日），《五八劫》，338頁。

　　[5] 《四川省林業(yè)廳關于1958年未被高等學校錄取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125人工作分配通知》（1958年9 月17日），《五八劫》，378頁。

　　[6] 《省委組織部召開的研究58高中畢業(yè)生分配問題的一次會議記錄》（1958年9 月5 日），《五八劫》，376頁。

　　[7] 《編者按》，《五八劫》，381頁。

　　[8] 黃一龍：《追問“搖籃慘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0——241頁。

　　[9] 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關于寒假期間集中高中畢業(yè)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1958年1 月28日），《五八劫》，265頁。

　　[10]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1957年7月），《毛澤東選集》5 卷，457頁，45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1] 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大多數(shù)》（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選集》5 卷，482——483頁。

　　[12] 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5 卷，432——433頁。

　　[13]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7 月28 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號召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
8月8日中共中央發(fā)布指示，要在農村開展大規(guī)�！吧鐣�主義教育運動”；
8月10 日《人民日報》又發(fā)表題為《在農村中大鳴大放大爭》的社論；
9月4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軍發(fā)布了關于在連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9月12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在全國工業(yè)企業(yè)中開展糾正工作作風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
11月1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fā)布在各高校和各級黨校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安排計劃。據時為人民大學副校長和黨委書記的胡錫奎的說明，大學里的“社會主義教育課是反右派斗爭的繼續(xù)和深入，也是全民大辯論的組成部分”。

　　[14] 中共中央對遼寧省委請示的批復（1958年9 月18日）：“在工人中出身成分好，歷史清白，但有突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對這種人只作批判，但不要戴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這種人只能是個別的。他們?yōu)槭裁磿�產生突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一定有其主客觀原因，應該細心地找出這些原因-----改造這種人。對于農村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突出分子，仍按他們本人的情形加以確立為好-----但是不要在農村中去專劃一項‘反社會主義分子’，因為這樣很容易形成亂戴帽子，特別是對一部分富裕中農容易搞得過頭----”。《五八劫》，199——200頁。

　　[15] 《五八劫》，201頁。

　　[16] 《揭發(fā)材料》（肖菊人）（1968年1 月13日），《五八劫》，402頁。

　　[17] 《五八劫》，200頁。

　　[18] 《五八劫》，387——388頁。

　　[19] 《五八劫》，200頁。

　　[20] 丁抒：《反右運動中派發(fā)了一百八十萬頂帽子》，《五十年后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203頁，田園書屋，2007年出版。

　　[21] 黃一龍：《追問“搖籃慘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頁。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654頁，中共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23]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1957年7 月），《毛澤東選集》5 卷，461頁。

　　[24] 參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上）》，124——126頁，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25] 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地九次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就以成都九中為典型，談到“六十五個教師中，直系親屬被殺、關、管、斗的就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點三；
業(yè)務水平在中上以上的二十三人中，中右和右派分子就占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二點一，左派只有三人，占百分之十三”，“這說明目前教師隊伍政治情況依然復雜”，“真正夠稱為無產階級隊伍的教師，在中等學校是少數(shù)”，而“沒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的教師隊伍，黨在學校的領導權，是不鞏固的”。這樣的估計，應該是在次宣傳工作會議上，最后作出要在中學畢業(yè)生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要依據。《五八劫》256頁。

　　[26] 1957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杜心源《在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五八劫》257頁，報告稱，這是根據“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工作三項組織措施的指示”的精神作出的決定。

　　[27] 樊宣金：《石室惡夢》，《五八劫》，170頁。

　　[28]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1957年7月），《毛澤東選集》5 卷，462頁，463頁。

　　[29] 毛澤東：1964年6 月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0] 《五八劫》，265頁。

　　[31] 黃一龍：《追問“搖籃慘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頁。

　　[32] 阮銘：《錢偉長和黨爭奪青年的伎倆》，《中國青年》1957年15期。

　　[33] 《毛澤東選集》5卷，333頁。

　　[34] 轉引自朱正：《反右斗爭始末》（上），41頁。

　　[35] 參看吳江：《春寒——二師事件追憶》，《五八劫》177——186頁；
朱正：《反右運動始末（上）》，303——313頁。

　　[36]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五八劫》，252頁。

　　[37] 王建軍：《試刀》，《五八劫》，194頁。

　　[38]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五八劫》，259頁。

　　[39] 黃一龍：《追問“搖籃慘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頁。

　　[40] 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關于一九五八年借社會主義教育為名整高三學生問題》，《五八劫》，392頁。

　　[41] 毛澤東：《中央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1957年6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冊，49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

　　[42]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 月15日），《毛澤東選集》5 卷，428頁。

　　[43]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 日），《毛澤東選集》5卷，476頁。

　　[44] 成都市委宣傳部：《關于寒假期間集中高中畢業(yè)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1958年1 月23日），《五八劫》，266頁。

　　[45] 《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二》，《五八劫》，345頁。

　　[46] 《毛澤東選集》（一卷本），3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47] 參看《關于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選集》5 卷，363——402頁。

　　[48] 見《五八劫》344頁。

　　[49] 吳傳啟：《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中國青年》1957年13期。

　　[50] 疾風：《反對黨的某一個組織就不是反黨嗎？》，《中國青年》1957年18期。

　　[51] 《高中畢業(yè)生寒假學習情況簡報》（第16號）（1958年2 月），《五八劫》，315頁。

　　[52]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一卷本），18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53] 《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二》，《五八劫》，344——345頁。

　　[54] 原省成一中政治教師賀仲華的揭發(fā)材料（1967年12月3 日），《五八劫》，118頁。

　　[55]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 月），《毛澤東選集》5卷，464頁。

　　[56] 《成都市高中畢業(yè)生寒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總結報告之一》，《五八劫》，333頁，329頁，332頁。

　　[57]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五八劫》，262頁。

　　[58]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 月11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76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

　　[59] 毛澤東：《做革命促進派》，《毛澤東選集》5 卷，478頁。

　　[60] 章文倫認罪書（1967年4 月3 日），《五八劫》，398頁。

　　[61] 毛澤東：《對上海化工學院一張大字報的批語》（1958年3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14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

　　[62]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五八劫》，252頁。

　　[63] 見《五八劫》，351頁，352頁，356頁，354——355頁，358頁，36360頁，363頁，365頁，366頁。

　　[64] 《五八劫》，332頁。

　　[65] 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 日），《毛澤東選集》5 卷，476——477頁。

　　[66]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1 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1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

　　[67] 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 日），《毛澤東選集》5 卷，442頁。

　　[68] 《五八劫》，259頁。

　　[69] 《“建議不予錄取”》，《五八劫》，513頁。

　　[70] 《五八劫》，370頁。

　　[71] 以上所引《指示》與《聯(lián)合通知》見《五八劫》374頁，371——373頁。

　　[72] 陳啟為：《給周恩來總理寫信的前前后后》，《五八劫》，142——146頁。

　　[73] 王建軍：《五八高三造反聯(lián)絡站記事》，《五八劫》，189——190頁。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對李井泉這樣的當權者的批判，以及積極參與這樣的造反和批判的“造反派”，這是一個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做具體分析，絕不能因為總體指導思想、路線上的錯誤，而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更不能用“反右思維與邏輯”，視之為“階級報復”。像“五八高三造反聯(lián)絡站”的造反活動，或許有那個時代的某些問題，但其正當性與正義性是應該充分肯定的。至于造反派問題，我完全同意何方先生的看法：“把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盡量往造反派的籮筐里裝，把造反派妖魔化，這都早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是一個需要重新研究，還它本來面目的問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466頁，473頁，明報出版社，2007年出版）

　　[74] 王建軍：《我是死過一次的人——胡星林訪問記》，《五八劫》，112頁。

　　[75] 張安杰：《小涼山懷舊》，《五八劫》，132——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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