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博士生導師，貴報1月8日載科學院數(shù)學院精簡機構，106名研究員被分流的消息讀后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大批高級研究人員在短時間內分流，這的確是古今中外沒有過的一項“創(chuàng)新”工程。有關負責人說這是“拿歐美的科研制度做參照的”。

其實歐美等發(fā)達國家根本不是這樣過來的，如果這樣做了，恐怕他們的科學技術必定發(fā)達不起來，因為要想發(fā)展科學技術，就得先學會尊重搞科學技術的人。

　　事實是，美國在前年開始廢除了教授的退休制，每位教授有一定的教學工作量，健康條件不能承擔這些工作量的便自行退休。一個合格的教授與研究員的培養(yǎng)，大學畢業(yè)以后即使是較快的也需要10年左右。所以歐美各國在聘任一個教員時，大約考核7年，如果合格，便成為終身教授，不會失業(yè)，也沒有被“分流”之豫。成為終身教授的年齡大約在35歲左右，如果沒有被聘為教授，他還可以轉去學別的，改行也還行，他們的前程也得到了尊重。而現(xiàn)在的做法，不是讓他30多歲下崗，也不是讓他40多歲下崗，而是在他50多歲、60歲、為科學奮斗了將近一輩子時，被“分流”了。這種年齡，他還能轉去做什么，掃馬路是力不從心了，賣餡餅也許可以，不過也不一定能人人學得會，想想能不令人寒心。

　　我們這一輩子幾十年做教學、研究工作，確實很累，待遇低、工作條件艱苦也還罷了，每隔若干年便要受一次批。記得1958年，我們還是年輕教師時，被動員去批判自己的老師，到1964年年長了幾歲，剛剛體會到應當虛心向自己的老師學習，踏踏實實搞點真學問時，1966年又處于挨自己的學生批判的位置上。現(xiàn)在我們又可以聞出向年長的知識分子開涮的味道，不是已經有人喊出要“解放年輕人”的口號嗎。不過，批判的形式不一樣了，以前是說你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現(xiàn)在則說你不值錢了，即使你與你的學生做一樣的活，工資也只有他的幾分之一，只能當作殘次品對待。解放以后，我們已經有了數(shù)代知識分子，為什么有的人總是要一再挑起青、老兩代知識分子的矛盾，而且一再在解放青年知識分子的旗號下打倒老知識分子呢。106名被分流者，大半是為國家科學艱苦奮斗了多半輩子的研究人員。他們許多是對國家有重要貢獻的學有專長的專家，再過幾年便要退休，可科學院的那些負責人硬是連這幾年也等不及了。

　　這樣大規(guī)�！胺至鳌�，似乎表現(xiàn)了某種重視年輕人的意向，其實，入圍者也不能過分高興，瞧，副院長章祥蓀說：對他們要“兩年考察一次，如果成績不理想，請他另謀高就�！边@種“考察”下能不能得到“成績”就很值得討論。在科學上要評價有沒有成績，而且這成績要在某些人看來“理想”，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對那些只會數(shù)文章篇數(shù)的負責人是很難說清楚的。有些重要的工作的對錯和價值大小，要等若干年甚至幾十年才能定論。1993年宣布證明了費爾馬大定理的懷爾斯曾經有7年沒有文章、不與人交往、也不參加任何會議而閉門攻堅，人們說他從學術界消失了。而現(xiàn)在是，我們的科學管理官員們卻要每兩年清理一次門戶。到時，請“另謀高就”的是什么人，恐怕像懷爾斯這樣的大師，也難于幸免了。

　　眼前被“分流”的人在年輕時，包括我自己年輕時，也曾經受到當時的某些主管者的青睞，也曾經充任過各種科技攻堅的主力，現(xiàn)在看到大規(guī)�！胺至鳌�，不禁有年老色衰而失寵之感。進而，長期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低下與經濟待遇上的體腦倒掛，已經使一批年輕人視從事科學研究為畏途，目前科學研究工作面臨嚴重的后繼乏人。社會上的這種心理狀態(tài)的扭轉，是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慢慢調整的，而最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改革開放之后，知識分子的勞動剛剛受到一點尊重，有條件坐下來安心做研究，過了二十來年平靜日子，一些研究員說，這幾年是搞學問的黃金時代，可是有些人又要制造“地震”了。大批分流的做法是一種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的做法，它非但不能增加科學研究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反而會增加他們對從事科學事業(yè)的疑慮，因為他們從師輩的遭遇中，可以預知他們自己的前景，瞻望前程，不寒而栗。真正想畢生從事科學的人看到這種前景，恐怕在這位“嚴格考察”的負責人下逐客令之前，便要遠走高飛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的教授多了、濫了。我想即使從全國來說是教授多了、濫了，也不會首先出現(xiàn)在中國科學院這種單位。退一步講，即使科學院的教授真的多了、濫了，應當是采用今后嚴格起來的辦法逐步解決，法不究往，這是常識，除非被分流的教授們是靠行賄、抄襲等當時就非法的手段得到的。如果數(shù)學院競有三分之二的研究員是“假冒偽劣”，那么首先應當繩之以法的倒應當是科學院的前任院長們。

　　中國缺乏的是科學傳統(tǒng)，但是用各種方法貶低、挖苦知識分子、不尊重知識分子人格的傳統(tǒng)倒是源遠流長的。從劉邦的“豎儒誤我”到元朝的“九儒、十丐”再到“四人幫”時代的“臭老九”與對教授突擊考試。在暴露文學上，敢于暴露當權者的文學著作不多，因為那是要殺頭的，至今我們的電視上不是還每周都有歌頌封建皇帝的電視劇可看嗎。而諷刺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實在是不少，如《儒林外史》、《孔乙己》、《圍城》，《劉三姐》等，把知識分子的“三脫離”和“文人相輕”暴露得淋漓盡致。知識分子好象是集一切社會罪惡之大成，皇帝的愚昧、科學的落后、社會上的假冒偽劣、弄虛作假的根源都是知識分子。在管理知識分子上，從戰(zhàn)國時代的“二桃殺三士”開始，挑動知識分子鉤心斗角上可以說是爐火純青。

近來看到報上說某大學要辭退一批數(shù)學教員，讓他們同時講一門課，選課學生少的，便要卷鋪蓋卷兒。被辭退者無話可說，不過人們沒有看到它的負面效應，這就是，處在同一個單位的數(shù)學教員之間再也不會有教學與學術上的真誠合作了。外國人說，中國人每一個人的能力都是很好的，合起來便做不成事。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人的“窩里斗”，知識分子之間的“窩里斗”尤烈�，F(xiàn)在我們看到的又是一幕“二桃殺三士”，不過只用一只桃子。聽，他們在解釋搞“分流”的理由時，不又是說人太多經費不夠，研究經費“幾乎變成吃飯經費”了嗎。

　　注：《南方周末》在2月8日刊登了適當刪節(jié)的文章。題目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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