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單位為背景，通過對勞動模范作為道德權威的建構過程和作為道德典范對整個社會，特別是其周圍環(huán)境的示范作用進行策略層面的分析，試圖對以勞動模范制度為代表的典型式道德教育制度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理解。本文著重分析了勞動模范在道德理想和現(xiàn)實的沖突中所處的尷尬地位，特別是當政治權力滲入基層單位后勞動模范制度在國家與社會的合作與緊張狀況下的運作現(xiàn)實。

　　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陳永貴，這一連串閃亮的名字，代表了一個時代——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
他們是在那個時代被成功地樹立起來的"典型".多年來，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方式，用幾個典型去代表某個人群的總體；
卻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典型不僅承載了某種事物的主要特征，而且在更多時候寄托了我們的理想，蘊涵了（我們所給予的）事物的發(fā)展方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我們想要了解的總體。

　　同樣，我們也忽視了在這些名字背后的制度——典型示范式的道德教育制度。新社會的建立意味著對從屬于封建主義的傳統(tǒng)道德的否定，新的時代呼喊著新的道德系統(tǒng)。

　　于是，樹立了各式各樣的典型，而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和陳永貴就是這些典型中的典型，在他們的身后是一種制度化了的典型評選的機制，從全國到省、市、地、縣，以至于各個單位——工廠、學校、軍隊等都在樹立自己的典型；
其中又以勞動模范的評選最為制度化，等級包括了從全國、省、市、地、縣一直到最基層，范圍涵蓋了各行各業(yè)。這樣，全國人民就都有了自己身邊的榜樣，這些榜樣承載著新的道德，是超出他們自身的"理想類型".

　　事實上，每個民族都在自己的心靈深處保有著各式各樣的理想類型，他們是自己民族的英雄和典范。正如哲學家蘇格拉底是知識界的英雄一樣，耶穌是西方世界的道德英雄，因為他承載著西方的道德理想。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中，也涌現(xiàn)或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的英雄。關羽被稱為"既忠于誓言又忠于既成權勢的武士，一個保護國家和社區(qū)的守護神"以及"健康和財富的保證者"②（杜贊奇，1996，第133頁）。而在類似關羽這樣的英雄身上則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但是，也有僅僅是作為一個方面的道德典范出現(xiàn)的普通人�！读信畟鳌焚t明傳中的宋鮑女宗，仁智傳中的周郊婦人，貞順傳中的陳寡孝婦，辯通傳中的陳辯女；
《二十四孝》中的賣身葬父，為母埋兒，扇枕溫衾，恣蚊飽血，臥冰求鯉……講的就都是這些常人英雄的故事。

　　但常人英雄發(fā)展到巔峰，是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尤其是在意識形態(tài)取向極其強烈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勞動模范制度的建立，就是這種現(xiàn)象的表現(xiàn)之一。不過，正如基督教建構西方中世紀的道德體系的過程，建立起道德的載體只是完成了道德教育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接下來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如何使民眾"變得跟上帝一樣，努力生活在上帝的形象中，與上帝融為一體"（涂爾干，2001，第103頁）的行為成為一種自覺。與此類似，勞動模范制度包括的也不僅僅是勞模產生的制度，還應該包括勞模作為榜樣的"學習"潛能（即在多大程度上，勞模所承載的價值能夠被普通人所認同并自覺地內化為自身的價值）和民眾"學習"的制度。假如我們只是想評估一種道德教育制度的績效的話，我們更關注的將是后者。

　　本文就是在對兩位北京市勞模③訪談后，查閱了一些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相關文獻，試圖從理想類型回到事實，嘗試著對以下問題作出一些解釋：

　　1、他們是怎樣從普通人（常人）被建構成新道德的典范（英雄）的？

　　2、在他們被樹立為榜樣的地方，他們這種道德典范的作用對他人有無或者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為了便于更加接近事實，也限于資料的范圍和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本文將主要以城市的單位（工廠和商店）為制度環(huán)境來回答上面的兩個問題，以期推進對以勞動模范制度為代表的典型示范式道德教育制度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ㄒ唬┩繝柛傻摹兜赖陆逃�》

　　雖然人類社會已幾經滄海桑田，東西方社會也有著諸多差異，但涂爾干在二十世紀初對道德的闡述依然堪稱經典，同樣也適用于中國。在《道德教育》一書中，涂爾干提出了道德的三個要素：首要要素——紀律精神，次要要素——對社會群體的依戀，第三要素——自主或自決，其中紀律精神由常規(guī)的意義與權威的意義所構成。

　　"道德體系是由同一個社會建構起來的，這個社會的結構也會由此被真實地反映在這一道德體系之中�！�…正是社會，規(guī)定了我們針對我們自身的義務。社會要求我們在我們自己身上培育一種理想類型，它之所以需要這種類型，是因為這樣做是社會的一種至關重要的利益。事實上，只有在所有成員都完全相似的條件下，也就是說，只有當他們都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種既定的集體理想的各種基本特征時，社會才能存在".同時，"如果社會本身已經制定了道德規(guī)范，那么社會也必然是一個已經為這些規(guī)范賦予權威的社會�！�…權威是一種屬性，不管是實在的存在，還是想象的存在，都會借助自身與特定個人的關系而被賦予這種屬性，并且惟有因為這一點，這些個人才會認為該存在被賦予了一種高于他們自身權力的權力。實際上，這些權力究竟是實在的還是想象的，這并不重要。它們現(xiàn)實地存在于各民族的心靈之中，這就夠了�！�…那種最能夠滿足構成權威的必要條件是存在，就是集體存在"（涂爾干，2001，第87頁）。這樣看來，似乎是社會將權威和規(guī)范強加于我們身上，我們是消極的；
"然而，通過積極參與對規(guī)范的著意渴求，這種消極性同時有可以變成積極性"."除非我們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強制地從事這種行動，否則我們并不認為行動是完全道德的"（涂爾干，2001，第110、116頁）。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道德體系在一定的社會中產生，道德體系在建構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權威的意義，當然體系的建構在社會中完成；
道德體系要達到的最終的結果是，通過人們對道德權威的認同，讓人們自主或自決地形成道德的紀律性。

　�。ǘ�）關于新中國常人英雄的研究

　　國內關于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和陳永貴等人的著作并不少見，但大多屬于報告文學和傳記的范疇，著重于對他們生命歷程的重現(xiàn)。真正的學術研究并不多見，且是一些零散的論文，下面提到的其中兩篇是筆者認為對本文的思路產生了一定影響的文章。

　　首先是田曉麗的"道德教育與新英雄主義話語體系的建構".文中指出，以雷鋒為代表的典型人物在中國特定時期形成一套新英雄主義的話語體系，并試圖研究這套有關典型人物的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同時，通過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學雷鋒運動（主要在學校中）的研究，來考察這套話語體系如何試圖通過正式的權威儀式和小組的作用，讓新中國的青少年在模仿和重復中接受并內化成自覺的行為，然而"意料之外的后果"卻是讓這樣精心設計的道德教育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轉化成了表演和角色扮演的技巧的訓練。

　　該文將當時的英雄體系劃分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袖英雄和以雷鋒為代表的平民英雄，并分析了兩套英雄體系相互建構的過程。"沒有毛主席的題詞，雷鋒不會有那么大的感染力。沒有雷鋒這樣的人對領袖英雄話語的信任，以毛為代表的英雄體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領袖與國家只有在民眾信任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田曉麗，2001）。但她在文中忽視了常人英雄（平民英雄）中的分層，只是將焦點集中在雷鋒等"典型中的典型"身上，而忽視了雷鋒等人背后所代表的群體中的大多數(shù)及與此相關的勞動模范制度。

　　其次是吳海剛的"雷鋒的媒體宣傳和時代變遷".該文通過對《人民日報》在各個時期不同的雷鋒精神的闡釋，總結了雷鋒作為"一種道德模型"的三種主要的功能："第一，政治運動的風向標；
第二，構建或者維護政治權威的工具；
第三，社會風氣的調節(jié)杠桿"（吳海剛，2001）。此文給筆者最大的觸動是，它將不同時代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差別通過官方控制的媒體所宣傳的雷鋒精神展現(xiàn)在世人的面前；
于是，權力在道德模型的建構過程中所起的自覺作用成了不爭的事實。但同樣，他的視野也只是停留在"典型中的典型"的范疇。

　�。ㄈ�）關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制度背景的研究

　　從社會主義理論的興起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xiàn)、興盛，及至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再到現(xiàn)在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發(fā)展，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現(xiàn)實或可能的制度、組織和社會結構的研究及理論一直層出不窮。這些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大略可以歸為三個范式，分別代表了三個時間段的成果。

　　其中最早的是極權主義理論。這種范式假定存在一個基本上團結的領導層，即列寧主義的政黨，這個領導層能夠執(zhí)行他們所一致同意的政策，對整個社會實施總體性控制，控制的手段有全面的專政和黨支配下的等級制。國家和社會的邊界被摧毀，在這樣的社會中，已經很難存在自主性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過程。（孫立平，1996）在沃爾德的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 一書中，歸納了極權主義理論的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認為極權政黨及其積極追隨者的關系不是以個人好惡而是以意識形態(tài)信仰為前提的，它的基礎在于心理情感上的和政治目標上的認同；
二是認為社會上人際關系隔絕，亦即所有不能直接幫助實現(xiàn)黨的目標的社會關系一概會遭到清除。極權主義社會不承認在公和私之間存在任何界限（沃爾德，1996，第2頁）。而這種理論最大的缺陷就是它"關心的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否在"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而并不關心現(xiàn)實中早已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以何種方式運行的"，同時又"局限于當時激烈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因此往往將"所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基本相同的社會"，"不能深入地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復雜的運行機制"（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

　　繼此之后出現(xiàn)的是集團理論，又稱為多元主義的范式。它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的各種利益群體，這些以身份認同和利益認同為基礎的利益群體，即使自身沒有正式的組織形式，也會像資本主義社會的壓力群體一樣對政府行為產生各種或大或小的影響"（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即"它認定，在社會與國家正式的法制機構的外表下面，集團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政治生活的現(xiàn)實"（沃爾德，1996，第6頁）。出于對各種利益群體的關注，帶此傾向的學者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精英及其相互間的沖突，并開始注意正式制度下的非正式制度。但是與上一種理論一樣，集團理論依然受困于"經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和市民社會的社會形態(tài)的論述框架"，又局限于意識形態(tài)；
于是走入了與前者同樣的命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在經濟學和社會學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研究中，開始出現(xiàn)了對社會主義社會體制及其中的企業(yè)以及更為一般性的社會組織的行為的研究，即制度在宏觀和微觀的運作層面上的表現(xiàn)。科爾內在1980年發(fā)表的《短缺經濟學》，分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資源約束型體制下各種生產組織的等級關系與行動方式，特別是他對短缺經濟中的短缺再生產以及軟預算約束、父愛主義的形成所做的論述都包含了深刻的洞察。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又進一步探討了社會主義獨特的協(xié)調機制與官僚主義的頑固性問題。但在他的模型中，企業(yè)仍然是自我調控的"黑箱"，其中的組織結構，特別是企業(yè)成員的行動結構仍然是不清楚的。（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

　　第一個將研究具體到中國社會的單位組織之內的人是沃爾德。他在1986年發(fā)表的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一書，"代表了中國研究中某種范式的轉移——分析的焦點從重大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過渡到實際社會的微觀運行過程，從政黨和意識形態(tài)到有理性選擇能力的個人"（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在此書中，沃爾德認為，單位中工人對工廠以及工廠中的領導在許多方面高度依附，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庇護關系。在這里，黨政領導在少數(shù)忠誠的工人中發(fā)展出來了穩(wěn)固的垂直性關系，并且群眾對黨和意識形態(tài)的忠誠與對其庇護對象——黨的基層干部的忠誠混雜在了一起。在短缺經濟背景下，形成了一套政治激勵體系，這套體系表面上看起來以政治號召和非物質性的刺激為基礎，實際上卻基于物質獎勵和個人前途上根深蒂固的任人唯親原則，最終形成了在實物、收入和職業(yè)機會分配上的"有原則的任人唯親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沃爾德帶我們走入了吉登斯意義上的"策略性行動分析"④（analysis ofstrategic conduct ），雖然他在策略分析中的結果并不盡如人意，但對中國研究來說，沃爾德這一轉變無疑是意義重大。此后的學者多沿著他開拓的道路前進。

　　這種新的學術傾向由于深受西方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影響而被命名為新制度主義范式。在新制度主義學派對改革前的社會主義中國研究中，逐漸形成了討價還價和庇護主義兩個核心概念。討價還價涉及的是對中國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以及上下級組織之間關系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官員體制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中不同部門和單位中的權威是分裂的。由于官員系統(tǒng)中勞動分工的細化，機構的大量增加，中央控制越來越困難，于是各個不同的部門開始對他們控制的資源具有了一種"產權"，形成了一種資本，成為討價還價的前提。而庇護關系則出現(xiàn)在對中國農村國家和社會關系的研究（孫立平，1996）以及對上下級的正式與非正式的關系網(wǎng)絡的研究中。在研究中國城市社會的基本制度——單位制度時，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的。

　　李猛、周飛舟和李康在"單位：制度化組織的內部機制"一文中，對單位的制度環(huán)境和內部的運行機制在策略的層面進行了分析，進而將單位定義為"再分配體制下的制度化組織".他們從"權力之源是社會關系"的角度出發(fā)，重點分析了單位中的權力和結構——派系。相較于前面的學者，他們著重關注了制度的背景下，下級所擁有的信息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優(yōu)勢，從而形成了下級對上級的權力⑤。但是正如他們在文中對沃爾德的批評一樣，他們最后的出發(fā)點也仍然是"領導".（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

　　本文就將沿著新制度主義學派的研究方向，從對單位內勞動模范及普通人（包括上級、同事和下屬）的"策略性行動分析"中，試圖回答下面的問題：

　　1、勞動模范作為一種超出他們本身的道德的理想類型，其權威性來自何方？

　　2、民眾對這種權威性的認同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將他們承載的道德內化為一種"自主或自決"的？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普通的勞模跟領袖英雄和雷鋒式的"典型中的典型"所發(fā)揮的作用是相同的嗎？

　　3、這種人為設計的道德教育制度，有沒有什么吉登斯意義上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⑥，如果有又是怎樣的？

　　對第三個問題還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即以勞動模范制度為代表的典型示范式道德教育制度在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單位（至少是城市中的）中實際是怎樣運行的？

　　二、從常人到英雄，再到常人的回歸

　�。ㄒ唬�"德治原則"下的勞動模范評選機制

　　我們最初的印象是，勞動模范的產生過程，要通過自下而上一層一層的直接或者間接的選舉，同時還要得到自上而下一層一層的批準。在訪談的過程中，前半部分的印象得到了印證；
但我們并沒有得到關于上級批準的任何信息。無疑，這跟勞模本人的記憶選擇有密切的關系。勞模選擇記住了評選卻忘記或忽視了批準，這可能是因為相比較而言前者對勞模本人來說感受更為真切的緣故；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的訪談對象有根據(jù)社會認可的正義邏輯對她的經歷進行了正義建構的可能。

　　問：那會兒你們勞模是怎么評出來的？

　　王：我們就是那時候大柵欄，我們除了電影院不是一個支部……

　　問：您是黨員？

　　王：就是（事實上，在后面的談話中，我們得知她是在1961年加入共產黨，而評選勞模是在1960年，所以當時她應該還不是黨員），可大柵欄都是一個支部，可大柵欄那一個支部大家伙兒評，按支部出來的。

　　問：在支部里面評，是嗎？

　　王：對。

　　問：不是在百貨公司里面評？

　　王：在單位，在單位評。我們都是一式。都在單位評，在大柵欄這一趟街上評。

　　問：那你們是投票？

　　王：……各組，那時候是一組一組，各組評，評完了以后再評（問：一層層地往上評？）

　　再評完了再評。評得剩幾個，再評。

　　問：那您56年工作，60年您就是勞模了？

　　柳：啊，56年，我60年。反正我是干這個重工這個么，我是這個三個月一評獎么，我是，回回是先進生產者，反正我干活干得是……那，過去那個評獎，不是說給你漲工資，說給你漲就漲，這一個大車間那么老多人，都得討論，好比說，你同意我漲不漲，你同意了，如果你有意見，那就不行了。就得一個大車間的各組各組的討論說給誰漲工資，同意不同意，說同意的，那就漲……

　　問：那是說要所有人都同意才能漲？

　　柳：對，所有人都同意！

　　問：那得多少人啊，一個車間？

　　柳：那一個車間不少人呢，一車間有一百多人呢！

　�。ù蠹殷@嘆）

　　問：您這個勞模是在，先在車間里評的再在廠里評的？

　　柳：那個是在廠里評的。

　　問：廠里評的然后再到市里評的？

　　柳：嗯，就往上去了，……

　　王的記憶中評選過程經過了小組、公司（單位）和街道（片）；
柳則回憶了自己從小組、車間到廠里脫穎而出的過程。這些"民主"的過程，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勞模是"選"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些勞模是基層認可的，那么基層以怎樣的標準認可這些勞模呢？也就是"評"的內容是什么呢？在兩個人的文本中，我們找到了相似的答案：崗位上的工作做得好。

　　問：那就是說您工作特別出色，所以評您？

　　王：（笑）咳，那時候年輕，能干吧，年輕啊。……后來那時候就是我干事有點仔細，慣了。你知道什么事兒我追得緊，仔細（即管理得好）。這咱們這兒說，那時候一個商場好多組呢，我就有意見，哪組虧錢把我弄到哪組去！

　　柳：（笑）我那時候在廠子里反正工作是挺好的，我是北京市勞模。

　�。ù蠹殷@嘆）

　　柳：對，我是60年，60年去的那個"群英會".

　　問：您今天……正好看到市勞模了，您給講講，講講你們那時候怎么當勞模，怎么加班，怎么干活？.

　　柳：那時候咱沒得過一分錢獎金，不是為了獎金干活。我那，那就是，反正是干出來的，不是像現(xiàn)在是說出來的。

　　問：那您干活比別人干得好是那個加班加點的干出來的么？

　　柳：也不是加班加點，就是同樣的時間，你比別人干得多。干活也不惜力，也不惜力，他們男的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那時候也瘦，要不現(xiàn)在有一身的病呢。

　　王認為自己比別人"仔細"，所以管理得好；
柳認為自己"不惜力"，所以比別人干得多；
總之，雖然一個是門市部經理，一個是鑄工，兩人同樣認為自己的工作比別人做得好。

　　王和柳對自己評上勞模原因的總結，無疑與那時人們認同的"德治原則"產生了張力。能干，雖然是一種職業(yè)道德，但也僅僅是"品德和政治覺悟好"的一個方面。而且在訪談中，王和柳都提到了自己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或政府政策相沖突的事件。

　　問：大女兒下鄉(xiāng)了沒有？

　　王：沒有。這個，那時候叫她走了，我們單位叫她走，我就不叫走。我急了我就（問：哦，打姑娘？）嗯。

　　問：為什么不讓走？

　　王：我叫她走。我們這孩子功課挺好的，我叫她考大學！你給我弄走了，弄江郵去！我不叫去，我說我就不叫去，要不你叫去也行，我也干，我也不干了。干脆我辭職，我跟我們孩子一塊走。沒走。（問：特別堅決？）這沒走，沒走我們就考上了。要不我們那書記說，我說你怎么不叫你們閨女走呢�。▎枺耗菚r候高一吧？）嗯，我說你怎么不叫你閨女走啊，我這閨女是抱的，我說你閨女是抱的你就不叫走啊，人家都抱的閨女。你怎么就不叫走啊？我說你要叫你閨女走，我閨女跟她一塊兒，我就玩命了。……那時候，好，閨女真不錯。（笑）

　　報名啦，他們逼的，哎喲，叫我開會去，哎喲，我一看，×××（王的大女兒），哎喲大紅花頂著，我上去就給拽下來了。就不叫去，把我老頭子急的，嘴也歪了，眼也斜了。

　　柳：5點鐘就起來，然后后來就是趕著這個"文化大革命"，5點多鐘就走，到晚上你知道什么時候才回來？10點多才回來。

　　問：干什么都是？

　　柳：晚上開會，開批斗會啊。

　　問：哦，是不是都得參加的�。�

　　柳：都得參加，你哪兒敢不參加�。�

　　問：運動么，都得發(fā)言……

　　柳：我們都嚇得不敢說都不敢說。

　　問：您還好，沒受？？

　　柳：嗯，我沒什么，沒什么問題。沒什么問題我們家，我們家有點窮，最多也就鬧了個"保皇派".問：呵呵。

　　柳："�；逝�"就是中間那個反正是……

　　問：就是不夠積極。也不是造反，就是不是革命派，不是造反派。是不是就因為你不說別人，所以就成了"�；逝�"了？

　　柳：你知道我們廠有那個，有那個，我們不是鐵熔廠么，弄那個鐵塊這么寬，這么粗，弄那個鐵絲掛在脖子上，那根鐵條得有五六十斤。

　　問：勒著，勒著，跪著。坐飛機是么？噴氣式。

　　柳：噴氣式，噴氣式。我覺得那時候鬧得有點太過火了，是太過火了。

　　問：您看著就覺得害怕是么？

　　柳：我害怕。我住在這兒，覺得這兒街坊斗的時候我都不敢出去，我膽小，不敢出去。

　　就是說那個牛鬼蛇神啊，你們那時候也知道，這牛鬼蛇神您看那頭發(fā)中間？？

　　問：哎喲，陰陽頭。

　　柳：陰陽頭，給剃的。

　　王抵死不讓女兒插隊，顯然與當時倡導的先進性背道而馳；
而柳在"文革"中的表現(xiàn)，也與我們心目中一個"積極分子"應該有的表現(xiàn)有距離。當然她們選擇述說這樣的故事，與歷史語境的轉換不無關系，因為現(xiàn)在插隊和"文革"都已經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否定。但無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二人的行為品格，與當時先進個人的評選條件"思想紅，干勁足"（見《人民日報》，1960年）是有一定距離的——"思想紅，干勁足"是"德"的兩個方面，但由于"思想"在實際操作時無法把握，因此在評選中就突出了"干勁"的因素。可見，除了對評選標準的宣傳不夠準確之外，造成民眾"誤解"（有意或者無意的）的最大原因應該是"思想紅"的寬泛內涵和評估標準的不易把握，于是就為基層的勞模評選留下了很大的空間。這使得勞模產生逐漸出現(xiàn)了"實選虛評"（民眾根據(jù)自己的理解選出他們心中的勞動模范——有可能符合官方的某些道德原則，例如敬業(yè)；
也有可能違背甚至故意違背官方的規(guī)定，例如有的群體將人情作為首要的條件，也有的群體達成某種互惠共識——然后再根據(jù)上面建構的話語體系給出評價），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現(xiàn)了"不選虛評"（由領導指定好人選，再組織材料敘述其"豐功偉績"，即老百姓俗稱的"吹出來的"）。這樣的勞模評選對"德治原則"來說已經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上的背離了。

　　由上述王、柳兩位勞模自述可知，像她們這樣的勞動模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職業(yè)道德的典范，而其權威意義則來自民眾的認可。顯然她們這樣的勞模不是我們心目中的勞模的"英雄"形象。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分析我們心中的英雄來自何方。

　�。ǘ�）權力介入的宣傳與勞動模范道德意涵的權力建構

　　與勞動模范本人的記憶不同，同一時代的報紙對勞動模范形象的描述是另外一番圖景：

　　他是這么一個人，在黨的面前，在人民面前，他是一條"牛"，他不為名、不為利、不怕苦、不怕死，心甘情愿為革命事業(yè)當一輩子老黃牛。但是，在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中，他又是一頭猛虎，任什么困難壓不倒他，任什么困難嚇不倒他。他永遠沖鋒陷陣、勇往直前！

　　他是這么一個人，對工作極端負責，一點也不含糊。誰對工作不負責任，他就進行嚴肅的批評。他對自己要求更嚴。只要發(fā)現(xiàn)自己做錯了事，就勇于改正。

　　他是這么一個人，他熱愛自己的階級弟兄，關心每一個階級弟兄的成長；
發(fā)現(xiàn)誰有什么困難，總是想辦法幫助。他對自己卻非�？思�，從來不講享受。

　　但是，他最高貴的品質，是斗爭精神。他與天斗、與地斗，與錯誤的思想斗，越斗越頑強，越斗越堅決。他為中國工人階級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形象！

　　——摘自"工人階級的光輝形象——王鐵人"

　　從上面這段對王進喜的評價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道德英雄：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對本職工作認真負責，對身邊同事關心愛護同時在生活中嚴于律己，最重要的是擁護當時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和方針。從周總理給雷鋒的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中，我們同樣可以感覺到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中階級斗爭的弦是繃得很緊的。

　　這樣一種形象才更接近于我們心中勞模的"英雄"形象，雖然其政治色彩濃重了許多。而媒體在選擇（同時就有故意的回避）王進喜的一些事件加以宣傳的時候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顯然就滲透于其中，于是一個官方理想中的工人的光輝形象就被建構了出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報紙中出現(xiàn)了很多遇到困難后通過學習"毛選"使問題迎刃而解的"英雄"工人或者農民，雖然我們現(xiàn)在已經很難分辨這些故事是被選出來刻意宣傳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是被虛構的，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英雄們身上承載的道德的權威意義來自權力的運作，即官方對某些行為附加了權威意涵，并試圖讓民眾接受這種權威，從而使這些行為成為民眾的道德的一個組成部分。

　　于是，在勞動模范身上承載了權威意義分別來自官方和民間，或者是同時來自雙方的不同的道德類型。這些道德類型的總和將勞動模范總體塑造成為了一種英雄的形象，但這一形象與作為常人（個體）的普通勞模是有可能發(fā)生沖突的。

　�。ㄈ�）在常人和英雄之間

　　傳統(tǒng)的英雄中，有平民英雄也有帝王將相，只是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看來，他們都非常人，都程度或深或淺地遠離了普通人的生活視野。而在1949年以后，各級領導力圖構建的是一種"英雄常人".他們抓住普通人對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和陳永貴等人某種程度上的"我輩"的認同，通過對他們事跡的宣傳，給人一種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常人的感覺，并試圖將這種同類的親切感和追趕目標近在咫尺的感覺轉化成為民眾學習的動力。這些英雄常人的重要特征就是，普通人可以"學習與仿效".比如，在1966年《工人日報》一篇關于王進喜的社論中就講到，"鐵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別人學不到的，而是人人可以學，人人可以當?shù)?.

　　但是建構者們卻忽視了在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常人和英雄其實是一對矛盾，非此即彼。即使常人和英雄的距離沒有以前認為的那樣遙遠并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那也是一個連續(xù)統(tǒng)的兩個極端，中間還是有一個偏向哪端的問題。于是勞動模范作為整體在道德典范的作用上產生了分化，像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和陳永貴等"典型中的典型"，由于媒體大力的宣傳和與大多數(shù)普通民眾的距離，成為了新式的英雄，走出了普通人心中"我輩"的界限；
而更多生活在普通人身邊的勞動模范則傾向于回歸常人一端，進入日常生活的關系網(wǎng)絡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身上沒有承載著道德，只是因為他們本來來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即使是經過了權力的運作和建構，他們仍將回歸生活，繼續(xù)經受周邊的認同或者冷落。在某些方面，他們仍然是所處環(huán)境中的典范，他們在這些方面的道德教育作用仍能發(fā)揮，但那只是一種常人對常人的權威（人們會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好的或者是對的），顯然不可能有道德英雄的震撼作用（人們將其作為道德理想的寄托并因此產生模仿和學習的動力）。而由外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道德類型則由于他們回歸于常人而失去了真實感（拔高），使他們周圍的人無法從自己的經驗中對此加以認同，故而在他們生活的群體中不可能起到類似道德英雄的那種典范作用。

　　以上的論述還都是以勞動模范制度的理想狀態(tài)為基礎，下文我們將從"策略性行動"的視角來討論勞動模范制度實際的運作。

　　三、勞動模范制度的意外后果

　　（一）由道德教育制度到一種道德化的獎勵制度

　　設計者們構想的勞動模范制度中，官方將現(xiàn)實中接近于自己（有時包括民間）認可的道德的理想類型的行為建構為典范，行為的主體就成為這種道德理想的承載者，勞動模范就是這樣的承載者中的一種類型。在這一制度中，對典型本人是一種行為的肯定和激勵；
對其周圍的人來說則是一種示范，進而達到道德教化的效果。然而在實際執(zhí)行的過程中，勞動模范則會與太多的物質或非物質的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例如我們在訪談過程中，兩位被訪人都談到了勞模稱號給她們帶來了直接的物質利益。

　　問：您評上勞模以后有沒有提級啊，增加工資啊？

　　王：增加了，要不我怎么掙八百塊錢呢。

　　問：哦，別人沒有那么多。

　　王：我們那兒我工資高。

　　問：您什么時候退休的？

　　王進喜，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他率領1205鉆井隊打出了大慶第一口油井，并創(chuàng)造了年進尺10萬米的世界鉆井紀錄。（來源：新浪網(wǎng)）

　　柳：我82年退的，快20年了。現(xiàn)在有80塊錢補助，這勞模的錢，每月有80塊錢的補助。

　　王認為自己工資高于別人是因為自己是勞模；
柳講到北京市勞模退休后每月還有80元額外的補助；
這些還都是勞模自己的話語。在普通群眾的回憶中，勞動模范作為積極分子的一部分，還有更多的現(xiàn)實或潛在的收益，例如在分配住房、額外的食品供應、各種帶工資的假期、為家屬和孩子安排工作等方面他們往往會得到優(yōu)先考慮（沃爾德，1996，第156頁）。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制度安排的結果是，勞動模范制度由一種道德教育制度轉變成了一種道德化的獎勵制度，即SusanShirk 意義上的賢人制——"在這種制度下，人們若是表現(xiàn)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遵循政治上規(guī)定的"道德"時，便會不斷地得到獎勵。這與意識形態(tài)集團中的情況不同的是，人們的投入與奉獻會從個人事業(yè)前途以及社會地位的提高上得到報償"（沃爾德，1996，第146頁）⑦。

　　既然如此，就會有人故意"表現(xiàn)"得"道德高尚"，以得到他們期望的利益；
于是一些看似道德的行為也就因為附加了涂爾干意義上的"其他因素"而失去了它的道德特征，而混雜在這些刻意的表現(xiàn)之中的一些自主或自決的道德行為也被淹沒了。因為勞動模范會產生在這樣的真假道德行為之間，故必定有一部分勞動模范，人們認可他們的行為，卻并不認可他們是"道德"，從而失去了民間賦予他們的權威意義，作為模范的他們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其道德示范的作用，于是道德的"獎勵作用"（即給予的物質或非物質獎勵）

　　進一步被突顯了出來，而其結果只能是"表現(xiàn)"性質的加劇，因此也進一步背離了勞動模范所有的道德教育的本意。

　　但是，這并不是勞動模范制度的唯一意外后果，勞動模范制度的另外一種重要的意外后果則產生于勞動模范與權力制度相互作用的過程中。

　�。ǘ�）當勞動模范被納入到權力體系之后

　　眾所周知，新中國的建立走的是"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jù)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群體中擅長于農村工作的人才和軍事人才比較突出，相對而言，城市生產和和平建設的人才就比較短缺。這一問題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突顯了出來，因此，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都在爭取專業(yè)精英。在訪談中，王給我們講了這樣的故事：

　　問：您說61年入黨的時候您不想入，后來又怎么給你入上了呢？

　　王：后來他們老說我，說，我們給你寫啊，我們給你寫。（笑）

　　問：他們知道您不想入嗎？

　　王：（笑）他們知道，知道我為什么。我要什么家里就更管不了。你說我家這事兒，我妹妹她們那么小，還有我母親。這擔子太重了。（笑）就數(shù)我大，這家里頭。

　�。ㄉ酝＃�

　　問：領導也都想培養(yǎng)您。

　　王：那時候就是我干事有點仔細，慣了。你知道什么事兒我追得緊，仔細（即管理得好）。這咱們這兒說，那時候一個商場好多組呢，我就有意見，哪組虧錢把我弄到哪組去！

　　（笑）你知道我家的孩子又多，有的時候回來，我把他們的帳拿回來，且摳呢，什么把我弄到哪兒去，我都煩了！這么樣。

　　問：您不想去，您的意見向領導反映過么？

　　王：我反映，我就那么嚷嚷，你們饒了我吧，我好容易把這兒捋順了！

　　問：那您領導怎么說？

　　王：他老說，那你說怎么辦呢，你幫著我吧。我謝謝你了！我說我也是人吶。我剛弄順了，你又給我搗鼓！

　　王在權衡了得失之后不愿意入黨，可是領導仍然堅持讓她加入，甚至以讓別人幫她寫入黨申請書等材料的方式來勸誘。最終她還是于1961年成了黨員中的一分子。像她這樣在業(yè)務上有專長的人才，因為領導為了保證自己的業(yè)績需要她"幫著"，所以成為了權力系統(tǒng)極力爭取的對象。"干而優(yōu)則仕"，于是一條新的進入權力體系的道路產生了。沃爾德在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一書中講到中國工人的三條晉升途徑中的其中一條就是"爭取當生產線的頭頭"，其中"第一步是成為先進技術工人甚至是勞動模范".

　　于是就不能排除有一些權力的追求者通過"表現(xiàn)"得"道德高尚"，進入勞動模范群體，作為其進入仕途的敲門磚。顯然，這樣的結果是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勞動模范的道德權威意義的認同，導致了人們學習和模仿動力的下降，進一步使勞動模范作為道德典型的作用遭到質疑。

　　這不禁使我聯(lián)想到中國傳統(tǒng)的選官制，從漢朝的"孝廉制"到隋唐以來的"科舉取士"，制度的設計者們選擇官吏的前提都是品行高尚，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以及"三綱五常"等作為考察和選拔的準則。但有意思的是，這種制度運行將近兩千年卻并沒有使官吏（當然不是全部）對道德典范日漸趨同，而是在他們中發(fā)展出一種發(fā)達的"道德表演"的技巧。當然，如果說所有的官吏都是陽奉陰違則一定是對事實的歪曲，因為畢竟還有像包拯、海瑞等這樣一些將圣人倡行的道德轉化為自己行為準則的人；
但若說所有的官吏都堪稱道德典范（如選擇他們時帝王對他們的期待），那同樣也是對事實的歪曲。當然，現(xiàn)在我們已經很難評估在官吏的總體中，有多大比例的官吏是道德典范，有多大比例的只是表演了一些道德行為或者是陽奉陰違。我們看到的是這種道德取向的選官制，并未導致官吏群體品德的高尚化；
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沒有造成中華民族道德的缺失和混亂。統(tǒng)治階級和民間依然在尋找并建構著他們共同或各自認可的道德英雄，這些（相對是少數(shù)的）英雄依然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想，整個民族的道德體系依然建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也許，從中國古代道德取向的選官制的結果中，隱約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的勞動模范制度的影子。

　　因此，這樣一種制度在其實際運行的時候，體現(xiàn)的還是一種較為純粹的以道德為取向的獎勵制度或權力體系的選拔制度，事實上，這種狀態(tài)只存在于學校等相對較為純凈的環(huán)境中（Susan Shirk的賢人制概念也來自于學校研究）。在工廠這種成員來源復雜的環(huán)境中，則會攙雜進更多的因素，從而產生更為復雜的后果。

　　（三）"我們"和"他們"的分野

　　在工廠等單位中，各級黨組織所面臨的是對上負責的完成生產或政治運動等任務，而對于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會留在同一單位里的大部分普通職工來說，他們升遷的機會很小。因此在單位中工人可能會給領導看臉色或進行怠工等消極抵抗。于是，高層對民眾的政治道德要求，在黨支書等基層領導那里就具體轉化成為了服從領導、站在領導一邊對抗工人、在生產和政治運動中積極合作、下班后自覺留下來幫助領導出墻報作統(tǒng)計檢測等檢測指標；
當然，這些也是工人用來表現(xiàn)自己奉獻精神等良好道德品質的做法（沃爾德，1996，第147頁）。只是這樣的"道德標準"太多地跟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失去了普通工人的認可，即使他們認為你符合先進的標準，他們也不一定會認為你的行為是他們的道德榜樣。而領導在勞動模范評選過程中所起的"批準作用"，則在普通工人的回憶中突顯了出來。于是產生了沃爾德所說的"有原則的任人唯親制度".他認為"它獎勵的不再是對政治理想的信仰本身，而是對工人對黨支部和車間領導的實實在在的忠誠。因此，在事實上得到獎勵的是關系而非道德品質"（沃爾德，1996，第147頁）。進一步地，配合于各個單位領導之間的權力競爭形成派系的現(xiàn)實，大多數(shù)勞�；蛳冗M生產者也會加入不同的派系；
這種縱向的派系確保了權力下達基層，但同時也將某些權力斗爭的亂象毫無遮掩地暴露于民眾的面前，例如甲派的積極分子在乙派掌權時會成為非積極分子甚至反對派，雖然派系斗爭的普遍性和劇烈程度我們無法考究，但這一現(xiàn)象的存在無疑使普通民眾對"獎勵的是關系而非道德品質"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樣的結果是普通工人與作為積極分子一部分的勞動模范的分野。在沃爾德的訪談資料中，普通工人不時以"他們積極分子？？"的口吻來進行敘述，就是這種分野的一種表現(xiàn)。的確，追求物質利益或者權力的行為或許是正當?shù)模?br>但沒有人會認為那樣的行為是高尚的，是道德的理想類型。如果勞動模范被普通民眾僅僅看作是一些人追求物質利益或者權力的工具，那么這樣的勞動模范對周圍的普通人就會失去道德示范的作用。這樣，勞動模范先是由于物質獎勵和個人前途優(yōu)勢作用的介入，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其道德示范的作用；
又由于歸屬于與普通人不同甚至是相對的"族類"，在普通工人那里的"我輩"的親切感也喪失殆盡。

　　四、總結與討論

　�。ㄒ唬┤�種不同的話語體系

　　國家和公眾認為他們是英雄的普通人，他們認為自己是能干的普通人，而身邊的普通人則認為他們是異于"我輩"的另類。這三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將勞動模范的尷尬地位清晰地展現(xiàn)在了我們的面前。

　　首先，他們徘徊在英雄和常人之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本是普通勞動者，在自己所屬的一方天地里有一些被環(huán)境公認的較為出眾的表現(xiàn)；
這樣他們在領導試圖從民眾中尋找一些可以激起上下共鳴的道德承載者的時候理所當然地被推到了典范的位置，于是他們的權威意義也得到了權力的支持。但是當權力介入后，他們的權威意涵擴展了，他們不再僅僅是職業(yè)或其他民眾認可的道德的典范，而成為了既能緊追政治（通常對普通人來說是變化莫測的）

　　又能戰(zhàn)天斗地的英雄。再加上官方刻意的宣傳，符合當時意識形態(tài)、像譜寫了英雄史詩的勞動模范形象就被建構出來并留在公眾的記憶里；
雖然后來的意識形態(tài)幾經滄海桑田但勞動模范的這種形象在公眾的記憶里并沒有得到改變。一方面是英雄的勞模形象，一方面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這二者的張力無疑給民眾（包括普通勞模本身）帶來了給勞動模范定位的問題。于是，勞動模范作為一個整體發(fā)生了分化，一些像雷鋒一樣的"典型中的典型"騰上云端成為了英雄，而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勞模則回歸常人。但此時，他們已經不可能完全回歸普通，畢竟他們曾經騰云駕霧，于是他們成為了在最普通的普通人之上，但距離英雄又甚遠的一部分人。

　　然而，他們作為特殊的普通人又處在利益和道德的夾縫中。他們本來是作為道德的理想類型被塑造的，但由于在微觀環(huán)境中多種制度的共同作用，使得勞動模范成了道德激勵、物質獎勵、非物質獎勵以及管理層選拔等多項制度的受益者，再加上在現(xiàn)實中很難說清楚工作努力是因為職業(yè)道德還是因為想幫助領導完成任務，所以勞動模范的稱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看成追求物質或非物質利益的途徑之一。于是當勞動模范制度及其他相關制度成型之后，道德典范就被困在"表演"和自主的道德行為之間。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勞動模范的種種尷尬處境無一不是勞動模范制度在設計者的理想和現(xiàn)實運行狀況之間的沖突的表現(xiàn)。勞動模范制度本來是一種以道德為取向的制度，制定這樣的制度本來是要激勵普通民眾的理想主義因而應該和（物質）利益無緣。但在現(xiàn)實中，一種以道德為取向的激勵或者獎勵制度產生后，如果人們表現(xiàn)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遵循政治上規(guī)定的"道德"，便會不斷地得到激勵或者獎勵，人們的投入與奉獻會從個人事業(yè)前途以及社會地位的提高方面得到報償。這樣的"道德"顯然已經不再是我們理想中自主或自決的道德了。

　�。ǘ�）反思典型式的道德教育制度

　　當勞動模范的產生制度化之后，勞模作為典型的示范作用，也隨著上文提到的整體的分化而產生了分化。雷鋒等"典型中的典型"在承載著國家希望的公民道德的理想類型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民眾的認可，他們的作用仍然相當于傳統(tǒng)的道德英雄，但他們的作用也被局限在傳統(tǒng)的道德英雄的范圍，畢竟他們是英雄而非常人。而對勞動模范群體中不同于傳統(tǒng)道德英雄的多數(shù)人（即貼近普通人的絕大多數(shù)普通勞模）來說，則由于勞動模范制度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人們對勞動模范評選所采取的策略性行為，使得并不是所有的勞動模范都能得到民眾的認可，甚至有的還走到了民眾的對立面。在勞動模范因被看成普通民眾心中的"他們積極分子"中的一部分而與普通民眾心目中的"我們"分野完成之后，在普通人身邊樹立榜樣的作用就被局限在一小部分人——希望通過這一途徑獲得收益的人或者是真正向往"崇高的理想"的人——的體系內了。

　　另一方面，以道德激勵為目的的勞動模范制度在一個特定的制度環(huán)境中也很容易演化為以道德為取向的獎勵制度和管理層選拔的制度。這就使得勞動模范這一群體在某種意義上更接近于中國古代的官吏，如前所述，它會發(fā)展出一種精湛的表演技巧。當然我們不能說這種制度的結果僅僅是一種表演技巧的發(fā)達，畢竟制度運行的過程中還是出現(xiàn)了一些官民都認可的道德典范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傳統(tǒng)的選官制，現(xiàn)代的典型式道德教育制度拓展了這種表演的舞臺，從只是想得到好評的學生到追求物質或非物質利益的成人，從想有一番作為的積極分子到只求明哲保身的普通職工，幾乎全都被亮在這一舞臺的探照燈下。

　　（三）啟示

　　一般都認為，我們的時代是或者應該是法治的時代，只是人們往往在強調法律客觀公允的同時會忘記法律是以一個社會的理想道德為后盾的（人們制定法律的本意也是為了使人類社會更加接近于道德理想）。筆者認為懲罰性的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們作惡，卻永遠都無法鼓勵人們?yōu)樯疲?br>況且法律總是人定的，百密之下總有一疏，所以法律永遠都不可能完美。人類社會曾經沒有法律，但卻從來未曾有過沒有道德的日子，以前是、現(xiàn)在是、將來還是。只靠法律的作用，人類社會永遠都無法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狀態(tài)。

　　而且，在法與法的銜接、更替和循環(huán)中，人類的后代有可能會只去了解和熟悉規(guī)則但卻忘記了自己最終的理想，這樣的前景確實是存在的。于是人類就會憑借自己的智慧去放縱自己的貪婪，恣意游走于法律的縫隙之間，而且也常常會鉆到法律的空子。然而，恰恰是這樣的現(xiàn)象在將我們的社會推向危機。

　　因此，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更需要道德的力量，否則我們的社會將毀于自己的貪婪。

　　由此而來，建立新的、相對完備的道德教育體系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的任務，我們應秉承涂爾干對社會的關懷，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一責任。

　　Abs tract ：This paper places the"model workers "phenomenon in the"workingunits "of China in 1960s and 1970s i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Modelworkers were set up as moral examples and propagated for the purpose ofmoral education acros s society.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how such modelworkers were actually caught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moral ideals andharsh realities ，and how their symbolic functions served as enforcedmoral authority at the gras s level.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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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時事叢刊社，《勞動模范訪問記》，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版。

　　楊善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釋：

　�、俦疚氖窃谖业谋究飘厴I(yè)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感謝我的導師楊善華教授，楊老師為此付出的辛勞是無以言說的。感謝我的師姐張敏，我們的討論對本文思路的成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當然，本文全部觀點由作者本人負責。

　　②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杜贊奇在書中講述的那樣，關羽之所以成為民間普遍供奉的"關帝"，與自宋朝以來特別是清朝統(tǒng)治者的有意介入有關。雖然民間對關帝的信仰五花八門，并不同于經權力建構的信仰體系；
但是供奉關帝在中國如此之普遍，不能說跟當局者的推動毫無關系。

　�、圻@兩位都是1960年的北京市勞動模范，一位姓王，是大柵欄百貨公司的門市部經理；
一位姓柳，是昌平沙河某鑄造廠的鑄工（翻砂工），兩位都是女性。資料來源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楊善華教授在2002年5月和9月組織的對北京西城和宣武兩區(qū)四合院家庭調查。

　�、懿呗孕孕袆臃治鰧�應于"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 ）。制度分析是暫時懸置行動者的技能與自覺意識，集中考察作為反復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的規(guī)則與資源的制度。而策略性行動分析則暫時懸置對在社會層面上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制度的分析，集中考察行動者是如何反思性地監(jiān)控自身的行為，如何利用規(guī)則與資源構成互動。（楊善華，1999，第221頁）

　�、菔聦嵣�，更接近于吉登斯理論中的如下論述："在既有的權力關系中，權力的弱勢方無論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種操縱資源的方式，對權力強勢方實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反過來，權力的強勢方無論多么強大，只要仍然停留在權力關系之中，就會在某個方面受制于權力的弱勢方".（楊善華，1999，第227頁）

　　⑥行動包含了對行動的反思性監(jiān)控、理性化和動機激發(fā)的過程，這三種過程復合在一起，構成了人的有意圖的行動。進一步，人的有意圖的行動完全有可能產生預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而這些非預期的后果又會反過來構成下一步行動的未被認識到的條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 ）。（楊善華，1999，第224頁）

　�、咂渲械囊庾R形態(tài)集團指的是，一種人們在其中相互將對方看作信仰的載體，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應該表現(xiàn)出他們對這些信仰的熱忱與奉獻的集團。

　　張婧：北京大學黨委組織部，100871

　　來源：《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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