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一個符號，“婦女”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本文將“婦女”的使用和傳播視為一個獨立的“話語事件”，通過對“婦女”這一名詞的歷史考古學意義上的分析，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層面上——而不僅僅是精英的意識中——所表達的概念和傳達的“背景”，以及由“婦女”所引起的特定“話語”和這些話語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術語的政治力量，試圖指出當女性作為解放的“婦女”而加入了歷史進程的同時，其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卻再度悄然地失落于歷史的視域之外，而“婦女”一詞的話語實踐過程，體現(xiàn)了同時也參與促成了這一個歷史過程的發(fā)生。

　　[關鍵詞]話語；
話語事件；
婦女；
女性

　　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

　　----毛澤東

　　標題的問題看上去有些怪異，但是卻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個人困惑，比如說三八婦女節(jié)到底是誰的節(jié)日，校園里的女生屬于“婦女”嗎？從官方的界定來看，當然屬于；
但是從日常語言的理解來看，卻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女生愿意接受這樣的群體界定。所以每年婦女節(jié)的時候，所有的校園女生就會顯得很尷尬[i].而這種認同的尷尬不僅僅存在于校園之內，正如同李小江所描述的那樣，盡管小女子已經(jīng)被提攜為“婦女”而且“婦女能頂半邊天”，卻幾乎沒有哪個女人喜歡或認同“婦女”這個稱謂。話語可能是新生的，話語的元素語言卻不得不是古老而滯重的，“婦女”這一語言符號中，仍然隱含著它特有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已婚的、成年的、老態(tài)的、舊式的�！皨D女”是在官方文件中或者在會議上官員對女人的統(tǒng)稱，一旦落實到具體的人，它其實是一個受女人鄙視被社會擲荒了的詞語——僅適用于街道和農(nóng)村里沒有職業(yè)因此無從找到“性別—職業(yè)”代稱的女人（李小江，1998）。為什么會有這種語言符號運用上的混亂，以及因此而產(chǎn)生的認同尷尬？將之歸結為“約定俗成”或許是一個簡便有效的答案，但是我們如果想一直保持批判性，而又使自己的敏銳好奇心不致落入憤世嫉俗的陷井，那么我們可能需要采取�？碌淖藙�。于是我嘗試這樣問：誰來約定？如何約定？而這個給我們帶來尷尬的“俗”又是如何成就的呢？[ii]

　　這些問題賦予了日常生活困惑以理論分析的可能性。正如�？虏粩嗵嵝盐覀兊模�詞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學上的符號，而且可以是“話語”——一組按照一定的順序安排組織起來的符號，這種安排賦予這些符號以一種特定的存在模態(tài)（�？拢�1999）。那么，我們的問題就變成了：“婦女”作為一個詞如何取得話語的地位，它是否產(chǎn)生權力，這種權力如何進行生產(chǎn)性實踐[iii].正是在這樣的問題和立場的指引下，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歷史，因為“為了使詞能夠講出它講的東西，就必須讓它從屬于一個語法整體，這個整體相對于它來說是第一性的、基礎性的和決定性的”（福柯，2001），我們必須重新找回這個語法整體。

　　從方法論上來說，本文將“婦女”的使用和傳播視為一個獨立的“話語事件”（劉禾，2002），考察它在一般思想史的層面上——而不僅僅是精英的意識中——所表達的概念和傳達的“背景”（葛兆光，2000），以及由“婦女”所引起的特定“話語”和這些話語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術語的政治力量（黃興濤，2002）。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正如很多女性研究者已經(jīng)觀察到的，當女性作為解放的“婦女”而加入了歷史進程的同時，其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卻再度悄然地失落于歷史的視域之外（戴錦華，1998）。本文試圖指出，正是“婦女”一詞的話語實踐過程，體現(xiàn)了同時也參與促成了這一個歷史過程的發(fā)生。王緋和孫郁曾指出，“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大多雜揉在‘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等問題中”（王緋，孫郁，1995），但關于婦女與革命話語的關系，卻很少被提及。本文試圖說明“婦女”，不同于與現(xiàn)代性話語緊密相聯(lián)的“女性”，它最終發(fā)展成為一個與革命話語緊密相連的概念，并與“無產(chǎn)階級”或者“青年”位于同一話語系統(tǒng)中，發(fā)揮著革命動員的作用。“婦女”因此是與“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的革命詞匯。在“婦女”與“女性”兩種身份中痛苦游走，牽涉到中國女性群體如何選擇生命體驗的問題。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更深刻的認識中國婦女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不是所謂政黨政治的犧牲品，而是必須面臨一個分裂的空間，雙重的、同樣沉重而虛假的性別角色。

　　本文將觀察的范圍限定在1949年之前，主要“描述”[iv]晚清至解放前對于woman 的中文表述，以“婦女”為主線。文章第一部分總結晚清至1949年之前的各種出版物中詞語的出現(xiàn)頻率與特點，試圖勾勒出中文表述的總體演進趨勢，由于能力、精力、篇幅的限制和資料收集方面的拙劣，這部分只能是點到為止；
第二部分簡要分析“婦女”與“女性”話語之上負載的不同形象，并聯(lián)系知識分子與共產(chǎn)黨對不同表述和形象的偏愛；
第三部分則對丁玲進行個案分析，希望能做一個小小的思想史個案，揭示同時作為知識女性和革命者的丁玲在“婦女”與“女性”之間掙扎的困境，試圖以此切進話語與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總體演進趨勢

　　晚清之前，漢語內并沒不存在“婦女”這個詞條，而只有分開的“婦”和“女”。按照《說文》中的解釋，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會意。謂服事人者。高級漢語詞典中則將本義解釋為“已婚的女子”�！墩f文》所載，女，婦人也。對文則處子曰女，適人曰婦�？梢�，無論是“婦”還是“女”，都是與家庭緊密相連的概念，與英文中強調性別特征的“Women ”或者“female”都大為不同。而事實上，在晚清之前，漢語內也不存在任何有關女性[v]群體的詞匯。從指代上來看，漢字表示代詞“他”的最初形式包含著一個沒有性別區(qū)分的單人旁，并沒有性別區(qū)分的指代形式，今天在書面語中廣泛使用的“她”則是劉半農(nóng)在1920年左右發(fā)明的[vi].另一方面，女性只有當作為個體，或者家庭某一成員的時候，才會被提及，并不存在被作為一個相對于男性的群體被提及的可能性[vii].

　　正式開始使用“婦女”這一詞匯，在我所能找到的資料里，最早的應該是康有為在1898年的《請禁婦女裹足折》當中，隨后一系列關于禁纏足的文獻，也大多在標題中使用了“婦女”一詞，比如宋恕1902年《遵旨婉切勸諭解放婦女腳纏白話》等。這些用法是否可以證明在此時，“婦女”這個詞已經(jīng)被斬斷了與家庭的聯(lián)系，而轉而指稱家庭關系之外的全體女性呢？我想這種推論是不充分的。首先，當時漢語雙音節(jié)革命尚未興起，沒有證據(jù)表明這里的“婦女”不是兩個單音節(jié)詞的疊加，就如同“父子”或者“親友”那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婦女”仍然是家庭內的“婦”和“女”，并不具有脫離家庭的獨立意涵。其次，換一個角度來看，晚清有關女性的討論一般集中在廢裹腳和興女學兩大主題，而在我所接觸的關于興女學的文獻中，則大多使用女子、女等詞匯。作為中國最早以女性問題為主題的出版物，《女學報》的英文對譯采用的是Chinese girl‘s progress，很明顯的，對于這一時代的人們來說，在“婦”與“女”之間仍然存在著類似于陳宏謀的區(qū)分。

　　除了“婦女”之外，這段時間人們采用各種不同的詞匯來表征作為一個整體的女性。從雜志來看，從1898年的《女學報》開始，陸續(xù)出現(xiàn)了《女報》，《女子世界》，《中國女報》，《中國新女界雜志》，《神州女報》等，基本采用“女”或“女界”，直到1911年才出現(xiàn)了以“婦女”為題的《婦女時報》，其它的稱謂還包括“婦人”（如《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女子”（如《愛國女學校甲辰秋季補訂章程》宗旨節(jié)：“以增進女子之智、德、體力，使有以副其愛國之心為宗旨”），“釵裙”（如《中國女學會致侯官薛女士紹徽書》：“恭敬合掌，為二萬萬裙釵禮謝”）。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稱謂是可以隨意互換使用。比如蘭坤在《英國婦人爭選舉權》中寫到：

　　“我國現(xiàn)雖處黑暗之世，終二十世紀民權、女權均大發(fā)達。我二萬萬女同胞，終必有參與政權之一日，諸姊妹其勉之！他日國魂復蘇，女界獨立，當不忘英國婦女篳路藍縷之功也”。（見《中國新女界雜志》第一期，1907年2月）

　　但總的來說，“婦女”一詞出現(xiàn)的頻率并不高，尤其是在有關申女權的文章當中，基本使用的都是“女子”、“女界”等不帶“婦”的詞匯[viii].

　　而在五四之前開始出現(xiàn)的中國女性歷史的寫作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趨勢。以徐天嘯的《神州女子新史》為例，作者在序言中慷慨陳述男女平權的思想，所謂“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之世界乎，美哉世界，非男子與女子公共構造之史界乎”，而他寫作女性歷史的目的則在于：“予嘗讀西國近數(shù)百年史……而其以一女子投身社會中，其一舉一動之或成或敗皆于世界之進化民族之強弱有絕大關系”，然而“吾乃返而求諸吾國，則見（當世女子）既無高尚之旨趣，又無奇特之思想，既無獨立之主義，又無偉大之主義”。于是作者求諸歷史，列舉中國歷史上之女英雄、女豪杰，并和西方杰出女性相比較，希望能振起當時女子之志氣。有意思的是，整本書重點在于宣揚武德，并反復申論，凡國家有難之際，往往有英杰女子出而維持一面，所謂“纖纖玉手支撐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壓倒一朝文武，夫人城外戰(zhàn)鼓喧天，娘子軍前繡旗蔽野”，以此號召當世女子奮起而為國奮斗（徐天嘯，1913）。類似的著作還有很多，比較著名的比如鄭紫陽《女子新讀本》等等。這類女性歷史的特點表現(xiàn)在，一方面，通過對古代女性故事的重述，他們在女性與國家之間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關聯(lián)。在新的敘事中，無論是花木蘭還是梁紅玉，她們的熱情所直接指向的目標都不再是她們的家族或者丈夫的利益，而變成了我們的“國家”。另一方面，“嘗讀西國近數(shù)百年史”與“返而求諸吾國”結合在一起，作者就直接構造了一部囊括全世界的以西方為參照的女性歷史。在這樣的關聯(lián)里，中國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部分。于是，西方人文主義的男/女二元對立——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同但卻平等的觀念進入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當中。也許正是這兩個原因，在類似的文獻當中，基本都采用了“女子”/“男子”這對詞匯�！皨D女”，作為一個沒有對應詞，并且在詞源上與家庭保持了過多聯(lián)系的詞匯，在這個階段則甚為罕見。在我所接觸的材料里，綠荷女士的《中國婦女生活》似乎是一個例外，但是通觀全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本書將“婦女”的概念界定為“受摧殘的女子”，并不斷強調，“這種艱苦的生活，當然不是都市里的太太小姐們所能想象得到的吧！”�？梢�，當女性作為與男性的二元對立群體出現(xiàn)的時候，當女性與國家的苦難掛在一起的時候，在強調作為群體的女性這個層面上，“婦女”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可以和“女子”互換使用的通行詞匯，卻在與西方的對比中被打上了“受摧殘”的標記。

　　到了五四，卻又是另一番景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與“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運動的同時興起有關。通過翻譯以及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寫作，“女性”作為一個單獨的詞匯開始進入中國思想界的視野，并成為新“文學”[ix]的一個重要主題。考察五四期間的文學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女性”在出現(xiàn)頻率上占據(jù)著絕對的優(yōu)勢[x]，而且通過戲劇和電影等進入了大眾意識的領域（比如《娜拉》和蔡楚生著名的《新女性》）。而與此相對比，“女子”由于其與文言寫作過于親密的關系，被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劃入了舊式語言的行列，因而失去了其主流地位，退居舊式小說之內�；�本在同一時期，“婦女”卻在另一個潮流——思想啟蒙中被重新發(fā)現(xiàn)，并頻頻登場：五四運動前后出臺的女性專刊紛紛以“婦女”為題，如《新婦女》、《婦女雜志》、《婦女畫報》、《婦女評論》等，1919年10月的1卷4期《少年中國》出版“婦女號”，同雜志同年的7月號中，趙叔愚發(fā)表《列寧對于俄羅斯婦女解放的言論》�！秼D女雜志》中《本雜志今后之方針》中更是直接將“婦女”與國民解放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覺得中國現(xiàn)在的婦女問題，不是少數(shù)一部分人的問題，是關乎全國民的大問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婦女”雖然被頻繁使用，但并不排除“女子”或“婦人”等詞匯的使用，比如1919年10月李達發(fā)表《女子解放論》，《新青年》第6卷第2號刊登李大釗《戰(zhàn)后婦人之問題》等。

　　“婦女”的使用和傳播真正成為一個德曼意義上的“話語事件”似乎是與共產(chǎn)黨的早期活動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20年李漢俊、李達翻譯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第一次將馬克思理論體系中關于女性的部分以“婦女”指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之后幾乎所有的馬克思著作的翻譯都遵循了這一原則，“婦女”因此與“無產(chǎn)階級”、“勞工”、“勞動”等馬克思主義的詞匯聯(lián)系在一起。在這種背景下，1921年12月，由共產(chǎn)黨領導創(chuàng)辦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為《婦女聲》，宣布“婦女解放即是勞動者的解放”，而王會悟在《中國婦女運動的新趨向》中說到，“無產(chǎn)的婦女若不是自己起來掌握政權和奴隸制度開戰(zhàn)，即是社會主義不能實現(xiàn)的時候，真的婦女解放就不能達到目的”[xi].

　　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過《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當指涉女性群體時，通篇只使用了“婦女”一詞。從此以后，在正式的中共文件或者公開講話中，“婦女”成為指代全中國女性的必選詞匯[xii]，即便在國共合作時期需要對工人階級的女性運動和資產(chǎn)階級的女性運動作出區(qū)分的時候，“三大”的《關于婦女問題決議案》仍然堅持只使用“婦女”一個詞，只是指出，不要輕視資產(chǎn)階級婦女運動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們的運動”，認為“在中國社會狀況中，一般的婦女運動仍屬本黨婦女運動的重要工作”[xiii].從二大以后，在共產(chǎn)黨的話語系統(tǒng)中，“婦女”的使用具有了政治上無可爭辯的合法性，就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樣[xiv].

　　三、“女性”/知識分子V.S “婦女”/共產(chǎn)黨[xv]

　　關于“女性”與“婦女”之間的區(qū)別，劉思謙曾經(jīng)指出，“女性”以區(qū)別于舊式女人的作為人的主體性為本質內涵，“婦女”則是一個被國家權利政治化了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劉思謙，1998），但是下面的分析希望能展示，無論是“女性”還是“婦女”，在中國近代史上都都是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詞匯，換句話說，都是一種話語形式，只是承載著不同的形象和意識形態(tài)模式。

　　“女性”的確是一個相對晚近的詞匯，根據(jù)Barlow的研究，它是在20世紀20年代才和大量外來詞一起進入中國的話語圈子的，最初出現(xiàn)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文愛情小說的翻譯本當中。之后，它與“社會”、“文化”“知識分子”和“個人主義”混雜在一起，成為了現(xiàn)代化符號譜系中的一員（Barlow，1994）�？疾�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學作品，我認為“女性”作為話語的力量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向：打造新秩序，挖掘新的自我。

　　打造新秩序。在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女性”代表著一種“Modern girl ”的形象，這種形象從未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中出現(xiàn)過，完全是西方的、現(xiàn)代的、全新的；
是青春的、美麗的、充滿活力的，與被描述為“奴之奴”（金天翮，1903）的中國“婦女”相比較，“女性”就是一個新世界的代表，是對舊有秩序的顛倒�！芭�性”不是天生的，只有當一個女人意識到自己不再是男人的玩物，寄生蟲或者奴隸的時候，才能成功地構造一個“女性”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對于知識分子而言，“女性”是整個中國社會面臨問題的縮影，傳統(tǒng)的中國女性成了替罪羊或者說試驗的殉道者，而“女性”則寄托著知識分子關于未來的期望。當“女性”在知識分子的寫作中、在人們的閱讀和想象中不斷被重復的同時，關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中國與西方的理解也被不斷的生產(chǎn)出來并進入人們的日常思維框架當中。20、30年代關于娜拉的大討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有的討論都圍繞著“女性”，然而結局卻是與女性無關。本來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娜拉的選擇很多，無論是再嫁還是獨身都是她自己的事情，但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則不然，因為任何行為如果不與社會改造這個大目標相關聯(lián)，那就是沒有意義或至少沒什么大意義。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娜拉們必須出走，而人們希望的則是，娜拉們的出走應意味著一個全新社會的到來[xvi].

　　挖掘新的自我。這一部分主要是由女性作家自己來實踐的，正如很多研究者都已經(jīng)注意到的，在五四的女作家那里有一個從問題小說向自我小說的轉變過程。在這些寫作中，通過思考“女性”與自身的關聯(lián)，女性開始采用西方的男/女二元模式思考，超越家庭——包括從“家”引申而來的“國”的范疇，思考自身作為一個獨立于男性的群體存在的意義。在這些寫作當中，與“婦”或“女”不同，“女性”之所以存在，其基礎不再是與家的關聯(lián)，而是自身情愛的欲望與沖動。盧隱就是以善于描寫女性坦白直率的性愛苦悶而聞名；
馮沅君的《隔絕》、《隔絕之后》、《旅行》、《慈母》四篇系列小說，因為偏離革命主將的方向，被魯迅先生稱為“五四運動之后，將毅然和傳統(tǒng)戰(zhàn)斗，而又怕毅然和傳統(tǒng)戰(zhàn)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的真實寫照”，至于白薇的《琳麗》，則“從頭到尾說的是男女的愛”。在這些女性寫作當中，作家們展示了在男性寫作者那里罕見的主體意識，“女性”對情愛的追求這一本質，而不是其他成為唯一的主題，與剖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知識分子相比，她們更愿意在創(chuàng)作中面對受到傷害感到困惑的“女性”——“自我”，很少能在小說中聽到她們與社會、與他人交流的聲音：冰心讓她的主人公只借一點點現(xiàn)實的契因，便在自己的苦苦思索中完成思想的升華；
廬隱讓她的主人公在“病與死”的庇護下逃避紛繁復雜的具體斗爭；
還有更多的人物在單戀的折磨下，永遠也聽不到愛人的回應，丁玲筆下的沙菲們則不是死亡、自殺，就是在性愛的激情中失去自己[xvii].

　　五四知識女性在生存心理、話語姿態(tài)上與社會現(xiàn)實的疏離，使得她們在心理上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tài)：在決然斗爭中游移，在熱心參與中孤獨，在激烈批判中自閉（陳寧，2001）。這種“女性”的性向雖然在強調女性主體性方面與男性知識分子所討論的“娜拉”很不相同，然而，卻同樣指向了對過去的決裂以及對未來的迷惘�！澳壤�”需要方向，“沙菲”也需要方向。蔡楚生在電影《新女性》中塑造的韋明，或許就象征著兩種“女性”在迷茫后的合流：挖掘自我，反思過去和自身，最終決定走出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獨立人格，并將自己的命運與更廣闊的社會背景結合在一起。隨著文學的傳播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芭�性”的這一形象越來越多的出現(xiàn)在流行的電影、小說，甚至伴隨著電影里的主角出現(xiàn)在家家戶戶的月份牌上（比如飾演韋明的阮玲玉），逐漸贏得其作為本土概念的一般意義：“女性”不再是一個翻譯文學中的形象，不再僅僅是一個來自西方的外來詞，而是一種西化的象征。它成為現(xiàn)代性話語的一部分，在半殖民地中國的語境中，表征著男性的他者，借高揚自我與“愛情”而存在，注釋著現(xiàn)代性話語的合法性[xviii]（Barlow，1994）。

　　與“女性”在文學中的高揚相對應，“婦女”在共產(chǎn)黨各種文獻和決策中占據(jù)著唯一合法化的位置。在“婦女”的背后，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女性形象呢？為什么會是“婦女”？“婦女”的意義何在？下面我想嘗試從兩個階段來說明這些問題。

　　當李達將倍倍爾的著作譯為《婦女與社會主義》，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但是在這種翻譯被不斷的復制之后，“婦女”確實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內的詞匯，它表征著一個國際性的受壓迫的群體，以“勞動”為特征，與“無產(chǎn)階級”處于同一陣營之內，并與資產(chǎn)階級針鋒相對。因此“婦女”不是“女性”，不是那種燙了頭發(fā)進了學堂整天想著愛情想著自我的群體，而是實現(xiàn)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重要力量[xix].因此，當共產(chǎn)黨的主要活動范圍仍然集中在城市之內時，“婦女”基本等同于女工，“婦女解放”因此與無產(chǎn)階級革命緊密相連。“婦女”僅僅牽連著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想象。

　　但是，當中國共產(chǎn)黨進入農(nóng)村之后，“婦女”的意涵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婦女”在馬克思主義符號譜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婦女”與中國傳統(tǒng)話語的聯(lián)系被重新挖掘出來。正如Barlow所說，與“女性”強調對當下自我的挖掘不同，“婦女”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識形態(tài)中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概念，它暗含著一個光明的未來（Barlow，1994）。但是與此同時，Barlow沒有注意到的是，“婦女”同樣是一個隱含過去的概念，它中間所包含的“婦”“女”與中國傳統(tǒng)和家庭關系有著天然的緊密聯(lián)系。所以，和“女子”或者“女性”不同的是，“婦女”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變成了一個可以連接過去與未來，或者說，連接封建社會與社會主義的詞匯。與“女性”以男女二分以及女權理論為基礎不同，“婦女”，當它被共產(chǎn)黨采納并不斷使用的時候，它是與中國女性千百年來作為“婦”與“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聯(lián)系在一起的，也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產(chǎn)（勞動）/再生產(chǎn)（生殖）等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既能包容過去的苦痛，也可以給這個群體以國際性的參照，并允諾一個光明的未來。正是通過對“婦女”的使用和人們對“婦女”的接受，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中國歷史相結合在宣傳實踐上成為可能，有助于實現(xiàn)并完成階級動員[xx].

　　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具體來說，這一階段的“婦女”還可以被分解為三種形象。

　　“婦女”是勞動者，這個形象既可以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生產(chǎn)者，但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tǒng)中勤勞能干的女性形象-——“賢妻”的延續(xù)。在1932年《中共蘇區(qū)中央局關于勞動婦女代表會議組織及工作大綱》特別強調，“婦女”必須參加勞動，這些勞動包括：慰勞紅軍（做草鞋套鞋募集紅軍必須組織慰勞隊），幫助紅軍（組織洗衣隊，看護傷病兵），這些勞動與其說是創(chuàng)造生產(chǎn)力的生產(chǎn)，不如說是“賢妻賢婦”的職責，而1943年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各抗日根據(jù)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更明確強調：“廣大的農(nóng)村婦女能夠和應該特別努力參加的就是生產(chǎn)，廣大婦女的努力生產(chǎn)，與壯丁上前線同樣是戰(zhàn)斗的光榮的任務；
農(nóng)村婦女能紡織、能養(yǎng)蠶、能種地、能煮飯、能喂豬、能理家……應該按照各地具體情形來作計劃，但她們的生產(chǎn)計劃，一定要和她們家庭的生產(chǎn)計劃結合起來”。這樣的分工簡直就是中國傳統(tǒng)“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模式的翻版，只不過用更廣闊意義上的“國家”替代了“家庭”而已。

　　“婦女”是通過婚姻實現(xiàn)治理的媒介[xxi].通過各種《婚姻條例》和《婚姻法令》，革命重新分配女人的身體，并完成對男人的革命動員。在這里，“婦女”話語內蘊含的傳統(tǒng)意涵再次發(fā)生了配合這些措施合法性的功能，畢竟“婦女”也是“女”，是待嫁的女人，而“在傳統(tǒng)中，女人正是作為身體在場的，因為這個身體可以協(xié)助男人及其家族生育和生存”（朱曉東，2001）。雖然在各種婚姻法令當中，“婦女”是作為婚姻自由等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受益者而存在，但是朱曉東指出，當革命的婚姻法將婦女放在一個凸現(xiàn)的位置上時，婦女卻不是作為主體存在的。買賣婚姻并沒有因此而絕跡，婦女仍然像以往一樣被看作男權主義的附屬物，是“女”，唯一的變化只是“價錢便宜了而已”。在每次革命論功行賞之日，女人的身體就會和土地一樣被重新加以分配，總的流向是從富人家拖到窮人家[xxii].

　　“婦女”是革命的合作者。這種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式的提法，其實同時意味著婦女并非革命的直接參與者，而只是繼續(xù)充當傳統(tǒng)中國所謂“背后的女人”，如果和提倡民族大義等宣傳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婦女”被鼓勵扮演“岳母”的角色，而通過她們在家庭內的行動，革命權力進入家庭，完成對最廣大群眾的革命動員。比如，1932年《中共蘇區(qū)中央局關于勞動婦女代表會議組織及工作大綱》中就提到，“必須廣大勞動婦女有深刻的認識，而熱烈起來宣傳發(fā)動和鼓動他們的兒子丈夫及兄弟去當紅軍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若是這些勞動婦女不起來積極的參加各種工作，則工作的進行上要發(fā)生許多阻礙”；
而在蘇區(qū)廣泛傳唱的《十送紅軍》，更是將各種女性的情感——親情和愛情與革命熱情直接對立起來，通過“婦女”的自我壓抑和對男性，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奠定了一個在情感與政治（落后與進步）之間游移，并最終選擇了民族大義（進步）的“婦女”形象。

　　無論是勞動者，治理的媒介，還是革命的合作者，這些形象之所以得以確立，與“婦女”一詞本身所蘊含的話語力量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為“婦女”與社會主義的關聯(lián)，使得這些形象本身具有了強烈的合法性；
同時也是因為“婦女”與家庭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才讓這些形象能夠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找到真實的依托，并且迅速轉化為對形象背后行為模式的聯(lián)想，指導人們的行為和行為預期�？梢哉f，正是在“婦女”這個問題上對本土資源的合理利用，大大減少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農(nóng)村進行憑空改造的成本和風險。

　　但是，對于中國女性自身而言呢？“婦女”作為一種話語其力量在何處？無論是Barlow還是朱曉東，雖然注意到革命動員對“婦女”話語以及這個群體的利用，但是卻同時將女性群體置入純客體的位置，似乎在整個中國革命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女性只是單純的受利用，或者，只會“用哭和胃疼來抵抗”（浦安修，1945）。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簡單。

　　也許，朱曉東說得對，男人們在解放婦女中解放自身，然后讓婦女為他們的解放而奮斗獻身。但是，這同樣是一種從男性角度出發(fā)的推斷。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呢？當日常的勞動通過“婦女”的政治意義與整個革命事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候，當她們意識到雖然“不可能獨身”，但是卻可以自由選擇從某一個窮人被“分配”到另一個窮人那里的時候，當她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可以壓抑自己的情感，將家里人送出去的時候，她們其實已經(jīng)感受到了另一種身份的認同。這些農(nóng)村的女性，不再僅僅認為自己是“婦”“女”或者“母”，而開始萌發(fā)了某種群體的意識。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正是混雜著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落后與進步的“婦女”，作為一種話語的使用和傳播，在中國的某些農(nóng)村地區(qū)完成了幾十年前在城市里發(fā)生的社會運動，完成了精英意識向一般思想的傳播與變遷。從此以后，中國女性，無論身處城市與鄉(xiāng)村，才可能在意識上結成一個群體。雖然這個群體，在“婦女”的話語中，只是作為一種被剝離主觀性別感受和性別需求的身體或者身份出現(xiàn)，但是不可忽視的是，這意味著中國女性的另一種認同方式，一種拋棄作為獨立個體的女性認同，而尋求融入更廣闊群體的可能性。正是這種可能性與革命話語的共謀（而不僅僅是革命話語本身），才使得婦女的解放從根基上被拖入民主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男性化政治語境里。認識到這一點，或許我們才能更真切的體會到�？滤�謂“話語”的力量，一種同時關注權力技術和自我技術的分析概念[xxiii].

　　四、丁玲：1927-1948

　　分析丁玲，是希望能夠通過她的寫作和通過寫作透析出來的思想變化，感受話語與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而選擇丁玲，則是因為她獨特的經(jīng)歷，“從五四走到了文革結束，從一位時髦的新女性，文學女青年到投身革命文藝直到被文藝革命”，作為知識分子、女性和革命者，丁玲的寫作如何處理“婦女”這一話語形式，是否曾經(jīng)并且在何種程度上，為話語形式所左右，對這些問題，雖然本文只能簡單的剖析，但或許能幫助我們比較順利地切入主體與話語之間的關系。

　　在分析知識分子與女性話語的關系時，我們曾經(jīng)提及《沙菲女士的日記》。事實上，丁玲的這本書曾經(jīng)無數(shù)次被作為最能體現(xiàn)“女性”意識的個案加以剖析。沙菲說，在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除了“我”，她什么也不關心。沙菲的苦痛，只因為“莎菲生活在世上，要人們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因此，“我只想哭，想有那么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的懷里哭，……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丁玲甚至是第一個從試圖從性別層面處理現(xiàn)代的性關系的女作家，她毫不涉及時代，僅僅讓敘事者從女性自身的角度來講述一個女人的體驗，而日記體的寫作也使得女性主體凸現(xiàn)出來，對性別化的主體性極其敏感�！八齻冊谧约弘S心所欲、不合規(guī)范的存在狀況中時常發(fā)現(xiàn)的是，在直面世界的同時，她們也必須遭遇自身”（梅貽慈，1990）。

　　但是，當一名女性不再被描畫成一個女兒、姊妹、愛人或者朋友，而是一個自主性的我的時候，丁玲卻困惑了，她讓沙菲問：“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么呢”？

　　最初丁玲只是回到問題小說的范疇，在1928年遷居上海之后，她發(fā)表了三本小說集，鞏固了她早期的名聲。這些小說幾乎都關注的是婦女問題，或以女人的口氣敘述，或以日記體裁敘述；
她們常常關心的是女性，或是面對新社會，企圖尋找一種生活的目的。但是丁玲的主角仍然是“女性”，盡管著力面對社會問題，但是“女性”本身就意味著對自我的挖掘。丁玲在自我與社會之間思考，但常常失敗�？磥恚�面對丁玲的問題，魯迅似乎說對了，他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說，她們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墮落，要么回來。但是丁玲沒有墮落，也沒有回來。她選擇了放棄“女性”身份，進入另一個話語系統(tǒng)。

　　1931年夏，丁玲寫了一篇題為《某夜》的短篇小說。在這篇小說里，她不僅直接面對了胡也頻的死所激起的情感波瀾，而且證明她本人從對革命事業(yè)所抱有的單純的樂觀態(tài)度向前邁進了多大一步。小說寫道，一群熱血的青年，在臨死之前交換著信任和愛的目光，唱著永遠也沒有機會唱完的《國際歌》。主角不再是女性，體裁也不再是喃喃自語的日記。在最后她說：“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里的雪上面。天不知什么時候才會亮。”左翼作家聯(lián)盟選舉她為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她被任命為左聯(lián)刊物之一《北斗》的編輯和左聯(lián)負責工農(nóng)文學的部門負責人。1932年初，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1936年10月，丁玲逃往延安。1937年末，她被任命為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團長，帶領30多位藝術家和作家在山西和陜西一帶為軍隊和當?shù)剞r(nóng)民演出，此期間她寫作了一些劇本，表現(xiàn)的都是抗日主題，與性別毫無關系。

　　這段時間，丁玲似乎已經(jīng)完全拋棄了“女性”的立場，投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生活之中，女性意識完全讓位于革命激情。從她的寫作來看，一方面，“婦女”一詞出現(xiàn)頻率極高，另一方面，這些冠以“婦女”之名的角色也的確符合“婦女”所承載的革命形象。關于這一點，或許可以從她1939年寫的一篇故事中出現(xiàn)的兩位革命婦女之間的簡短對話中看出來：

　　[劉素說]“因為你是那么愉快，使人摸不清，薇底，一切生活的困惱，似乎從沒有影響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養(yǎng)成這一種心情的？”

　　“你以為我都是這樣的嗎？我以前憂愁得很呢，是一個不快樂的人呢。自從來到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學習工作都能由我發(fā)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說敢為，集體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雖說很渺小，卻感到我的存在。我還能不快樂么？……”[xxiv]

　　但是，1940年以后丁玲的寫作卻開始出現(xiàn)變化[xxv].在1940年和1941年間寫的一組四篇新小說中，丁玲開始深入探討她在令人振奮的延安共產(chǎn)主義代表后面看到的苛刻、虛偽和幻滅問題。散文《不算情書》（1993）里，那個自稱“德娃利斯”的女性所表達的井噴式的愛情，證明這位作家的女性意識是難以壓抑的，至少也有失控的時候。到了40年代初，丁玲的女性意識在潛伏了一段時間之后又沖出了自制的閘門，并表現(xiàn)為一種女權主義的憤懣。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1941）里的貞貞被日寇擄去做隨軍妓女，卻能在大不幸中多次為八路軍送出情報。后來掏出魔掌回到村里，愚昧、冷漠的村民對她報以鄙視和厭棄。胡風認為，這正好說明“對象底生命被作家精神世界所擁入，使作家擴張了自己”，而這就是現(xiàn)實主義作家“對于血肉的現(xiàn)實人生的搏斗”（胡風，1985）。

　　更為關鍵的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1942年3月，丁玲發(fā)表《“三八節(jié)”有感》。盡管事先黨的中央委員會曾經(jīng)做過指示，要求慶祝國際婦女節(jié)時重點應放在慶祝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促進中國統(tǒng)一和頌揚婦女在革命中的積極作用等方面。丁玲卻寫道，

　　“她們的皮膚在開始有褶皺，頭發(fā)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取她們最后一點愛嬌。她們處于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社會里，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

　　“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們不會是超時代的，不會是理想的，她們不是鐵打的。她們抵抗不了社會一切的誘惑，和無聲的壓迫，她們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都有過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與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奮斗或卷入庸俗），這對于來到延安的女同志說來更不冤枉”[xxvi].

　　丁玲終于在革命之外提出了“婦女”問題，“‘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她主張看到女人自己的“痛苦”和“血淚史”。這已經(jīng)超出了“婦女”的范疇，實際上是在重提所謂的“女性”問題，并將矛頭直指中共的領導階層和意識形態(tài)，認為女性的苦痛無人理會，甚至在革命話語下被貶斥為“自作孽，活該”。

　　在“婦女同志”身份掩護下的丁玲提出了“女性”的宣言，結果是，兩個月以后，據(jù)傳毛取消了與丁玲等人合影的計劃。4月，丁玲被撤銷了編輯職務；
5月2日，毛澤東發(fā)表講話，要求延安的知識分子端正態(tài)度，面對黨和讀者。

　　6月11日，就是王實味被定為“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并且就此消失的第二天，丁玲讓步了，她承認對她的指責都是正確的，她還補充說，她在《三八節(jié)有感》一文中所提出的關于婦女問題的觀點也是錯誤的；
盡管她的文章是“血與淚的傾訴”，但她的態(tài)度代表的是一種延安落后的女權思想，在延安，階級斗爭中的團結一致必須超越性別之間的差異。6月底，希望做回“女性”的丁玲被放逐，她奉命離開延安，到鄉(xiāng)下去向農(nóng)民“學習”[xxvii].

　　1948年，丁玲寫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部沒有女主角沒有愛情的小說，苦痛不再是女性所擁有的特殊經(jīng)驗，而只是附著于舊制度之上的國難家仇。黑妮和程仁曾經(jīng)的山盟海誓，最終也在激烈的思想斗爭后被陳仁歸為糖衣炮彈。他最終選擇了人民的利益和不辜負黨的期望，而關于這份愛情，“他已不再為那些無形中捆綁著他的繩索而苦惱了，他也抖動雙肩，輕松的回到了房里”。這部小說使得丁玲本人重新得到認可，并在黨內獲得比較顯赫的地位，并成為中共代表團成員，于1948年底參加了在布達佩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婦女民主聯(lián)盟大會。

　　或許是真的悔悟，或許是為了安全，總之，丁玲從此之后重新放棄了對“女性”的探索，選擇在“革命”緊密相連的話語系統(tǒng)中寫作，于是，她選擇了“婦女”敘事，于是，這一時期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勤勞、謙遜、聽從黨的召喚，并準備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運用到動員農(nóng)民抗戰(zhàn)以及成為黨的未來成員上面；
或者說，“婦女”及其形象已經(jīng)獲得的力量逼迫她不得不成為“婦女”的一員，就像1944年丁玲從鄉(xiāng)下返回延安，外國記者看到的照片上，丁玲在她居住窯洞外面的小片空地上種菜，并且自己動手紡棉紗，她看上去充滿熱情而且愉快輕松。

　　但其實，早在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第二部》中，丁玲的莎菲女士就曾經(jīng)說過：“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感情殘留的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一點牡丹花……”

　　[Abstract]As a conceptual symbol，what does FUNV means ？In this article ，the use and prevalence of the concept FUNV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dependent“discourse event ”。This research，through meticulous analysis of historicalarcheology on FUNU，focuses on two aspects of this event ：one is concept and“background”expressed by this event ，both of which are in the level of generalthinking history rather than merely in 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 elites ；
theother is specific “discourses”aroused by this event and political power of thosediscourses gendered by the capacity of producing terms of legitimacy.In conclusion，this research tries to point out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while the Chinese femaleattended into Chinese historical process with the identity of liberated FUNV，they，as a sex group different from the man ，have been lost and prevented from historyagain.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twisted with the process of discourse （FUNV）practic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but also is furthered by the political power containe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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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

　　Tani E.Barlow：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u ：（Un）making national Womanin 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al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4.

　　——Theoring Woman：Funu ，Guojia and Jiating in Body ，Subject and Powerin China edited by Angela Zito and Tani E.Barlo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Wendy Larson：The end of “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to1935in Gender，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Tani.E.Barlow ，Duke UniversityPress ，1993

　　Christina K.Gilmartin：Gender ，political culture，and women‘s mobilization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4-1927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cultural and the state，edited by Christina K.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LisaRofel and Tyrene Whi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msin E.Lorraine：Gender ，Ident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WestviewPress ，1990

　　米歇爾·�？拢骸吨�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

　　——《福柯集》，杜小真編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治理術》，趙曉力譯，李猛校

　　愛德華·W ·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

　　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中國婦女》，1956年版

　　——《中國婦女運動百年大事記》，2003年版

　　臧健，董乃強編《近百年中國婦女論著總目提要》，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6年版

　　王國敏編《20世紀的中國婦女》，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劉寧元《中國女性史類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徐天嘯《神州女子新史》，臺灣稻鄉(xiāng)出版社，民國82年

　　丁玲《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魍魎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金天翮《女界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等譯，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白巍《對苦難的精神超越：現(xiàn)代作家筆下女性世界的女性主義解讀》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張衍蕓《春花秋葉中國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胡風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載《胡風評論集》，下卷p19-2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李小江我們用什么話語思考女人？載于邱仁宗編《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思想》，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戴錦華可見與不可見：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與女性的電影載于邱仁宗編《中國婦女與女性主義思想》，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nóng)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新史學》，楊念群、黃興濤、毛丹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李猛�？�，載于《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楊善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陳寧簡論“五四”女作家小說的敘事特征，載于《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卷第4期

　　劉思謙女性·婦女·女性主義·女性文學批評，載于《南方文壇》，1998年第2期

　　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fā)微——兼談對于“一般思想史”之認識

　　朱曉東通過婚姻的治理，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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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這種尷尬是如此明顯的存在，以至于很多高校里發(fā)展出了所謂的“女生節(jié)”，定在三月七日，來避免給女生們帶來不快的感覺。

　　[ii]這種提問方式依據(jù)的是�？略凇吨�識考古學》中所構造的“述說模態(tài)”（enunciativemodalities），原初形態(tài)被表述為詢問以下三個問題：誰在說話？發(fā)言者發(fā)言所依據(jù)的制度場所是什么？在不同種類的對象形成的關系中，發(fā)言者可能占據(jù)的情境是什么？具體參見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

　　[iii]關于話語分析的主題，參見福柯《知識考古學》第2章

　　[iv]�？卤救藢⒃捳Z分析稱之為一種“述說”，指出話語分析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對各種述說進行描述，既不進行語言分析，也不探討觀念的傳承，更反對從述說的背后挖掘各種隱含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以“描述”為主。關于話語分析與“描述”的關系，見李猛的分析，《�？隆氛�，載于《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楊善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v]因為我們已經(jīng)處在一個遠離傳統(tǒng)的語境中，所以這里已經(jīng)不可能使用一個非常純粹的本土概念。雖然每一種非本土的稱謂背后都不可避免的帶有它特有的語境和意識形態(tài)背景，但是考慮到語境和背景的特殊程度，本文還是選取“女性”作為“Women ”的一般對應詞，并展開論述。這種選取是經(jīng)過考慮的，但當然這種選取可能也表達了作者本人的價值傾向。

　　[vi]關于她字產(chǎn)生的背景，可見劉半農(nóng)：《她字問題》，載《學燈》1920年

　　[vii]可以參見陳宏謀的《教女遺規(guī)》中關于“婦”、“女”“賢妻”、“賢母”的界定，載于《四庫提要》。

　　[viii]這可能與“婦”和家庭的關系太密切有關，牽連著過多與家庭有關的聯(lián)想，與鼓勵女性走出家門的主張不符，但是沒有資料能佐證這樣的猜想，而且考慮到這一節(jié)以“描述”為主，所以沒有涉及論證。

　　[ix]按照Barlow的研究，“文學”本身也是一個外來詞，當它從中國傳統(tǒng)的“文”演變成與西方接軌的“文學”之時，它變成了傳達西方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或者說現(xiàn)代性主題的重要領域，但是盡管如此，“文”最根本的功能“載道”卻被保留下來。注意到這一點，對于理解文學中的“女性寫作”或者“女性”可能非常重要。關于這一點，參見Wendy Larson：《The end of“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to 1935》，in 《Gender，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Tani E.Barlow，edito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x]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見當時的女性作家的寫作，如陳衡哲、盧隱、白巍的作品。

　　[xi]見《婦女聲》1922年6月20日，第10期。

　　[xii]與此相比較，1921年的中共一大未明確涉及女性問題，而在1921年11月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局通告》中，“女子”和“婦女”仍然是摻雜使用的。二大之后的文件中，只有1924年6月24日的《中國共產(chǎn)黨婦女部關于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中綜合使用了“女子”和“婦女”，但是前者指涉民國之前即所謂的傳統(tǒng)女性，后者指追求革命和解放的現(xiàn)代女性，使用界限非常明顯。參見《中國共產(chǎn)黨婦女部關于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

　　[xiii]關于中共婦女政策，引用自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xiv]雖然在今天使用“婦女”往往會造成日常生活中的尷尬，但是我們不能想象在有關政治的場合中以“女性”或者社會上更為流行的“女人”來全面取代“婦女”，比如“中華全國女人聯(lián)合會”或者“女性解放”等等。

　　[xv]這里并不是認為只有共產(chǎn)黨才在知識分子的“女性”對立的意義上使用“婦女”，這樣只是出于對比的方便。畢竟，共產(chǎn)黨在解放前的確代表著中國最革命的政治方向。

　　[xvi]正如沈茲九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中國的娜拉們不能回家，她們不能重新作為家庭的奴隸。見申報副刊《婦女園地》62期，1935年4月28日。

　　[xvii]主要脈絡參考了張衍蕓：《春花秋葉中國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xviii]“女性”形象從知識分子走向一般思想實踐的一個例子是：三十年代暢銷于上海的《良友》雜志，在1934年12月1日第99期舉辦了一次關于標準女性的評選，女作家丁玲被放在第一位，那年她三十歲，已經(jīng)以《莎菲女士的日記》蜚聲上海灘。而1934年底，當《良友》將標準女性的桂冠頒給丁玲時，她正在國民黨的牢房中。

　　[xix]向警予在20年代的一系列評論中就曾經(jīng)將“女性”歸為資產(chǎn)階級的范疇，指出要與這種女性形象決裂，投身真正的解放事業(yè)。轉引自Tani E.Barlow，1994

　　[xx]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共產(chǎn)黨的另一種自我技術“憶苦思甜”的邏輯非常類似，只不過后者采取了一種集體回憶的形式，而“婦女”則通過其話語力量實現(xiàn)了這種群體記憶的虛擬。關于憶苦思甜和相應的技術，可以參加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nóng)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新史學》，楊念群、黃興濤、毛丹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xxi]感謝朱曉東的《通過婚姻的治理》一文提醒我注意“婦女”這一形象的存在，與傳統(tǒng)的研究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婦女”作為“性”的主體與革命的關系。

　　[xxii]一個例證是，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實施不久，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記道：“中農(nóng)貧農(nóng)從前無老婆的，多數(shù)有了老婆，沒有的很少了�！�

　　[xxiii]權力技術是指，這種技術決定了個人的行為，使他們受制于某種目的或支配。而自我技術是指，這種技術使個人借助自身或在他人的幫助下，針對他們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行為和存在方式進行某些操作，從而改變自我，使自身達到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狀態(tài)。見�？拢骸吨卫硇g》，趙曉力譯，李猛校。

　　[xxiv]見丁玲文集第4卷p111-112，轉引自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xxv]至于原因，丁玲自己在80年代的回憶錄《魍魎世界》中并沒有提及。史景遷猜測是因為她看到了瞿秋白臨死之前悲觀的遺書之后，開始對革命和自我進行反思的結果。關于這一說法，見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xxvi]《“三八節(jié)”有感》，見丁玲文集第4卷，p390-391

　　[xxvii]以上史實部分，引自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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