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教育家，二十世紀西方教育史上頗有影響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30日，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這位被近代中國知識界譽為“美國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領袖”的教育名家應邀來華講學。在此后兩年多的時間里，杜威的足跡遍及中國江蘇、直隸、山西、奉天、山東、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十余個省，在華講演多達兩百余場，在中國各地思想界、教育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杜威與中國”這一課題逐漸被學界所關注和認識，種種視野下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匯聚成一個學術研究的熱點。但是，諸多已有成果往往偏重于從杜威一方來闡述其學說對中國知識界產(chǎn)生的影響，而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另一方即中國知識界內(nèi)部圍繞杜威來華講學出現(xiàn)了何種變化，當時盛情邀請杜威來華的人除了熱心傳播杜威的學說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法，換言之，在杜威講學的背后又具體發(fā)生了哪些“故事”，這些都是我們不得而知的。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在杜威來華講學的具體史實層面，根據(jù)相關當事人的日記、書信和回憶，希望能夠進一步探尋這一引人矚目的學術交往的實態(tài)，并結合之后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來華講學探討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對外國學者來華的反應，以及由此可能揭示出的五四時期學界中人權勢爭奪的微妙關系。

　　杜威的來華確可稱得上是影響現(xiàn)代中國思想學術的一件大事。顯然，如果不是因為已經(jīng)在五四思想學術界嶄露頭角的胡適的關系，杜威不可能在中國這個陌生的環(huán)境中獲得這樣崇高的威望。但更重要的是，杜威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西方學者，對中國進行如此廣泛而且歷時達兩年之久的訪問，無疑也提高了他的最杰出的中國門生胡適的地位。沈松僑先生在《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一文中，曾經(jīng)論及所謂“外國關系”對胡適個人聲望之作用。實際上，圍繞杜威等外國學者的來華，中國知識界頻頻上演“挾洋自重”的好戲，從而揭示出五四時期學界中人的權勢爭奪。

　　可以說，胡適如此熱切地接待杜威，如此熱烈地宣揚乃師的學說，其初衷或許是希望憑借杜威的聲望為中國的思想學術界指明一條正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民初中國文化教育界派系林立、競相角逐領導霸權的復雜背景下，胡適與杜威的關系，實際上無法不牽動到個人甚至相關特定團體的勢力消長。在1921年7月1日胡適的日記中就記載，當日哥倫比亞大學同學會在來今雨軒給杜威一家餞行時，竟然鬧出爭主席的笑話來。為此胡適曾挖苦道：“天下總有這種在針孔里打斤斗的人，真是可笑！”同年9月24日的日記中又記載，美國教育家保羅·孟祿（Paul Monroe）訪問中國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又極力壟斷孟祿，阻撓其與北大方面接觸，以便“借他大出風頭”，結果弄得孟祿也覺得所處環(huán)境不妙，“很怕北大一方面因此同他隔絕”。當胡適前去看他時，孟祿脫口而出：“I don\"t want to be isolated!（我不想被孤立！）”其實，胡適又何嘗能完全免俗。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時，封面上就特別題署“胡適博士著”。所以說，郁達夫為文嘲諷胡適跟著外國學者屁股后面跑來跑去，當然也不是厚誣之辭。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中國近代以來尊西趨新大潮下世風的流變。

　　頗值得玩味的是，胡適對同時在華的杜威與羅素兩人的態(tài)度冷熱極為懸殊。1920年9月，梁啟超回國后發(fā)起組織講學社，隆重邀請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到中國講學。羅素與杜威在國際學界同享盛名，但胡適除了對羅素的口才表示欣賞外——而且這一點還是他從杜威處獲知的——對其來華講演始終不表態(tài)。據(jù)胡適的日記記載，羅素在華期間由于種種緣由他一直無緣出席羅素的講演會。“羅素與勃拉克女士今晚在教育部會場為最后的演說，我本想去的，為雨后泥濘所阻，不能進順治門，故不能去了。羅素的講演，我因病中不曾去聽，后來我病愈時，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聽過。今日最后的一次，乃竟無緣，可惜。”及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羅素二人同日離京時，胡適也區(qū)別對待。對乃師杜威，胡適不僅連夜趕寫出《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及時總結了杜威中國之行的時代效應，還親攜幼子祖望趕到車站送行，“心里很有惜別的情感”。而同日下午羅素動身時，胡適卻因與友人陳慎侯談論文法問題，延誤了送行時刻。直到數(shù)日之后，胡適南下上海時，才在津浦車中作了一首題為《一個哲學家》的白話詩，詩中頗多諷刺，不點名地表達了他對羅素中國之行的不滿。該詩寫道：“他自己不要國家，但他勸我們須要愛國；
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們行國家社會主義。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給我們找一條路；
這條路他自己并不贊成，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說救中國只須—萬個好人，但一兩‘打’也可以將就了——我們要敬告他，這種迷夢，我們早已做夠了！”耐人尋味的是，胡適在詩中指責羅素“一兩打好人即可救中國”的主張是不切實際的“迷夢”，然而時隔一個月后他自稱第一次公開談政治時，似乎又認同了羅素的主張。在一個題為“好政府主義”的講演中，他提出“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作積極的奮斗，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將近一年之后，由胡適策劃，包括丁文江、蔡元培在內(nèi)的十六位中國知識界著名人士，聯(lián)名發(fā)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釀成中國現(xiàn)代史上第一次稍微有點模樣的自由知識分子運動。其思想來源之一，正是羅素餞別宴席上的談話和臨別演說中留下的箴言。只是，胡適并沒有把好政府的主張歸因于羅素的提示，而認為是丁文江敦促的結果。

　　杜威、羅素二人之所以在胡適心目中有如此高下厚薄之分，一方面固然與胡適本人信奉杜威實驗主義學說有關，另一方面恐怕也不免摻雜著一些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據(jù)趙元任晚年回憶，羅素來華講學，講學社出面聘請他擔當翻譯，胡適即告誡他要小心，不要上了進步黨的當，試圖阻止他應聘任羅素的翻譯，因為胡適認為梁啟超等人想借機“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標”。在一封1920年底胡適致陳獨秀的信函中，胡適才算徹底表白了他的心聲：“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后，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
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倒很歡迎。因為他這樣做去，于我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xiàn)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fā)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中都討論過了，我很不愿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fā)表了。）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信中，胡適隱約指責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的所作所為處處是與他們作對。梁啟超1920年從歐洲游歷回來后，便發(fā)起創(chuàng)辦共學社和講學社，其主要工作是編譯新書、獎勵名著、出版雜志、選送留學生。當時胡適和陳獨秀也有相近的計劃，編譯《世界叢書》即為一例，所以認為共學社的做法是與他們打擂臺。梁啟超等人原先辦了一個雜志，名稱叫《改造》，后來將之改為《解放與改造》。胡適認為這也是與《新青年》對立的。并且，他把梁啟超等邀請羅素、倭鏗來華講學也看作是對他們的挑戰(zhàn)。

　　邀請羅素來華講學，是研究系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又一重大舉動。由于梁啟超等人在歐洲有機會拜訪過柏格森，并且研究系中張君勱、張東蓀等對其哲學很感興趣，所以梁啟超等人歐游回國后，在籌辦講學社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是邀請柏格森訪華。但他因故不能前來，恰在此時，王敬芳和傅銅正好向梁啟超提議邀請羅素來華講學，梁當即表示同意。梁啟超在決定“組織一永久團體，名為講學社”的同時，就已經(jīng)把邀請羅素之事和成立講學社一并提出。1920年5月，梁啟超等人委托傅銅致函羅素盛邀其訪華。在籌辦此事的過程中，梁啟超、王敬芳等人頗有借此為提高研究系接手的中國公學的知名度之意，因此提議以中國公學的名義出面邀請羅素，再加上新學會、尚志學會二組織。此外，他們主張“講演或先在南舉行最佳”，也可見其有意抬舉中國公學之意。研究系之所以如此抬舉中國公學，也是出于通過辦教育來宣傳新文化而招攬人才的需要。舒新城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談及中國公學及研究系同人的辦學理想時，曾經(jīng)這樣說過：“中國公學委誠與南陔、東蓀二人辦理，君勱、志摩則分在南開講演，公則往南京講演（最好請百里設法在東南大學設自由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后吾黨將遍中國，豈再如今之長此無人也。”

　　羅素于1920年10月12日抵達上海后，第二天聯(lián)合設宴為他接風的包括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yè)教育社、新教育共進社、中國公學、《時事新報》社、《申報》社和基督教救國會等七個團體。雖然其中直接為研究系所把持的不過是中國公學和《時事新報》社兩家而已，但羅素到中國后的第一個正式演講《社會改造原理》就被安排在中國公學，而且此后羅素先南下再北上，顯然是講學社中梁啟超等人的安排在起作用。為了迎接羅素北上，梁啟超親自在北京做了布置。11月19日在北京，梁啟超代表講學社向羅素致歡迎辭，并借此向傳媒界亮出講學社不分地域門戶、廣納天下才智的宗旨。他說：“我們對于中國的文化運動，向來主張‘絕對的無限制盡量輸入’……至于講學社，是一個介紹的機關，只要是有價值的演說，我們不分門戶，都要把他介紹進來。好像我們開一個大商店，只要是好貨，都要辦進，憑各人喜歡買那樣就買那樣。我常說中國學問的衰弱，由漢朝的表彰六藝、罷黜百家。無論他表彰的、罷黜的對不對，總是把思想的自由錮蔽了。所以我們要大開門戶，對現(xiàn)代有價值的學說都要歡迎、都要灌輸，這就是講學社的宗旨�！蓖瑫r，梁啟超也特別提到邀請羅素來華的兩個理由：第一，“我們認為往后世界人類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羅素先生的學說，最能滿足這個要求”。第二，羅素的人格值得敬佩，因為他具有“真正學者獨立不懼的態(tài)度。這是真正為人類自由而戰(zhàn)的豪杰”。最后，梁啟超要求羅素將如同呂純陽能點石成金的手指那樣的“研究學問的方法”，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中國人。雖然之后羅素的講學地點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學，但實際的事務工作多由講學社中梁啟超的一些重要助手來處理，例如蔣百里作為講學社的總干事，對羅素講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盡力協(xié)助。

　　難怪馮崇義先生在《羅素與中國》一書中不無遺憾地說：“也許有點令人沮喪的是，邀請羅素來華講學的總負責人，不是創(chuàng)辦《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頭陣從而博得新文化運動‘總司令’雅號的陳獨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學、倡導“兼容并包”宗旨從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提供舞臺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訴‘吃人的禮教’、發(fā)出振聾發(fā)聵之音的魯迅，不是呼喚‘赤旗的世界’和馬克思主義從而將—批激進的知識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釗，也不是因為倡導‘文學改良’與‘文藝復興’而頓成明星的胡適，而是發(fā)表了悲涼的《歐游心影錄》從而有‘守舊復古’之嫌的梁啟超。而且，由于梁啟超曾是民初‘進步黨’的黨魁，在五四時期還領導著由‘進步黨’演化而來的‘研究系’，因而人們通常也說梁啟超邀請羅素是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勢力張目助威�！彪m然馮先生在這里強調(diào)了如果我們僅僅“將羅素視為中國政治上反動或?qū)W術上保守的一黨一派的客人”將會犯很大的錯誤。他堅持認為，羅素應該被視為當時中國新知識界的客人。“講學社”及其他邀請、接待羅素的團體、學校，并未將羅素的講學活動打上鮮明的政治派別的印記。在五四時期那種特定的文化氛圍中，毋寧說他們主要是從發(fā)展中國的學術文化角度出發(fā)，希望從羅素那里獲得新的知識。而羅素在華的一切講學活動也是以中國的新知識界為對象的。但是，馮先生最終不得不承認中國當時在政治上、學術上派系林立這一不可爭辯的事實。他說：“由于梁啟超等人的政治和學術背景。由他們出面來邀請、接待羅素，自然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至少，這樣一種安排阻止了羅素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最激進的政治、學術領袖的交往�！�

　　由此可見，胡適之所以尊杜貶羅，實在還牽涉到他與梁啟超之間在當時中國學術文化界領導霸權的角逐爭勝，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胡適刻意宣揚杜威的學說，并以杜威思想在中國的正宗繼承人自居，多多少少也有利于提高他在當時中國知識界的聲望。后來，魯迅先生就諷刺過新文化運動中有人借西方或別國的權威來樹立自己的權威，裝神弄鬼，嚇唬本國的落后者：“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彼�以，正如有研究者評論的那樣：“許多受外國教育的中國人與他們的東道國形成了不可割裂的聯(lián)系，提高他們的東道國，在許多方面也就是提高他們自己的價值。”（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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