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2月4日，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出版，從此，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把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帶上了一個嶄新的征途。70年來，凱恩斯的理論經歷了被人們頂禮膜拜、一統(tǒng)天下，到受到懷疑、遭遇批判，再到起死回生、再度崛起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凱恩斯的理論正在被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所借鑒，使這些后起國家的經濟避免了大起大落的陣痛，克服了市場失靈的損失，但同時也使這些國家承受著財政赤字、債務危機的痛苦。正因為對凱恩斯理論的評價褒貶相持，我們就更有必要認真地看待它在過去、現(xiàn)在乃至將來的影響力。

　　一、《通論》開創(chuàng)了經濟學研究新天地

　　大蕭條、大危機、大動蕩激發(fā)了凱恩斯思維的靈感，誕生了這一傳世之作。

　　經濟學界公認，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誕生于凱恩斯的《通論》。在凱恩斯以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開始將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從個人行為延伸至整體行為，其中庫茲涅茨創(chuàng)立的宏觀經濟數(shù)據(jù)統(tǒng)計體系、米切爾對商業(yè)周期規(guī)律的研究、庇古對經濟總量時序數(shù)據(jù)的研究被看成是凱恩斯以前最重要的西方古典宏觀經濟學成果。然而，1929-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徹底動搖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根基，人們對被古典經濟學奉為圣典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力量對整體經濟的調控能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正是這種大蕭條、大危機、大動蕩激發(fā)了凱恩斯思維的靈感，誕生了《通論》這一傳世之作。

　　凱恩斯理論之所以對傳統(tǒng)經濟學產生沖擊，是因為凱恩斯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市場的失靈。凱恩斯認為，市場力量之所以不能將衰退的經濟帶出底谷，是因為經濟中的某些價格(如工資)具有剛性，不能根據(jù)外部經濟的變化迅速變動，不能平滑地調節(jié)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受阻。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調節(jié)，從而很好地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很顯然，凱恩斯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于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對現(xiàn)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與思考的全新理論體系。從實踐上說，在《通論》出版前三年，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推行“新政”，即運用大量公共投資和社會補貼以及擴大銀行貸款規(guī)模以挽救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并收到了明顯績效。《通論》無疑是給這種政策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jù)。二戰(zhàn)以后，各國政府全面介入戰(zhàn)后重建，凱恩斯的理論迅速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并將其視為正統(tǒng)經濟學體系，以取代傳統(tǒng)的古典經濟學體系，這一取代被稱為“凱恩斯革命”。

　　盡管現(xiàn)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大小仍存在著爭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20世紀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像凱恩斯那樣對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家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通論》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中心命題是有效需求，以及產出變動而非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的調節(jié)作用。有效需求理論認為，一國的產出水平(就業(yè)水平)取決于總支出，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費支出和廠商的投資支出。由于消費支出是內生的，因此基本上是消極的，它主要取決于人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利率水平。投資支出則取決于投資的預期收益(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的比較，從而使投資支出成為一個極不穩(wěn)定的變量，最易產生廣泛而突然的波動，因此從本質上說，就業(yè)水平真正依賴的實際上就是投資這個極不穩(wěn)定的因素。

　　根據(jù)資本邊際效率理論，凱恩斯認為投資者對投資的未來收益預期比現(xiàn)期融資的利率重要得多，因此他對利率調整投資量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凱恩斯認為，所謂利率決定于節(jié)儉和資本邊際生產率這些真實因素的觀點是錯誤的，利率應該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xiàn)象，它取決于公眾的流動性偏好(貨幣需求)與貨幣當局貨幣供給的關系。利率是人們放棄流動性的報償，而不是推遲現(xiàn)期消費的報償，也就是說，公眾的流動性偏好比儲蓄決策對利率有更大的影響力。由于流動性偏好會隨著人們的交易需求和投機需求而改變，因此貨幣流通速度也是一個極不穩(wěn)定的變量。

　　由此可見，在凱恩斯的理論中，產出和就業(yè)都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行并不能確保達到充分就業(yè)水平。利率是由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儲蓄和投資決策決定的。投資的邊際效率變化可以通過乘數(shù)效應引起真實產出的變化，最終通過收入的變化，使儲蓄調整至與投資相等，充分就業(yè)水平也就可以實現(xiàn)。由此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徹底摒棄了古典經濟學關于“供給可以創(chuàng)造自身需求”的原理，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需求創(chuàng)造供給”的思想，并使之成為自身理論的核心。

　　在《通論》對有效需求理論進行推導的過程中，凱恩斯引入了構成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的許多新概念，如上面所講到的邊際消費傾向、乘數(shù)、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等。這些新概念構成了凱恩斯的總供給總需求理論，并最終確立了宏觀經濟學這一學科體系。

　　實際上，《通論》所闡述的觀點已經遠遠超出了被傳統(tǒng)經濟理論理解的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范圍，它將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使經濟理論具有了明確政治含義：在經濟蕭條時，要等待經濟自己回復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發(fā)生經濟衰退時，再一味強調平衡預算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險，只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是回到高就業(yè)水平的根本措施。

　　二、《通論》體現(xiàn)凱恩斯的個性

　　凱恩斯從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經濟理論能為現(xiàn)實經濟服務。

　　凱恩斯之所以有如此創(chuàng)造性思維，是與他所處的背景及個性有關。凱恩斯的父親是劍橋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其母親也是早期劍橋畢業(yè)生，曾任劍橋市長，因此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有機會同一些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接觸，并接識一些有文學藝術才能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朋友。后進入劍橋大學專攻數(shù)學，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后到劍橋皇家學院任經濟學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被征召進財政部工作，曾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并因對德國賠款問題的意見未被接受而忿然辭職回到劍橋。以后擔任權威刊物《經濟學雜志》主編，先后出版過幾本名著，從事證券投資獲利數(shù)十萬英鎊，兼任不少公司的顧問或董事，開辦過藝術劇院，擔任過皇家學院總務長。1930年代，他已是國際知名人物，二戰(zhàn)期間擔任了英國財政部顧問，戰(zhàn)后又積極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開發(fā)銀行的工作，后因操勞過度，于1946年60歲時心臟病突發(fā)而逝世。

　　從凱恩斯的經歷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才華橫溢的思想家，思想敏銳且具辯才，精力充沛而絕對自信，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崇拜個人，更不崇拜傳統(tǒng)教條；
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吸納新知識，喜歡反省自己，一旦發(fā)現(xiàn)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就能很快放棄舊觀點而提出新觀點，故有人說他是“多變的凱恩斯”。在《通論》發(fā)表以前，他的這種性格的最重要體現(xiàn)是1919年出版的《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這本書使當年33歲的凱恩斯一躍成為知名人物。巴黎和會期間，很多人都想使戰(zhàn)敗的德國支付盡可能多的戰(zhàn)爭賠款，以懲罰德國而治愈自己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凱恩斯從貨幣經濟理論角度堅決反對迫使德國支付過多的賠款，認為賠款國大量支付賠款必然使本國貨幣對外國貨幣的價值相對降低，從而有利于賠款國的出口，其結果反而使賠款國所支付的賠款從進出口貿易中得到補償，最后不僅是那些獲得賠款的國家實際上代替德國支付了賠款，而且還不利于歐洲經濟的恢復，并有可能引發(fā)又一次戰(zhàn)爭�？上�他的這種主張在當時條件下是很難被人接受的。

　　之后，凱恩斯發(fā)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論文，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三部，即《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和《通論》，前兩部名著可以看成是為《通論》作的鋪墊。從所有這些學術成果中可以看出，凱恩斯從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經濟理論能為現(xiàn)實經濟服務。他的廣泛閱歷、反叛精神、正視現(xiàn)實的作風、不斷反省自己的勇氣都為他的巨著誕生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通論》出版的消息傳出后，美國各大學的青年學者等不及當?shù)貢�店的發(fā)行，就急于聯(lián)名寫信到英國函購。盡管《通論》的篇幅還不及《國富論》的一半，而且還存在著體系不夠嚴密、理論概念前后不一致，是公認的歷來經濟學名著中條理最不清的著述之一，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它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力。它的問世，不僅使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使西方經濟學理論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追隨者無數(shù)，并以標榜為凱恩斯主義者為榮。凱恩斯去世后，眾多經濟學家總結并發(fā)展了凱恩斯理論，形成了炫耀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

　　20世紀50至60年代，世界經濟進入了戰(zhàn)后高速增長期。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及調控使經濟保持了比較平衡的增長。這些實踐都證明了凱恩斯理論的正確性，從而使凱恩斯主義占據(jù)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同時，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圍繞凱恩斯理論存在的缺陷，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研究、修正與改進，形成了一大批對經濟學發(fā)展有著重要意義的學術成果。在眾多經濟學家的修正與補充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變得更為完善和成熟，并在60年代達到頂峰。

　　三、凱恩斯理論的危機和復蘇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得不圍繞著凱恩斯理論展開自己的研究。

　　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理論遇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與危機。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都出現(xiàn)了在高通脹情況下的高失業(yè)，菲利浦斯曲線消失了，經濟進入了“滯脹”時代。而在這之前，沒有一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預測到滯脹的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尤如30年代大蕭條出現(xiàn)那樣讓所有經濟學家開始對凱恩斯理論進行深刻反思。經過多年研究，經濟學家得出解釋，即滯脹的出現(xiàn)是因為形成了一種同時對價格和產出產生不利的供給沖擊。這種理論的出現(xiàn)，顯然是對以有效需求為核心的凱恩斯理論提出了挑戰(zhàn)。

　　上述挑戰(zhàn)的主要代表是以盧卡斯、巴羅和薩金特為首的一小部分青年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政府在系統(tǒng)穩(wěn)定經濟方面是無效的，這是因為微觀經濟主體是理性的，他們會根據(jù)政府的政策迅速調整自己的決策，由于他們的決策比政府更加靈活，所以政府的政策效應會很快被抵消，從而使政府的政策失靈。他們認為，由于企業(yè)和個人是理性的，他們會對政策制定者可能制定的政策進行預測(理性預期)，并通過這種預期提前對政策作出反應。很顯然，這是政策制定者和經濟主體之間的一種博弈過程，這一博弈會使政策的效果在這些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面前變得非常微小，根本不可能像凱恩斯所預言的那樣有效。后來，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還證明：由于預期和博弈的存在，政策制定者的一些動機很好的決策，卻往往會導致不良的后果。

　　自盧卡斯等人提出了理性預期理論后，這一思想很快得到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圍繞著這一思想所展開的研究貫穿了整個70-80年代。隨著對理性預期理論研究的深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了深深危機，西方各國政府紛紛拋棄凱恩斯主義，開始返歸新古典經濟學。然而，80年代世界經濟履遭重創(chuàng)的經歷并沒有證明新的理論有什么獨到之處，于是人們就對理性預期理論產生了疑問：在經濟決策過程中，個人、企業(yè)以及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是不是都能理性地形成預期？人們的現(xiàn)實預期與理性預期之間的差異到底有多大？進入90年代后，有一批經濟學家開始針對現(xiàn)實市場的不完美性重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形成了名義剛性、真實剛性理論，以及以“效率工資”理論為代表的失業(yè)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在繼承與修補凱恩斯理論方面做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從《通論》誕生至今的70年間，盡管對《通論》的評價起起伏伏，但一點不影響凱恩斯理論至今仍是西方經濟學研究主線的事實。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得不圍繞著凱恩斯理論展開自己的研究，《通論》的影響可見一斑。

　　四、凱恩斯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

　　如果沒有一定的市場化規(guī)模，宏觀調控的效應就難以到位。

　　盡管我國學界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引進和研究凱恩斯理論，但我們對凱恩斯理論的真正理解還是在1998年以后。1998年以前，盡管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已經實施了20年，但我們所面臨的環(huán)境基本上還是以短缺經濟為主，供給不足導致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放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產出結構、刺激供給方面，我們要克服的主要困難是刺激供給和調整價格結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fā)誘發(fā)了我國經濟實際上存在著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金融危機所引發(fā)的周邊國家貨幣的大幅度貶值，使我國的出口貿易受到挑戰(zhàn)。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主要靠出口帶動經濟的增長，一旦出口出問題，以產品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為基本特征的通貨緊縮就立即顯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國1998年采取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的措施。首先是實施赤字財政政策，財政赤字額從1997年的582億元逐年上升到2002年最高峰的3150億元。這些增加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興建公共基礎設施，希望通過乘數(shù)效應帶動收入增長，進而帶動消費增長。其次是實施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除了將基準利率從10%以上一直降到2%以刺激私人和企業(yè)投資外，還將商業(yè)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從13%分兩次大幅度下調到6%，使貨幣投放增加一倍以上。此外，政府還連續(xù)實施了給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者加工資、通過減稅刺激當時蕭條的房地產市場、鼓勵下崗工人自主創(chuàng)業(yè)等一系列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

　　從現(xiàn)在的經濟狀況看，這些政策對中國經濟擺脫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持續(xù)、高速、穩(wěn)定增長起到了十分明顯的積極作用。而且，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我們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調控方式與方法。我們只要觀察一下我國經濟波動的穩(wěn)定性就可以看出目前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成熟度。1997年以前，我國經濟一直沒有擺脫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影響，例如整個80年代，最高年經濟增長率為15.2%(1984年)，而最低年增長率為4.1%(1989年)；
90年代初期，最高年增長率曾達14.2%(1992年)，而最低年增長率僅為3.8%(1990年)。然而從1997年至今，我國經濟增長率則一直在7-10%之間波動，經濟波動明顯趨于穩(wěn)定，這樣一種理想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宏觀調控的成功。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宏觀調控存在著的難度。從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力度比較大，但尚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我曾仔細分析過其中的原因，發(fā)現(xiàn)政策效應不足與我國的市場仍然缺乏彈性有關，即IS曲線和LM曲線過于陡峭，導致私人投資需求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不敏感，使乘數(shù)效應達不到宏觀調控初始設計的水平。凱恩斯理論強調政府干預的前提是市場化的經濟環(huán)境，如果沒有一定的市場化規(guī)模，宏觀調控的效應就難以到位，這一點已被我國這幾年的實踐所證實。今年3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明確表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xù)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定和信心。”這明確表明了中央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因為只有堅持改革方向，宏觀調控才能更為有效。

　　除了市場化基礎外，我國還存在著大量過剩勞動力問題。在可預測的未來幾十年中，我國每年將新增勞動力700萬左右，同時農村約有2億多剩余勞動力。如果按農村人口城鎮(zhèn)化每年增長1%計算，農村勞動力每年向城鎮(zhèn)轉移約100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每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左右，每年新增的就業(yè)崗位也就在800萬個左右�？梢姡�就業(yè)問題之突出是其他國家所未見的，也是中國經濟長期面臨的一個巨大壓力。凱恩斯理論的一個重要出發(fā)點就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介入來解決就業(yè)問題，因此，針對我國如此嚴峻的就業(yè)問題，我們應當根據(jù)國情來借鑒，從而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經濟發(fā)展做出更大貢獻。

　　《通論》所闡述的觀點已經遠遠超出了被傳統(tǒng)經濟理論理解的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范圍，它將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使經濟理論具有了明確政治含義：在經濟蕭條時，要等待經濟自己回復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發(fā)生經濟衰退時，再一味強調平衡預算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險，只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是回到高就業(yè)水平的根本措施。

　　石良平，1955年出生于上海，畢業(yè)于上海財經大學統(tǒng)計學系，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上海市統(tǒng)計局從事國民收入核算工作多年，現(xiàn)任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專家、上海市統(tǒng)計學會副會長等。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出版《中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國經濟波動與監(jiān)測預警》、《結構性通貨膨脹論》等學術著作4部，《宏觀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與公司治理》等教材3部，在國內核心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100余篇。（文匯報）

相關熱詞搜索：凱恩斯 遺產 理論 石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