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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幾年前的一天，那是個心神不定的一天。心神不定還不是那天的要害，要害是我弄不清自已為何心神不定。于是這心神不定便有了絕望的意味。是人都難免有絕望的時刻，但如果一個人整整一天都在絕望中，就有點不妥了，而且很不妥。當不妥和很不妥的想法冒出后，我便開始尋求自救了。我的自救之道很簡單：翻書。我是在那天的深夜開始翻書的，而且是亂翻。

　　突然，一行字從某本書的紙面上跳了出來：

　　在世紀末，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對藝術品的收藏，都不是為了藝術。

　　望著這行字，我驚訝萬分。

　　我驚訝的不是這句話有多驚世駭俗。寫這話的是個外國人，外國人寫幾句驚世駭俗的話我早已見怪不怪了。我驚訝的是在我讀到這話的那一刻，我的不定了整整一天的心馬上變得平靜了平和了，我相信那個時候我的了臉上還浮起過微笑，會心的勝利的微笑。因為我終于明白了一天來心神不定的緣由。于是，我坐到了桌前寫下一段話：

　　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博物館，那里有無數(shù)的“館藏”，那里“陳列”的物什件件都是藝術品，但卻不是為了收藏。

　　這似乎有點兒夸張。

　　從那個時候直至這個時候，這句在夜深人靜時刻寫出的話卻是我對新疆的一個永劫無回的“定位”。面對這個“永劫無回”，誰能阻止得了我作點夸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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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的一天，與眾不同的作家張承志用平緩的語調對我說了句尖銳的話，你和楊牧最大的失策就是離開了新疆。

　　我離開新疆十多年了。我至今還在為這個“失策”付出代價。在新疆，即便是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我也很少有過絕望的時候。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許多作品寫的都是那些沒有立足之地卻總在奔跑試圖尋找立足之地的人。

　　離開新疆后的前些年我也好象成了他作品中的一個人物，總在奔跑，總在尋找，可笑的是，有時幾乎是跟著自已的影子奔跑。

　　我在新疆的好幾處地方生活過。米泉的十三戶和梧桐窩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伊吾，烏魯木齊的南門和小西溝。前后２７年，從１６歲到４３歲。干過許多職業(yè)，工人、學生、農民，小學、中學教師，文學編輯——學生于我，也是一種職業(yè)。我就讀的學校當時不僅不收費，吃住還免費，每月還給兩元錢用于購書、購牙膏，我的蓋被實在不能擋寒了，學校就發(fā)給我一床嶄新的被子，如果我再提出申請，說不定還會給我一只枕頭——在校五年，我的枕頭是我的棉褲，春夏秋三季，這條棉褲專作枕頭，到了冬天，這條棉褲白天便穿在身上，晚上才枕在頭下，悠哉游哉，好不得意。而且，那時候也沒有“特困生”這個說詞。現(xiàn)在流行這個說詞。這是個糟糕的用語，就象“特差生”一樣對人的一生構成威脅。窺一斑而知全豹。在那２７年，在我生命最重要的那一個個階區(qū)，我真的總能找到“一小片堅實的立足之地”，那是索爾·貝婁小說里的人物渴望的并且大喊“我要，我要，我要！”之所在。

　　我離開新疆后，在我不多的關于新疆的文字里對此有過未作夸張地記述。比如：《昨天星辰》（載《中國西部文學》）、比如《美麗的克拉瑪依喲》（載《芙蓉》）、比如《尋常人生》（載《當代》）、比如《人與事》（載《北京文學》）……不是為這些文字作廣告（它們很快便會淹沒在深不見底的文海中）而是要為下面的一段話作鋪墊：有人寫過一篇解釋什么叫美文的文章。我讀過的，而且心服。之后，我便把上面的那些篇什歸入非美文系列。非美文，卻又事關新疆，我心里便會涌出對在艱難歲月收容、守護過我給過我一小片一小片立足之地的新疆的深深感激與歉意。我同時還曉得，只要心里懷著感激和歉意，這個人便還不至于不可救藥，可能還有點希望。于是，新疆給予我的，便不止我在新疆的２７年了。

　　３

　　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文壇流行尋根熱。始作俑者是湘人，熱得最厲害的地方是湘地。某日，有非湘籍人友人談到湖南，幾近談虎，有色變之嫌。好象只有湖南的山最奇美，湖南樹木的根須最發(fā)達，湖南的文化底蘊最深厚。非湘籍人士這么說說也罷，一次，有個土生土長的湘籍作家也作如是觀，我便笑應說，你的意思是否可以這樣概括，隨便在湖南的地面上抓一把土，拋撒開去，拋到哪兒都會很快生根發(fā)芽，枝繁葉茂，長成文學的大樹？這位土生土長的本分的湘人竟連聲叫道，正是，正是！我便勃然而起了，說，你還是到新疆走走吧！湖南的山，包括張家界那樣的奇山，比起新疆的天山和昆侖山來，只能算作小盆景，小打小鬧的。好在我碰巧是個湖湘子弟，我的話才沒引出這位本分而熱烈的文化尋根派的反感。

　　我沒有跟這位友人談新疆的文化。我雖然身為所謂的文化人，最不愿談的卻正是文化。文化人沒文化幾乎是個時代病。在許多人看來，所謂文化，一為有高學歷；
再為能說善辯，滿嘴新詞；
再為高超的技藝，能搞笑，還能搞大錢……這些當然也是文化。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卻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有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厄普代克說得更離譜：未曾墮落過的人不是人，是猿。在孔教盛行的中土，這個“墮落說”可能被當作離經叛道的同義語。但就我的感知而言，這個所謂的墮落不過是對自由表示的一個向往。對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心靈的自由絕對比多會幾個新詞來得重要。其實，某些新詞比如“特困生”“特差生”還有近年流行在一些大城市的所謂“三無人員”的發(fā)明其實是一種反文化現(xiàn)象，其中的歧視色采是顯而易見的。文化的本質意義就包含著鏟除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歧視。在六十年代上頁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不把大量涌向兵團的內地勞動者叫“盲流”，而叫作“自動支邊”。如果我們還繼續(xù)聽任某些反文化的用語大行其道，有一天，某些有文化的家伙可能把“三無人員”再改作“偷渡者”叫了。

　　我在新疆接觸到的原住民和持有公安部門頒發(fā)的遷移證或沒持遷移證但最后順利地在當?shù)厝〉米∶褓Y格的移居者大多是普通人，他們中一些人讀的書沒我多，但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比他們更文化。在維吾爾鄉(xiāng)村，我無數(shù)次聽及望及他們自由得令我眩目的言談與舉止，那個時候，我會情不自禁地把他們個個當作智者阿凡提，個個沐浴過《福樂智慧》的甘霖。新疆文化特別是民間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是我能望其項背的。而真正的文化有時恰恰只存在于民間。在新疆諸多少數(shù)民族的農舍與氈房，看看那里的林木與花草吧，聽聽那里的琴聲與歌唱吧，無論老少，不論男女，只要亮起了歌喉，只要抖動起了肢體，他們的生命，似乎僅僅是這歌這舞的一種附麗了。這歌這舞似乎成了生命的主體。每每在那樣的時候，我就會想到涅克拉索夫的一部長詩的題目：《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只取題意）

　　我在新疆２７年，在地道的維鄉(xiāng)生活過兩年，卻始終沒學會唱歌跳舞，這也許便是湘文化力量的一種了。

　　也許，若干年后，湖湘的民間藝人中，會出現(xiàn)新疆草原上的阿肯那樣的文化承載者與傳播者，彈唱起屈原的作品來就象阿肯們彈唱瑪納斯一樣有聲有色而且經年不衰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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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吾縣城是座小小的山城。

　　我從學校畢業(yè)分配到伊吾的時候，全縣的人口不過七千，但土地面積卻比阿爾巴利亞還大（這個比喻有它的時代性）�？h城有多少人，我從來沒有沒打聽過，無須打聽的，沒過一年，全城的人我都認得了，其中的大半還能叫上名字。這對我很有點親和力。就象四人幫垮臺后我回到湖南鄉(xiāng)下的老家，無須扮笑臉說大詞就能一腳溶進的一個社會。

　　我是在階級斗爭搞得很邪乎的年月（文革時期）去伊吾的。我在當時的處境現(xiàn)在想來使我驚訝莫名：我不僅受到重視，當著教師，而且還得到強有力地保護。

　　比如，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嚴峻當口，我的老家一個生產大隊（現(xiàn)在叫村）的當政者一次一次來信要把我弄回去，可是，伊吾縣的當政者卻不為所動。

　　有一次，縣革委主任（他還是縣武裝部部長）為了打掉我的不安，專門找到我，說，現(xiàn)在不是農村領導城市，放心好了。接著還幽幽一笑，當然，伊吾城里的人雖然是城市戶口，這兒更多的卻象個村莊。

　　正是在這個“村莊”里，我結識了我認為世界上最好的一批人。他們中有漢族有維吾爾族有哈薩克族，有干部有農民有牧民。我調烏魯木齊后，在新疆日報上寫過兩篇感念伊吾的小文，我用我了全部的恭敬，寫下過這些好人的名字。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和其中的一些人依然保持著聯(lián)系。那是人與人的交往，那是心與心的交換。在電話普及的今天，我們還常常通通電話，在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更多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溫暖和中華的博大。

　　有博大才有寬容，有寬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溫暖，有溫暖才有人性、文化這兩個話題。

　　渴望人性、文化“更上一層樓”的人兒最好到新疆去走走、住住。到那邊去交友，去觀光，去探險，去感受，去想象，去創(chuàng)造。只要你用的是一顆善良的心走進新疆，新疆就會毫不吝嗇地把它的無與倫比的博大注入你的骨血，使弱者變得強大，使強者變得悲憫。如果有一天你經過艱難攀登登上了新疆的某一座大山大嶺，那是你的幸運，但要小心，千萬不要以為你征服了什么。新疆的大山大嶺是不可征服的。新疆的大山大嶺和西藏的大山大嶺一樣，是人類夢寐以求卻永遠也達不到的一高度：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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