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老文章，但現(xiàn)在依然值得仔細來看。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進一步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其實我們可綜合來看看�！�

　　自本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始終關注的一個核心，乃是中國社會科學如何獲得其獨立性或自主性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在當時主要是回應此前三十年間社會科學意識形態(tài)化以及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基本喪失的狀況；
據(jù)此，在八十年代，這個問題大體上是通過“中國社會科學學科性建設”〔1〕和“知識分子心態(tài)和品格”〔2〕的設問方式以及對此類問題的回答來展開的，前者試圖通過社會科學的學科恢復和學科建制以使中國社會科學擺脫僵化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后者試圖通過對中國知識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態(tài)的檢討以喚醒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的精神與人格。可以說，這兩個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種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科學在當時的本土性問題。?

　　然而，如果我們對中國社會科學這些年來的發(fā)展做一仔細認真的分析，我們卻會發(fā)現(xiàn)，盡管中國社會科學在學科建制上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復甚至發(fā)展，社會科學工作者對其自身的人格的自主意識亦有相當程度的激發(fā)和加強，但當我們將這些發(fā)展置于上述討論原本針對的問題上，或者略加以限制而置于作為一種知識的社會科學及其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實踐活動的自主性問題上時，卻很難再有如此的自信，認為中國社會科學于知識這個向度〔3〕亦獲得了相應的自主性〔4〕。?

　　針對中國社會科學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上述困境或緊張，本文旨在提出如下問題并力圖做出回答：一是為什么前此的討論沒有關注到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這種困境或緊張？二是如何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缺失的狀況？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獨立性或自主性的判準，本文借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5〕的觀點及其相關理論〔6〕，認為真正的社會科學，要根據(jù)它的科學研究是否能夠獨立于各種世俗權力、獨立于經(jīng)濟和政治權威的干預來加以判定〔7〕。據(jù)此，從分析邏輯的角度上講，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對支援前此討論的思維方式進行追問；
第二部分則在思維方式轉(zhuǎn)換的前提下，就本文進行分析所依據(jù)的布迪厄的概念系統(tǒng)做出必要的解釋；
第三部分從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這一中介進入，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缺失的狀況進行分析并給出可能擺脫此種困境的路徑；
第四部分為結(jié)論。有必要予以限定的是，本文依據(jù)布迪厄的觀點為思想資源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進行思考，并不意在對布氏整個理論體系進行詳盡的探討，而毋寧在于指出他關于社會科學這一知識場域自主性的討論可能給中國學人在思考此一問題時所具有的有益啟示；
其次，本文對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過程中的自主性問題的思考，從研究的方式講并不是一種經(jīng)驗性的考察，而更是直面上述經(jīng)驗性困境所做的理論分析，側(cè)重點在于對前此的設問方式及其賴以為基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進而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的個案研究揭示出另一種(alternative)思考向度，多少有些類似于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ord. Geertz)所言的“定向的概念”(orienting notions)〔8〕。

　　一

　　八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一如上述，主要關注的問題是通過確立中國社會科學的學科性地位來擺脫意識形態(tài)對中國社會科學的支配，另一在于糾正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心態(tài)。這種提問題的方式，極其明顯地反映出了當時特定環(huán)境對人們設定問題的角度的規(guī)定，然而，中國社會科學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上述困境或緊張卻表明，這種設問方式對于發(fā)展中的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的解決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但卻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卻不是基本的。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八十年代的討論和設問方式，從邏輯層面上預設了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institutions)〔9〕的確立以及社會科學工作者心態(tài)品格的糾正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決定性意義，但是，更為重要的恐怕還不是這種設問方式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在我看來，毋寧是在根本上支配這種設問方式的某種思維方式所存在的問題，因為所謂設問方式以及經(jīng)此而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由相關的思維方式及其背后隱含的問題結(jié)構所支配的。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那種視外部性因素〔10〕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之關鍵的思維方式。?

　　經(jīng)由這種思維方式而提出的問題所含的預設至少存在著如下的問題：一是盡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識形態(tài)及知識分子人格對社會科學的重大影響的問題做出了否定性主張，但實質(zhì)上卻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層面上強調(diào)知識生產(chǎn)外部因素對知識及其生產(chǎn)活動的決定論式觀照；
這就在其討論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會科學研究內(nèi)部的向度，可以說，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馬克思曾經(jīng)批判過的那種“用邏輯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邏輯”的方式，而更為緊要的是這種邏輯乃是一種“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邏輯；
這種思維方式在經(jīng)驗層面上的展開，就只能致使在上述外部性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生產(chǎn)出的知識在自主性方面依舊不可能得到關注，更無可能改觀；
二是作為基本上對社會科學研究之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重要意義不意識的一種邏輯的結(jié)果，這種思維方式不可能考慮他們所主張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的合理性(legitimacy)問題，亦即大體上在不考慮社會科學知識的性質(zhì)以及這種知識增長的規(guī)定性的境況下訴求學術制度的恢復和建構，從而致使這種對學術制度的追求滯留于形式層面；
更進一步講，本來為了抵御意識形態(tài)及其他社會經(jīng)濟因素對社會科學的干預而建構的學術制度，結(jié)果由于對建構學術制度的學術判準的不意識，而使意識形態(tài)及其他社會經(jīng)濟因素嵌入于這些制度之中，并透過這些制度而展現(xiàn)出社會經(jīng)濟等需求在另一種形式下對中國社會科學的無處不在的滲透和支配；
三是通過上述分析所見，這種只強調(diào)外部性因素對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生產(chǎn)出的知識的影響的單向度思考，不僅一方面因社會科學研究者對那些旨在試圖擺脫上述外部性因素的支配的學術制度的當然認定而忽略了對它們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從根本上遮蔽了社會科學工作者在自身的研究中與這些深刻地體現(xiàn)著社會經(jīng)濟等外部需求的學術制度之間的復雜的、彼此依賴而互為強化的關系，從而無從洞見這些復雜關系背后的各個場域間所存在的緊張和沖突。?

　　在我看來，正是這種思維方式所存在的問題，致使人們至少無從對原本構成重大要害的問題進行設問，例如：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乏，或許不能被簡單地視作是那些外部因素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單向度的影響所致（如果說這一論點在中國社會于八十年代末以前還能成立的話，因為自五十年代初院系調(diào)整后很難說還有社會科學的存在，那么在中國社會隨著改革開放而不斷分化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科學被認為急需恢復和重建的時候，上述論點的限度也就凸顯出來了），而更可能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通過自身的研究與那些學術制度（尤其是其間的評價制度）進行“契合”的結(jié)果；
或者說，在上述思維方式的支配下，人們不可能提出認知結(jié)構與社會結(jié)構間關系這類問題，進而也不可能洞見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過程中，外部意識形態(tài)及其他社會經(jīng)濟等因素是如何經(jīng)由社會科學家自身的研究而侵蝕了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這樣的問題。這種思維方式，套用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在對日常語言進行精當?shù)姆治鰰r所給出的說法，致使我們“在行動者與他的行動、結(jié)構與過程或者對象與關系之間，做出不自覺的概念區(qū)分”，其結(jié)果是妨礙我們把握社會中相互交織的復雜聯(lián)系的邏輯〔11〕。?

　　上述所謂被忽略的問題，恐怕恰好是中國社會科學在自主性方面之所以存在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對于解決這樣的問題，依我所見，當下的首務可能是必須直切問題的根本，即轉(zhuǎn)換我們對此一問題的那種單向度思維方式；
一如維特根斯坦所言，透識一個深層且棘手的問題，最為關鍵的辦法是“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一變化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打個比方說，這就像從煉金術的思維方式過渡到化學的思維方式一樣。難以確立的正是這種新的思維方式。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
實際上人們很難再意識到這些舊的問題”〔12〕。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進行思考時，須從外部性的向度轉(zhuǎn)向內(nèi)部性的視角，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打通這兩種思維方式〔13〕，進而從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出發(fā)去探究這兩者間的復雜的互動關系。

　　二

　　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布迪厄?qū)ι鐣�科學這一知識場域的自主性給予了一以貫之的倡導，用他自己的話說，對于這個問題，“我就是這么一個絕對不肯讓步的倡導者，堅定不移，頑固不化（有些人也許對此迷惑不解，不過我相信，我的社會學不致于被懷疑為迎合任何既有秩序）”〔14〕。布迪厄認為，社會科學理應獨立自主地確立自己的社會需求和作用�！吧鐣�科學只有拒絕迎合社會讓它充當合法化或社會操縱工具的要求，才能構成其自身。社會學家〔15〕只能借助自己研究的邏輯來確立自身的地位，也許他們會為此傷感痛惜，但除了這種邏輯，他們并沒有別的，沒有他人委托的工作或賦予的使命”〔16〕。布迪厄的此一主張與他的社會世界觀有著根本的關聯(lián)。布迪厄?qū)ι鐣�科學研究中原本盛行的“社會”觀念所具有的空泛本質(zhì)進行了根本的批判，并試圖透過場域的觀念揭示出社會生活的真實。? 所謂場域(field)〔17〕，乃是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capital〔18〕）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的。因為在布迪厄看來，首先，一個分化了的社會并不是一個由各種系統(tǒng)功能、一個共享的文化、縱橫交錯的沖突或者一個君臨四方的權威整合在一起的渾然一體的總體，而是各個相對自主的“游戲”(game)領域的聚合，而這種聚合不可能被壓制在一種普遍的社會總體邏輯下。實際上，社會生活在現(xiàn)代是通過將自身分割為經(jīng)濟、政治、審美、知識等不同的場域而存在的。其次，每個場域都規(guī)定了各自特有的價值觀，擁有各自特有的調(diào)控原則，而且各自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這些原則界定了一個社會構建的空間。例如，藝術場域、宗教場域或經(jīng)濟場域都遵循著它們各自特有的邏輯：藝術場域正是通過拒絕或否定物質(zhì)利益的法則而構成自身的場域的；
而在歷史上，經(jīng)濟場域的形成，則是通過創(chuàng)造一個所謂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實現(xiàn)的。在這樣的空間里，行動者根據(jù)他們在空間里所占據(jù)的位置進行著競爭，以求改變或力圖維持其空間的范圍或形式。再次，場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一勞永逸地確定的，即使是它們演進的最一般的趨勢也并非如此〔19〕。

關于這個問題，布迪厄通過對藝術場域與經(jīng)濟場域之間的復雜且變動不居的關系的分析做出了說明：
?

　　當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歷史研究時，我們會發(fā)覺，一個肇始于十五世紀的進程，引導著藝術場域在十九世紀獲得了它真正的自主性。從那時起，藝術家不再聽命于資助人和庇護者的要求和命令，他們也擺脫了國家與學院，等等。他們之中的大多數(shù)人開始為自身的有限市場創(chuàng)作。在這樣的市場里，運行著一種預付性的經(jīng)濟。上述的每件事都促使我們相信，我們所正在研究的這一邁向自主性的進程，是不可逆轉(zhuǎn)、不可阻擋的，而且藝術和藝術家已經(jīng)一勞永逸地擺脫了外力，實現(xiàn)了自由。那么，我們在今天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是一種庇護制的復歸，一種直接依附關系的復歸，是國家的復歸，是某些最粗暴不過的檢查制度的復歸，以及突然之間重新展開的一種線性和不確定的自主化進程�？纯粗T如漢斯·哈克（Hans Haacke）這樣的畫家的所作所為吧，他用藝術的工具來質(zhì)疑那些對藝術創(chuàng)造自主性的干預。他在古根漢姆（Guggenheim）博物館展出的一幅繪畫，揭露了古根漢姆家族財政資源的來源。這樣一來，古根漢姆博物館的館長就別無選擇：如果他展出這幅畫，那他就不得不辭職，或被這家博物館的資助人解聘；
如果他拒絕展出這幅畫，那他在藝術家的眼里會受盡譏笑。這位藝術家讓藝術重新履行了自身的職責，卻立即就陷入了一種困境之中。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藝術家獲得的自主性從根源上說，既取決于他們作品的內(nèi)容，也取決于他們作品的形式。這種自主性暗含了一種對俗世必需之物的屈服，而藝術家認定的操守就是超脫于這些必需之物，他們的方式就是自詡完全有權決定藝術的形式，然而他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同樣一點不少地放棄了藝術的其他職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藝術場域委派給他們的職責，就是不發(fā)揮任何社會職責的職責，即“為藝術而藝術”。除此之外，一旦他們要履行其他職責，他們就會重新發(fā)現(xiàn)這種自主性的局限〔20〕。??

　　值得強調(diào)的是，布迪厄的所謂權力場域所處的層次不同于其他場域（如文學、經(jīng)濟、科學、國家科層體制等場域），因為前者在某種程度上涵蓋了其他場域。它理應更多地被理解成某種“元場域”，具有許多突生性的特有屬性〔21〕。然而，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或更廣義地說，是符號生產(chǎn)者：藝術家，作家，科學家，教授，新聞記者等等）構成了“支配階級中被支配的集團”，或者，在更為晚近——在他看來也是更為完善充分——的提法中，他稱他們占據(jù)了權力場域里被支配的一極。他們“擁有文化資本，甚至對于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來說，這種文化資本的數(shù)量足以使他們能夠?qū)ξ幕�資本行使權力，正是因為這樣，他們成為權力和某些特權的占有者。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支配者”。但是，考慮到他們“與政治權力、經(jīng)濟權力占有者的關系，他們又是被支配者”。作為支配者中間的被支配者，或者，通過與政治場域的結(jié)構對應關系，他們的位置是矛盾的，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何他們的立場在有些時候表現(xiàn)出模棱兩可的特點〔22〕。?

　　正是從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在權力這一元場域中的支配與反支配的動態(tài)關系的邏輯出發(fā)，布迪厄堅定地主張社會科學必須首先確立自身的自主性，必須在關系自身的獨立性問題上，拿出強硬的科學態(tài)度來，因為只有憑借這種方式，社會科學才能獲得各種精確嚴格的手段，從而在競爭中獲得重要地位和潛力。至于社會科學可能擁有什么樣的潛力，這就取決于它是否擁有純屬科學的權威，即它是否擁有真正的自主性。布迪厄指出，社會科學要增強或確保這種獨立性或自主性，就必須以各種制度化的有序性對話陣地的存在為前提。也正是為此，布迪厄創(chuàng)辦了《社會科學研究探索》〔23〕雜志并協(xié)助創(chuàng)辦了《圖書評鑒：歐洲書評雜志》〔24〕這兩份頗具影響力的學術刊物。?

　　這兩份刊物的任務或許能夠真切地反映布迪厄在這一方面的立場：一是提倡跨學科研究的行動主義，主張社會科學研究應當建構起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不是隨意地簡單地將那些對社會、政治、經(jīng)濟具有重大意義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布迪厄認為，社會科學里登峰造極的“藝術”便是能在十分簡樸的經(jīng)驗對象里考慮具有高度“理論性”的關鍵問題，而這樣的經(jīng)驗對象，表面上看來，很可能是微不足道或者極不起眼的；
這就是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是對象建構過程的嚴格性。當一種思維方式能夠把在社會上不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建構成科學對象，或者能從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視角重新審視某個在社會上備受矚目的話題時，它的力量就會凸現(xiàn)得最為明顯。就科學地獨立地建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而言，布迪厄指出，“今日的社會學家正經(jīng)歷著一種突變。他們的處境酷似當年的馬奈或福樓拜，后者為了充分實現(xiàn)他們摸索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的現(xiàn)實建構方式，不得不將這種方式運用于新的對象上，而這些對象在習慣上往往被排除在學院藝術領域之外，因為當時的學院藝術領域只關注那些被社會看作是有重要意義的人與事”〔25〕。?

　　第二項任務則在于對抗知識界內(nèi)部的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以期通過對知識界內(nèi)部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產(chǎn)生的大量毫無學術意義的論題加以清除，而推動形成一種全歐洲的反擊符號權力的“集體性知識者”(collective intellectual)〔26〕。就彼此支配的問題而言，布迪厄指出，在社會科學領域內(nèi)部的爭奪中，人們總是試圖成為“元”的，也就是說，要凌駕于他人之上。他就這個問題舉了一個極具意義的例子加以說明：動物行為學家凱洛格曾經(jīng)做過一項十分精致的實驗，他在房間里關了一群猴子，并把一串香蕉吊在它們比較難夠得著的地方。猴子們隨即發(fā)現(xiàn)了香蕉，一擁而上；
這群猴子中最機敏的一只名叫“撒旦”的猴子把它的小“女朋友”推到香蕉下，迅速爬到它的頭上，抓過香蕉就吃。接下來，所有的猴子卻都效法單足而立，圍站在香蕉下，伺機爬上其他猴子的后背。這個實驗說明，其他所有的猴子最后都將“爬上去”這個手段當成了目的本身，而忘記了去夠香蕉。布迪厄認為這個范例適用于上述支配問題的探討，因為這些人關心的并不是彼此理解或創(chuàng)新，而是彼此試圖壓過對方。盡管社會科學這門職業(yè)，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yè)，但在布迪厄看來，這并不是問題之所在，社會科學理應成為“元”科學，但這始終應該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自身的手段，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身立場的了解，并堅決否定那種只肯將其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的“元”觀念，因為那種“元”觀念的唯一用途就是煽起毫無學術價值的爭辯而毫無學術的建設性提升〔27〕。? 當然，布迪厄?qū)ι鐣�科學這一知識場域自主性的強調(diào)，還源出于他對社會科學品格的認定，亦即他所謂的旨在對自己建構的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或反思并保有對一切規(guī)范準則的合理性進行反思的知識，而不是那種旨在捍衛(wèi)某些秩序并為其存在提供合理性基礎的知識，因為后者勢必使一些社會科學家覺得有責任為自己作為社會科學家的存在提供其他證明、尋求其他依據(jù)，并履行他們覺得有責任履行的其他義務〔28〕。然而，正是這些“其他”的努力，在布迪厄那里，會侵損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或自主性。

　　三

　　對于布迪厄關于社會科學知識場域自主性的討論〔29〕，將我們引入到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認識層面。眾所周知，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留戀于只將他人思想或成果作為研究對象的“元”觀念的現(xiàn)象雖說不是沒有，但是，與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更為相關的則是另一種極為驚心觸目的普遍現(xiàn)象，這有點類似于布迪厄?qū)ξ鞣缴鐣�科學界所做的批判性描述：?

　　社會科學總喜歡從它所考察的社會世界里照搬一些好像是它向這個世界提出的論題。任何時候的任何社會，都要精心提出一套被視為合法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是合法正當?shù)�，值得大家相互爭辯、討論，有必要公之于眾，成為公眾關心的問題，有時官方還加以認可，使之正規(guī)化，并在某種意義上，要由國家來加以保證。具體來說，有些問題被交給官方授權的高級委員會加以考察；
或者多少更直接了當?shù)亟唤o社會科學家自己，這樣做的方式也有許多，比如各種各樣的科層命令，科研項目，資助規(guī)劃，合同，授權，贊助，等等。這些被正規(guī)社會科學所認可的紛繁多樣的研究對象和名目繁多的考察課題，不過都是些偷運進社會科學大門的社會問題，比如說貧困、越軌、青年問題、高中輟學、閑暇、酒后駕車等等。社會科學中那些主要的貼近現(xiàn)實的分支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演變，正像對此所做的分析所證實的那樣，這些研究對象都只是隨著社會上或?qū)W者們對時勢世事的把握而起伏不定、左右搖擺（要體會這些變化的實質(zhì)及表現(xiàn)，我們可以看看主流社會學期刊的欄目設置、各種研究團體的名目或是定期召開的世界社會學大會各分會的主題，就可以一清二楚）。這些問題只是社會世界借以建構自己的表象的中介過程之一，社會學也好，社會學家也罷，都是被用來滿足這個目的的手段而已。理由很充分：一個人如果只是將其思想停留在不思的階段，那么他等于甘居一種工具的地位，為其所宣稱要進行思考的那種東西服務。而這一點，比起其他各種思想家來說，社會學家猶有過之而無不及〔30〕。??

　　反觀中國社會科學界，每當一些對于我們社會、政治或經(jīng)濟具有重要意義的現(xiàn)象或熱點問題凸顯出來時，總有些論者樂此不疲地緊隨其后，不經(jīng)科學地思考，甚至未經(jīng)足夠的知識準備，就對這些現(xiàn)象〔31〕進行分析，作為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評價之結(jié)果，我們便有了許多這些問題的“專家學者”；
更為糟糕的是，社會上因此還出現(xiàn)了一些把自己的地位或重要性與其所研究對象的地位或重要性等而視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只要我們認真苛刻地做些分析，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專家學者”的所謂研究對象并未經(jīng)過科學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新聞媒體或其他公共機構設定的日常論題，他們與新聞記者的區(qū)別只在于他們所在的工作單位是一些被稱作為的學術機構，而新聞記者的工作單位則不是；
坦率地說，他們的“研究”甚至不具一些新聞記者的評論所可能具有的學術啟示。?

　　因此，當我們將這些人的研究置于相關的學術傳統(tǒng)之中，根據(jù)社會科學場域的學術標準對其進行評價時，或者試圖在其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時，卻只能發(fā)現(xiàn)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對于社會、經(jīng)濟或政治是重要的，而其所生產(chǎn)出的知識則很難與其他非社會科學的知識相區(qū)別，換言之，他們的研究在學術上并不具有什么意義，不僅沒有在前人就此問題而形成的知識脈絡上對既有的理論進行證明或證偽，也沒有做出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成為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問題的知識基礎，更沒有對這些問題轉(zhuǎn)換成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前提做出追究〔32〕。其實，恰如布迪厄在批判西方的一些知識者時所說的，“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種半吊子學術氣的科學，它的問題，它的概念，它的知識工具，都是從社會世界里搬來的；
它時常把作為前科學階段的產(chǎn)物的事實、見解或制度忠實地記錄下來，僅僅看作各種資料，亦即一種經(jīng)驗上被給予的事物，它獨立于任何求知行為和進行求知的科學”〔33〕。然而，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卻要求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遵從這樣一些規(guī)則，即必須提出一整套連貫一致的變量說明體系，各種假設也必須統(tǒng)統(tǒng)納入十分簡明的模型之中，這樣的模型還必須說明可在經(jīng)驗中觀察到的大量事實；
要想推翻這種模型，必須再拿出其他更強有力的模型來，新的模型也必須符合同樣的條件：邏輯連貫性，系統(tǒng)性和經(jīng)驗可證偽性〔34〕。僅就此一點來看，我以為，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tǒng)的建構之所以如此困難重重，與此一問題關系甚大。?

　　這種將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截然兩分的現(xiàn)象，或者說研究者只注重其地位及價值與其所研究問題的重要意義的正面相關性而無視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要性的現(xiàn)象，從一般意義上講，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國社會發(fā)生重大變遷的今天，人們傾向于把社會科學家看成是先知預言家，似乎他們能夠?qū)Ξ斚律鐣�變遷中所出現(xiàn)的全部問題給出系統(tǒng)連貫、合乎邏輯的解答；
于是，社會科學界受到了非常強大的壓力，被要求回答各種日常問題以及一些只有“預言”方能回答的大問題。而另一部分的原因則在于上述對社會科學的社會圖景以及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觀對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致使其中的一些知識者錯誤地自負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當下的一切社會現(xiàn)象）和把握人類的普遍規(guī)范標準〔35〕。?

　　毋庸置疑，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進而發(fā)現(xiàn)，這兩項原因背后隱含著一個植根極深的對科學研究否定性的普遍預設，即某個現(xiàn)象在社會、經(jīng)濟或政治方面的重要意義本身就足以確保探討它的論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而這一對科學研究否定性預設的存在，足以標示出中國社會科學自身的學術評判機制及評議標準尚不完善〔36〕，更為主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尚不足夠或中國知識場域的自主性尚嫌缺乏，因為這些被社會現(xiàn)象牽著鼻子走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并沒有意識到，在對象建構的過程中，他們表面上是主人，但實際上正是透過他們，社會、經(jīng)濟或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非學術力量滲入進這些對象以及他們的研究之中，進而漸漸支配了社會科學場域，致使中國社會科學即使在外部條件相對較好的環(huán)境下和社會科學研究者心態(tài)相對可欲的情況下，也不可能獲致其應具有的自主性�？梢哉f，如果社會科學對外部社會做不加科學思考的直接評論，它的門戶就會洞開，受到外部的影響和支配。?

　　必須承認的是，如果我們欲對上述兩項一般性原因及其所隱含的預設做進一步的分析，那么我們就不得不進入對其合法性做出追究和質(zhì)疑，因為正是它們所具有的這種合法性才使得其存在有了根據(jù)和力量，才可能從某個角度使得社會科學工作者對自主性的缺失表現(xiàn)出集體不意識。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社會經(jīng)濟等其他場域的因素并不是直接對社會科學場域中的研究者發(fā)生影響的，套用布迪厄的話來說，“對置身于一定場域中的行動者（知識分子……）產(chǎn)生影響的外在決定因素，從來也不直接作用在他們的身上，而是只有先通過場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環(huán)節(jié)，預先經(jīng)歷了一次重新形塑的過程，才能對他們產(chǎn)生影響”〔37〕。就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具體狀況而言，我認為，由于社會科學對于中國來講基本上是一舶來的知識，因此無論是對這種知識的認識還是關于這種知識的學術制度（尤其是評價制度）都在相當?shù)某潭壬现v是陌生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構中國知識分子在知識上原本并不把握的社會科學學術制度，其初始的目的乃是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增強提供制度性保障，并通過學術評價制度而捍衛(wèi)其自主性，然而，在學術制度的建構過程中，對于這種制度性質(zhì)的不意識卻使它有可能成為社會經(jīng)濟等其他場域滲入或欲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的突破口。據(jù)此分析，我以為，社會經(jīng)濟等其他場域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的中介環(huán)節(jié)，乃是相關的學術制度。換言之，中國社會科學的現(xiàn)行學術制度乃是那些參與社會科學場域活動的社會行動者的實踐同周遭的社會經(jīng)濟條件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中介環(huán)節(jié)。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一是從社會科學學術制度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系的角度來看：首先，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制度（包括項目設定制度及職稱制度）的確立，較嚴格地來看，側(cè)重的并不完全是學術成果的質(zhì)量，其間隱含著許多直接來自社會經(jīng)濟等外部的需求，然而這種境況對于那些發(fā)展最為成熟的自然科學來講則是不太可能的；
同時，這些評價制度有效執(zhí)行的結(jié)果又與研究者的生活境況的改善發(fā)生直接勾連，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這些評價制度中的非社會科學因素便具有了強制性；
正是在這一系列學術制度的非學術性因素的激勵下，一些論者往往對其他要求（比如說，字數(shù)）表現(xiàn)出不可思議的強調(diào)，而對學術成果的質(zhì)量相對淡漠，這就導致了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竟每年申報學術成果達百萬字以上，然而根據(jù)一般的社會科學標準，這些成果卻大多是非學術的。其次，一些學術研究機構（包括一些課題項目）的確立，并不是嚴格根據(jù)社會科學知識的規(guī)定性，而是簡單地順應于社會經(jīng)濟等外部需求，這就導使這些機構對其間的研究者強設了非社會科學的要求，進而使他們的研究只能隨著社會經(jīng)濟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作為結(jié)果，他們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現(xiàn)為對具有社會經(jīng)濟等重大意義的日常問題做時髦性議論，而看不到其作為學術研究應當在學術脈絡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38〕。?

　　另一個方面可以從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部的問題來分析這些學術制度為什么對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具有效力，這里也至少涉及到兩個邏輯相關的問題：一是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部的行動者對學術資本的競爭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由于種種原因社會科學本身不可能阻止、貶斥乃至驅(qū)除某些企圖以最低限度的代價對各種要求做出回答卻無須做或不能做一些必需而又艱苦的工作的研究者。然而，這些必須而又艱苦的科學研究工作，對于將日常的各種“社會問題”轉(zhuǎn)化成導向科學解釋的社會科學問題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39〕；
這些研究者，從社會科學研究水平或在掌握智識資本方面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相對弱勢的人。二是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各個場域之間在欲圖符號資本上的關系問題；
由于社會科學場域始終處于權力場域的“元”的支配下，所以它總是面對著其他場域通過學術制度這一中介對其做出的規(guī)定、監(jiān)督和抵御，因此作為結(jié)果，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講，往往是那些在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部處于掌握智識資本相對弱勢的研究者，趨于在其“研究”中通過簡單地應合那些與其他各種場域需求相吻合的學術制度而達到與其他的場域（尤其是社會的和經(jīng)濟的場域）“契合”關系，終而通過他們自身的這種實踐活動侵蝕了他們所在的社會科學場域所應有的自主性〔40〕。總之，套用布迪厄的話來說，就是“在這個社會世界里，誰能從一門有關社會世界的獨立自主的科學中獲得好處？不管怎么說，不是那些在科學上最受剝奪的人：他們在結(jié)構上傾向于尋求與外部權勢——不論是什么——的結(jié)盟，面對原本來自內(nèi)在競爭的各種約束和控制，強化自身的力量，或者對整個競爭機制發(fā)動報復式的反擊……”〔41〕。?

　　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知識場域中的研究者與那種并非立基于此種知識的規(guī)定性而是依據(jù)于各種社會經(jīng)濟需求進行確立的學術制度之間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就是我在本文開篇便指出的那種“契合”關系；
“任何符號支配都預先假定，在受制于符號支配的社會行動者那里，存在某種形式的合謀關系，這種合謀既非被動地屈從于一種外在的約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價值……符號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它要求那些承受符號支配的人具有一種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使自由和約束之間那種尋常的對立站不住腳”〔42〕。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fā)見，正是在這種“契合”關系中，上文所言的那種合法性得到了確立，但是這種合法性并非社會科學本身的，而是其他場域?qū)ι鐣�科學的支配。這里還需強調(diào)指出的是，這種“契合”關系絕非一般的屈服或反抗的關系，它構成了一種其自身無以克服的愈陷愈深的邏輯循環(huán)，即其他場域通過學術制度為那些研究者的做法提供了非社會科學的合法性，而他們的這些做法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些學術制度及其背后的因素對社會科學進行支配的合法性。? 那么中國社會科學在上述的背景中如何求得發(fā)展或獲得自主性呢？在我看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狀況形成一種集體性的清醒意識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必須強調(diào)的是，對于這樣一個復雜且需進一步認識的問題，任何欲圖“一步到位”的根本回答都是對這個問題所具有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賴以為基的各個場域間的復雜關系的無視。因此，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更具實踐意義的則是將關注視角首先轉(zhuǎn)換到其自身的社會科學研究這個問題上來，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則是在其自身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43〕。?

　　但是，要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首當其沖的卻是要與日常性常識(ordinary common sense)以及學究性常識(scholarly common sense)劃清界限，也就是說，與那些被大眾共同持有的見解劃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狀態(tài)里的老生常談，還是一本正經(jīng)的權威見解。布迪厄不無正確地指出，這些常識性東西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從而既體現(xiàn)在社會組織的客觀性上，又反映在社會組織參與者的思想里。這就是所謂的“社會預先構建之物”( social preconstructions)。它的力量就在于上文所說的客觀結(jié)構和主觀結(jié)構的相互契合，并將它自己掩蓋在不證自明的外衣之下，卻使人往往不注意到這種偽裝，因為從定義上說這種社會預先構建之物就是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僅就這一點而言，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對它們提出質(zhì)疑。?

　　其次，要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還必須做到對社會科學家自己的操作過程和思考工具進行徹底質(zhì)疑。盡管這項工作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因為它隱含著具體研究與學習過程中所特有的一種困境，即社會科學研究者一方面既必須學習已被檢驗過的現(xiàn)實建構工具（研究范式、問題框架、概念、技術、方法等），同時又必須具有一種嚴肅苛刻的批判性情，表現(xiàn)出無畏地質(zhì)疑這些工具的傾向。即使面對著這一困境，社會科學研究者仍必須進行那種布迪厄所主張的對社會科學的社會學“反思”(reflxcity)努力 〔44〕。這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和其他人并不存在什么區(qū)別，也都實實在在地受著那些預先構建之物的重重包圍，因此社會世界的結(jié)構已被他們內(nèi)在化了。因此，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者要想把那些預先建構之物中所包含的許多內(nèi)在的預設都排除在外，使其失去對研究者的效力，就必須進行上述那種徹底的質(zhì)疑。布迪厄指出，社會科學實踐要是不能“自我質(zhì)疑”，也就無法了解自己實際上做了什么，因為它陷入了被它看作研究對象的客體里，即使揭示出對象的一點東西，也不是什么真正客觀對象化了的東西，因為其中摻雜著理解對象的原則本身〔45〕。?

　　因此，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學術實踐活動中進行這種徹底的質(zhì)疑的時候，亦即在拒避社會世界對其研究的影響時，一是要反對日常實證主義一脈中的極端經(jīng)驗主義不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就全盤接受提供給自己的概念的作法，因為這種全盤接受等于是把某些已經(jīng)建構的東西又重復了一遍，從而充其量也只是對它們的認可；
二是要反對那些視這種反思意向為某種哲學心態(tài)的殘余（從而是前科學時代的“遺跡”）的日常社會科學〔46〕。布迪厄主張，除了保持自我警省以外，與常識決裂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存在于對各種問題、對象和思維工具的社會演變史的探討中，也就是說，是與考察日常生存狀態(tài)中最普通不過的對象的社會演變史緊密相連的。歷史表明，要使某個論題為人所知、為人所曉、當作合法問題加以認可，并成為可以宣揚、可以傳播、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必須經(jīng)過競爭或爭奪這樣的集體性歷史工作：那些被日常的實證主義視作理所當然的問題，實際上都是些社會的產(chǎn)物，體現(xiàn)在社會現(xiàn)實建構的集體性工作里，并通過這種集體性工作再生產(chǎn)出來，不斷地維持下去。為了不受這些現(xiàn)象的束縛，社會科學家就必須追溯這些問題的緣起，弄清楚它們是怎么被一步一步地建構起來的過程。在這樣的視角下，歷史將重新煥發(fā)出生機活力。當然，這不是出于文物搜集者的那種好古癖，而是出于一種明確的意愿，就是想要搞清楚我們?yōu)槭裁匆�去理解，我們又怎樣去理解�?7〕。?

　　最后，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還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社會科學要獲得自主性，亦即社會科學要與常識決裂，將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它之所以會極為困難，一如上文對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部某些處于被支配的人與學術制度間“契合”關系的討論所表明的，其關鍵原因乃在于，那些根據(jù)社會科學場域通行的學術標準而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研究者往往會引入“異治性”(heterronomy)，而且兜售常識的人在社會科學知識場域內(nèi)也總能有機可乘。前者就是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中那位于松內(nèi)先生所遵循的模式：于松內(nèi)先生是位不成功的作家，最后爬上了文化事務委員會的負責職位，他利用他在這個職位上的權勢，向他往日的知識場域中的朋友無情地行使著權威，他是那群作家中最具異治性的一個；
然而按照文學場域的特定標準，他的作品是最差的，因此也是最沒出息的一個作家，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最容易受到來自文學場域以外的各個方面的利誘。后者指那些總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未經(jīng)科學建構的觀念一面兜售常識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他們往往也是處于受科學支配地位的人。這樣的人，在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外都能找到。不過，如果沒有社會科學場域內(nèi)部的人助以一臂之力，社會科學場域外的這種人的影響就會小得多。因此，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另一必要條件就是營建和確立自主的社會科學資本〔48〕，這不僅是因為社會科學資本有著各種防御、建構、論辯之類的手段，而且還在于受到認可的社會科學權威能使我們免受異治性的誘惑或常識的騷擾。

　　四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并不能僅通過確立學術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識形態(tài)的方式得到解決，因為這還在根本上取決于這些學術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學術性質(zhì)；
也不可能僅通過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心態(tài)品格的轉(zhuǎn)換而得到解決，因為如果向“出世”品格的轉(zhuǎn)換，這將導致其與社會科學這種關注社會與人的知識品格發(fā)生根本的緊張，甚或“入世”品格本身也并不是根本的問題所在，這取決于社會科學研究者在關懷中國社會時是否嚴守科學的學術立場。根據(jù)布迪厄的觀點，本文通過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所做的簡要分析而得出結(jié)論認為：一、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問題；
二、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乏，從某種角度看乃是其他場域?qū)ι鐣�科學場域監(jiān)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據(jù)社會科學知識的規(guī)定性及增長邏輯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制度；
三，然而更為根本的是，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社會科學場域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與這些并非完善的學術制度之間的“契合”所致，換言之，正是由于他們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學或前科學的東西滲入進社會科學，進而侵損了社會科學應有的自主性。據(jù)此，本文主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對社會科學場域與其他場域間關系的知識自覺的基礎上，首先應當在其自身的具體研究中對日常性常識及學究性常識加以徹底的質(zhì)疑并與之決裂，進而科學地建構起研究對象，以科學的智識資本增進和捍衛(wèi)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

　　無論是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討論還是此一方面的實踐，無疑都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所幸的是，中國學界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推動的對“社會科學的規(guī)范化和本土化”的討論〔49〕，已漸漸將關注點轉(zhuǎn)移到了如何型構中國社會科學自身品格這一向度，而這有可能為檢討與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相關的問題提供一新的思維空間；
更具意義的是，布迪厄所言的“集體反思與實踐”的理性溝通的制度性條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亦即那些確保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成效以及依社會科學場域自身標準進行學術評價的種種機制，也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場域中得到了同步的建構〔50〕。后者之于增進中國社會科學場域的自主性，極為重要，一如馬克斯·韋伯早就提示我們的，戰(zhàn)爭藝術的最大進步往往不在于技術的創(chuàng)新，而更在于軍士的社會組織的創(chuàng)新，比如說馬其頓方陣的創(chuàng)新。當然，最后需要重申的是，本文的意圖并不在于對中國社會科學已經(jīng)獲得的那些自主性加以否定，而是在于承認中國社會科學已經(jīng)獲致的相當發(fā)展，并據(jù)此前提對其當下所存在的問題加以檢討；
此外，本文的意圖還正如開篇所言，也不旨在對思維方式做非彼即此的轉(zhuǎn)向，這就是說，我們在承認中國社會科學場域的外部性建制的特殊性的前提下，如何進一步地打通對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外部性”思維與“內(nèi)部性”思維，進而在此基礎上拓深從場域的角度對作為一個場域的中國社會科學與其他場域的個案性分析，并推進中國社會科學于自主性這一向度的實踐。?

　　【注釋】

　　〔1〕 這個問題及其相關的討論在中國社會科學恢復的初期特別突出，尤見于當時大量的社會學討論中。有關文獻請參閱徐經(jīng)澤主編：《社會學中國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討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尤其是其間龐樹奇等人所撰寫的“社會學‘中國化’的前提與使命——對社會學學科地位的再思考”等文章，他們對社會學學科性建設的問題做了比較廣泛的總結(jié)和討論。?

　　〔2〕 這里所指的是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熱”中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各種討論，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入世”品格的批判的觀點，這方面的文獻過多，此處不一一引證。但是，我想在這里對余英時先生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的觀點做些簡要討論，這并不是因為我完全不同意余英時所給出的歷史描述，而是因為我認為余先生的問題以及支配它的問題框架與本文所討論的思維方式之間存在著同樣性質(zhì)的問題，盡管他的討論并不直接涉及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的問題。余英時指出，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發(fā)生了從士大夫到知識分子的實質(zhì)變化，即“‘士’在傳統(tǒng)社會上是有定位的；
現(xiàn)代知識分子則如社會學家所云，是‘自由浮動的’(free-floating)�！碑斎�，這個變化有個過程，在余英時那里，便是“社會、政治的邊緣化，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處于被動的地位，但是文化邊緣化的局面則是知識分子主動造成的”（參閱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1991年8月總第六期，頁15-25）。我們姑且不討論余英時在這里所講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自由浮動”性，與他所指的“士”的社會定位有多少相關性，以及它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又有多少關聯(lián)（因為“自由浮動”的概念，最早由A. Weber提出、后由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所推廣，用以描述西方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獨特處境，即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個人的“社會處境”如階級出身的自主性、并且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這里所需要強調(diào)的乃是，余英時的問題根本點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于社會、政治及文化上的地位，然而這種設問框架卻邏輯地忽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規(guī)定性或自主性，關注的多是所謂“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等非知識行動，進而提不出這樣的問題，即從社會、經(jīng)濟、政治及文化場域彼此爭奪資本或界定場域邊界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與其他場域關系的所謂“邊緣化”結(jié)果，可能既非被動亦非主動所致，而可能是一種彼此“契合”的結(jié)果，但根據(jù)這樣的問題，我們至少不僅可以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對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邊緣化問題進行追究，而且更可以從知識分子自主性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追究。因此，我們可以發(fā)見，余英時在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時，卻在其框架中切割掉了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的知識視角。此外，我在這里引證余英時于九十年代的上述論點略加討論的另一個目的乃意在指出，那種忽略知識分子所生產(chǎn)的知識及其在生產(chǎn)過程中與其他場域間的關系而側(cè)重其他因素的角度對知識分子自主性進行討論的觀點及其賴以為基的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并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

　　〔3〕當然，這里需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本文主張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并不意味著我認為社會科學是一種“純粹的”(pure)知識，與我們的實踐毫無干系，與我們的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毫無干系，恰恰相反，我的討論正是以知識社會學為基礎的。在馬克思的一定的影響下，知識社會學由曼海姆(Mannheim)首創(chuàng)，歷經(jīng)史塔克(Stark)、默頓(Merton)、盧曼(Luckman)、茂凱(M.Mulkay)等無數(shù)學者的努力，對于主要是系統(tǒng)化、專門化的知識是如何受到產(chǎn)生這些思想和知識的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影響的問題，進行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討論，盡管觀點不盡相同，但可以說大多數(shù)論者對其他因素對知識的決定論是持懷疑或批判態(tài)度的，也少有人鮮明主張這種影響是可欲的和應當?shù)?主要文獻可參閱：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M Tavakol,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terling Publishers PLTD, 1990; Werner Stark,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此處可以舉楊(Darwinin Young)對進化論者達爾文科學發(fā)現(xiàn)進行分析的例子略加佐證。揚指出，達爾文關于動植物在自然環(huán)境下的變異乃是適應的結(jié)果這個結(jié)論，不僅在達爾文那里而且也為絕大多數(shù)人視為是一科學的結(jié)論；
然而，經(jīng)過分析，揚指出，達爾文的這個天擇的結(jié)論實際上推斷于他對人擇的分析：他在被養(yǎng)育的動植物中發(fā)現(xiàn)的變異是適應的結(jié)果，因為養(yǎng)育者會根據(jù)他們自己的意圖以及當時市場的需要而選擇并養(yǎng)育特殊形式的動植物后代。據(jù)此，揚得出結(jié)論認為，達爾文從人擇推斷出天擇與人擇相同的結(jié)論并不是一個科學的結(jié)論，實際上乃是受市場環(huán)境下的商業(yè)動植物養(yǎng)育者的觀點的產(chǎn)物。這個例子表明，即使是那些被稱作自然科學的研究，實際上也與社會世界的日常經(jīng)驗相關聯(lián)（參閱Darwinin Young, Darwin’s Metaphor: Does Nature Select? The Monist, vol. 55, p.468,1971; 轉(zhuǎn)引自Michael 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9, partIV.）。再者，本文所主要依據(jù)的理論資源也是皮埃爾·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的社會學理論，其在這個方面的主要論點是：通過對已有知識以及影響這種知識生產(chǎn)的場域、位置、慣習等問題的反思和質(zhì)疑，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建構來捍衛(wèi)社會科學的自主性。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我們?nèi)绾慰创�社會科學知識與其他社會經(jīng)濟等因素之間的關系。?

　　〔4〕此處所言，本文作者必須加以限制：作為一種知識的中國社會科學及其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實踐活動并未獲致相應的自主性，一是指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情況，毋庸置疑，個別在此方面獲得成就的學者的研究不在此列；
二是指與學科性建設和制度建設相對而言的社會科學研究狀況，但我的分析是建立承認其已獲得發(fā)展并在繼續(xù)發(fā)展的基礎上展開的.

　　〔5〕皮埃爾·布迪厄畢業(yè)于法國高等師范學院，后一度給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做助手，并受到法國戰(zhàn)后社會科學中或許最具威望的三巨頭——列維－斯特勞斯、布勞代爾和阿隆的大力關注和青睞，最終成為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社會學教授。布迪厄的著作，包含了百科全書式的內(nèi)容，完全不拘泥于學科的界限，兼及非常廣泛的專業(yè)化研究領域（從對農(nóng)民、藝術、失業(yè)、教育、法律、科學、文學的研究到對親緣群體、階級、宗教、政治、體育、語言、知識分子以及國家的分析），所有這些都從許多方面對社會科學現(xiàn)行的學科分工和已被接受的思維方式提出了挑戰(zhàn)。?

　　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布迪厄的研究之所以如此不拘一格，乃在于他始終力圖超越某些導致社會科學長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種種二元對立，如似乎無法解決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知識模式間的對立，符號性分析(symbolic analysis)與物質(zhì)性分析的分離，理論與經(jīng)驗研究的長期脫節(jié)，等等。J. B Thompson對布迪厄關于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批判進行了如下極為簡略的概括：布迪厄認為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都是不適當?shù)闹亲R取向，但是相比之下，后者的不適當性要少于前者。據(jù)此，客觀主義的主要優(yōu)長在于它同社會世界的直接經(jīng)驗相決裂，從而能夠生產(chǎn)出一種關于社會世界的知識，而這種知識不能化約于一般行動者所擁有的實踐知識。與直接經(jīng)驗相決裂，在布迪厄，乃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但其困難在于研究者本人也是社會生活的參與者，因此他很容易在分析社會世界時憑靠日常語詞和概念。如果客觀主義恰當?shù)貜娬{(diào)了與日常經(jīng)驗的決裂，那么它也將受困于其自身的缺陷：它不能把握住它自身生產(chǎn)的知識與一般行動者所擁有的實踐知識間的關聯(lián)；
因此布迪厄主張在考慮到與直接經(jīng)驗決裂的必要性的同時，恰當?shù)靥幚砩鐣�生活的實踐品格（參閱Pierre Bourdieu, 〖WTBX〗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14）。而且，在此一探索過程中，布迪厄通過逐漸摸索出一套能夠消解上述二元對立的概念工具〔如場域(field)、位置(position)、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等〕和方法論〔如關系主義(relationalism)等〕手段，還逐步拋棄了另外兩個近年來占據(jù)理論討論中心舞臺的二元對立：一是結(jié)構與能動作用的對立，另一個則是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對立。布迪厄不為變幻莫測的學術時尚所動，堅定地認為有可能建構起一門有關實踐——特別是符號權力——的統(tǒng)一的政治經(jīng)濟學。相關問題的討論，參閱R. Jenkins, Pierre Bourdieu, London: Routledge,1992; D. Robbins,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Recognizing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R. Harker, C. Mahar & C.Wilk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London: Macmillam, 1990;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需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本文借鑒布迪厄教授關于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理論，乃是因為我認為布迪厄關于社會科學這一知識場域自主性的討論有可能給中國學人思考此一問題時提供有益的啟示；
前些時候我在巴黎訪學的過程中，就有不少學者談及他是捍衛(wèi)西方社會科學自主性的主將之一，而我在校對他與華康德所著《反思社會學導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一書的譯文并閱讀布迪厄的其他論著后更是對此一論斷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是，本文借鑒布迪厄的觀點，絕非意味著我贊成當下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語世界對布迪厄理論的消費主義傾向；
布迪厄社會理論從歐洲向英語世界的傳播過程，恰如華康德所確當?shù)卣J為的那樣，基本上是一個對其理論“做零敲碎打的運用和斷章取義的理解的過程”，而且布迪厄本人也對這種做法甚感不滿（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a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悉尼西部大學教授Ghassan Hage 也指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我看來，英語學術世界似乎出現(xiàn)了一股新的消費布迪厄理論的趨向。……還應當指出的是，這種對布迪厄的關注，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是‘純粹’理論的”（參見G. Hage, Pierre Bourdieu in the Ninetie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Atelier, Theory and Society23: 419-440, 1994, p. 420.）。因此，本文的討論不應被視作是對布迪厄社會理論進行的一項研究，毋寧是應《反思社會學導引》（“導引”的原文為invitation，又意指“邀請”）之邀與布迪厄一起思考后所產(chǎn)生的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而這也正是被該書作者布迪厄和華康德視作此著作最大的功能所在：“如果把它……視作提出和解決各種社會學問題的‘工具箱’（維特根斯坦語），那么它將最富裨益”（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xiv）。?

　　〔7〕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56.?

　　〔8〕 人類學家吉爾茲在其分析東方世界的規(guī)范與事實關系的問題時指出，“我所用的這些概念雖不是根本的概念，但卻是定向的概念(orienting notions)。它們的價值并不依賴于對存在著一個高度整合的行為與信仰系統(tǒng)的假設（即使巴厘這樣一個同質(zhì)性很高的小島，也不具有一個如此這般的業(yè)經(jīng)高度整合的行為與信仰系統(tǒng)），相反，它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即作為具有某種深刻地方性的觀念，它們可以給我們指出方向，去理解我們所欲圖把握的那種不同于我們的法律認識所具有的明確特征……”；
參閱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鄧正來譯），載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頁97-98。

　　〔9〕 這里所謂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制度”，不僅包括評價制度、項目設定及資助制度、職稱評定制度等，而且還包括學科及專業(yè)劃分體系，也包括學術研究機構設置等制度。

　　〔10〕本文所謂“外部性”問題，并不是絕對的，或者說做這樣的切分，只是出于分析上的便利，在這里主要是指相對社會科學研究及其所生產(chǎn)出的知識而言的；
此外，本文做“內(nèi)部性”和“外部性”的界分，也不意味著這二者是截然兩分的，實際上它們之間存在著極為復雜的關系，有時在內(nèi)在化的情況下甚至是很難予以歸類的。?

　　〔11〕請參閱Norbert Elias, What is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13.?

　　〔12〕轉(zhuǎn)引自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

　　〔13〕這里所言“思維方式”，實與上文所述“外部性”及“內(nèi)部性”問題相關并類似（參閱本文注釋〔10〕），而此處所主張的的思維方式的轉(zhuǎn)換，也顯然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訴求，而毋寧是對打通二者的一種努力。?

　　〔14〕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7.?

　　〔15〕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布迪厄的論著中，“社會學家”一詞一般都是被用來泛指不同的專業(yè)化社會科學學科的實踐者，因此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科學家。?

　　〔16〕P. Bourdieu,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27-28.?

　　〔17〕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7.此外，有關場域的觀點，尤其是權力場域的觀點，請參閱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v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Polity Press, 1988, pp.136-128 以及本文注釋〔19〕和〔20〕。?

　　〔18〕 在布迪厄的理論中，“資本”無疑是一個關鍵的理論術語（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a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p.119-121）；
關于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jīng)濟資本和符號資本之間的關系，可以參見布迪厄所撰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by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1-258; 而關于文化資本的討論，中文文獻可以參閱陳燕谷對之所做的語詞梳理，“文化資本”，《讀書》，1995年第六期，頁134-136）。布迪厄認為，雖說資本只有在與一個場域的關系中才得以存在并且發(fā)揮作用，但是這種資本賦予了某種支配場域的權力，賦予了某種支配那些體現(xiàn)在物質(zhì)或身體上的生產(chǎn)或再生產(chǎn)工具（這些工具的分配就構成了場域結(jié)構本身）的權力，并賦予了某種支配那些確定場域日常運作的規(guī)律和規(guī)則、以及從中產(chǎn)生的利潤的權力。布迪厄指出，資本的根本表現(xiàn)類型有三種，即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
而且在每一類下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層次更低的資本類型。除此之外，布迪厄認為還必須加上一種符號資本。所謂符號資本，是指在人們通過各種感知范疇認可上述三種形式的資本的各自特定邏輯或自主性，從而把握了這幾種資本的時候，這些資本所采用的形式。布迪厄指出，文化資本這個觀念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要把這種普遍性充分體現(xiàn)出來，實際上應該把它叫做信息資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它本身的存在形式又有三種：身體化的，客觀化的和制度化的。至于社會資本，則是指某個個人或群體，憑借擁有一個比較穩(wěn)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識的慣習網(wǎng)，從而積累起來的資源的總和，而不論這種資源是實際存在的還是虛有其表的。? 布迪厄強調(diào)指出，要對各種紛繁多樣的社會中的結(jié)構和動力作出解釋，必須承認資本可以采取不同形式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建構方式：一如經(jīng)濟資本對社會資本的作用，社會資本也可以通過政治性的建構方式而形成。?

　　〔19〕 布迪厄關于場域的討論，極為復雜，為此我以為有必要在這里對他的這個觀點做一簡介（更為系統(tǒng)的討論，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p.97-112）。布迪厄的這種觀點，還可以被視為是他對意大利“精英理論”學派的代表莫斯卡（Mosca）和帕累托（Pareto）的批判，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世界從本質(zhì)上說總是被分割成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精英和非精英的諸個龐然一體的集團；
然而，布迪厄卻認為，發(fā)達社會并不是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而是一些各自分化、只在一定程度上總體化了的實體，因此，它首先由一系列彼此交織但日益走向自我調(diào)控的場域組成，每一個場域都有它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其次，一個場域并不只是個僵死的結(jié)構，或“空洞的場所”的聚合，而是一種“游戲”的空間。故此，場域理論若要完備，就需要一種社會行動者的理論，因為存在著行動者，才有了行動，有了歷史，有了各種結(jié)構的維續(xù)或轉(zhuǎn)換。然而，布迪厄又強調(diào)指出，在將一個場域比作一種游戲時應當慎之又慎，因為場域與游戲有許多不同：場域不像游戲，是深思熟慮的創(chuàng)造行為的產(chǎn)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規(guī)則，并不是明白無疑、編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結(jié)果可以看作場域參與者之間的競爭產(chǎn)物，這是個關鍵的問題。在社會游戲中，人們也有將牌，即根據(jù)游戲的變化，其效力也隨之有所變化的“主牌”：正像不同牌的大小是隨著游戲的變化而變化的，不同種類資本（經(jīng)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符號的資本）之間的等級次序也隨著場域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換言之，有些牌在所有的場域中都是有效的，都能發(fā)揮作用——這些就是各種基本類型的資本——但它們作為將牌的相對價值是由每個具體的場域，甚至是由同一場域前后不同的階段所決定的。在經(jīng)驗研究中，確定何為場域，場域的界限在哪兒，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與確定何種資本在其中發(fā)揮作用，這種資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類的問題相類似相關聯(lián)。最后，每個場域都是沖突和競爭的空間，在場域中參與者彼此競爭，以確立對在場域內(nèi)能發(fā)揮有效作用的種種資本的壟斷（在藝術場域里表現(xiàn)為文化權威，在科學場域中是科學權威，等等）和對規(guī)定權力場域中各種權威形式間的等級序列的壟斷。在這些爭奪的過程中，該場域本身的形塑和劃分成為核心焦點。這是因為，改變各種資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對份量，也就相當于改變此一場域的結(jié)構。這就是說，場域的參與者既可以通過競爭來增加或維持他們的資本，也可以通過競爭本身去部分或徹底地改變這種競爭的既有規(guī)則。?

　　還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所言的“場域”是個關系性概念，這就意味著它只有在與另一個關系性概念即“慣習”的彼此關系之中，方能充分發(fā)揮作用。所謂慣習，乃是一種結(jié)構形塑機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其運作來自行動者自身內(nèi)部，盡管慣習既不完全是個人性的，其本身也不是行為的全部決定因素（參閱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14）。用布迪厄的話來說，慣習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nèi)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慣習就是：“生成策略的原則，這種原則能使行動者應付各種未被預見、變動不居的情境……（就是）各種既持久存在而又可變更的性情傾向的一套系統(tǒng)，它通過將過去的各種經(jīng)驗結(jié)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時每刻都作為各種知覺、評判和行動的母體發(fā)揮其作用，從而有可能完成無限復雜多樣的任務�！弊鳛橥庠诮Y(jié)構內(nèi)化的結(jié)果，慣習以某種大體上連貫一致的系統(tǒng)方式對場域的要求作出回應。慣習是通過體現(xiàn)于身體而實現(xiàn)的集體的個人化，或者是經(jīng)由社會化而獲致的生物性個人的“集體化”；
它并不是某種人類學意義上的不變因素，而是在歷史中建構的，植根于制度的，并因而是一種作為社會性變量而存在的生成性母體。慣習是創(chuàng)造性的，但卻又受限于其結(jié)構，這些結(jié)構則是產(chǎn)生慣習的社會結(jié)構在身體層面的積淀。

　　〔20〕對于那些復雜且動態(tài)的不同場域之間的關系，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09-110,104-105以及本文相關注釋。這里有必要指出本文并不是嚴格按照布迪厄的分析步驟展開討論的，這受本文所設定的目的的限制，但如果進行更為具體的個案性研究，則可能須考慮布迪厄的分析步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指出，從場域角度進行分析要涉及三個必不可少并內(nèi)在關聯(lián)的環(huán)節(jié)。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場域位置。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就藝術家和作家而言，文學場域被包含在權力場域之中，而且在這一權力場域中，它占據(jù)著一個被支配的地位。其次，必須勾劃出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jù)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jié)構，因為在這個場域中，占據(jù)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了控制這一場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相互競爭，從而形成了種種關系。第三個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便是必須分析行動者的慣習，亦即千差萬別的性情傾向系統(tǒng)，行動者是通過將一定類型的社會條件和經(jīng)濟條件予以內(nèi)在化（internalizing）的方式獲得這些性情傾向的；
而且在所研究場域里某條確定的軌跡中，我們可以找到促使這些慣習或性情傾向系統(tǒng)成為事實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機會。?

　　〔21〕參閱本文注釋〔17〕、〔19〕和〔20〕。?

　　〔22〕參閱P.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60-267.?

　　〔23〕《社會科學研究探索》雜志由布迪厄于1975年創(chuàng)辦并由他所指導的“歐洲社會學中心”編輯，為該雜志撰文的知識分子，其風格一如布迪厄所言：“獨立自主，又富有關懷；
投入，卻不屈于任何政治‘正統(tǒng)’教條”（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57）。?

　　〔24〕 《圖書評鑒：歐洲書評雜志》的編委會由來自法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國等國的知識界領袖組成，而布迪厄則是其主編。自1989年以來，該刊已然成為這些國家各大全國性報紙的副刊。《圖書評鑒：歐洲書評雜志》的編輯宗旨認為，知識分子“能夠提供權威，貢獻出自己的文化資本。然而今天，大致說來，他們并非如此。傳媒嚇跑了優(yōu)秀的思想者，他們退縮在學院中，不問世事。而公共的論壇卻被半吊子的知識分子——比如那些后現(xiàn)代主義者——接管。他們制造著煽情的爭論，拋售著虛幻的問題，浪費著每一個人的時間。《圖書評鑒：歐洲書評雜志》的想法，就是要開辟一塊安全的空間，讓那些優(yōu)秀的思想者走出隱修所，重返世界。知識分子們總是過高估計他們個人的能力，而對他們作為一個階級可能擁有的力量卻自視不足�！秷D書評鑒：歐洲書評雜志》就是要通過努力，將知識分子團結(jié)在一起”，發(fā)揮這種作用（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 I, note.104）。?

　　〔25〕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21.?

　　〔26〕 布迪厄使用“集體性知識者”的術語，意在指出，在當下社會科學自主性一方面仍受到原有外部力量的滲透，于另一方面還因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及科技引發(fā)的媒體的發(fā)展而受到更為強烈的沖擊（“學術評價標準被衡量新聞用的可讀性、新穎性和問題熱點性的標準所替代”）的境況下，所有的文化生產(chǎn)者都面臨這樣的選擇：“是成為‘一名專家，即成為一名為支配者服務的知識分子’，還是繼續(xù)‘當一名獨立自主的舊式小生產(chǎn)者，其象征便是固守象牙塔只知演講授課的教授’”。布迪厄認為這樣的選擇存在著致命的問題，因此，為了擺脫這種抉擇，他主張“集體性知識者”，即通過知識者自身的科學學術研究努力而確立起其作為一個群體的獨立性及其知識的自主性（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56-58, 187-188）。?

　　〔27〕 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90-192。?

　　〔28〕 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84-188.對于這個問題，我曾在討論中國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的問題時，也據(jù)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知識類型的觀點做過分析，請參閱拙文“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討論的討論”，《中國書評》，1995年7月總第六期，頁41-55。?

　　〔29〕 依據(jù)布迪厄的理論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進行思考，雖說預設了中國社會科學與西方社會科學在知識上的同質(zhì)性，但卻不得不顧及到西方社會的高度分化以及社會科學場域自主性所已達致的程度等因素，而中國社會基本上剛步上分化的道路以及社會科學的界域尚處模糊狀態(tài)，進而與其他場域的關系交混重疊是主要特征：至少西方社會科學已然確立起了較確當?shù)膶W術評價制度，而中國學術制度的建構則是從無到有，尚未確立。?

　　但是，我以為，這二者間的差別不足以使我們否棄布氏的概念系統(tǒng)，因為正是在這種差別中標示出了中國在分化過程中各個場域間的沖突與競爭的復雜性，所以對這些概念的運用以及通過我們自己的分析，有可能幫助我們揭示出其間原本被遮掩的問題；
此外，布迪厄的理論并未對各種疑難問題給出確定的解釋，相反，他的理論只是給出了透視這些問題的框架，給出了一種構建對象的方式，使研究者不得不在每次研究時重新進行設想：它迫使我們提出一系列問題：所考察的場域界限在哪兒，它是如何與其他場域發(fā)生聯(lián)系的，與哪些場域發(fā)生聯(lián)系，在何種程度上發(fā)生聯(lián)系，等等。布迪厄故此認為他的場域觀念提供了一套系統(tǒng)連貫且一再出現(xiàn)的問題，可以使人們既避免陷入實證主義經(jīng)驗主義的理論真空，又避免跌入唯理論主義話語的經(jīng)驗真空。?

　　當然，布迪厄的理論在具體方面的運用已表現(xiàn)出解釋力的缺乏，例如他在教育社會學中試圖通過教師對學生的評價標準的分析進而揭示出財富及權力不平等的結(jié)構得以再生產(chǎn)和合法化的機制的努力（參閱David Blackledge and Barry Hunt,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3,pp.163-175），然而我依舊認為他的理論對于我們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在形成過程中的各種問題，仍具有著它可能有的啟示意義。毋庸置疑，本文的討論，本身就可以被理解成對其理論及概念的證偽性在運用于中國社會分析中的一種低程度的檢驗。?

　　〔30〕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6-237.?

　　〔31〕這即是說這些社會現(xiàn)象并未得到這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科學建構，因此不可能生產(chǎn)出社會科學的知識；
布迪厄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他基本上遵循法國認識論學者巴什拉的觀點，將生產(chǎn)社會科學知識的研究過程視作三個關鍵階段，并以這樣一個言簡意賅的法則概括了這三個階段；
“事實是（通過與常識的決裂）先破后立，構建而成，并被確認屬實的”（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 note.43）。?

　　〔32〕這種問題相當多，類似于布迪厄在討論這個方面的問題時舉出的一個典型范例（請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I, note 27）：美國的貧窮研究場域也許是個最合適不過的例子，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六十年代“向貧窮開戰(zhàn)”的副產(chǎn)品，也是隨之而來的國家急需了解它未能歸化的那些人群情況的結(jié)果。1964年，經(jīng)濟就業(yè)機會辦公室從官方的角度重新界定了這個問題，把迄那時為止一直是屬于社會政治方面的話題轉(zhuǎn)化成為一個合法的“科學”調(diào)查研究領域，從而吸引了一大批學者進入各種新的研究中心，參加新的會議，關注支持新的期刊，以致力于對貧困和它的公共管理的研究，并最終導致形成一個制度化的、高度技術性（同時也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公共政策分析”學科。這種現(xiàn)象所體現(xiàn)的，不僅是社會科學家對各種科層分類范疇和政府衡量尺度（比如著名的聯(lián)邦政府“貧困線”。盡管時常有人指出它概念上的不完備，而且越來越不適用，但它仍然在確定著話語的界限）及關注焦點不加批判地通盤接受，從而合法地將支配者對貧困所持的道德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理解認可為“各種科學事實”。哈夫曼曾經(jīng)對此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在這種過程中，聯(lián)邦政府也同時從整體上重新塑造了社會科學的面貌：1980年，所有聯(lián)邦政府科研開支中有30％撥給了與貧困有關的研究，而1960年這一比例只有0.6％。近來對“底層階級”的討論多了起來，這更進一步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由基金組織操縱的主導性的資助流向可以重新界定社會科學爭論的話題，而社會科學卻沒有對新要求的內(nèi)在前提進行批判性的探討。?

　　〔33〕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36.?

　　〔34〕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5.?

　　〔35〕陳維綱在一篇對中國文化討論的討論的文章“學術與踐道”中（請參閱陳維綱，“學術與踐道”，《中國文化》，三聯(lián)書店1993年6月版，總第八期，頁194-196），引證了美國中國問題研究者墨子刻教授的觀點；
而在我看來，墨子刻的觀點（包括陳維綱在此文中的觀點）對于本文此處討論的問題也具有很大的針對性，因為他對于中國知識界的那種對于普遍道德理性及把握這種理性的能力的非學術性的樂觀主義態(tài)度進行了嚴苛的批判，他指出，中國學術界的整個文化論爭的核心是文化的“取舍”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提法本身在學術上就不能成立。首先，它假設了的確存在某種普遍理性道德，憑藉這種道德所提供的標準我們可以評估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并能指出文化變遷的唯一正確途徑；
其次，它還假定了唯有知識分子才具有把握這些道德理性原則的能力。墨子刻認為這兩個假定都是沒有學術根據(jù)的：一是何謂普遍規(guī)范標準的問題并不能確定，二是即使存在著這樣的普遍規(guī)范標準，人們又憑什么來肯定哪個群體比其他群體更有能力和資格去把握這些規(guī)范標準。?

　　〔36〕《中國書評》所載拙文“評《南極政治與法律》”及張曙光“論經(jīng)濟學的科學批判和科學評價”等文字（參閱《中國書評》1994年9月總第一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問題，從某個方面反映了中國學術評價體制的一些不足和缺陷。?

　　〔37〕這里的討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不是可以用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現(xiàn)行學術體制的屈服或應當?shù)挚沟挠^點加以含概的，因為這樣的分析實際上會掩蓋二者之間的“契合”或“共謀”問題；
根據(jù)布迪厄的分析(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24)，這一對抉擇在傳統(tǒng)上劃定了被支配文化（dominated cultures）的框架問題，而且還有礙于我們充分理解一些實踐和情境，這些實踐和情境通常受限于屈服與抵抗這對提法所具有的內(nèi)在的模棱兩可且?guī)в衅�見的本質(zhì)。如果我說“抵抗”，只是意指確立自主的身份，竭力主張那些使我成為被支配者的特性本身，效仿那些英國無產(chǎn)階級的后代，他們以他們的階級文化所催生的男性氣概的理念為名驕傲地背棄學校，那么這就是抵抗嗎？另一方面，倘若我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我的出身根底的痕跡，掩飾任何有可能使我永遠停留在現(xiàn)有的社會位置上的特征（口音，生理素質(zhì)，家庭關系），那么我們應把這稱為“屈服”嗎？在布迪厄看來，這是一種“無法解救的矛盾”，銘刻在符號支配的固有邏輯之中。“抵抗可能是走向異化，而屈服也許是通往解放。這就是被支配者的兩難困境，他們也無從擺脫這一困境”。?

　　〔38〕這里的問題不僅僅只限于字數(shù)與質(zhì)量的方面；
此處還可以舉出的例子是北京大學在評定高級職稱時，甚至還將普及國際知識的《世界知識》雜志與專事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術雜志《美國研究》等價視之，作為評判學術成果的標準（當然，我在這里絕非要貶低《世界知識》雜志對于中國大眾的國際知識啟蒙作用，相反，我認為對于一個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而言，它具有著其他刊物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卻不因此而主張將這種作用與學術質(zhì)量問題相掛鉤），值得令人慶幸的是，北京大學近來又開始積極鼓勵嚴格的學術研究，特別是鼓勵在域外的一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并以發(fā)表一篇獎勵5000元人民幣作為激勵制度；
當然，僅這種措施本身可能也揭示出學術研究在中國當下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以及這些問題背后各種訴求之間的緊張。?

　　〔39〕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7。?

　　〔40〕關于那些盡管掌握較多學術資本的研究者有時也會與其他場域的力量發(fā)生“契合”關系的問題，雖不無重要，但鑒于本文的論題主要關涉中國社會科學場域的一般問題，故不在此處進行討論。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的概念系統(tǒng)，尤其是他關于某一場域中的被支配者往往傾向于與外部勢力合謀的設定，很難解釋這樣的問題，可以說這也是布迪厄理論的局限，需要我們進一步對之加以思考。?

　　〔41〕 P. Bourdieu, Lecture on the Lecture,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25-26.?

　　〔42〕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 note.122.此外，他還指出（又參見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4），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在于對性情傾向（慣習）的歷史源起進行分析。產(chǎn)生這些性情傾向的那個世界的客觀結(jié)構與這些性情傾向，在結(jié)構上是對應的。正是這種結(jié)構的對應關系，給不平等提供了基礎，從而為被支配者“設下陷井”，而在貌似公允的文字表面上，根本看不到這種不平等的任意和武斷�！叭绻�可以恰如其分地提請人們注意，被支配者總是為他們自身的被支配出了一份力，那么也有必要隨即指出，將他們導向這種契合關系的那些性情傾向也正是體現(xiàn)在身體層面上的支配他們的效果�！�?

　　〔43〕關于科學地建構研究對象的問題，布迪厄于1988年春季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中心舉辦的“布迪厄年度討論班”上，做出了比較詳盡的闡述（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17-260）：首先，一個對象的構建，并不是能夠通過某種開創(chuàng)性的理論行為，就能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的問題。決定構建對象工作的觀察和分析的方案，并不是一幅像機械師手中那樣的預先勾劃好的藍圖。相反，它是一項費時耗神、艱苦細致的工作，只能通過一系列細小的矯正和修補一點一滴地完成，促成這些矯正和修補的，正是所謂什么時候該干什么的“訣竅”，也就是說，激發(fā)它們的是一套實踐原則。在這套原則的指引下，人們所進行的選擇，既與微妙的細節(jié)有關，也具有全局性的決定意義。?

　　研究程序涉及了特有的社會向度（更籠統(tǒng)地說，如何“進入”你所研究的世界），這一向度絕非無關緊要。對這些研究程序細節(jié)始終保持關注，當會使研究者保持警惕，不至于陷入概念和“理論”的拜物教。這種拜物教，來自于將“理論”工具——慣習、場域、資本等——看作自在和自為的存在，而不是運用這些工具并使它們發(fā)揮作用，用來指導研究中所有的實踐選擇，或確定它們的方向。它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喚起記憶的記號，提醒研究者必須在研究的每一個階段都確信，其所構建的對象并未陷入賦予它最獨特性質(zhì)的關系網(wǎng)絡而不能從中凸顯出來。而場域的觀念提醒我們，只要一涉及方法，第一條必須考慮的準則就是要求我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想方設法抗拒我們骨子里那種用實體主義的方式來思考社會世界的基本傾向。?

　　要構建一個科學對象，還要求你對“事實”采取一種積極而系統(tǒng)的態(tài)度。要與經(jīng)驗主義的被動性決裂（后者只知接受常識中未經(jīng)科學構建的“事實”），而又不墮入宏大“理論化”的空洞話語；
這要求研究者抱著建立一個模型（這一模型并不需要用數(shù)學或抽象的形式來證明它的嚴格性）的宗旨來處理非常具體的經(jīng)驗個案。研究者要用特定的方式將相關的材料聯(lián)系起來，使這些材料能夠作為一種研究方案來發(fā)揮作用，而這一研究方案可以產(chǎn)生易于給出系統(tǒng)性答案的系統(tǒng)性問題，總之，要產(chǎn)生一個連貫統(tǒng)一的關系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可以被作為系統(tǒng)來加以檢驗。我們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就在于以系統(tǒng)的方式來探尋特定的個案。?

　　〔44〕 要做到這點極為困難，因為我們無從回避布迪厄所謂的兩難困境（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48）：“實際上，對于整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tǒng)，我們必須不停地追問、質(zhì)詢，冷靜而有條理地進行懷疑。從而，每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學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種雙重約束（double bind）：失去了她的學術傳統(tǒng)賦予她的知識工具，她就不過是個自我啟蒙、自我教育、自發(fā)性的業(yè)余社會學家……；
可是與此同時，這些知識工具又不斷地使人陷入危險的境地，使他們簡單機械地用學者常識來代替常人常識中天真幼稚的信念，而所謂學者常識，也不過是些同樣幼稚的信念，使用各種技術術語，在科學話語的正規(guī)限制下，拙劣地模仿常識話語。要想擺脫這種兩難選擇的困境可不太容易，要么，喪失任何科學建構工具，只能依靠自我啟迪，兩手空空，甘于無知；
要么，不加思索、稀里糊涂地接受與社會關系的一定狀況維系在一起的知覺范疇，多多少少直接從社會世界那里照搬來一些概念，只進行了一些半吊子式的建構，就接受它們，是個勉勉強強的科學家，擁有點繡花枕頭般的科學”。?

　　〔45〕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35.?

　　〔46〕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5-236.?

　　〔47〕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8-240.?

　　〔48〕 參閱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83-184.?

　　〔49〕《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等學術刊物自1994年開始對“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與本土化”問題展開正式討論：對于本土化問題的討論，可以參閱梁治平“規(guī)范化與本土化：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面臨的雙重挑戰(zhàn)”（《中國書評》，1995年1月總第三期）；
關于規(guī)范化問題的討論，可以參閱拙文“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討論的討論”（《中國書評》，1995年7月總第六期）以及其他各期“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與本土化”欄目中的文字。?

　　〔50〕九十年代以后，類似這樣的學術制度化空間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學人》、《中國文化》、《中國書評》、《學術集林》等學術出版物以及從較嚴格的學術角度選擇學術論文的制度。這些出版物及其相關評選論文制度的存在，無疑會從相關知識的規(guī)定性的角度對中國學術制度的建構提出要求，并有利于中國學術制度的完善。

　　【出處】

　　 (本文是筆者長期思考的產(chǎn)物，也是筆者為之身體力行而始終不肯稍有懈怠之努力方向的具體說明。需要強調(diào)指出的是，本文乃是應《學人》主編陳平原和汪暉先生之約為《學人》（紀念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9月版）所作專文，后經(jīng)他們同意將此文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冬季卷），為此我特別要向他們表示感謝，此外，我還應梁治平先生之邀就此問題在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作了專題的演講，為此我也要感謝汪暉及朱蘇力兩位評議人的評論和盛洪、季衛(wèi)東、李強、徐友漁、王銘銘、張小勁等先生以及中心諸成員所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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