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上演了歐洲歷史上觸目驚心的一幕，西方學術界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這場反思不僅成為保守主義思潮的源頭活水，而且，由此而生發(fā)的學術探究更成為近代以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綿延不絕的一條線索。

　　如果說柏克是這一反思的始作俑者，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說，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可以稱為“法國的柏克”。盡管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位比柏克更有發(fā)言權的“柏克”對于法國大革命的分析依然顯得清新。在這本《革命心理學》中，勒龐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宗教改革等歷史事件為主線，深入地剖析了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中大眾的心理狀態(tài)，并對法國大革命后的大眾心理演進做了追蹤式的描述。拋開勒龐學說的科學性不說，僅以他獨創(chuàng)性的心理學分析方法來講，他正在用一把尖刀，重新撕開法國革命歷史的瘡疤。從這個意義上講，勒龐更是“血淋淋的柏克”。

一、缺失憲政的民主

　　沒有人懷疑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民主的革命，而人們習慣上貫之以“大”，更顯其革命性所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卻是一場沒有制度化的民主，即缺失憲政的民主。沒有民主的支持，憲政就是“惡法”體系的領頭羊，憲政的建立是民主革命的結果；
然而，沒有憲政的約束，民主亦是脆弱的，常常成為一群人的一時沖動，甚至淪落為暴政的工具。

勒龐的革命心理分析正是對這一缺乏憲政制約的民主革命的反思，這正是勒龐指出的那種“以獨裁形式存在的民主”。[i]勒龐用“集體的暴政”稱呼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的暴亂和革命后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并且指出，的集體的暴政即“多數人的暴政”。

　　勒龐認為，“大眾民主”這一“教義”是那些“革命家”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雜糅了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對暴君的憎恨以及人民主權等等內容，被用來作為不證自明的“福音書”。[ii]

　　然而，這樣一個混亂的理論根本不是革命的民主想要達到的目的。勒龐指出，“在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的格言確實表達了人們的真實希望和信念；
但是，隨著革命的發(fā)展，嫉妒、貪婪以及對優(yōu)越者的仇恨到處泛濫，而這些格言則很快地成了人們?yōu)榇诉M行辯護的合法借口，淪為這些邪惡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的背后，大眾要擺脫紀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動機�！盵iii]

　　勒龐服膺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論述，是一個多世紀前“柏克預言”[iv]的忠實聽眾。勒龐認為，當羅伯斯庇爾真誠地呼喊“我就是人民！”時，對權力的自信使這位“不可腐蝕者”落入了“朕即國家”的窠臼：他以是不是對他鼓掌來判定是不是人民！人民作為一個目的就再也不存在了，人民被當作個人野心的手段，成為掩蓋罪行的遮羞布，招搖撞騙的護身符。

　　人們追求完美的民主制，而柏克則認為，“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v]托克維爾則認為，盡管純粹的民主社會雖然能夠繁榮昌盛，但是，“在此類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盵vi]正是缺少了一場對民主的革命，大革命產生出托克維爾認為的那種更專制的“民主專制制度”[vii]

　　二、憲政民主及其困境

　　勒龐所推崇的正是那種以英國為“楷模和榜樣”的憲政體制，它們在法國的思想源頭正是以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為代表的早期啟蒙運動所推崇的。事實上，勒龐并不是一般地反對民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正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這樣的國家里，寬容、平等、個人努力、對能力的肯定等等構成了勒龐的民主圖景。他指出：
“在談到真正的民主國家時，我們實際上僅僅是指英國和美國。在那里，民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它們都遵循著相同的原則——尤其是對各種不同觀點的完全的寬容；
在那里，宗教迫害是聞所未聞的；
在各種職業(yè)中，真正的優(yōu)越性很容易顯示出來，只要具備必要的能力，任何人無需論資排輩就可以得到某個職位。在這兩個國家中，沒有什么能夠對個人的努力構成障礙�！盵viii]

　　從民主革命與憲政的關系來看，民主革命解決了一個權力由誰行使的問題；
而憲政革命則解決如何來行使的問題。從時間的先后順序來看，這兩個革命是銜接的。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ix]這就說明，在革命的民主之后，還存在一個民主制度化的過程，即以民主的法制化為目標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主的要素同民主制度化即憲政的要素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tài)的博弈過程。

政治科學家愛克斯羅德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做過這樣的實驗：游戲者被要求玩上200次“囚徒困境”的游戲。這種“重復的囚徒困境”反映了一種典型的多重動態(tài)博弈。最終的結果卻令人吃驚，競賽的桂冠屬于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阿納托·拉帕波特提交上來的最簡單的策略：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x]

　　反觀法國大革命制憲的歷史，我們發(fā)現，這種“一報還一報”的博弈模式陷入的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民主制度化進程的結果違背了民主，而它不可避免地會遭到“民主”的背叛，違背“民主”的“憲政”反過來遭到“民主”的背叛。

　　在法國，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結果就是一個接一個的憲法出臺。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指出：“法國最近五十年來,接二連三發(fā)生暴力革命，形形色色的憲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赤裸裸的專制主義，各式各樣的法律，實行很短一個時期以后，就被拋到一邊，而為新的憲法和法律所代替�！盵xi]

　　這準確地描述了法國革命的歷史。法國大革命期間，先后制訂了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1799年憲法等憲法，其變化之頻繁令人目不暇接。從1789年到1870年間，法國制定過八部憲法，平均7年左右就有一部新憲法。法國成了憲法的試驗場，有的憲法甚至未經實施就被拋棄，這在任何其它民族的歷史上是找不到的。

　　革命的民主如山呼海嘯般地轉瞬即逝，在十個春秋變幻之間留下了人們激動的眼淚和奔流的熱血。但是，革命所激發(fā)的民主狂熱卻并沒有為民主的制度化提供一個必要的空間，而是把一切踩在腳下，為個人專制提供了君主專制所無法具備的力量。憲政制度的建立如此之難，對“民主”的革命在一次又一次的復辟和起義中流產。

　　三、心理分析及其作品缺憾

　　勒龐對的大眾心理研究工作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其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雖顯粗陋，但其研究問題時所持有的新鮮視角、文理兼修的博學不但開創(chuàng)了政治心理學的獨特視角，亦給政治學帶來一股清風。其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極大地開拓了政治研究的領域，對后來西方政治心理學乃至政治科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應該承認，勒龐對大眾心理的研究為民主理論的研究拓寬了一個領域，那就是對民主主體的心理研究。熊彼特基本上贊同勒龐在群體心理研究上的地位，他認為，勒龐“給予作為古典民主神話基礎的人性畫面沉重一擊。”[xii]作為一名政治理論家，勒龐更為敏銳地看到了群體心理研究對民主理論的影響。

　　然而，將心理的理論應用于民主理論的分析還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很難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盡管勒龐宣稱自己用的方法是真正科學的方法，但是，他對大眾心理的研究常常是限于孤立的觀察和對歷史總結。

勒龐的心理分析方法與泰納學派的國民性、文化心理解釋一脈相承。泰納學派所特有的那種對法國革命的病態(tài)描述，以及這一學派在史實選擇上的刁鉆和片面在勒龐的這篇作品中隨處可見。

　　另外，勒龐的論述中自相矛盾之處亦不在少數。例如，他一方面曾將拿破侖視為大革命的繼承者，認為是拿破侖“鞏固了大革命，而不是破壞了大革命。”[xiii]另一方面他又將拿破侖視為舊制度的恢復者。認為在拿破侖在稱帝后的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建舊制度。”[xiv]

　　勒龐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力。然而，在勒龐那里，我們并沒有看到更多的寬容。他甚至要對那些鬧事的革命者“斬盡殺絕”并將這視為“有史以來發(fā)現的保護一個社會免受叛亂之苦的唯一辦法�！盵xv]這種對另一種暴力的露骨宣揚更讓人不寒而悚。

　　勒龐以大眾心理學的研究而享譽學術界，其《烏合之眾》一書已有包括漢語在內的17種語言的多種版本。張東蓀以勒龐著作為“枕中秘本”，贊嘆勒龐之說“精邃絕倫”，常嘆譯書過少，不得而知其全貌。1920年，梁啟超等人組織了共學社，在張元濟的支持下翻譯了《尚志學會叢書》和《共學社叢書》等兩套叢書，譯介國外著作。在前后百多種譯著中，勒龐著作前后達五種之多，足見中國保守派對勒龐的重視。后來，勒龐的作品《各民族進化的心理》亦被介紹到中國。此次，《革命心理學》一書譯稿由佟德志、劉訓練翻譯完成，納入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沉鐘譯叢》，將于近期出版，以饗讀者。

　　佟德志：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研究所

　　牟 碩：天津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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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296.

　　[ii]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 194.

　　[iii]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66.

　　[iv]柏克指出，法國革命那種自稱的“純粹民主制”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參見[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64頁。

　　[v] [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5頁。

　　[vi]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6頁。

　　[vii]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97頁。

　　[viii]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 315.

　　[ix] 《毛澤東選集》，合訂橫排本，第693頁。

　　[x] 即博弈的參加者根據對話的反應做出報負性的選擇。

　　[xi]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582頁。

　　[xii] [美]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80頁。

　　[xiii]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266.

　　[xiv]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148.

　　[xv]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13,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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