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土地上發(fā)生的群眾運動，可以分為兩類：政府運動和國動。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義和團運動，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擁護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萬人集會游行，以及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后者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1946年反對蘇軍在東北暴行的學生運動，以及1989年的民主運動。盡管近期發(fā)生的群眾性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比較曖昧，不乏政府試圖加以利用的種種痕跡，但仍然可以將其列入國動之列，是五四運動的后繼者。正如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群眾性反日運動背后有袁世凱政府操縱的影子，卻不能將其列為政府運動。

　　五四運動之后，梁啟超曾撰文對國動進行總結并提出希望，他的觀點對于今天的國動發(fā)起者和參與者來說，仍然是具有啟發(fā)性。

　　梁啟超認為：“‘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因此，他希望把這一運動擴大起來，把方向轉到內政方面。因為“內政上局面不轉變，爭外交決無結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象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嘵嘵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沒有“半內政”性質或者緊接著“向內的”運動的“純外交的”群眾運動，通常是“無結果”的。他提出了真政治運動（國動）的七項特征：第一，運動主體，必為一般市民。第二，運動范圍，必普及于全國。第三，運動之標幟，必為全體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項。第四，運動之動機，為對于現(xiàn)在政治感不滿足。第五，運動所對待者，為外界襲來的或內部積久養(yǎng)成的各種不正當之壓力。第六，運動之方法，為散布印刷品，為公開演說，而聚眾示威。第七，運動之結果，為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fā)生效力。

　　梁啟超曾說：“凡國民政治運動總是成功──雖失敗也算成功，為什么呢，因為靠他才能養(yǎng)成做共和國民資格，成固然養(yǎng)資格，敗也是養(yǎng)資格。資格養(yǎng)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國動只有成功，沒有失敗�！薄皣鴦拥膬r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國民教育上是無可限量的。一個政治問題的運動，雖有成敗之可言，從政治教育的意味看來，無成敗之可言�！钡�是，國民政治運動首先還是要論成敗的，成功的國動是要能夠爭得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利”或處分“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fā)生效力”；
其次，不同的運動在“養(yǎng)成做共和國民資格”的政治教育上的程度與方向也是有差異的。用梁啟超的國動觀來衡量，眼下的反日運動是低級的國動。

　　第一，梁啟超最寄以希望的是“對內的”、“內政的”國動。他高度評價了“國民廢兵運動”，認為這個運動比五四運動有所進步，因為是“對內的，所以精神越發(fā)鞭辟近里”�！巴饨粏栴}較簡單，容易把多數(shù)人的感情燒起來；
內政問題較復雜，要轉幾個彎才能了解�！薄巴饨粏栴}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么直接觸犯，危險程度較少，多數(shù)人樂得附和。內政問題，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盜國殃民炙手可熱的人短兵相接，危險程度甚大，稍微計較一下瞻顧一下，便不肯上前了。這兩件，我確認為內政的國動不能發(fā)生的主要原因，但我以為今后運動方向，非由外轉到內不可”�！耙院笪覀內舨淮蛩阕鰢鴦颖懔T，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變，從外交方面移到內政方面�！彼�又提出了內政的國動的十項條件：第一，要積極的不要消極的。第二，要對事的不要對人的。第三，要公開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內地不在租界。第五，問題要大要普遍。第六，問題要簡單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運動主體要多方面。第九，運動不妨斷續(xù)，但要繼續(xù)。第十，不要問目前的成敗。八十多年過去了，國人還在做“簡單”、“容易”的運動，還沒有“把運動方向轉變”，這充分反映出中國政治發(fā)展的遲緩。

　　第二，即便是圍繞外交問題的國動，也應當含較多“督責政府的意味”，否則，“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作秀”。試問，六十年代反對“美帝”的示威和火燒英國代辦處，對于美英兩國的外交政策，真的起到過什么作用嗎？對外的國動，也應當是針對本國政府，反對專制的，絕不能是針對本國人民，反對自由的。讓我們依照這個標準來衡量一下眼下反日運動的兩大舉措。

　　一個舉措是反對日本“入�！钡那�萬人大簽名。其發(fā)起者準備把簽名遞交給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這是搞錯了對象。安南又不是中國的選民選舉產生的，哪怕上億中國人簽名，對他的影響也十分有限。國人的簽名應當針對自己能夠施加影響的對象——由自己選舉產生的中國政府。簽名信所要求之事項應當是“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fā)生效力”的事項，譬如說：指令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在日本“入�！北頉Q時投反對票，撤回駐日大使，廢除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日斷交，等等�？傊�，國動的主要目標是反對本國政府在外交問題上違背民意、獨斷專行，而不是向外國政府施壓。能夠向日本政府施壓的是日本人民，中國人如果想要越過日本人民，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壓，甚至以威脅在華日本人和日本企業(yè)利益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壓，起到的更可能是反面效果。

　　另一個舉措是號召抵制日貨。這純屬是針對本國人民和反對公民自由的反動愚蠢之舉，只會讓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笑掉大牙。號召抵制日貨的人常常想到的只是手機、數(shù)字照相機、化妝品之類的，而忘了大宗的化肥、鋼材、機械。像筆者這樣的城里人，當年都穿過用日本進口尿素包裝袋縫制的衣服，更不用說農民兄弟了。大學里和IT業(yè)的青年“驕子”，根本不會想到上千萬向日本出口農產品的農民和幾百萬日資企業(yè)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從軍事上說，“傷敵一千，自損三百”還可以接受，“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就不能接受了，更不用說“傷敵一千，自損三千”了。請注意，在貿易戰(zhàn)導致同樣GDP損失的情況下，由此造成的失業(yè)中國將是日本的十倍。歷史上頗有一些群眾運動是反對公民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經(jīng)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運動，譬如說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三十年代的抵制日貨運動�；�督教徒雖然是中國的少數(shù)人群，但你今天同意“反基”，明天就要同意“反穆（斯林）”，后天就要同意“反佛”，大后天就要同意“反無神論”，因為現(xiàn)在一些有勢力的人正在醞釀“儒教”的國教化。今天你同意抵制日本的物質產品，明天就要同意抵制日本的精神產品與文化，后天就該取締漢語中的日語借詞了。小說和電影《林家鋪子》反映了小商人在當年抵制日貨運動中的種種苦楚，今天，已經(jīng)開始有一些日本轎車的車主品嘗到類似的痛苦了。

　　無庸諱言，眼下中國正在發(fā)生的國動是非常不符合梁啟超的國動理想的；
但是，理想的國動只存在于書本上，現(xiàn)實中的國動從來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與正確的方向有著幾十度的偏角。譬如說，臺灣的民主化運動就與“臺獨”運動裹在一起。民主派面對眼下反日運動的尷尬，類似于共產黨當年面對“黃色工會”運動的尷尬：參與吧，運動是“黃色”的，不參與吧，又沒有其他的工人運動能夠發(fā)動得起來。民主派的抉擇也應當是類似的：參與進去，才能有助于遏制其消極因素，發(fā)揮其積極因素，并推動“方向的轉變”。

　　正如梁啟超所說，像五四運動那樣的對外的國動，同時具有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雙重含義�，F(xiàn)在的當權者是要利用其中民族主義的成分，為自己“反對‘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服務。民主派則要更多地發(fā)揚運動中的民主主義成分，讓國人在游行示威活動中學習公民政治，學習當理性負責任的反對派。

　　梁啟超指出：“這種運動，在人類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義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數(shù)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問題�！薄暗诙�，使多數(shù)人認識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進可能性’�！�…信得過這種種事業(yè)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帶活氣�！薄暗谌�，使多數(shù)人養(yǎng)成協(xié)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國動雖然也需有指導的人，但他的性質，純是多數(shù)共動，不是一人獨動�！�…要養(yǎng)成互助協(xié)作的習慣和技能，斷不是靠口頭提倡所能辦到，總須找些機會，常常作實地練習。國動，是拿很松很寬很暫的團聚試行協(xié)同動作，做過一次，那習慣興味技能便長進一次。所以致密堅強之民治組織，非經(jīng)多次運動而且常常繼續(xù)運動不能成功。”第三個意義也是非常重要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曾發(fā)生過一次罕見的“內政的國動”，但是由于國人普遍缺乏必要的“習慣和技能”，而喪失了大好的歷史機會�，F(xiàn)在當局既然給國動開了一條窄門（參見附錄），就應當利用好這個機會，作“養(yǎng)成互助協(xié)作的習慣和技能”的“實地練習”。從網(wǎng)上登載的上海416游行的兩個游行通知（《關于在我市組織群眾反日游行的實施細則》和《上海地區(qū)抗議日本右翼活動的詳細說明書》）——里面的一些口號是我們不贊成的——中不難發(fā)現(xiàn)，只要是真正的國動，就能夠在實踐中積累經(jīng)驗、提高技能，就能夠促進警民之間、執(zhí)政黨與反對派之間的良性互動，就能夠起到逐漸地“養(yǎng)成公民”和“養(yǎng)成政治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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