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的新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甫一上市，連續(xù)幾周進入北京萬圣書園排行榜；
據(jù)說也引起教育部門和國內(nèi)多所重點大學的關注。對于將自己定義為“在中國土地上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傳教士 ”的丁學良，探究其思想深度的另一種方式，是丟開那些已經(jīng)印成文字的思想結晶，由其成長經(jīng)歷串起一個人思想啟蒙、發(fā)展、壯大的軌跡，同時打量它們所能行走到的最遠的地方。新年之初，現(xiàn)任教于清水灣畔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向記者披露自己早年的生活經(jīng)歷，為《新民周刊》的讀者提供了一份不一樣的讀本。

　　多年之后，當丁學良碰到類似提問，總是用同一個關鍵詞hungry(饑餓)來回答：“明白嗎，如果不好好讀書，我就要挨餓�！睂τ趩栴}“你是怎樣從中國一個很窮的村子里跑出來，去了美國，進了哈佛，然后在國外當了那么多年教授 ”而言，這一回答顯然超越了枝枝節(jié)節(jié)而直擊根本，與其“大學大國之興衰緊密相關”的觀點異曲同工。

　　金寶圩的傳統(tǒng)

　　丁學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個叫金寶圩的地方，出生日期不詳。因為母親不識字，沒有記下他的生辰。在當?shù)兀�如果不是到了上學年紀，孩子幾乎沒有被追問年齡的必要。丁學良后來根據(jù)零零碎碎的線索推斷，自己應該出生在1953 年末至1954年初。

　　丁家三代單傳。爺爺要過飯，父親要過飯，而丁學良7歲喪父后也差一點要了飯。他不知爺爺?shù)男彰�，直�?0年代初，在調(diào)往北京接受組織政審時才被告知：“你爺爺叫丁老粗，奶奶叫潘丫頭�！�

　　在那個偏僻、封閉的村落，一句民諺世代相傳：“三代不讀書，放出來一窩豬�！彼�以，許多務農(nóng)之家在正對大門的廳堂內(nèi)供有一個木制的書箱，書箱的右下方即是窄長高足的條桌，其上奉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鄉(xiāng)里人期望后代沾點文字的靈氣而不至于墮落成“豬”。

　　因為相信文字有靈氣，當?shù)厝藢σ磺杏∮形淖值募埰�都極為崇敬。偶爾得到半張舊報紙或收到城里寄來的一頁信，讀后都要挖個小坑埋起來，或者放進灶膛里燒掉。當?shù)剞r(nóng)民很少買得起衛(wèi)生紙，土塊樹葉代之，但寫有文字的紙卻不容玷污。丁學良親眼見過他的小舅用鋤頭從巨大的糞坑里撈起一片已作手紙之用的舊報紙，再用棍子夾到河溝里洗凈，最后埋進土里。

　　2002年初冬，丁學良在臺灣南部高雄一個叫美濃的客家村落看到“焚字爐”(印刷或者手書文字的紙張，須捧到此焚燒處置)的黑舊遺址時，突然悟到金寶圩的鄉(xiāng)人和客家人的共通之處：對文字宗教般的尊崇。彼時的丁學良，心中一聲長嘆，唯有深深作揖。

　　農(nóng)家通常會有一兩本祖?zhèn)鞯木�裝書供在書箱里，也許是沒有封面的《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也許是只剩三分之一的《史記》、《漢書》，丁學良早年斷斷續(xù)續(xù)的閱讀始于斯。雖然不完整，但經(jīng)典終究是經(jīng)典。

　　上世紀70年代末，丁學良赴上海復旦大學讀碩士學位前，特意回金寶圩辭別，幾位鄉(xiāng)人老農(nóng)仔細詢問了碩士是個什么東西，最后得出結論：它等于早年的進士(中學生等于秀才，大學生等于舉人)。鄉(xiāng)人莊重地以家釀米酒祝賀丁學良“及第 ”，并叮囑為官不可忘本虐民。

　　這些年再回金寶圩，丁學良發(fā)現(xiàn)，除了在極端封閉、貧窮的地方還保有“讀書才能翻身”的傳統(tǒng)，但凡被現(xiàn)代風拂到的地方都轉向另一條路：到城市打工去。十多歲的孩子棄學后跟著大人進了城，除了保姆干不了，安徽人所活躍的另兩大領域：做早點、賣菜，他們都能勝任。這條“多”出來的新路，在丁學良看來，是非常糟糕的一條路，“大學興，國家才能昌盛。同理，讀書才是窮人家孩子翻身的正道。”

　　寶藏的發(fā)掘與歸還

　　在金寶圩三岔路小學，丁學良總共上過三年半學，其中兩年比較完整，三年級和六年級，其余都是斷斷續(xù)續(xù)、糊里糊涂。

　　農(nóng)村里的學費很少，母親日常節(jié)省一點，換掉些雞蛋，再借一點，總能籌齊。但雜費是個大問題：鉛筆、本子，關鍵還要供得起書包和一套像樣的衣服。母親翻箱倒柜，用家里的碎布縫了一只書包，又用僅有的一套花布給丁學良做了一身衣裳，便打發(fā)他上學堂了。

　　“一個丫頭”，穿著花布衫的丁學良受到同學們的恥笑。他躲在教室，也就是一間茅草屋里，不肯出去上體育課。因為陽光下，花布會更加刺眼。這身衣裳，在三年級的丁學良心里，是“丟人現(xiàn)眼”的莫大的刺激，足以銘記一生。

　　因為學習好，那個學年結束的時候，丁學良得到了班主任王瑞老師的三件獎品：兩支帶橡皮頭的鉛筆，一本劉少奇著的小冊子《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一本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匹諾曹歷險記》。橡皮頭鉛筆是第一次用到，小冊子現(xiàn)在想來有些好笑，第三樣卻是最最值得留念的。在丁學良一生所讀的五六本最難忘的書里，這本講說謊的孩子鼻子會變長的小書就是其一。

　　13歲，丁學良考上了安徽省的重點中學宣城中學，那是建于19、20世紀之交的古老學堂，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長是章伯鈞先生，擁有一座很大的圖書館。

　　丁學良的第一批藏書有兩冊，一冊是清末木刻本鄭板橋手書的《板橋家書》，一冊是民國初年拓印本鄧石如篆書的《李公廟碑》，被他珍藏在一口黑漆古舊的衣箱里，時常拿出來翻閱欣賞，或者讓它們出來曬曬太陽。宣城人都知道，宣紙印刷的書若保管得好，可以幾百年“金身不壞”。

　　這兩冊書在1966年6月的“破四舊”中被丁學良親手燒了。但同年秋冬，他卻發(fā)掘出更大的寶藏。以紅衛(wèi)兵小將的名義，丁學良和他的同學們將宣城中學圖書館里的書陸陸續(xù)續(xù)轉移到各人宿舍中。他所獲頗豐：大半套精裝本《魯迅全集》，契訶夫、萊蒙托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說；
在同學選剩下的書堆里，揀回十幾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單行本，幾冊《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蘇聯(lián)科學院集體撰寫的《哲學史》譯本多冊，以及狄德羅、盧梭、費爾巴哈等古希臘、古羅馬哲學家的理論著作。

　　為了表示書與本人在精神和實體上的不可分割性，丁學良在扉頁每一枚“安徽省宣城中學圖書館藏書”的小圓印上，莊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大名，完成了心理上的“產(chǎn)權轉換”。

　　孤獨地閱讀，成了一個14歲男孩在現(xiàn)實與內(nèi)心的沖撞中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徑。在青年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結尾，有一段大氣磅礴的評論：

　　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nèi)f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fā)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yōu)槭裁磪s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么事物，卻只準產(chǎn)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xiàn)形式，精神只準披著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1985年，當丁學良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重申：根植于他頭腦中的獨立精神和自由主義最早源于馬克思，同學不信，他便示以這段文字。這些點滴，后來寫進了《從“新馬”到韋伯》論文集的序言里。

　　1994年初春，丁學良回到闊別10年的母校宣城中學。一為探望老師；
二是贈送一批為母校購買的書籍，其中一些是國內(nèi)外著名作者題詞簽名的；
三是歸還28年前被他以“革命”的名義占有的圖書館藏書。他決意不把當年簽在圖書扉頁上的自己的大名涂掉，是為了讓同學們記住，在一個古老的文明發(fā)祥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期，曾經(jīng)有過一批學子，是怎樣毀掉了文化傳承的基本設施——圖書館。對著年輕校友們，他給了當年行為兩個字：無恥，即沒有羞恥之意識。

　　那一跪的恩情

　　2004年末，丁學良應邀到清華大學作講座，其間參加了一次知識界迎元旦的大聚會。一進門，就見坐在輪椅上的于光遠老先生，丁學良上前，恭恭敬敬磕了一個頭。在眾人驚訝的眼神中，丁學良理直氣壯：“于先生于我，不一般�！�

　　這不一般的，是知遇之恩。

　　沒有受過正統(tǒng)、規(guī)范教育的經(jīng)歷賦予丁學良兩大特點：一是他從沒有被什么人、用什么事先規(guī)定好的條條框框束縛住過，他是一邊看書，一邊思考，一邊吸收或批判，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最終形成一整套屬于他個人的思維方式。這也讓他在那個年代痛苦不堪，因為其時，學問并非只是學問本身。二是他常念錯別字(并不寫錯)，因為沒有人糾正過他。

　　丁學良差點沒有拿到他在國內(nèi)的哲學碩士學位，因為當時他的論文題目是社會哲學范疇內(nèi)相當敏感的話題，大意是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將人道主義作為社會的基本價值之一。這層意思現(xiàn)在已被列入憲法。

　　他的“不一樣的想法”絕不是從規(guī)范中來的，卻引他走向了一條規(guī)范之路。碩士研究生期間，他發(fā)表了好幾篇閃現(xiàn)思想火花的論文，引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三代討飯、根紅苗正”的丁學良畢業(yè)后調(diào)入北京，那里有他喜歡的學術氛圍。

　　那兩年，丁學良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因為他全部的活動空間都在辦公室。白天在辦公室上班，晚上在辦公室睡覺，不寫文章，還能做啥？當時的辦公桌是按照級別配備的，于光遠先生的桌子有1.8米長，也夠寬，躺在上面最舒服。丁學良感激的，還有“常睡先生桌子”這一條。

　　1983年，丁學良修改后的碩士論文《馬克思人的全面發(fā)展觀之概覽》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并且在首屆“中青年社會科學獎”的評選中榮獲一等獎。這個獎，促成了丁學良被推薦至美國留學。

　　他仍記得當時拿到一等獎480元“巨額”獎金的緊張。當時，工資獎金各類補貼全部相加，他的最高工資額是68 元。怎樣處置這筆令自己坐立不安的巨款呢？最后，辦公室兩位同事外加傳達室的小張一起護送他去了儲蓄所，此前，他從沒存過錢。隨后，他托人從內(nèi)蒙古為母親買了件皮襖，用了存款的一部分。

　　丁學良當年的英語水平放到現(xiàn)在，考托福、GRE都過不了關，他的詞匯量主要是在查文獻的時候手捧英語詞典積累起來的。

　　1984年8月，口袋里揣著向公家暫借的600美元，丁學良第一次登上飛機就出了國。在美國機場換機時險些上錯班機，因為他雖看得懂英文，卻聽不分明。為了減少一次性丟錢可能造成的損失，丁學良將600美元分散著放，但因分得太散，有200美元找不著了，直到一年以后，他從匹茲堡大學轉入哈佛大學搬家時，才從母親手做的一雙布鞋里發(fā)現(xiàn)了這筆錢。

　　蒼天在上，不可懈怠

　　語言，是丁學良在美之初承受的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

　　出國之前，他靠自學能以慢得驚人的速度閱讀中等難度的專業(yè)文獻，但聽、說、寫都不行。而進入美國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班，每學期要修3門課，每門課要閱讀至少15本以上的專著。也就是說，每周至少要閱讀4本厚書。如此閱讀量要求英文的閱讀速度必須在每小時30頁以上，而當時他每小時最多能讀4頁左右。

　　閱讀已經(jīng)要了命，寫論文則更可怕。每門課至少要作一次報告，在30分鐘左右的時間里對一本重要著作作總結并提出要害問題；
有些課要交一篇30頁左右的長論文，有些課要交3篇短論文。丁學良說，每一句句子的形成都是那么痛苦，仿佛硬要從干癟的乳房里擠出汁來，擠不出汁，就只能擠出血來。除此之外，美國大學研究生的部分評分還取決于在課堂上參與討論的表現(xiàn)。

　　苦于閱讀速度，丁學良只能完成很小一部分的閱讀；
如擠血般榨出來的論文，美國教授不大看得明白；
他的報告旁人聽不太懂，從量到質都令他邊報告邊出汗；
結結巴巴的口語使他很難介入討論和爭辯；
最最糟糕的是，教授和同學的講話和問題，他只能猜懂其中極小的一部分……滿腹的知識、滿腦子的見解、滿腔的激情和豪氣，統(tǒng)統(tǒng)因語言而梗塞。簡直，瘋了瘋了。

　　在最初的半年多里，從早到晚，他像傻子一樣被釘在凳子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艱難地穿行于英語詞句之間。他是多么疼痛地思念祖國呵，常常凌晨從夢中醒來，滑下清淚兩行。

　　轉入哈佛時，丁學良基本完成了留學生涯中最痛苦的階段，語言上有了較大進步，加之喜好辯論的天性，美國人很買他的賬。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教授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思想家，當時在哈佛社會學系任教，教了丁學良一學期后，他連用三個“非常好”夸獎丁學良的學期論文，并欣然答應擔任丁學良的博士生導師。

　　丁學良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扉頁上有段獻詞：謹以此書紀念兩段難忘的歲月——其一便是“1986年夏-1987 年夏，丹尼爾·貝爾先生周末在他的寓所對我作古典式單獨授課的那一整年”。

　　丹尼爾教授是猶太人，父母是來自東歐的移民，家里很窮。他告訴丁學良，8歲之前，他從不知道廁所里應該有手紙。他幾次笑著說，如果生在中國，他應該是地地道道的無產(chǎn)階級。

　　丁學良第一次應邀去教授家吃飯，在一家人都已吃完的時候，他還在忙著盤子里的另一半。教授道：“別不好意思，丁先生，跟我們家人在一起吃飯，你是趕不上速度的。”他隨后解釋，因為在食物不充足的環(huán)境下長大，家里每個人在餐桌上都會加快速度，不然別人就會為其代勞。

　　不知教授對丁學良的垂青是否有“都是苦孩子出身”的原因，總之，那一年，每兩周的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哈佛園附近弗朗西斯路65號那幢綠樹環(huán)抱的紅磚樓里，年近七十、被譽為“對美國當代社會影響最大的十大知識分子”之首的丹尼爾·貝爾，與這個來自中國的青年促膝而談，知識、思想、學問、修養(yǎng)，在此交匯、碰撞、升華。這在當時同學的許多美國人看來，都是“難以置信”的，于是有中國留學生戲言，丁學良是丹尼爾的關門弟子。

　　他們討論過，在人類歷史上，能夠久經(jīng)磨難而奇跡般地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主要依靠一種對偉大文化傳統(tǒng)的記憶— —的兩個民族，一個是猶太民族，另一個是中華民族。

　　丁學良后來體會到恩師之所以厚愛的原因。丹尼爾不懂中文，也不研究中國問題，但他關切中國。他的關切并非出于專業(yè)上的需要，也非來自外交上的謀略，純粹是一個富于人道主義精神的學者對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占人類五分之一人口民族的真摯的同情，以及對這個歷經(jīng)磨難的偉大民族有朝一日能夠復興的祈愿和期待。

　　在這樣的導師面前，與其說受求知欲驅使，更不如說被一種道德感所感化，丁學良對學業(yè)竭盡全力。在接受貝爾的私下教授的同時，丁學良還要上其他的課；
單為與教授討論，他每兩周要額外完成一篇10至35頁的論文。他常常累到兩眼發(fā)紅、臉色發(fā)青、腳底發(fā)飄，但內(nèi)心里，一個沉重的聲音在響：“蒼天在上，你不可懈��！”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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