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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見到王蕓生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吧？那時候，我父親的所謂問題定案，稱之為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內涵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父親所在的原北京大公報人趕來出席所謂骨灰安放儀式。其實父親沒有骨灰，叫做“面對空欞溫淚痕”。王先生那天衣帽整潔，肅穆而立，沒有講什么話。

　　父親有第二次追悼會，是中宣部文革罹難者六人共同的追悼會，那次追悼者人很多。好像是與會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跑到我媽媽那里，說，王蕓老說，克林年富才雄，不知何以一時想不開！……

　　大概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王芝琛先生忽然給我打電話，說起他是王蕓生的兒子，要來和我一起重新研究大公報和大公報人，問我興趣如何。

　　我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大公報問題，多少年來一直是困擾我們心頭的一個情結：一來我們都是大公報人的后代，二來，大公報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新聞歷史上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她的民間報紙的地位和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宗旨，現(xiàn)在正好是中國報業(yè)極為缺乏的精神財富。如果人們忘記大公報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率先垂范于灰暗的輿論界，率先對國共兩黨都打出輿論監(jiān)督的鮮明旗幟，那么，人們就以為在中國報界向來只有一種喉舌的傳統(tǒng)，而無人是有頭腦的，只會懵懵懂懂地人云亦云，黨云亦云，以至發(fā)展到不知枉勢從道，不知人格尊嚴為何物的地步。

　　我和芝琛兄一拍即合的原因，當然是基于上述共識。

　　我馬上采訪了王兄和他的妹妹，作家王芝渝先生。那次采訪大約是在９７年左右。我們的談話使得王家兄妹記憶起他們父輩在反右和文革中的一些遭遇。這次采訪的文章發(fā)表后，引起較大的反響，各種報刊也紛紛轉載，使得王蕓生這個名字，在中國報章上消失了幾乎近半個世紀后，得以重新露面。記得那時，唐振常先生等大公報老人，對于我們的文章給予了肯定；
因為這篇文章記述的許多內容，是他們也未得了解的。比如，王蕓老在文革的紅色恐怖中，把他堅持四十年寫就的寶貴日記付之一炬（以至他后來忘記此事，還常常問起他的日記事情，王芝渝就告訴他，都壓在箱子底下了）；
比如，王蕓老在七十年代末，對于一班大公報人企圖央求中央恢復北京大公報，只是說，不必恢復了，已是萬念俱灰；
比如，他對于在文革里被迫指責朋友的事情，一直深懷歉意，等等。

　　其實，我們的文章還有許多內容沒有透露出來。這就是王芝琛先生在他父親病重時候，為了留下他的言路觀念而做的珍貴錄音。這些錄音反映了王蕓老對于易幟后一系列問題的思考，成為王蕓生研究乃至整個大公報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寶貴線索和提示。比如，他總結了所謂“槍桿子里出政權”的這個政權固有的宿疾，就是無望施行民主政治——這個和毛以前說的用民主避免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剛好起到證偽的功用；
比如，他質疑所謂“解放戰(zhàn)爭”，死了幾百萬中國人，是否有其意義，還是一個問題（這是很大膽的見識，尤其是在禁錮未除的八十年代；
此外，中國的白色資本家和紅色的對調，是一個什么意義，當然有待深析）；
比如，他就蘇聯(lián)問題發(fā)言，談到所謂“小米加步槍”的不實之詞，說是蘇聯(lián)來的武裝起到了關鍵作用；
比如，他說到七十年代去看郭老，請他為王芝琛寫字，就想起郭老之冷淡，是否又看他成摩登的的唐詰哥德了（郭老一度在論戰(zhàn)中指責王是摩登的唐詰哥德），等等。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個很明顯卻又很不明顯的問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他們在１９４９年的立場選擇。王蕓老在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徹悟有加，前言成讖。在經過半個世紀荒誕而殘酷的身心折磨后，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很有悲劇意識，美好的幻想在現(xiàn)實面前碰得粉碎。其實，他的一生是以虎頭蛇尾這樣莫名其妙的方式結束的。如果做一個小小的總結，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他以一個共產黨人的身份，開始立足于大革命時期的文化界和政界。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博古。后來他脫離了共產黨。

　　以后，他和張季鸞發(fā)生論戰(zhàn)，而由論敵轉變?yōu)閾从�，并且進入大公報主持筆政；
在新紀大公報時期，他身為總編室主任，已經開始社評寫作。

　　在從抗戰(zhàn)到內戰(zhàn)時期，他的觀點、才華、文筆和文膽，在中國報界影響甚巨，是全中國矚目的如椽大筆。

　　進入四十年代末，解放軍的炮聲已經逼近上海，王蕓生為自己前途彷徨焦慮。后終于在信任共產黨的許諾后，輾轉臺灣，最后去了北平。

　　那么，共產黨給了他何樣的許諾呢？大致而言，就是不改變大公報的民營性質，且四館報名不改——即天津、上海、重慶、香港四館的名稱，人員不改。但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不到一年的時間，四館命運就已經被一向所說的大公報人的“起義”給改變了（據(jù)說這個“起義說”是蕭乾的發(fā)明）。

　　于是，王蕓生先生雖然已經身在解放區(qū)的上海，心里恐怕是“縱有歡暢已似冰 ”“幾度臨風拭淚痕”了。

　　以后的命運更加惡劣。從５７年以后，雖然王未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被剝奪了大公報主筆的實際地位，只是賦閑在報社，成為一個另類，每天打打蒼蠅而已（筆者小時候就看見蕓老拿著蠅拍的身影……）。

　　他最為痛心的回顧，是他在六十年代被逼寫下的長篇悔過書《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年的舊大公報》。這個文件從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員催促成章，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王蕓老說，這是他“自掘墳墓”。

　　文革一來，一切進入瘋人院，王沒有例外。

　　當然，王先生的命運和許多中國重要知識分子的命運多有雷同之處。而不同在于，他的死，是一個還魂的過程。有人說大公報“陰魂不散”，我看，就是王的靈魂不散，就是大公報作為獨立報紙的靈魂不散，就是由清末民初開端的，幾千份民營報紙的靈魂不散，就是那些和王蕓生一樣的民主報業(yè)的創(chuàng)造者們，如汪康年、于右任、吳稚暉、梁啟超、張季鸞、康心如等人的靈魂不散。中國報業(yè)有過如何施行文人論政、自由辦報的傳統(tǒng)，且這個傳統(tǒng)是受到過國際公認的——大公報榮獲美國新聞業(yè)頒發(fā)之米蘇里獎狀，可以為證。

　　王蕓老晚年的徹悟，一如前述；
續(xù)而言之，從王蕓生先生四十年代后期容納許多報內共產黨人的態(tài)度出發(fā)，來評估他對于共產黨人的看法，可以說，他是站在一種兼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超然立場上。這個立場，接近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向，就是容納蘇、美，傾向于一體。當然，他對于品格才學都不堪的國民黨小特務，是不寬容的。這就是為何他的北上，經過楊剛這樣的共產黨分子的“誘降” ，且作用很大之故。

　　從那時起，到八十年代末，在經過長時期的痛苦反思后，王蕓生回到自由主義立場。

　　還是李慎之先生提醒過筆者，他說，要重新研究王蕓老的大公報關于自由主義的社評，他記得那篇社評是王蕓生所寫——后來才考證是蕭乾執(zhí)筆，蕓老的思想。

　　但是，人的立場思想不是一線以貫的通途，往往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究竟是必要的，還是虛妄的？經過三十年的思考，他終于得出結論。他對于毛的主義有了極其透徹的了解，雖然他仍然作為共產黨人的席上貴賓，還要常常趕場、演戲，但是這時的他和４９年５０年的他，已判若兩人，也可以說是做到了現(xiàn)在所說的“ 兩頭真”。于是，人格的分裂，成為他們那個時代大知識分子的通病。

　　而王芝琛先生，對于他父親的話，經過反復聆聽，已經爛熟于心。可惜的是，他構思此書的時候，還未系統(tǒng)整理這一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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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xiàn)在，王之琛先生經過悲愴的回憶寫就的關于他父親的書《一代報人王蕓生》，剛好在他身罹癌癥的時候出版，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慰籍，也讓我們得以重新溫習王蕓生先生波瀾起伏，由盛及衰，及哀，及絕望的一生。這樣的人生，是中國一代著名知識分子頗為典型的一生，交織著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命運的思考、感觸和判斷，也為他們或明或暗的真理追求，做出一番回憶。一個大致的輪廓，呈現(xiàn)首尾相合的走向——他們的言路和心路歷程，在舊中國找到了他們安身立命，安身立報的原則，就是著名的四不原則——不黨，不群，不盲，不私——他們一度放棄了這個原則，放棄了自由主義的追求而改為服膺所謂社會主義——他們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的折磨后開始后悔、痛心、無奈——最后，他們又回歸到早先那個個自由主義，就像異教徒在默默中祈禱，不可有任何外露，以免遭至惡運。

　　一個向著國民黨人大喊“你們明天不放人，我就見報”（指國民黨在四十年代后期抓捕大公報記者一事）的著名報人，在毛時代，就只有說“惶恐，惶恐”的余地了（指毛在五十年代指責梁漱溟的農民問題發(fā)言時候，提及大公報讓共產黨人“ 不要另起爐灶”事，王蕓生陡然立起，說那是他說過的，“惶恐，惶恐！”），更不要說，“我要見報”云云了——你又有什么報紙可以見見呢？人民日報嗎？光明日報嗎？還是被降格以求的新大公報呢？

　　在芝琛的書里，讀者對于那位后來只是在惶恐中度日的蕓老并不了解；
其實，蕓老馳騁文壇，以其文字主導中國報界的輝煌，可以說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那時，凡是有關中國命運及其前途的大事件，都在其父筆下得以充分表現(xiàn)——許多后來關于大公報的著述，也常常提及之。這些重大課題，可以說，從清朝的新政和反袁開始，一直到北伐、抗戰(zhàn)、內戰(zhàn)，都屬其筆政所在。

　　其中，新紀大公報關于抗戰(zhàn)和內戰(zhàn)時期國共兩黨的政治紛爭之報道和言論，成為大公報表現(xiàn)于斯的重大課題；
而重中之重，可以說是關于內戰(zhàn)時期的種種爭執(zhí)。其中最為嚴重的爭論，就是關于長春之戰(zhàn)。由于長春之戰(zhàn)極不人道的圍城戰(zhàn)術，令得這次戰(zhàn)役以百姓死亡幾十萬人作為慘重代價，由此引起王蕓老的憤慨，寫下《可恥的長春之戰(zhàn)》。此篇社評發(fā)表以后，新華社刊發(fā)陸定一執(zhí)筆的社評《可恥的大公報社評》。這個事件孰是孰非，爭執(zhí)了半個多世紀。在凡是內地出版的有關大公報的書籍中，此一領域，被看成是絕對的禁區(qū)，只允許批判者的官家放火，而不允許有任何文人點燈以駁。大公報人也對此每每做禁聲狀，或者當跟屁蟲。而王蕓生，也把此一言論當作了自己的罪責之一，被迫做無窮盡的自我討伐。

　　然而，隨著公正和民主的氣氛舉世普及，新聞真實的求索無所不在，人們開始懷疑，究竟誰是可恥的？

　　前此，關于長春之戰(zhàn)的書籍《血紅雪白》問世，被禁。其中再現(xiàn)了王蕓生社評中極力抨擊的場面。更有半個多世紀后，參加過此役的老兵，向王蕓生的后裔表示對蕓老的感激。感激他講出了真相，發(fā)出了公正的義評。

　　我們沒有可能在這里展開深析長春之戰(zhàn)的種種細節(jié)，但是，根據(jù)粗略的統(tǒng)計，即戰(zhàn)前戰(zhàn)后人口銳減的事實證明，所謂“人民解放”戰(zhàn)爭是如何吞噬了老百姓的生命的。這個統(tǒng)計數(shù)字是（見《雪白血紅》一書）：　

　　“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shù)大致相等�！�

　　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

　　……　

　　長春圍困戰(zhàn)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　

　　戰(zhàn)后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并有鐵絲網(wǎng)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后，群集于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份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shù)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斗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xù)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于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zhàn)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zhàn)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后，又發(fā)現(xiàn)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tǒng)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zhàn)，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jù)人民政府進城后確實統(tǒng)計，由于國民黨‘殺民 ’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保保霸拢玻慈�，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寫道：“據(jù)最低的估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后堆積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萬具……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俘之城，白骨之城！”

　　我們可以看到，《紅白》的作者所引用的資料不是他自己的杜撰和聯(lián)想，而是中共文件。據(jù)此反駁者的強辯，也只能是無效的叫囂而已。而這個資料的引用，晚于王蕓老半個世紀。于是，我們還是應該來看看王蕓老當時的直面之呼！他寫道，

　　“坐在關內深夜編報的人，讀著這絡繹而來的電報，手在顫，心在跳，眼前閃爍，儼若看見兇殺的血光，鼻尖酸楚，一似嗅到槍炮的硝煙……進攻的戰(zhàn)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擊炮在后面督戰(zhàn)。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戰(zhàn)。請問這是什么戰(zhàn)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

　　這個評介，不是什么國民黨的造謠，而是板上釘釘?shù)蔫F的事實。人的解放，是一個根本的目的，而要解放之，必先犧牲之的“手段高于目的”論，正好是違背解放宗旨的野蠻之舉�？档抡f，人是目的，而非達到目的的手段。這個不平之鳴是王蕓老的第一“罪證”。當然還有許多“罪證”，如西安事變時，大公報的挺蔣；
鼓吹張季鸞的“國家中心論”；
批評山西中條山戰(zhàn)役時，共產黨見死不救；
和傅斯年討論毛的詩詞《沁園春·雪》的帝王思想，等等。在芝琛的書和我們過去的文章里都有接觸，此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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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向何處去？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和老百姓關注的大課題。王蕓生經歷的時代，可以說有兩個政治生態(tài)和文化單元，一個是西化的單元，就是在大公報星期論文中發(fā)表文章的胡適們、張東蓀們的立場，是歐化的，是自由主義的；
另一個單元，是蘇聯(lián)化，后者的出現(xiàn)有其極大的誘惑力。人們不可能在當時那樣一個含糊不清的時代，抵御蘇聯(lián)的所有誘惑。就像人們很難分清盧梭的民主和穆勒的自由那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xiàn)在的問題剛好在重復歷史。老大公報人不知道西化的傾向性應該指向蘇聯(lián)，還是指向美英。乃至發(fā)表過嚴厲譴責蘇聯(lián)的王蕓老，也在毛開始反修以后，對他做了某種民族主義的肯定。在我們主編的《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報》一書中，梁漱溟先生也是搞不清楚這個問題。他說，政治上的自由和經濟上的平等，是各歸所屬的，前者屬于美英，后者屬于蘇聯(lián)。于是，即便人們在憲政改革的時候選擇了英美的普通法，但是其政治體制的選擇卻是蘇聯(lián)式的。

　　不久，朝鮮戰(zhàn)爭事起。

　　想起蕓老對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他派出我父親等人前往開城采訪志愿軍戰(zhàn)俘問題，贊美父親寫出的報道——也說明了他們一班人的模糊哲學。

　　在那個時期，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使得大公報人一無列外地倒向反對美國。人們后來討論過美國的朝鮮政策。大致的看法是，認為美國的艾奇遜國務卿，沒有將朝鮮納入西方的防御體系，是導致斯、毛、金大舉南下的原因。這個看法當然還有待細究。

　　深而言之，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剛剛被禮聘入閣的民主人士，如羅隆基、章伯鈞、黃藥眠、陶大鏞、潘光旦、曾昭掄等人，就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于１９５０年關于美國所謂“整體戰(zhàn)略“的數(shù)次演說，給予了嚴辭抨擊。他們和共產黨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看不出，也不可能表現(xiàn)出任何反對黨式的看法和哪怕是些微之爭；
而那種批判的語調，也很容易讓人們想起什么。

　　那么，在１９５０年，艾奇遜說了一些什么呢？我們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斥美帝國務卿艾奇遜》一本小冊子里得其說。他的講話，當然充滿了所謂的冷戰(zhàn)味道，無非是把中國乃至世界的命運，擺在蘇美兩國對峙戰(zhàn)略格局中。但是，他說過的關于中國內戰(zhàn)、共產黨戰(zhàn)勝國民黨的一段奇論，至今聽來，還是很可以琢磨一番的。他說——

　　“民族獨立的愿望今日在亞洲是一種最有力的自發(fā)力量……中國人民的這種同樣強烈的愿望達到了一種不同的結局。從１９１２年推翻清朝以前起，中國人民亦曾努力爭取其主權免受侵犯的自由和改進他們的生活……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并不是被武裝的力量推翻的，它的倒臺是因為它本身固有的弱點和人民撤回支持。共產黨是僥幸得勝的，而不是靠他們提供的東西得勝的，他們使用盡人皆知的共產黨策略，就是尋找人家的弱點，并且在發(fā)現(xiàn)了弱點時，予以充分的利用……半個世紀前作為中國人民愿望的體現(xiàn)而開始的中國革命運動，目前為共產黨人所奪取了……有光榮悠久歷史的中國正被迫加入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

　　艾奇遜的說法是耐人尋味的。中國革命在推翻清朝以后，采取的西化、普世化的做法，興民主、講議會、辦民間報紙等一系列做法，就是崇尚了英美的政治模式；
這恐怕是艾氏所一直期望有加的；
但是從孫中山、蔣介石接受蘇聯(lián)化，加上“融共”之策的實施，一切就有了中國特色了。艾氏好像是不滿意的。他們把蔣介石這個天子扶不到位子上，也就只好“拜拜”了。但是，艾氏的內涵是清楚的，他期望有一個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民主體制來代替被彎折的中國革命。

　　當時周恩來和人民日報都發(fā)表了駁斥艾氏的聲明和文章。至于大公報的態(tài)度如何，我們也不難推測，她已經變成喉舌之一部分了。

　　那么，羅章等后來被尊稱為自由主義分子的人們，他們又是如何駁斥艾氏的呢？我們看到，在他們的眼睛里，蘇聯(lián)代表的共產主義的方向，和美國帝國主義從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壟斷這個反動的即將覆滅的結局，是勿庸置疑的；
他們很可笑地重復著我們念中學時學到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社會近化、進步說（羅的言論）；
他們把美國的自由民主看成是對于窮人的壓榨，并且嘲笑那種自由民主，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古董（潘的言論）；
他們毫無二致地崇尚蘇聯(lián)的方向就是中國的方向，共產主義的前途無限美好，帝國主義日沒途窮。

　　請注意，這些言論不是一般小小百姓的說辭，而是那些留學美英，學習過正宗自由主義的人們，在１９５０年的時候做出的表態(tài)。這樣的看法和忠誠究竟持續(xù)了多少年呢？抑或即便在那個時候，羅章們就已經開始要做遵命文章，而失去了獨立之道，也未可知？我們可能在以后再發(fā)展這個話題。

　　王蕓生對當時的朝鮮問題做出類似反映，是沒有疑問的。這說明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美蘇兩大陣營前面無力獨立思考的嚴酷事實。他們的思想確實處于一個無所適從的位置——這也說明所謂“第三條道路”即王蕓生的“中道之行”行之艱難的所在。瞻前顧后，時下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如何把握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的？也就是如何適應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自由主義之道，也處在仍然朦朧不清的境界。體制內外的異見人士和整個中國民眾的整合，還是處在未知之先，甚至比起以往的革命先行者的整合，還要來得散沙一盤。

　　如何看待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國的內外政策的走向，也還是一個偌大的課題。即便是王蕓生這樣的一代報人，也沒能對于毛的蘇聯(lián)和美國政策做出系統(tǒng)的評價。

　　筆者以為，這里倒是有一個所謂反證——這個反證，就是王明提出的——毛的反蘇、聯(lián)美，和其整肅劉少奇、蘇聯(lián)派，是其內政外交一致性的表現(xiàn)。王明的判斷對嗎？（見近來出版的王明著《中共五十年》一書）。

　　當然，蕓老如何看待讓他后來即七十年代初得以復出的局勢，也就是中國和美日建交的政策走向，還有待進一步加以研究。

　　我們現(xiàn)在的初步看法是，毛的“第三世界”的說法和時下所謂“多極化世界” 的看法，已經大相廷徑；
列寧主張一國實現(xiàn)社會主義后所產生的輸出革命論，是其制定國際戰(zhàn)略的基礎；
而它又不同于馬克思原教旨遵循的世界一體化進程——因為馬克思不主張超越資本主義階段實現(xiàn)社會主義——西方由戰(zhàn)爭而經濟貿易而和平演變加戰(zhàn)爭演變的過程，否定了一國可以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如托洛茨基的看法。列寧主義的看法被證偽了。

　　所以，在遵循哪一位老前輩的原則行事方面，毛一開始是斯大林派，在１９５０年代，以后他變成了反蘇派，反對修正主義；
他和美國的接觸，雖然受到王明們的嚴厲指責，但是受到西方的某種歡迎；
而現(xiàn)在，人們說，接近美國和拋棄蘇聯(lián)，是中國改革之兆。這個估計也許在客觀上是不錯的。

　　那么，王蕓老一向以來所持有的，對于蘇聯(lián)的厭惡和警惕（他極力抨擊雅而塔會議協(xié)議出賣了內蒙古；
見傅斯年等二十人在大公報發(fā)表的《我們對于雅爾達秘密協(xié)定的抗議》），是有其遠見的。于是，這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不可能性，被鄧的說法改造了——他的說法是“開放”——回到羅章等人當時大肆抨擊的對于美援的期待。這可真是：歷史上的事情往往要發(fā)生兩遍��！

　　在預估中國政治前途的時候，梁漱溟先生早就認為，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文化定位的問題。如何將中國的政治文化最終融入普世原則的開放格局，是中國經濟現(xiàn)代化和政治的現(xiàn)代化面臨的同等重大選擇。

　　這也是我們研讀大公報，紀念王蕓生一代前輩的最終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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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注：

　　筆者父親劉克林，１９２４年生。湖南新化人士。系王蕓生先生介紹，于１９４５年進入當時的重慶大公報。早在燕京大學上新聞系的時候，父親就和蕓老有了結識；
因為他是燕大的高材生，司徒雷登講學金年度唯一獲獎者。在一次火車旅行時巧遇蕓老。蕓老問，你畢業(yè)后哪里就業(yè)？答，未定。蕓老說，你到大公報來吧。這樣，父親就參加了大公報。在１９４７年的大公報重慶人員名單里，顯示父親實際主持該報總編室業(yè)務。后轉去香港館，五十年進入上海館。六十年代初期，進入中宣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他的辦公室，中宣部國際處罹難。

　　關于劉克林的詳細情況，可以參閱筆者所寫回憶文章“羨君應召天上去——憶父親”。曾發(fā)表于《隨筆》、《明報月刊》、《北京文學》、王友琴先生的網(wǎng)上文革博物館等媒介。

　　《一代報人王蕓生》，王芝琛著，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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