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現(xiàn)在是全國著名高等學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調整”以前，其學術聲望更高，長期是屈指可數(shù)的極少幾所享譽全國的綜合性大學之一。在浙大的發(fā)展歷程中，從1936年到1949年擔任校長達13年之久的竺可楨先生可謂厥功至偉，公認為浙大學術事業(yè)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靈魂。而這13年是國難當頭、內戰(zhàn)不止的13年，竺先生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動蕩險惡的環(huán)境中將浙大辦成全國著名大學？新近出版的《竺可楨全集》（1－4）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在許多文章和演講中，他反復強調辦好大學有三個關鍵要素：教授、圖書儀器和校舍建筑，而在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為重要。因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yōu)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因此，他總是想方設法延請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艱至難的環(huán)境中穩(wěn)定教授群體。在欠薪成為家常便飯的當時他想盡種種籌款辦法，雖然有時未果，但廣大教職員工卻為他的誠心所動。而時局的激烈動蕩，學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重要“戰(zhàn)場”，卷入政治斗爭的旋渦，對此，一向主張學術獨立、教育獨立的竺可楨更是竭盡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擾，維護學術和教育的尊嚴。在現(xiàn)代中國的急風驟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為浙大營造了相對安定的學術、教育氛圍，吸引了許多一流學者、教授。

　　他認為學術獨立、教育獨立的重要一點是學者、學生要有獨立的思想，經常提醒大學生“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拔覀兪芨叩冉逃�的人，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然后在學時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處世方能不負所學。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xiàn)成的智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并且培養(yǎng)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智和不斷研究的能力�！保ā洞髮W教育之主要方針》）由于浙大是從“求是”學堂演變發(fā)展而來，他時時提醒浙大師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靈魂，所謂“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認真理、是非，而不問利害、不為名利的動，不屈服于政治的壓力。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以黨治校”“黨化教育”，作為國立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自然無法公開徹底反對，但在實際管理中，他總是將這類“黨治”減致最低，而且一有機會，他就不厭其詳?shù)匦麚P學術、教育獨立。在1936年為紀念母校哈佛大學三百周年，他寫了《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感言》一文公開發(fā)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長地寫道：哈佛辦學方針主要有兩點，“第一，主張學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謂Academic Freedom。反對政黨和教會的干涉學校行政與教授個人的主張。第二，學校所研究的課目，不能全注重于實用，理論科學應給予以充分發(fā)展之機會。這兩點主張與英國大學的方策一樣，而與意大利、德意志、蘇聯(lián)各國之政策，則大相徑庭。世界各國辦大學教育之分野，在這兩種主張上，是很清楚的。有一點哈佛大學亦可以昭示我們的，即為哈佛大學的校訓[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們對于教育應該采取自由主義或干涉主義，對于科學注重純粹抑注重應用，尚有爭論的余地，而我們大家應該一致研究真理，擁護真理，則是無疑義的�！比绻�說在國難當頭，他認為這種“黨治”還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話，那么在抗戰(zhàn)勝利后，他認為大學即應實行民主管理。抗戰(zhàn)勝利后，許多人都在深思中國的前途、命運，一直關心國家、社會和民族命運的竺可楨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發(fā)表了《戰(zhàn)后國家與學校諸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抗戰(zhàn)勝利，國難已靖，大學的辦學方針“應以理智為重，本校‘求是’校訓，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貪污，學風不良，非道德之咎，實社會有不合理之處，今后大學應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楨先生與國民黨許多高官都是往來甚密的好友，與其中一些人還有親戚關系，蔣介石本人對他也頗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長，即由蔣“欽點”。后來，蔣又想讓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為他婉拒。然而他卻能“出污泥而不染”，絕未以此作為驕橫之資，更未利用這些關系為自己謀任何利益，與“黨國”有如此之深的淵源卻能贏得包括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左派師生在內的全體師生的敬重，委實不易，顯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為留學美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大有不滿，但對共產黨的主張也不贊同。由于校長的身分，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十分反感、多次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是讀書。然而，在幾次學潮中，他雖反對卻走在隊伍的前列，為的是保護學生，怕手無寸鐵的學生“吃虧”。他雖不贊同、甚至反對左派學生的“鬧事”，然而卻堅決反對國民黨抓捕學生，保護了不少他并不贊同其政治觀點的學生。而且一旦有學生被捕，他總是極力營救，一定要到獄中看望他們；
如果受審，他一定要到庭傍聽。在1949年夏國共斗爭最激烈的時刻，他冒著生命危險堅決反對了國民黨特務在逃跑前對左派學生下毒手�！皭凵�如子”，是所有學生對他的評價。

　　他認為“宇宙間，有兩種很偉大的力量，一種是‘愛’，一種是‘恨’”，而人類的命運就系托于“愛”能否戰(zhàn)勝“恨”�！笆澜绗F(xiàn)在還充滿了仇恨、殘暴和妒嫉，霸道橫行。這還是因為仁愛的教育沒有普及之故”，因此“辦教育者，該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對學生充滿愛，無論自己是否同意學生的思想觀點。（《大學教育與民主》）竺先生對學生這種無私、無畏的愛應成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
所有教育者都應捫心自問：能象竺先生那樣愛學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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