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xiàn)是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出現(xiàn)就是這些力量的爆發(fā)，從幕后躍到臺前，每種力量都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在一篇關于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書評中，我這樣談及了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問題：

　　“這里不僅有民眾對名人的更強好奇心，各級政府的某些”重視人才“的政策導向和措施（往往是讓他們擔任行政或社會職務），而且有社會專業(yè)化不夠本身對專業(yè)知識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會名聲（文化資本）對于獲得研究經(jīng)費（經(jīng)濟資本）和社會支持（社會資本）的重要。此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界缺乏測度的硬指標，或有些專業(yè)本來就沒有多少學術的傳統(tǒng)、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問題的專業(yè)化研究與非專業(yè)化評論之間的邊界比較模糊、討論社會問題容易產(chǎn)生轟動效應、許多中壯年知識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學經(jīng)歷并興趣廣泛、許多學者人過中年后專業(yè)競爭能力已明顯下降、近年來對跨學科研究或交叉學科的強調以及急劇膨脹的媒體與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謀關系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當代中國造就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對專業(yè)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識分子，這里確實有很大的誘惑。”[1]

　　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但這樣的討論實在是太粗略了，盡管是由于主題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專門討論一下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本文將借助�？碌乃悸�，將“出現(xiàn)”視為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同時基本延續(xù)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納提供的分析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續(xù)就不是重復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將集中討論一個可能更具中國的問題：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國特定的社會因素影響了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但是說社會因素其實并不能準確表達我想說的。因為社會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發(fā)生。其中有些當然是社會因素，但是這些社會因素可能相對容易改變，只要一兩個激勵因素變了，就可能在數(shù)年內發(fā)生變化。而我在本文討論的社會因素是相對長期的，只要這個社會處在這一發(fā)展時期就很難改變有些甚至是無法改變的。例如，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這些社會因素都滲透在這些知識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識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識到了也很難改變的。例如，這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術經(jīng)歷和他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難把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會因素區(qū)分開來。也許可以稱那些因素為政策性激勵因素，因此將之同這里的社會因素分開？但詞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這個詞時說的是什么。最后，我這里辨析的社會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為我沒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對這一可能的研究領域的進入。

　　要分析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當代的活著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個環(huán)境中，其實很難。最主要的制約，在我看來，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會的。討論公共知識分子不可能不涉及個人，而在中國任何涉及個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視為某種人身贊美或攻擊，而且人總是愿意聽贊美的話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來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會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對其持不同態(tài)度的讀者的誤解，惹出被評者的不快，以及許多其他人的不快，并進而惹出很多麻煩。針對這種可能，我在此聲明，我盡管可能借助于分析個別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強調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一般特點，而不是他們個人的特點和稟賦。分析難免有些不當之處，都是一孔之見，涉及到對一些具體學者的分析，我希望盡力避免貶褒，而且不考察動機，僅考察經(jīng)驗上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這并不是說，為了避免麻煩，就不作評價，我只是希望用一種相對客觀的語言表達我的看法。

　　我希望學者們能夠冷靜地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待這篇文章，避免鬧意氣，自尋煩惱。而且我必須說，隨著時代變遷，這種研究將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出現(xiàn)，難聽的話可能是難免的；
也許我們知識分子過于敏感的神經(jīng)必須變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說，誰讓我們的職業(yè)使得我們成了公共知識分子呢？

　　一、界定與特點

　　這一節(jié)將主要界定公共知識分子以及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一些主要特點。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識分子，依據(jù)波斯納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將之界定為越出其專業(yè)領域經(jīng)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fā)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yè)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業(yè)的知識予以大眾化的并且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鑒于這是一個價值中性的經(jīng)驗的界定，因此，與國內目前流行的具有褒義的用法不同，我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說一個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識分子，并不一定意味著這個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隱含對其人格乃至學術成就的評價，盡管我會指出能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般都相對說來有一定的成就。所謂經(jīng)驗的，我是指，我不考慮其行為的動機。因為我們實際上無法考察一個知識分子這樣行為時的動機，而僅僅考慮行為者是否經(jīng)常發(fā)表評論和分析，其所討論的問題是否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是否超出了其專業(yè)領域，是否在將專業(yè)知識大眾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體（主要是公共媒體，也包括一些“白領”讀物或非嚴格專業(yè)學術性的雜志）上討論。因此，盡管有些學者希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希望并且確實就廣泛的社會問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樣的道理，相反，有些學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專業(yè)或非專業(yè)的活動引發(fā)了社會對他的足夠關注，那么根據(jù)我的這個定義，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然而具體操作化卻是個問題。我選擇了一個比較個人化的做法。我根據(jù)自己的閱讀和網(wǎng)上瀏覽的印象，專斷的作出了一些選擇。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網(wǎng)站是否設置有他或她的個人網(wǎng)頁；
二是過去20年里是否經(jīng)常在《讀書》、《東方》、《天涯》、《南方周末》等報紙雜志經(jīng)常發(fā)表學術隨筆或就社會熱點問題發(fā)表短文；
三他或她的文章引發(fā)的社會的“學術”關注程度；
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說來社會是否認同他或她是學者。當然，這并不是嚴格的標準，我并沒有進行細致的統(tǒng)計，學術關注程度也是很難測度，并且我們在后面將看到，是否學者也往往是很難說的。盡管如此，由于本文關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確定義和測度，而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因此這一缺陷可以暫時保留，只要我選擇的分析對象大致可以被認同為使公共知識分子，那么我就可以開始下一步的分析了。盡管這樣的分析也許會錯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問題。但是本文其實并不試圖成為一個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開拓這個領域，初步提出一些問題，因此，這樣的做法也許可以原諒。

　　如果這個辯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們可以大致說，目前中國社會的一些比較活躍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學者，大多都可以說是公共知識分子。例如經(jīng)濟學界的厲以寧、吳敬璉、張曙光、茅于軾、汪丁丁、張維迎、樊綱、梁小民、盛洪、張宇燕等都比較明顯是，林毅夫、周其仁、溫鐵軍等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在社會學界例如鄭也夫、李強、王銘銘、李銀河、黃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
在法學界中，在過去的大約五年里比較突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可能是賀衛(wèi)方，處于兩可之間的則有梁治平、馮象、季衛(wèi)東以及我本人；
在文史哲學界，在不同時期比較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有汪暉、秦暉、徐友漁、雷頤、甘陽、許紀霖、葛劍雄、朱學勤、張汝倫、錢理群、王焱、王曉明、韓少功等，此前還有一度很出名的劉曉波，比較兩可的有劉小楓、陳嘉映、何懷宏、周國平、陳來、陳平原等。此外，一度還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學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比較少，在我感覺中，大約只有劉軍寧可以算得上。

　　如果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認，那么概括說來，他們全都是大學教授或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因此，可以說，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基本都來自教學科研機構，都是有比較系統(tǒng)學術訓練的學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實還有一部分公共知識分子來自非學術部門。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蓮。她并不在任何一個學術部門任職，沒有正規(guī)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盡管她曾經(jīng)上過研究生班，她的《現(xiàn)代化的陷阱》很難說是一部經(jīng)濟學著作，同時也很難說是一部社會學著作或政治學著作，盡管其中涉及到這些學科的問題；
但是她的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轟動，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場上脫銷，她也被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是學者。

　　由于這些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大都在政府、企業(yè)之外，在這個意義上都可以說他們是在體制外。但這其實并不準確。例如厲以寧是全國人大常委、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吳敬璉原先是國務院發(fā)展中心常務干事，如今國務院經(jīng)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經(jīng)濟委員會副主任；
樊綱是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國民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
林毅夫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同時是北大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維迎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李強原來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現(xiàn)在是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
而我本人現(xiàn)在是北大法學院院長，黃平、張宇燕、葛劍雄等也都在學術機構中擔任了一定的行政職務。而且，由于中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有比較強的政府機構色彩（盡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難說這些公共知識分子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當然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個認同的問題。當然，由于這個因素更為隱蔽，則更難分析。

　　其次，除了在經(jīng)濟學界還有少數(shù)老學者根據(jù)國家相關規(guī)定已經(jīng)或應當從其學術“公職”上退休但事實上在學界還相當活躍外，其他學界的公共知識分子年齡大多在50—40歲之間（錢理群是一個例外）。

　　第三，由于年齡的原因，這些人實際上基本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獲益者，盡管他們對改革開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態(tài)度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此外，盡管獲益者這個詞容易讓人誤解甚至令人厭惡，但其實是更準確的。獲益者的意義的另一面是，這些人在改革開放之前，除了因為年齡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經(jīng)受了某種社會的磨練，有過各種經(jīng)歷，甚至受過苦。他們當中很多人當過知青、農民、工人、軍人、中小學教員，下過鄉(xiāng)，上過山，有的當過紅衛(wèi)兵，有的受過某種政治上的壓制，他們有比較廣泛的社會經(jīng)歷。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可以說，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甚至絕大多數(shù)可能都會走上另外一條生活之路，幾乎都不可能獲得今天他們實際享有的學術地位（但不是成就——因為他們究竟有沒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還需要歷史在證明）；
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們今天的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地位——盡管他們之間今天的經(jīng)濟狀況也有比較大的差別。

　　第四，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絕大多留過洋（主要是英美），許多人是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例如林毅夫、張維迎、汪丁丁、周其仁、黃平、王銘銘、馮象、蘇力（均為英美）以及季衛(wèi)東（日本）等，或者作過比較長期的訪問研究或學習（例如，茅于軾、樊綱、盛洪、張宇燕、汪暉、甘陽、許紀霖、徐友漁、陳來、梁治平、李強、鄭也夫、李銀河、賀衛(wèi)方等，有些人現(xiàn)在仍然在大陸以外的國家和地區(qū)作全職的或半職的教學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陽、馮象、季衛(wèi)東）。而且這還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中，專業(yè)以經(jīng)濟學與人文學科的學者居多，其他社會科學的較少。

　　而這些特點就隱含了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構成的一些特別的（相對于美國來說）社會因素。我將在下面幾節(jié)予以分析。

　　二、社會轉型與社會熱點

　　在中國，當代公眾知識分子的形成與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因此就不僅僅是社會轉型問題）有很密切的關系。這一點，最典型的反映在經(jīng)濟學界。由于過去20多年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經(jīng)濟發(fā)展，許多經(jīng)濟學家都自覺不自覺地加入了有關中國經(jīng)濟問題的一系列辯論。盡管這些經(jīng)濟問題往往非常專業(yè)化，操作起來也往往比較精細，許多問題本來并不適合作為公共話題或社會話題。但是由于經(jīng)濟建設是社會關注的中心，許多經(jīng)濟話題在中國過去20年里實際上成了中國社會最關心的“政治”話題和公共話題，因此，許多本來旨在參加學術專業(yè)爭論的經(jīng)濟學學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經(jīng)意地就從專業(yè)知識分子轉化為公共知識分子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有一些經(jīng)濟學家利用社會輿論（例如關于股市的爭論）來強化和推進自己的“學術”主張，或者是社會上的一些利益群體會利用大大簡化了的某個或某些經(jīng)濟學家的觀點來支持自己的各種利益訴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種情勢下，許多經(jīng)濟學問題都變成了政策問題，許多經(jīng)濟學分析被簡化為一個詞。所謂“歷（以寧）股份”、“吳（敬璉）市場”的說法就是一個明證；
產(chǎn)權明晰、企業(yè)改制等觀點變成了90年代中國社會的流行話語。因此，成為不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盡管大多與個人的意愿有關，但也確有被迫的，即關鍵不在于你是否想關心社會熱點問題，而在于你研究和關心的問題是否變成了社會的熱點問題。

　　也因此，我們會理解為什么經(jīng)濟學界的公共知識分子似乎比較齊整，從年邁長者到中青年都齊備。這固然與在社會科學中，經(jīng)濟學中學術傳統(tǒng)比較好（但顯然并不是最好的）有關，但最重要的是，在過去20多年里，經(jīng)濟問題一直是社會的中心。而政府的重視，媒體的關注——最終說來由于與中國民眾的個人利益相關因此是民眾的關注，可以說造就和促成了一茬又一茬經(jīng)濟學的公共知識分子。

　　仔細考察起來，甚至許多其它專業(yè)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說是“寄生”在這個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學術發(fā)展上的。

　　首先，這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改革帶來了一系列社會、文化、政治、法律問題。因此許多看起來是某個專業(yè)領域的問題，其實都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問題分不開。例如法律問題。在90年代前期之前，可以說在經(jīng)常在公共知識分子論壇發(fā)表作品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的只有梁治平一位。但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學家借著“市場經(jīng)濟是法制經(jīng)濟”的口號以及由于社會轉型中出現(xiàn)的嚴重腐敗問題紛紛先后進入公共知識分子的場域。事實上，號召司法改革的一個最主要的正當化理由就是司法不公或司法腐敗，盡管真正的推動力并不一定如此。[3]

　　社會學的研究事實上也與經(jīng)濟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分不開。例如流動人口問題，農民工的問題（黃平），中國當代社會的分層問題（李強），下崗和再就業(yè)問題，收入差別問題、小城鎮(zhèn)建設、農村社區(qū)和宗族問題（王銘銘）、城鄉(xiāng)兩元化問題以及犯罪、腐敗與色情業(yè)等問題。其中很多也都與法律有關。

　　由于這一點，甚至就學科和知識類型上與經(jīng)濟學距離最大的人文學者也都進入了一些有關經(jīng)濟問題，實際是政治經(jīng)濟學問題的討論。最突出的兩位學者可能是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汪暉，他曾就中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與汪丁丁展開了學術辯論，[4]以及秦暉，一位歷史學家，他曾對許多中國經(jīng)濟學家的研究表示了不滿，并對科斯定理進行了某種學術的“批判”。[5]此外，關于徐友漁，一位在英國接受過語言哲學訓練的任職于社科院哲學所的但如今已很難界定其專業(yè)的學者，對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以及介紹此書來到中國的學者的批評，[6]也都屬于這種現(xiàn)象。

　　也由于這一點，甚至一些并不以專業(yè)知識貢獻為指向的、分析評論中國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象和問題的記者性（journalistic）文字，在世人中甚至在一般的文科大學生中，也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轟動，其作者雖然并非專業(yè)學者也因此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近年來，最典型的就是何清蓮和她的《現(xiàn)代化的陷阱》；
[7]以及最近曹錦清的《黃河邊上的中國》。[8]

　　其次，即使并不直接討論經(jīng)濟問題或現(xiàn)象的、發(fā)生在某個或某些遠離經(jīng)濟學的學科內的學術論爭，雖然有門戶和學派之爭的因素，但引發(fā)爭論的社會原因仍然是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

　　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9]雖然參加這場大論戰(zhàn)的幾乎全都是人文學者，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學者，還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學”的一些作家諸如王朔、[10]王蒙、張承志等。[11]但是細想起來，他們爭論的問題其實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盡管這場爭論并沒有結果，中國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沒有因為這場爭論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們不知道人文學科有什么變化與這場爭論有任何關系，甚至這場爭論的兩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邊緣化”了，[12]但是這場爭論卻實實在在地與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導向的改革有關。

　　這場爭論——如今回頭看來——卻反映了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了中國知識界的知識權力結構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大大強化了社會科學特別是經(jīng)濟學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社會和知識話語體制中的話語權力，同時也反映了特別是當時的中青年人文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對由于社會現(xiàn)代化帶來的這種對知識類型的需求以及話語權力之轉變或即將到來的轉變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種不安。并且歷史表明，他們這種失落感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也正是在這種失落中，許多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可以說是專業(yè)知識分子，盡管人文專業(yè)知識分子幾乎是一種矛盾修辭[13]——至少在一段時期或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

　　第三，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甚至出現(xiàn)了以經(jīng)濟學為中心的知識話語轉型的——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現(xiàn)象。在那些討論“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的論文中，[14]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經(jīng)濟學學者，且無論作者的態(tài)度如何，其實都表明他們無法忽視這種帝國主義的擴張。而這種狀況也促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當歷史學家秦暉以他的方式解說科斯定理時，[15]我們發(fā)現(xiàn)，秦暉作為人文學者事實上已經(jīng)放棄了自己的陣地，他是要進入一塊對他來說相對陌生的陣地作戰(zhàn)。盡管可能被人誤解為我的這種描述可能有嘲諷意味，但我其實并不反對這種“出國打仗”，因為任何學科都不可能獨立發(fā)展。只是問題并不在于出國，而在于他在論爭中討論的基本上不是他擅長歷史學的問題，而更多是經(jīng)濟學的理論問題；
因此這種出國打仗的結果就很難或者很容易預料了。而另一方面，經(jīng)濟學家不僅全面侵入了其他學科領域（《經(jīng)濟學家茶座》可為一個典型）；
而且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者也主動引進（與秦暉的出國抵抗不同）經(jīng)濟學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社會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事實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確地或默示地引入了經(jīng)濟學的概念和進路。典型的，如政治學中的劉軍寧，他的政治學觀點和思路，號稱是自由主義（因此是政治學的），其實主要是哈耶克經(jīng)濟學思想的延展或演繹。[16]而這種學科交叉的現(xiàn)象自然導致了更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基本話語體系和概念體系是相近的，如果不是等同的話，他們之間的交流就有了更多的便利；
他們的讀者群也必然超越了本學科，甚至有很大重疊，他們往往是面對一般的有文化的人寫作。

　　三、天時與社會經(jīng)歷

　　我在前面提到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年齡大多在40—50之間。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特點呢？如果時代或社會的因素——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和社會變遷——是通過人起作用的，那么我們一般應當預期這種社會因素將同時對處于這一時代的所有知識分子發(fā)揮作用；
即使由于學術盛年的因素，我們應當估計到不同年齡段的公共知識分子人數(shù)有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應當太大。而就目前來看，40—50歲的學者中公共知識分子顯然多于其他年齡段的。我必須解說這一點。而且我必須用社會的因素來解說，而不是用個人性的因素，例如偏好來解釋。

　　但是，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40—50歲的人居多，這個斷言是否成立呢？因為也許40—50歲的學者恰恰是比較成熟的年代，精力還比較充沛，也是其學術巔峰或學術巔峰即將過去的時代，因此他們有意轉向公共知識分子；
也許是這些學者基本都當了教授，因此學術著作和論文的撰寫不再是一個壓迫的力量，因此，他們有空閑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或者是由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在學術機構中擔任了一定的職務，或者干脆是媒體（公眾）感到這些人的各方面的背景都相對比較好，人比較成熟、一般都有留學經(jīng)歷、博士、教授、研究員的身份，因此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也許每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主流都會是40—50歲的人？也許只是時間還太短暫，我們目前還無法確認這一基本態(tài)勢？

　　這種因素顯然是存在的；
盡管還需要時間來驗證。但是，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考察的；
而且即使考慮了這個因素，也未必能夠完全消除這個年齡段中公共知識分子特別突出的特征。細致回顧一下過去的20多年的歷史，我們首先可以發(fā)現(xiàn)，比他們年長一輩的學者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明顯少于他們這一代人，即使是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以及張曙光、錢理群等比較年長的學者，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出現(xiàn)在公共論壇上也并不比這一代中的一些人更早，有的甚至更晚一些。而這一代人中有許多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最長的已經(jīng)持續(xù)了15年。例如林毅夫、周其仁、張維迎、甘陽、葛劍雄、梁治平、雷頤等人早在80年代中后期已經(jīng)是小有名氣，有的甚至是大有名氣（例如甘陽），其他人到目前也大都在公共知識分子論壇上馳騁了大約10年了。而在這一期間，下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產(chǎn)生似乎不那么明顯，而且其社會影響力似乎也不如上面提到的這些學者10年前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論壇上的影響。甚至，我估計，這些40—50歲的學者的公共影響力似乎至少還會持續(xù)5—10年。

　　也許，這與這些知識分子的話語霸權有關？確實有可能如此，這些學者如今大多是學界的重要人物，發(fā)表觀點是相對容易，大受媒體歡迎甚或是媒體求之不得的。他們的學術或社會地位使他們有收益遞增的馬太效用？由于公共媒體的有限，也許他們的存在本身就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新人出現(xiàn)的阻礙？但是，這似乎也還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就在這一批學者出山的時候，社會政治環(huán)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公共論壇的開放度和數(shù)量都相當有限，而且他們也同樣面對著老一代學者；
他們當年幾乎無法想象今天的寬松的言論管制以及如此大量的媒體邀請。而今天的年輕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有，但似乎不如這一代人那么齊整。

　　因此，我們也許必須承認這一代學者中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大量的公共知識分子可能于這一代人的特殊經(jīng)歷或特征以及時機有關，當然，這里說的有關，只是指他們的經(jīng)歷或特征也許比前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適于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我在此對這些個人因素做一個猜測。

　　首先仍然是時代的因素。這些學者在出道之際大多在20多歲—30多歲之間，因此，年輕氣盛，比較敢于挑戰(zhàn)，而這個時代又恰恰是一個改革開放的年代。相比而言，他們之前一代學者，當時已經(jīng)40歲左右的學者，絕大多數(shù)都由于78年以前的中國的極左政治以及諸如反右和文革的經(jīng)驗，學的相對比較乖一些，他們膽子不敢那么大，生怕政治運動的反復。而這些年輕學者，20多歲時盡管剛剛邁出大學校門，也許學術上還比較弱，卻比較大膽——由于各種積淀成本少，包袱少，因此而大膽。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此前畢竟有一個十年的大學人才培養(yǎng)的空白；
許多文革前的大學畢業(yè)生大多由于長期的運動而荒疏了學術，甚至他們在大學學習期間已經(jīng)受到了運動的影響。等到文革結束時，他們盡管往往是作為下一代的教師出現(xiàn)在大學校園和研究所內，但從學術上來看，他們幾乎是同他們的學生同時開始學術之路，而這時他們的精力、時間以及由此而來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就總體而言，都無法同積攢了十年之后，能夠進入大學學習的這些學生相比。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批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甚至是老師的老師幾乎同時進入學術舞臺甚至是公共知識分子論壇。他們的前一輩一般說來顯然不如他們這一輩人更有天時。

　　而下一代的的學者也同樣無法享有這一代學者的天時。只要想一想，在80年代初，許多剛從大學畢業(yè)的20多歲不到30歲的學生一畢業(yè)很快就成為學術機構的研究骨干，或者進入政府的決策部門之后然后重新回到學校和科研機構成為骨干。而他們的下一代人則大多得按部就班地等到博士畢業(yè)之后才可能進入學術機構任教或搞科研，或進入政府決策部門。這一代人如果出國留學歸來，或者獲得博士學位，也大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這一時期的稀缺，相對說來更容易獲得社會矚目；
盡管社會矚目并不一定標志著成就，但畢竟要比下一代學者更容易成名，也更容易、更早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時間差因此使下一代的學者必定較晚——相對于這一代學者而言——才能成為學術精英，之后也才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比起他們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學者來說，這一代學者的學習經(jīng)歷也很有特點。之前一代學者（主要上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和之后一代的學者基本上是從中學門到大學門（研究生門）的學生，他們的學習基本沒有中斷，他們對社會的感受、理解和判斷基本是在大學中獲得的，并且相對專業(yè)化。而如今40—50歲這一代學者大在文革中由于種種原因耽擱了正常的學業(yè)，不僅上大學晚了，而且許多人的中學教育也不完整，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上過中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早早就離開了學校，當過知青、工人、兵團戰(zhàn)士、士兵、中小學代課教師、生產(chǎn)隊長等，他們又相對說來比較豐富的社會經(jīng)歷。也許是出于天生對知識的愛好，在文革中，他們其實并沒有如同人們通常所說的那樣荒廢了青春，他們其實還是思考的，[17]也是學習的。他們往往會利用各種機會讀書，并且往往讀得非�！半s”，他們也常常有一些相對說來有知識興趣的朋友，討論一些社會的、知識的或理論的問題。[18]他們基本上都有自學的經(jīng)驗。他們或者愛好文學寫作，或者愛好哲學思辯，或者對歷史感興趣。他們往往利用了文革中一些具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讀書運動，例如“讀馬列毛選，”批林批孔“，”讀一點歷史“、”讀紅樓夢“、”批水滸“等，雜七雜八地讀了一些書，盡管不系統(tǒng)，但在他們的生活中在他們的思考中，這些雜七雜八的知識糅合起來了。一方面，他們的讀書受到了時代的嚴格管束，但另一方面，他們的閱讀又不受大學校園的學科和專業(yè)考試的管束；
在這個非常有限的意義上，他們甚至是自由閱讀的。他們沒有導師，也許不利于他們的閱讀和理解，但由于是他們自己閱讀或集體閱讀，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又促進了他們的思考和閱讀能力，甚至想象力。他們無需死記硬背應付考試，但是由于興趣，甚至由于書籍的稀少，而強化了他們的記憶。他們許多人在當時當?shù)囟际怯悬c”反骨“的。盡管這種經(jīng)驗在一定意義上對于年輕學者的發(fā)展可能具有悲劇性，甚至許多人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是也磨礪了這一代學者的思想。他們的許多基礎知識也許不如之后經(jīng)過完整中小學訓練的大學新生的系統(tǒng)，但是他們的知識面一般說來要比之后的大學新生特別是文科新生要寬廣，并且理解要深一些。加之他們的社會生活經(jīng)驗，也促使了他們對大學老師的教學有更多的經(jīng)驗驗證和反思，促使他們下意識地也比較能夠”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他們也因為趕上了改革開放顯然比前一代學者接觸了更多的學術資源，更有條件和可能出國留學；
而由于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和自學經(jīng)歷，又比下一代學生知識面更開闊。

　　這一代學人的這一特別經(jīng)驗對于解釋為什么他們比他們之前或之后的知識分子更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有意義。正因為這一代學者幾乎都是自學的雜家，知識廣泛，因此，他們關心的問題和知識儲備都為后來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討論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作了鋪墊。很難想象，今天的中文系畢業(yè)生能夠有汪暉那樣的能力和興趣關心和討論世界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問題，且不管汪暉的具體結論的對錯。也很難想象，今天的歷史學博士能夠有秦暉那樣的廣度來討論蘇聯(lián)東歐問題、古代社會問題、當代的幾乎所有熱點的社會問題以及幾乎所有學科的理論問題，同樣也不管他的觀點和結論是否正確。我們可以看到，汪丁丁是數(shù)學的本科和碩士生，經(jīng)濟學博士，但是大量的論文或短文卻是關于社會道德倫理理論、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19]我們也看到馮象是法律博士，是知識產(chǎn)權問題專家，但他同時有英國中世紀文學博士的學位，并且也發(fā)表過文學作品。[20]而在文史哲學界，這種現(xiàn)象甚至更為普遍，如今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大學校園的人文公共知識分子大多以部分時間從事了思想史、學術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他們幾乎都不大發(fā)表純粹有關文學的論文了，無論是傳統(tǒng)的文學欣賞還是現(xiàn)代的文學批評理論。[21]而且要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大學文史哲院系的學生就總體而言都是當時最優(yōu)秀的文科考生，而到了80年代后期之后，這種基本風向就發(fā)生了變化。至少考分最高的學生大都選擇了經(jīng)濟、法律專業(yè)。

　　應當說，上述的這種現(xiàn)象作為偶發(fā)的現(xiàn)象其實在任何一代人中都有，但是作為一代人就只能存在于社會變動時期。社會變動時期會迫使一代人突如其來地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他們大量的重新選擇的機會。而這種人生軌跡的急促變化也使得他們一般說來比那種在一個正常年代里的知識分工更為專業(yè)化的體制中培養(yǎng)出來的并且職業(yè)變動更少可能的社會中生活的專業(yè)知識分子有更為博學（盡管未必更專業(yè)），因此也就更有意愿、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對社會公眾關心的問題發(fā)言。換言之，他們更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其實，這一代人的這種經(jīng)歷還隱含了另外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即表達能力。可以想象，如果這一代人中當初有過更多的社會經(jīng)歷，那么他們就總體來說，就更可能要比一直在學校生活的人更了解普通人的語言和思維習慣，也就是表達上更善于深入淺出；
此外，由于這些人當中很多人是在文革中自學的，往往接觸更多的是文史哲的知識，甚至往往都有一點文學的愛好（記得70年代末的文學青年熱嗎？），因此他們即使是學習其他專業(yè)的，但就總體來說，也可能比如今的專業(yè)知識分子更多一些文字的表達能力。這也是他們更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我必須強調，更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意味著在社會中更為顯赫，更受人關注，但這并不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術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這一代學者整體而言，他們的擅長可能更多的是以犧牲專業(yè)化為代價的。因此，就對社會轉型和改革的貢獻而言，也許他們的這種犧牲是值得的，是必要的，甚至是更有效率的；
但是就知識的貢獻而言，可能則構成了一個缺憾。如果韋伯關于現(xiàn)代的社會的知識分工與知識增長的判斷[22]是對的，那么就總體來說，我的預測是，這一代學人中出現(xiàn)有重大學術貢獻的學者的幾率可能要低于下一代學人，如果下一代學人的訓練更為專業(yè)化的話。

　　甚至，我還必須指出，也正是這一點，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學人很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識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專業(yè)學者的道路，甚至可能從來就沒有作為專業(yè)知識分子出現(xiàn)在其領域。因為興趣廣泛，由于關心時事和社會熱點問題，事實上，這一批人中的有些人幾乎從其進入學界開始之際就對其專業(yè)不感興趣，基本上沒有撰寫過真正專業(yè)化的論文和著作，盡管其社會知名度較高，但是在其專業(yè)領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學術認同。還有一些人，盡管從事了一陣子專業(yè)研究，但隨著年齡增長，專業(yè)的巔峰時期已經(jīng)過去，也不得不放棄原來的專業(yè)，從而轉向與其專業(yè)相近或有相對容易進入的公共熱點問題討論或專業(yè)知識的大眾化工作。前者如雷頤；
后者如90年代后期從語言哲學轉向政治哲學的徐友漁。

　　概括起來，成為不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并不完全是社會的因素決定的，確實與個人的選擇是相關的。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選擇其實也并不是完全脫離社會的。社會需求和他們所處的時代會在相當程度影響他們的選擇，影響他們的可選擇的范圍。

　　四、自我認同和社會期待

　　以同樣的方式，在這一節(jié)，我還想討論另一個強烈受社會因素影響的個人選擇，學者對傳統(tǒng)的認同——特別是對中國傳統(tǒng)中關于理想的知識分子位置和定位的認同——以及社會對知識分子的預期。而且，我要從一開始就強調，許多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并不認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甚至公開拒絕傳統(tǒng)文化，主張“全盤西化”，盡管如此，他們實際上不可能脫離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知識分子的楷模，他們也很難拒絕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預期。而這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強化，會下意識地影響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會促成他們選擇成為或逐步轉向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現(xiàn)代社會的專業(yè)知識分子。

　　事實上，在中國這一代公共知識分子身上都帶著相當深的中國傳統(tǒng)中理想知識分子的印記。無論他們如何的激進、反諷或后現(xiàn)代，他們實際上在更大程度上認同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這種認同至少在兩個方面影響了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人格的形成和定位。

　　一是“達則兼濟天下”的古代士人的理想和人格，并且這種理想人格同近代西方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有兼容之處，而與現(xiàn)代西方的知識分子并不完全兼容。我們可以看到，我所說的這一代40—50歲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比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當然這種責任感也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甚至是他們的地位塑造的，或許還有他們的年齡的因素，但這里不細致分析因果關系），比起他們的下一代學者來說，似乎他們更少一點反諷，少一點幽默，少一點“酷”。

　　他們一般說來，要比下一代人更認真，甚至較真，他們不喜歡周星馳，也不喜歡王朔。哪怕是他們討論后現(xiàn)代，其實卻很少后現(xiàn)代；
他們研究尼采，贊賞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
但是他們基本上只是重估某些價值，而不是追求重估一切價值的態(tài)度。他們心目中還是有許多神圣的東西，在下一代知識分子看來很“小資”的東西。他們大多表現(xiàn)得很“憤青”，其實很“小資”；
甚至無論小資還是憤青都與他們關系不大。他們厭惡極左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哪怕是被人稱為“新左派”的一些公共學者，其實也同自稱繼承了自由派的公共知識分子一樣對中國的許多問題持批判態(tài)度。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在我看來，其實更多是學術傳統(tǒng)之爭（社會科學或者說經(jīng)濟學與人文學科或社會宏大理論之爭），也許100年之后，這一點會看得更加清楚一點。他們公開宣稱厭惡意識形態(tài)，往往指責對方搞意識形態(tài)，但是他們其實都還有比較強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重估一切價值）。他們盡管對社會往往持批評態(tài)度，同現(xiàn)行體制保持一定距離，但是認真看來，這些學者就總體而言還是持建設性態(tài)度的。其實，他們都對改革開放的總政策予以肯定，他們的分歧或如果有分歧，僅僅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再快一點，以及在一些相對細節(jié)問題上的改革方向有分歧。他們之間的爭論并不是如同他們之中的一些學者想象的那樣或是如同在一些事件（例如“長江《讀書》獎”）中表現(xiàn)的那樣是生死之爭。他們的爭論似乎有階級斗爭的影子（代表下崗工人還是代表既得利益者），但拉開距離來看，在我看來，雖然不能說是杯中的波浪，但最多也就是盆中的波浪。一些所謂的驚世駭俗的言詞，例如劉曉波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批判，例如王朔作品在20世紀90年代初引發(fā)的爭議，如今看來，都不過爾爾。請想想除了當事人之外，如今還有幾個人記得當年大轟大嗡的“抵抗文學”？！

　　促成這一點的最主要的就是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骨子里還是中國的。他們大都想兼濟天下，甚至由于智力上比較優(yōu)越而好為天下師，他們希望把自己的才華獻給這塊土地，盡管他們不像艾青那樣“眼里常含著淚水”。甚至他們最激烈的爭論中也隱含著這樣的因素。例如《讀書》獎的風波，[23]盡管在一些細節(jié)問題上雙方的觀點對立，甚至也有夸大，但是雙方都承認一個前提，不能搞學術腐敗。盡管對王朔的小說以及大眾文化有種種爭議，有學者要“以筆為旗”，[24]要防止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另一派要“躲避崇高”，[25]認為平凡其實就是人文精神；
但這場爭論無論是什么其實都沒有誰主張文學應當墮落，應當腐蝕社會。分歧也許僅僅在于一派認為文學不應當以無批判的甚至是調侃的態(tài)度對待社會丑惡，而另一派則認為調侃本身也許就是一種多元社會中必須有的人文精神；
一派主張文學應當有理想，并迷信語言的創(chuàng)造世界的能力，而另一派主張文學反映現(xiàn)實，語言不過是一種描述的工具。他們的爭論都是邊際性的震蕩或波動。這就表明，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傳統(tǒng)的，是關心社會的。甚至，在主張“躲避崇高”的背后也體現(xiàn)了一種對社會的深厚關切，而并不是要摒棄社會，摒棄理想。[26]

　　也正是這種實際上對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理想的認同和堅持，這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才跨入了公共知識分子的論壇，無論他們是同時堅守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或是基本躍出了自己的專業(yè)領域。被許多從事其他專業(yè)公共知識分子甚至某些經(jīng)濟學公共知識分子認為不講道德的甚至為了反擊也自稱“不講道德”的經(jīng)濟學家們其實幾乎每個人都在講道德，并且不僅在講市場經(jīng)濟的道德，講職業(yè)道德，而且也在講一般的道德。例如，張維迎運用信息經(jīng)濟學的理論在分析并隱含或公開倡導誠實和信用；
[27]汪丁丁早幾年就提出了“市場經(jīng)濟的道德基礎”問題。[28]茅于軾關心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29]所謂的效率與公正之爭，在一定程度上，僅僅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增加每個人的分配還是分配上更多考慮某些因素來促進做大蛋糕，以及哪一條進路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爭論，而這個爭論也許并不是理論爭論可以解決的問題，至少需要實踐來驗證和證明。

　　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如果拋除了個人恩怨，其實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的許多爭論又都是中國人說的“打嘴仗”。例如，汪暉同汪丁丁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識形態(tài)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實用主義的。因為他們討論的問題都不是從原則出發(fā)的，他們背后的關切都是實用主義的，即都在關切中國的改革路徑將導致什么結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盡管這個問題同樣不是可以通過爭論解決的。甚至人文精神的討論也不是為了純粹的“精神”，而是反映了對社會發(fā)展的某種有理由的盡管也許過分也許不過分的擔憂。爭論的雙方其實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憂國憂民者。

　　他們是憂國憂民者，因此，他們就都不是只關注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專業(yè)化的專業(yè)知識分子。他們不可能是維特根斯坦，[30]因此留學英國研究語言哲學的徐友漁放棄了語言哲學，更多搞起了政治哲學，盡管由于年齡增加學術能力的自然衰減也可能是一個放棄的因素。他們也不是伽德默爾，[31]因此研究闡釋學的張汝倫也參加了人文精神的討論，而這場討論盡管是人文的，卻與闡釋學沒有多大關系。他們也不是科斯，[32]因此最喜歡科斯的盛洪討論了國際政治，并想“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33]也因此，研究魯迅和文學為主的專家汪暉、研究農民史為主的秦暉都參與了經(jīng)濟社會問題的論戰(zhàn)。所有那些以后現(xiàn)代文學批評理論或社會理論參與各種爭論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關心的都不是后現(xiàn)代的理論問題，而是用了這些理論來闡發(fā)他們的社會理想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他們其實并不關心新歷史主義、形式主義批評理論、敘事學、讀者接受理論或新批評，他們都成了社會評論家，盡管都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自己熟悉的學術知識資源，但更多的是借助了自己已有的學術聲譽來“推銷”自己對某些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

　　即使如同林毅夫、張維迎、周其仁等經(jīng)濟學家似乎還基本堅守著自己的專業(yè)，許多法學家也似乎在堅持討論自己的專業(yè)問題，但是他們用自己專業(yè)回答的卻還是社會的問題。并且他們之所以大致堅守著自己的專業(yè)也并不是因為他們堅持專業(yè)知識分子的立場，相信韋伯的天職，而是他們的專業(yè)本身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熱門話題，是經(jīng)世濟民的問題。而且仔細觀察一下，他們討論的許多問題在中國的語境中都可以甚至也實際被認為與他們的專業(yè)定位有所偏離。例如，農業(yè)經(jīng)濟學家林毅夫談論了中國經(jīng)濟學的未來，以及“中國的奇跡”、[34]“展望新千年的中國經(jīng)濟”。又比如，賀衛(wèi)方近年最大力倡導司法改革也與他的專業(yè)（西方法制史）相去甚遠。盡管他們似乎都沒有背離專業(yè)。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還是傳統(tǒng)的，他們渴望經(jīng)世濟民，希望兼濟天下，盡管他們似乎很接受個人主義，強調獨立的學術品格，他們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們的理想，但是他們骨子里還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學者認為他們太傳統(tǒng)，給學術和學者生涯增加了太多的社會責任，缺乏“以學術為業(yè)”的精神，太社會化，也并不完全是不實之詞，盡管未必公道。而且他們的這種人格也并不是矛盾的，因為人并不是概念邏輯構成的，或必須按邏輯生活的。

　　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人格楷模的認同同時也是這個社會劇場的效應。

　　因為在中國社會，人們對知識分子也是這樣認同和要求的。當吳敬璉在2000年10月30日中央電視臺《對話》節(jié)目談論“基金黑幕”之際，[35]當何清蓮談論“現(xiàn)代化的陷阱”之際，社會公眾也認定這樣的人——哪怕他的這一行為并不是一個知識的行動——和行動才是知識分子的行為，才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的人格。盡管在中國當代的社會科學中，經(jīng)濟學其實是最科學化的、最學術化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其研究者是最知識分子的，但是也恰恰是經(jīng)濟學界，特別是專業(yè)化的知識分子，被更多的人稱之為不像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出賣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因為據(jù)說他們沒有關心下崗工人、城鄉(xiāng)差別和東西部差別、官員腐敗。其實，他們并沒有出賣，而只是中國社會中的傳統(tǒng)的理想知識分子的影響太強大；
社會要求知識分子跳出專業(yè)槽，討論社會熱點問題。也因此，知名的學者們哪怕為了證明自己的知識分子品格都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人文關懷、社會關懷。畢竟有幾個知識分子能公開說“經(jīng)濟學家不講道德”（樊綱）呢——盡管樊綱是利用了漢語中的雙關。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樊綱在說這話的時候其實正是在參與一場關于經(jīng)濟學的道德的爭論，[36]并且很快另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經(jīng)濟學張曙光又出來論證了經(jīng)濟學家如何講道德。[37]

　　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畢竟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長的。

　　但是，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之形成與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理想的另一個認同也同樣相關，這就是知識分子應當博學多才，文筆優(yōu)秀，要文質彬彬；
要有一點文人氣，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蕭何、曹參；
要像蘇東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38]而且這一形象可能也與西方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的前專業(yè)化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相兼容。這一知識分子的角色也同樣受到社會預期這個劇場效應的影響。不僅在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應當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將入相，既出世又入世，博古通今，博聞強記，他們的文章必須有文采，其作品應當有廣泛的讀者群；
而且這種理想型在當代中國社會也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更甚——如今往往還要求他們兼通中外。盡管時代已經(jīng)使這些要求非常不現(xiàn)實了，但社會的大眾文化總是與時代有滯差；
因此，這一點仍然不僅是社會的要求，而且也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因此他們常常徘徊“在經(jīng)濟學與哲學之間”或其他學科之間。在我們社會，最得到社會贊賞的實際上并不是專業(yè)知識分子，盡管專業(yè)知識分子就總體而言對學術發(fā)展的貢獻更大。在中國社會，我們不會欣賞維特根斯坦這樣的比較純粹的哲學家的，我們更欣賞的是羅素那樣的有哲學家聲望的社會活動家和評論家，或他這樣的前哲學家。甚至當我們欣賞尼采時，也往往帶著這樣的色彩，事實上，在一些當代知識分子的著作中，文采斐然、思想卓絕的尼采往往也只是另一位“狂飆突進”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其實他不是，至少在他活著的時代不是）。[39]

　　由于這種主觀認同和對社會預期的認同，因此，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旦小有成就，就不大安分守己了，都希望更多的關心其他領域的問題，或多或少的都有一點治國平天下的追求，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智力上相對優(yōu)越，一般說來都有能力初步分析一些他們專業(yè)領域之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才是他和社會都認同的知識分子形象。而且，他們也至少會將自己的專業(yè)大眾化，以某種講究文采隨筆、評論的形式向公眾傳達。如果不這樣做，在他們心目中的自己就總似乎有些欠缺。近年來之所以學術隨筆出版比較多，之所以比許多學術專著更為暢銷，一方面印證了生產(chǎn)者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則印證了消費者的需求和期待，印證了社會預期。

　　而這兩者又互相在強化和支持。同時，也必須看到，有些學術隨筆的文筆確實比較好，文字深入淺出，論證也翔實周密，事實上也是學術著作。在這個意義上，當其他變量相當時，有文采的文章肯定要比沒有文采的文章更容易獲得讀者群，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前一類文字的作者更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性質。

　　但是，這種追求同樣是有問題的。有不少這種學術隨筆，不僅學術水平較低，缺少學術性，而且有些文辭或行文也很矯揉造作，明顯是有意為之，甚至有以詞害義的現(xiàn)象。例如，一些著作的序言或譯著的序言作者硬是要使用其實并不地道的文言，不僅影響閱讀，而且很容易誤解（特別是在翻譯中）。由于這些作者顯然是白話文要優(yōu)于其文言文，而且其讀者基本上都不大習慣文言文，因此，我推定，至少在其下意識中，一定是認為文言文更具有知識分子的氣質。因此，他們是試圖通過文言文這個屏障來區(qū)分和界定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

　　我的這些話似乎是在批判這種博學和文采的追求，但其實我并不反對，甚至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這種自我大眾化的活動。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目前確實也還是需要這樣的作品；
甚至學術水準不高也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有不同的消費者群體；
我并不認為所有的學者都一定只能是提高，而不能普及。但我想指出的是，這是另一塑造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因素。中國傳統(tǒng)的缺少專業(yè)分工的知識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著我們。

　　而且，我還想指出，這種情況也自然會反過來影響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學術評價。我們也許會在這種社會預期和自我認同中忽視了真正有學術貢獻的專業(yè)化的知識分子，而把過分的關注甚至贊美甚至太高的學術評價給予了那些也許并不值得這種待遇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可能事實上不是在強調“文質彬彬”，而是在強調“文勝于質”。而進一步，這也會影響下一代學者的自我學術追求和自我定位，他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采和博學上，而不是放在真實世界和專精上，不是在研究真實世界中的問題。事實上，在我的周圍，我就看到了這樣的現(xiàn)象和追求。因此中國的學術可能陷在或更多掙扎在一種前現(xiàn)代的學術制度中。甚至這還不無可能影響到社會科學的發(fā)展。[40]

　　同樣，這個因素也是通過個人選擇展示出來的社會的塑造公共知識分子的力量，并且這相比起來，也更多是中國的。

　　五、結語

　　我不打算繼續(xù)分析下去了，因此我的上述關于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形成的社會分析注定是不完整的。事實上，我并沒有追求完整，如前所說，本文只是試圖解剖一下當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形成的某些社會因素和特征。如果能給人以某些啟發(fā)，便于自己或他人今后的進一步深入的研究，那也就行了。并且在一定的意義上，我的這篇文章也是一種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盡管不完全是。

　　我知道許多讀者，即使完全不關心本文涉及的具體學者，也會感到從我的分析中無法得到一個結論：該如何評價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是好還是壞。我想評價其實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種同情理解的，同時也是批判的態(tài)度在解析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這種社會現(xiàn)象。

　　其實幾乎每一種分析都同時具有理解和批判的。盡管也許我的文筆還不能準確傳達我想傳達的（其實根據(jù)讀者反映理論，這是不可能的），但我還是希望讀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見掩蓋了對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實是理解，而不是給一個判斷。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響了一些讀者自己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評價或他自己的追求。如果就總的態(tài)度來說，我對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是持理解態(tài)度，但是展望未來，我卻希望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數(shù)量將隨著社會的知識分工、專業(yè)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減少。

　　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韋伯的分析，也是經(jīng)濟學的分工創(chuàng)造財富，才能獲得比較優(yōu)勢的理論。因此，我本應當對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別是提醒其對中國社會發(fā)展和社會人文學科發(fā)展的弊端。但是這只能屬于另一篇論文。但是，也許我的這個判斷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我判斷的基礎韋伯的理論和分工的理論也許就是有問題的，也許我還沒有保持知識分子對任何前提或前人結論都要問一個為什么的態(tài)度。也許，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無法對自己下狠手。

　　但是，這些都算是對讀者的提醒吧。每個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2002-10-20初稿，11-3二稿于北大法學院

　　「注釋」

　　*“尼采·譜系學·歷史學”，蘇力譯，載于《尼采的幽靈》，汪民安、陳永國［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24—125.

　　[1]“遭遇哈姆雷特”，《讀書》，2002年5期。

　　[2]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徐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3]關于中國司法改革的動力，盡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問題，然而最大的動力卻是中國社會的變遷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務，而先前的司法制度顯然不適應這一需要�？蓞⒖矗�蘇力：“關于抗辯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特別是最后一節(jié)。

　　[4]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
汪丁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評汪暉關于”中國問題“的敘說”，《戰(zhàn)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

　　[5]文章主要集于，秦暉：《經(jīng)濟轉軌與社會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徐友漁：“質疑《白銀資本》”《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參看，劉禾：“歐洲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談西方學術新近的重大變革”，《讀書》2000年5期：“《白銀資本》究竟犯了誰的忌？”《南方周末》2000.7.27.

　　[7]何清漣：《現(xiàn)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8]曹錦清：《黃河邊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9]請參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讀書》，1994年3期；
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尋蹤”，《讀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94年4期；
許紀霖等：“道統(tǒng)、學統(tǒng)與政統(tǒng)，”《讀書》，1994年5期；
吳炫等：“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6期，以及其他相關的文章。

　　[10]主要體現(xiàn)在其小說和隨筆中，王朔：《王朔文集》（4卷本），華藝出版社，1992年；
以及《無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

　　[11]例如張承志，主要文字集于，《荒蕪英雄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4年；
《無援的思想——思想隨筆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以及其他著作。

　　[12]例如，論戰(zhàn)的核心人物，作家王朔、王蒙、張承志、張煒等都基本淡出了，盡管王蒙、韓少功等還常常在《讀書》、《天涯》等雜志上發(fā)表隨筆，盡管王朔2000年的《無知者無畏》仍然引發(fā)了某種轟動。其他的一些論戰(zhàn)參加者，例如張汝倫、陳思和、王曉明等人的話題也逐漸不那么公共化了。

　　[13]在中文中似乎這種反諷還不明顯，一旦翻譯成英文，liberal arts 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這種譏刺了。

　　[14]有關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的討論，可參看，鄭也夫：“社會品德與經(jīng)濟繁榮”，《讀書》，1997年第11期；
何懷宏：“在經(jīng)濟學與倫理學之間”《讀書》，1998年第12期；
蔡昉：“經(jīng)濟學家為什么傾向于奉行‘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第6期；
蘇力：“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讀書》，1999年第6期；
陳明明：“政治學在中國的命運──從‘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談起”，《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

　　[15]秦暉：“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讀書》，1998年6期。

　　[16]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以及他在眾多報刊雜志上發(fā)表的一系列隨筆。

　　[17]盛洪就曾提到他當年當工人時一直無法改掉自己工作時愛“走神”的“毛病”。盛洪：“經(jīng)濟學精神”，《經(jīng)濟學精神》，廣東經(jīng)濟出版社，1999年，頁273.我自己也有類似的毛病。

　　[18]有關文革前期和后期的學習情況，可分別參看，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10期；
梁治平：“在邊緣處思考”，《學術思想評論》第三期，遼寧教育出版社。

　　[19]汪丁�。骸对诮�(jīng)濟學與哲學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我思考的經(jīng)濟學》，三聯(lián)書店，1997年；
《回家的路：經(jīng)濟學家的思想軌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自由與秩序：中國學者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著作。

　　[20]馮象：《木腿正義》，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21]例如，文學中最典型的是汪暉，但其他文學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這種轉向，例如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與夏曉虹合作），廣州出版社，1999年；
《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這些著作雖然還與文學有關，但更多是一種學術史和思想史的關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也有這樣的轉向，例如90年代初他參與了人文精神的討論；
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之一則是《文學史理論創(chuàng)新和當代文學》。史學界最典型的也許是秦暉，但也并是一種偶然的現(xiàn)象，其他如雷頤、朱學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項目之一是《民初制憲歷程與制度選擇》（1912-1923年））。

　　[22]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7年，頁143.

　　[23]可參看，中華讀書網(wǎng)［編］：《學術權力與民主：“長江〈讀書〉獎”論爭備忘》，鷺江出版社，2000年。

　　[24]張承志：《以筆為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25]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

　　[26]同上注。

　　[27]張維迎：“法律制度的信譽基礎”，《21世紀：人文與社會——首屆“北大論壇”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2—61.

　　[28]可參看，汪丁�。骸罢務勈袌鼋�(jīng)濟的道德基礎”，《東方》，1996年5、7期。

　　[29]茅于軾：《中國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又見，《道德、經(jīng)濟、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請看，張曙光：“走向市場經(jīng)濟的制度結構：市場、政府和道德”，《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30]維特根斯坦早年因邏輯實證主義確立了其學術名聲之后，就辭去了劍橋的教授職務，到鄉(xiāng)間去做小學教師，直到他重新提出了后期的反圖像說，才重新回到劍橋任教。他一直回避公共的關注。當然這也許與他是同性戀，當時受到社會歧視有關。關于維特根斯坦的學術經(jīng)歷，可參看任何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傳記或簡介。

　　[31]伽達默爾是很甘于寂寞的。據(jù)洪漢鼎（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的中譯者）說，當年洪漢鼎告知伽達默爾自己要翻譯《真理與方法》時，伽達默爾并不感興趣。見，洪漢鼎：《理解的真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69.當然，伽達默爾的這一態(tài)度與他堅信闡釋學原理——不可譯性——有關。

　　[32]關于科斯的學術上堅持己見，可參看波斯納：“羅納德·科斯與方法論”《超越法律》，蘇力譯，2001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特別是頁486—487.

　　[33]盛洪：“什么是文明”，《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為萬世開太平”，《北京青年報》1996.1-2：“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1996第1期，以及“為天地立心”，《讀書》2002年第3期等論文。

　　[3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fā)展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改革》，上海三聯(lián)書店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修訂版。

　　[35]《基金黑幕——關于基金行為的研究報告解析》，《財經(jīng)》2000年10月號。

　　[36]樊綱：“‘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讀書》，1998年6期；
張宇燕：“來自經(jīng)濟學的關懷”，《讀書》，1997年1期。相反的觀點，請看，姚新勇：“‘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的道德誤區(qū)，”《讀書》，1998年11期。

　　[37]張曙光：“經(jīng)濟學（家）如何講道德？──評《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讀書》，1999年第1期；
以及“《批評規(guī)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讀書》1999年第10期：“《批評規(guī)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讀書》2000年第3期。

　　[38]其實，這一點也許是由于歷史斷裂或者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劇烈社會變革中的知識分子給我們這代人留下的一個錯覺。其實，錢鐘書早就尖銳地指出，“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于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币�，錢鐘書：“論文人”，《寫在人生邊上》，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39]可參看，周國平：《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周國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劉根報：《詩人哲學家尼采》，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郜元寶［編］，《尼采在中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40]蘇力：“社會科學與人文底蘊”，未刊稿。

　　原載《社會學研究》2003年2期，由法律思想網(wǎng)整理。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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