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救救國民！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本世紀初，魯迅先生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呼聲，震撼了國人的心。今天本文作者憂心不已，呼叫“救救國民！”，乃因為當今中國大陸國民公德下降到了令人難于坐視的地步。作者除了列舉出觸目驚心的事例外，并逐層挖掘，剖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多方原因，引人深思。
各種各樣的書籍報刊、小中大學校的老師、形形色色的政府領導人的報告均教導我們說：“咱們中國是禮儀之邦，勇敢善良、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 我們就是聽著這樣的說教長大的；
久而久之，也就把這些說法當成不用證明、毋庸置疑的公理。
可是這些年來，接二連三的報道和耳聞目睹的實例，使我對上述被傳承了多年的公理在今天是否繼續(xù)有效，產生了深重的疑問。讓我先從中國大陸的報刊摘錄幾段以作引子。
寡德：
一九九六年四月，《人民日報》發(fā)起了主題為“個人素質與公德意識”的討論。在十九日專欄上，各地居民描述了他們生活中的實事。吉林卞氏說：“在列車上，我仔細觀察了好久，不講公共衛(wèi)生的旅客，至少占了一多半。這些職業(yè)、身份各不相同的人，果皮、廢紙、瓜籽皮、廢塑料袋、快餐盒、空瓶隨手扔，滿地皆是。乘務員打掃累得滿頭大汗，我勸對座的旅客別往地上扔果皮，不料那旅客說：‘都不扔，那要乘務員干什么？他掙的就是這份錢！’”
河北李氏說：“一次，我乘公共汽車去邯鄲，途中上來一位老人，交了車錢后要車票，乘務員不給，兩人吵了起來。我看不過去，對乘務員說：‘你收了錢還不給人家開票，看你車門上寫的“只收款不開票是貪污行為”，你有啥理由與人家爭吵？’乘務員一聽，矛頭就對準了我，說我多管閑事，讓司機停車，逼我下車。車一停下來，本來默不作聲看熱鬧的一車人，開始埋怨我多事。無助的我陷入了尷尬境地。”
北京的基督徒徐老說：“我今年八十一歲了，一生中經過的世事也不算少了。我感到當今人們的公德意識太需要提高了。日前我乘公共汽車，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學生鉆上車后，跑到三人的座位上，伸腿斜躺在那里，給未上車的父母占座。我上車后，沒理會他的無禮，在座位的一角坐下。一會兒他父母上來了，沖我喊：‘你這么大年紀了，怎么和小孩搶座？’說罷，一把把我拉起來，他們坐下了�！�
兩位記者對吉林居民區(qū)的描述更加令人難忘：
“三月中旬，吉林市連續(xù)發(fā)生兩起高樓拋物致使死傷的悲劇。十五日晚五點半，紙業(yè)公司工人趙寶蘭在家收拾房間時，順手把兩個空酒瓶扔出六樓窗外，砸中正在樓下練氣功的兩位老婦的頭部，一位顱骨骨折，大量出血，另一位被砸破四厘米長的傷口。兩人當場暈厥，被送至醫(yī)院搶救。十六日下午二時十分，時裝公司工人沙治茹因心情不好，下樓時順手將樓道窗臺上放著的兩堆磚頭推下，砸中樓下一名七歲女孩的頭部，當場休克，經搶救無效死亡�！@些年，人們住上新樓后，只顧裝修打扮自己的家，對樓外的公共環(huán)境卻不聞不問，從樓上往下扔果皮、菜葉、碎玻璃以及潑臟水、倒剩飯的現象司空見慣，環(huán)衛(wèi)工人在樓下被砸的事件時有發(fā)生�！�
類似的缺乏基本公德的現象，筆者所見多矣！一九九六年十月我乘一艘江渝輪由重慶沿長江而下，二等艙服務員對我感慨地說：“西方游客和國內的就是不一樣！這些洋人攝像機、照相機這樣值錢的東西隨手放，叫我很擔心。但他們從不隨手丟垃圾，總是用塑料口袋裝起來放到桶里。國內游客除了自己值錢的東西不扔，什么垃圾都亂扔！看著真叫人難為情�！痹谥袊鞘薪值郎喜叫�，常見到窨井口洞開，白天黑夜，時常有行人或騎單車者跌入深洞，傷殘乃至喪命。在人口密集路燈不明的中國，這真是一大公害！生鐵鑄就的窨井蓋是被人偷走的，賣給廢品站可得不多的錢，于是，蓋一裝上，就可能被偷。即便是在市政管理較好的上海，一九九六年頭八個月，被盜窨井蓋仍達二百八十九支（《文匯報》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一日訊），遑論管理較差的市鎮(zhèn)！ 這一類的寡德事例還可舉出很多，它們令人羞愧，下面的例子則令人坐不住了。
無情：
據《南方日報》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復敘，在廣東陽東縣，“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一名中學生因交通事故頭部嚴重受傷，血流如注，在公路上苦苦哀求路人相助。然而，任由他痛苦地掙扎了三個小時，眾多的圍觀者竟無一人伸出救援之手。最后，這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死于眾目睽睽之下�！�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福建泉州市的賴啟新帶十歲的女兒繽紛去浮橋溪游泳。繽紛被潮水沖到溪中間，父親去救，也被急水沖至溪中間�！鞍渡嫌腥俗⒁獾搅怂械碾U情，卻只作觀望；
溪中停舶的船中也有人注意到了，卻沒有過來搭救的意思。
十三歲的體校游泳隊員陳東棟剛游完泳，同一個不會游泳的同學閑聊。他看見了精疲力竭的賴啟新和他女兒，便跳下水游向他們。賴啟新剛來得及解下腕上的繩子扔給陳東棟便被水沖走了。
陳東棟試著推繽紛，卻推不動，又用單手拖救生圈，卻也只在原地打轉。水太急了，二十米的距離他花了近二十分鐘的時間。這期間，岸邊的人越來越多，但只是觀望著，沒有人肯下水來協助這弱小的少年，只有東棟那不會水的同學在岸邊著急地大叫，加油！
他們游到了一條撈沙的船邊，請救船主拉他一把上船，船主漠然地搖頭，叫他快走，莫帶來晦氣。小東棟氣得咬牙，想起那個被沖走的成年人，看著套在救生圈里無助地哭叫的賴繽紛，他又鼓起勇氣帶著女孩游向岸邊。上岸后，他筋疲力盡地躺在沙灘上，動彈不得。
賴繽紛得救了，賴啟新卻在人們的注目中沉入水中，帶著對世人的遺憾走了。
小東棟在接受采訪時，氣憤地說，當時岸上有那么多的人，溪中還有那么多的船，卻沒人肯下來幫忙。當初，哪怕只是伸一下船上的竹稿或是扔個救生圈給賴啟新，悲劇也不會發(fā)生，這些人太可惡了！”（《南方日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
和這極為相似的事件也發(fā)生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六日的廣州珠江邊，落水的十六歲中學生小余在眾人淡漠的注視下丟了命；
以及發(fā)生在該月二十四日的廣東云浮市，八名小學生陷入沙中呼救，過往船工均不理睬，三兒童遭沙活埋（《南方日報》）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日訊）。
不要以為這種事情只發(fā)生在廣東、福建，《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報道：“八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在海南省東線高速公路五十四公里處，兩輛大巴迎面相撞�！掖嬲�，剛被湖南醫(yī)科大學錄取的周淦向記者訴說：‘事故發(fā)生后，看到身邊血肉模糊、痛苦呻吟的同胞，我心中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可是車上十多位與我一樣受了點輕傷的乘客卻見死不救，紛紛下車離去。
‘更讓我傷心的是，當我滿身血污救出神志不清的蘇小波和另一名女乘客時，呼嘯而過的汽車沒有一輛停下來。我只能扶著血淋淋的蘇小波跪在路上攔車。兩輛大巴、兩輛中巴、幾輛小轎車仍然飛馳而去。絕望之際，我看到一輛警車開來，心想有救了。我萬萬沒想到，這輛警車開到我們面前，搖手示意，反而加速離去了。
‘我們跪在布滿玻璃碴的馬路上，鮮血染紅了路面�？吹接忠惠v警車駛來，我們跪到了路中央。這輛警車停在我們面前猶豫了好幾分鐘，才同意我們上車，送去居丁鎮(zhèn)醫(yī)院救治，而后離去。放下小波，我立即到居丁鎮(zhèn)派出所，求一位警察開車返回搶救受傷乘客。他竟開口先讓我交四十元汽油錢。到了現場，我請他趕回照顧一下在居丁鎮(zhèn)診治的蘇小波，他和旁邊一個人，又向我要走二百元�！�
值得慶幸的是，這位人民警察收費不高，傷者尚能支付，在另一例中，結局就沒這么光明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多，廣東雷州市企水港附近海面發(fā)生龍卷風，部分漁船被打沉，漁民家屬向停泊在企水港的漁政海監(jiān)“G905”號船求救，船長冼億康卻以要經主管領導批準為理由，拒不開船。主管漁政船的市水產局副局長鐘進接到求助電話后，答復竟是“先交錢才開船廠”，理由是“漁政船是自收自支的，要收油料費”。求救人員一再請求先開船救人，油料費以后再付，但鐘進堅持先交錢再開船。當時漁政船開價是五千元至八千元，漁民親屬一時無法湊夠這筆款，最終無法開船，以致十二名落難漁民得不到及時救援而喪生……據船員反映，這次如果出海搶救，大約一小時左右就行了，而一小時的船用油料費二百多元也夠了�？墒�，他們卻開價要五千元至八千元。（《南方日報》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
在此例中，見死拒救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行政行為，是直接領導和主管局長不許開船，且是“按規(guī)定辦事。”
還有在許多實例里，眾人不但自己見死拒救，而且對少數救死扶傷者冷眼挖苦甚至趁機打劫。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深圳寶安區(qū)沙井一位“打工妹在市場購衣服后返廠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倒，當場暈倒在地，頭部血流不止。當時圍觀者近百人，但無一人出手相助，明珠市場三名治安員見狀，不顧人們譏諷的眼光，及時將傷者送往當地醫(yī)院。”（《南方日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為什么“譏諷”？肯定是這三位救人者的行為連反了大眾視為“合情合理”的規(guī)范。一九九六年九月筆者聽北京東城一家書店的劉老訴說：本市某處小孩落水，圍觀者很多，只有一名外國留學生跳入水中救人。上岸后發(fā)現他脫下的皮鞋和手表已被人順手牽羊拿走。
足矣！此類事例雖可羅列更多，但就分析而言，已不必要了。
基礎原因：物質匱乏，欠缺教育。
讀過以上文字，所有的人大概都會立刻發(fā)問：“為什么會這樣？”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因為上述現象之大部分并非技術意義上的犯罪，行為者也不被周圍的社會視為不齒的異類。恰恰相反，大部分的中國民眾都默認那些在現代其他文明社會中極罕見的行為方式。因此，我們面對的，并不是中國社會里的異常行為，而是：按照文明的普遍標準衡量應屬異常的那些行為，為什么在當今中國社會里，變成了似乎是常規(guī)的通則？ 屬于寡德的上述很多現象較易解釋。窮，或準確地說匱乏，是一個重要原因。假定中國城市里的各類交通工具較充足，運行準時，那么，人們就不會為擠上公車而你推我搡，為搶座位而吵嘴打架。像偷窨井蓋、割電纜、拆鐵軌賣點錢而導致重大傷亡事故的，都屬此類。
廣義的教育之欠缺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對環(huán)境等公共生活品質的重視，一方面與經濟收入相關，一方面與普遍教育相關。中國老百姓亂扔垃圾的習慣，多少還折射出農村生活的遺風。直到不久前，在農村廣闊天地隨手丟垃圾不致堆積成害，而是很快被大自然消化掉，因為那時代的垃圾都是有機物。當城市化加速、居住集中、無機物垃圾增多時，老習慣造成的后果就今非昔比了。缺乏及時和強化的公眾教育，老習慣就會延續(xù)很久。
然而，前述現象之大部，都不能歸于匱乏和欠教育。隨手丟垃圾是一回事，有意亂丟以作踐列車員是另一回事，更遑論從高樓窗口外拋雜物砸傷砸死人——任何大腦正常者都知道其后果。因此，我們必須追索其他原因。
直接原因：
國內報刊列出的見死不救的原因有：
一、救人者常被傷員家屬或路人誤認作啟事者，抓住不放，追究責任。救人者若辯解，會遭他人反駁：“不是你撞的，為什么你會救他？哪有這樣的好人！” 二、救人者有時會被傷員本人或親友有意誣告，恩將仇報，勒索乃至刑求。這方面最有名的，是“劉秋海案”。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廣東雷州市劉秋海等三人駕駛小貨車路過廣西北海市，路旁見到騎摩托車跌傷流血的陳小俐。劉等將陳送至醫(yī)院，后被她哥陳錫明及北海交警說成肇事犯，扣車、歐打及索取五千元。旋又被陳小俐本人告上法院，索取撞傷人車賠償費十五萬元。此案激起全國注目（《南方周末》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及二十日）。
三、有些歹徒設騙局，假裝受傷，好心人上鉤后被詐騙。
四、救人者送傷員去醫(yī)院，醫(yī)院不見錢不治傷。救人者若先墊錢，可能要不回來；
若不墊錢，傷員出了問題，說不清誰的責任。
五、救人者做好事會耽誤上班時間，被扣獎金或工資。
上述三、四點我們可在其他社會找到相似的經驗。美國高速公路上有人佯裝車出故障，引人停車來助，趁機搶錢劫色。逐漸地，行車人對路旁故障車求助就不敢輕易停下，尤其是夜間或偏僻處。但他們通常會打電話召來拖車相助。西方國家多有法律規(guī)定，醫(yī)院收到傷員，必須先急救，后算賬，否則犯法。無此硬規(guī)定，救死扶傷也會打折扣。
但上述的一、二、五條，與其說回答了前面的問題，不如說提出了更多的問題。因為它們所透露的，正是今日中國大眾行為和心態(tài)背離了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在文明社會里，難道公眾會把主動救人者視為反常？會有很多傷員反咬救命恩人？這類現象必定相當廣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否則怎會對大眾有那么大的阻嚇作用？難道稍有人道的主管，會因為下屬好心救人而懲罰他？況且這種事不常發(fā)生，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中國的單位企業(yè)并非那么珍惜時間，講究效率。即便有騙局存在，可是當大家目擊傷員流血不止、生命垂危時，還會懷疑他是佯裝的？成百人圍觀一傷員，還怕他（她）搶財劫色？更不用說海難溺水之類的災禍了。所以我們至多只能把上述原因視為直接的和表層的，它們下面，還有更深的病源。
累積原因：
深層原因之一，是中國既定條件下人口過多，一切生存資源，都成為你爭我奪的對象。除了親友熟人，人對人普遍不耐煩，同情心、相互尊重等等都被日常生活里無時無處不有的擁擠嘈雜消磨掉了。在人口密度過高的社會，人們相互間較少忍讓和禮貌，并非僅見于國內，香港也很常見。中國人太多也易使人滋生鐵石心腸，我就親耳聽到一位國民黨干部的兒子但很愛中國的商人發(fā)恨地說：“中國一切問題難解決，都與人口太多有關。最好他媽的宰掉幾億！”內心隱隱有些想法者大概不會只他一個。
但人口太多單個原因，并不必然導致寡德無情成風。在人口密度更高的香港、新加坡、荷蘭，聽不到見死拒救的常例。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影響乃是另一深層原因。對二十世紀中國人道德觀念的改變，任何人的影響都不及毛。他自認終身信奉斗爭哲學，“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薄鞍藘|人民，不斗行嗎？”是他們的名言。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普及斗爭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切在文明社會視作基本德行的觀念，諸如禮貌、容忍、愛、人道、同情，統(tǒng)統(tǒng)被批倒批臭。毛認為，所有這些都是使人喪失階級立場、模糊革命斗志的資產階級溫情，對階級敵人“仁”，就是對革命犯罪！十年文革，從上到下，充斥著互相告發(fā)、殘酷打擊、無情斗爭。文革影響了幾代人，親身經歷者，今日已是曾、祖、父母、兄姐輩，對晚生后代潛移默化（詳見筆者《共產生義后與中國》序言）。
第三、盡管文革造成普遍的道德虛無主義，文革后又不從事有效的道德重建。整個鄧小平時代，官方對文化領域是“防治為主”，防止出亂子，懲治不聽話的文化人。面對全社會的信仰危機和道德衰敗，官方則試圖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來應付。一九七九年以來，官方對此掀起過三次高潮，且在主要黨政各級設立常規(guī)辦公室，但收效甚微。因為運動所推廣的那些教條化的口號和象徵，早已難再為中國的干部和群眾所信仰，而且也與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換言之，你無法用人民已經不具信心的貶值紙幣去重建他們對市場的信心。
與此同時，對那些在中國民間有真實基礎的道德資源（幾大宗教），官方卻不允許它們自發(fā)組織和活動。試想，如果中國社會里有位特蕾莎修女式的宗教領袖，憑藉深入民間的組織網絡行善宣道，人民心靈的重建就會大不同！反而，我們所看到的是：在文革造成的道德虛無主義的白茫茫大地上，半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蒙面而行（仍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經濟市場化本無錯，但應該在合適的道德和法治的環(huán)境中通行，否則就會激使人性中自私的一面爆炸成災。而當今中國社會，無論道德和法治都很薄弱，于是便有前文引述的那些可怖現象之蔓延。
與上一點密切相關的深層原因之四，是制度化的作假。這也是承接文革，其間發(fā)生在最高層的“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已使中國人很難相信世界上“真”價值的存在。隨后的二十年里，報刊宣傳說得美妙動聽，眾多官員另行一套。翻閱國內案件大全，那么多的貪污罪犯都會是國家級和省市級的“優(yōu)秀黨員”、“先進干部”、“勞動模范”。這些大大小小的陳希同王寶森用實際行動有力地開導民眾：在尊貴的頭銜下，在威嚴的辦公大樓里，不知有多少駭人聽聞的腐敗行為！正如一位浙江商業(yè)倫理教授所說：“這年頭那么多的先進人物是‘上午作報告，下午戴手銬’。你怎么可能讓學生相信這世界還有真的倫理道德？”前文所引深圳女工被撞傷，商場治安員送她去醫(yī)院，旁觀者卻投以“譏諷”的目光；
大概他們心里在嘀咕：不知道這幾個治安員假借這個機會撈取什么名利！
以上四個深層原因，非一日釀就，且相互強化；
故稱其為累積原因。四個原因只是擇要，還有其他，留待后論。
拯救重點：“救救大人！”
晚清以降，中國知識界的主旋律一直是“救國救心”。百年后的今天，亡國的危險暫時已無，但“救心”卻更顯任重道遠。篇幅所限，本文對此難以詳論，但有兩條，卻須點出。這兩點都是中國社會自身透露出的具啟迪意義的訊息。
其一。魯迅世紀初喊出“救救孩子！”震撼數代國人。然當今中國救心要務并不是救救孩子，而是救救大人！中國孩子們從書本上接受的文明的普遍準則，尚未廣泛地被現實的虛偽所毒化，反倒對大人的行為有凈化作用。試看此例：
十四歲的楊華玲是遼寧省錦州五中二年級學生。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傍晚她騎車到錦朝路時，見馬路中間躺著一滿身是血的男子，摩托車倒在一旁。她見路過的行人和車輛紛紛繞道而行，就急忙招呼人們趕快救人。然而喊聲只是增加了幾名圍觀者，并沒人動手相救。有的甚至追問小華玲：“他是你的親人嗎？”小華玲急得流著淚，但淚水也沒能感動圍觀者。情急之下，小華玲“撲通”一下給大伙跪下，“救救他吧！就算我求你們了！”這時來了一位女同志扶起了跪在冰涼柏油路上的小華玲，并陪她到附近去打電話求救。小華玲撥了幾處電話，對方回答都不管，對此，她毫不氣餒，把能想到的，甚至同學家的電話都打了。
在孩子的感召下，終于有成年人幫助把傷員送去醫(yī)院（《文匯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
其二。救心先救大人，救大人先從“舉手之勞”做起。還請看一實例：
《半月談》一九九六年十六期刊登楊力撰寫的采訪札記說，不少群眾對一些涉及精神文明方面的宣傳和口號提了許多意見，認為要少提某些聽起來響亮、中聽的口號。
川東華鑒山下“八一”交通檢查站李小林舉了一個實例：一天交警小楊攔住了一輛拉煤下山的卡車，問道“為什么沒車牌呢”司機答：“有呀，下雨路爛，被泥巴糊住了�！�
“找點水擦干凈再上路�！闭斝顪蕚涮幜P時，司機抱怨說：“剛出山哪有水呢。”小楊收起罰款單，提來一桶清水和司機一起將車牌擦洗干凈。第二天，“八一”檢查站口前就出現了一支盛滿清水的大桶，桶上掛著一張擦布，旁邊一塊木牌上寫道：“司機同志，請擦凈車牌再上路�！崩钚×趾芨锌褪沁@舉手之勞的一桶水，給人的感覺大不一樣。
幾十年來，中國人已經把講大話、空話和假話的技巧錘煉到極致水平，仍無法挽回中國社會里信仰和道德危機的深化。眼下急需的是政府在道德重建上實行經濟改革初期式的轉變，正視現實，回到常識，號召各級干部、各種人大從“舉手之勞”做起。倘若很多的大人能經常做舉手之勞的益事，中國社會的道德風氣就會恢復至文明社會的常態(tài)。畢竟，你我皆非圣賢，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身體力行的，多半是毋需付出很多代價和作出很大自我犧牲的細小益事。
一九九七年六月初起筆于唐都
一九九七年十月末結稿于澳都
作者附記：本文付印前又讀到：有“中國氫彈之父”稱號的大科學家王淦昌，一九九七年夏在北京木樨地被自行車撞成骨折。騎車人將這位白發(fā)蒼蒼的老者撞倒后頭也不回揚長而去。王老倒在路邊呻吟，眾多來往行人視而不救。最后扶起王老的是兩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北京《科技日報》的評論感嘆：王老“能使氫彈上天，讓世界震動，然而面對野蠻與冷漠只能徒喚奈何�！保〒堕_放》九八年一月號第八十三頁）我的感慨倒是：若中國的大干部們也能學王老這位大科學家，時常與普通人一般地衣食住行，定會對今日中國社會里的很多問題之 結，取得合乎常識的體察。毛澤東后中國的多項改革，均是得益于常識終于占了上風。
注：（文章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又改回大部分。）
附錄：日本《新華僑報》文章
殺人、搶劫、盜竊無處不在：中國人在日犯罪位居榜首
日本新華僑報報記者孫秀萍
人最可怕的是什么？是貧窮。對富有的向往可以使人瘋狂到喪失理智的境地，毫不躊躇地拿起屠刀殺向無辜的人們。近年來在日華人社會兇惡犯罪事件頻發(fā)，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被害者多為事業(yè)有成的壯年，也不乏風華正茂的青年，有事業(yè)正興的實業(yè)家，頭腦聰慧的留學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兇惡犯罪的受害者多為在日中國人。說得確切一些就是死者以中國人為最多。這不是一種值得深思的現象嗎？
一、驚人的事件 輕率的殺意
就在今年9月16日深夜11時左右，在琦玉縣熊谷市久保島的某住宅區(qū)有人報警。警方趕到現場時，發(fā)現住在該住宅區(qū)擁有中國國籍的野武義男（27歲）和其妻加代子（27歲）夫婦渾身帶血倒在了自己家中的浴室里，兩人的腹部和背部都有多處刀傷，已經死亡多時。室內血氣橫飛慘不忍堵。目前警方初步認定這是一起行兇殺人事件，并已展開了詳細調查。
這起死亡事件中的男子中國名叫齊義，是名焊接工，其妻名叫代長艷。
9月5日上午點左右，東京八王子市安町四丁目的一家扒金庫遭到了在日中國人搶劫團伙的襲擊。兩名日本人店長被刺重傷，所持現金1000萬日圓被強行搶走。據報道，這次搶劫計劃周密，兩名兇犯埋伏在現場行兇搶劫，外面一名男子開車等候。但是，案發(fā)後，警察在發(fā)現了強盜所乘車的行蹤。50分鐘後，4名中國人在日野市落網。經搜查，被奪現金的兜子雖然還留在車內沒有來得及銷毀，但是現金已經不翼而飛。1993年，在八王子也曾發(fā)生過類似事件。三名中國人合伙殺死兩名日本人，只搶劫了一百多萬。後被抓獲。其中一名主犯至今在逃，加外兩名重犯動被判死刑，至今關在東京小營獄中。
8月21日在東京北區(qū)，一位中國女性被殺死在浴室。被害時，該名女子被捆綁在洗澡間。臉部、手腳均被粘貼膠帶封住。除此之外，被害人的銀行信用卡和同室女子的7萬日元現金也遭搶奪，警視廳國際搜查科將此案定為“搶劫殺人事件”，在王子警署設立了搜查本部。目擊者稱強行入室搶劫殺人的3名男子均用中文交談。
7月17日上午，年僅22歲的沈陽姑娘程巖慘死日本。獨居一室的程巖，被發(fā)現死在自家的浴室，尸體泡在浴缸里已有10天左右。9月20日得到可靠消息，兩名行兇的中國人男性已經被警察抓獲。他們來自中國的東北，都是20歲剛剛出頭，與死者同為日語學校的同學。只因聽說程巖在賺錢較多的黃色按摩店打工，還偶爾流露自己想開店的打算。就一廂情愿地認為她很有錢。他們殺死了毫無防備的女孩，然而不過只搶到了90多萬日圓。為了這點微不足道的錢財，他們葬送了一個花樣的生命，和本該屬於他們兩上人的美好人生。
2月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在日本崎玉縣江南町野原的一處雜木叢中發(fā)現一具女尸，頸部有被繩子勒過的痕跡。經調查死者是立正大學學生宿舍的中國留學生劉蘇秦（30歲）。目前通過中日警方的大力協作，已經將兇手逮捕歸案。原來用繩子將劉勒死的又是認識她的中國人，名叫韓學松。
二月至九月，僅僅半年多的時間里，殺人事件不斷，使得在日華人的形象遭到非常致命的損害。日本社會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僅警察把在日中國人犯罪列為重點防范對象。在日本的民間也對中國人產生了強烈的恐怖感。一些企業(yè)甚至制定了在雇傭中國人的時候，只用女人堅決不要男性。理由就是中國男人太兇狠，動不動就殺人。而且專殺本族人，與其他國家的恐怖集團/分子迥異！
其實，仔細想想就會發(fā)現，日本人的想法也許并不奇怪。他們懼怕中國人的理由也非�？梢岳斫�。因為中國人殺人的理由非常輕率。一點點也許是微不足道的恩怨，就會引發(fā)後果不堪設想的兇殺。只要甘心勞動就可以正正當當嫌來的一點點錢也可以也為引發(fā)殺人滅口的搶劫動機。我們不僅要問，中國人的命為什么會這樣被自己輕賤？
二、驚人的數字 殘酷的現實
9月13日，日本警察廳公布了今年上半年（1—6月）在日外國人的犯罪統(tǒng)計。其中有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那就是在日中國人犯罪呈現激烈增長趨勢，犯案數占了全體外國人犯罪總數的近一半。據統(tǒng)計，上半年在日外國人犯罪總數人約為12238件，被逮捕、拘留的外國人嫌疑者增加了12.9%，達到6585人。其中在中國人犯案數占了全體外國人犯罪總數據的近一半。殺人、強盜、放火等惡性案件急劇增長。被拘捕人數比前一年增長了1成以上，特別是強盜案件急劇增長到28.4%。
針對在日中國人犯罪的兇惡化趨勢，日本社會輿論嘩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關在日中國人犯罪的報道紛紛出籠。9月16日，發(fā)行量達70萬部的《東京新聞》推出了多達兩版的專題報道，題為《從都市到地方，向巧妙化發(fā)展，以數據看外國人犯罪》。其中犯罪者最多的是中國人這一小標題格外刺眼。
報道說在日中國人犯罪連年增加。在日中國人的犯罪件數占全體外國人犯罪總數的比例由1996年的29。7%上升至2000年的61。8%。犯罪類型以盜竊為最多，占全體的76.9%。此外入室搶劫的按犯有80%左右都是中國人。如此驚人的數字讓我們不得不去面對殘酷的現實。如果再這樣發(fā)展下去，在日中國人都會被當作犯罪嫌疑的對象而難以在日本社會立足。隨著日本的日閃爍開化和其他外國人入國政策的放松，在日中國人的人數直逼40萬大關，因此難免魚龍混雜，也許犯罪是在所難免的。但是，這不能成為在日中國人犯罪的借口，更不能因為人多就更加有恃無恐，連人間最基本的常識都可以無視。
一位曾經走過黑道的人對於在日中國人犯罪的增加趨勢及極度兇惡化的傾向也深表憂慮。他就雖然是黑道也應該是有“道”可循的。不能輕易就殺人。搶錢就是搶錢，即使有千萬條理由也不應該毀滅人的生命。不到萬不得以是不應該圖才害命的。像7月17日發(fā)生的殺人搶錢事件就有點讓人難以忍受了，即使是黑道上的人也不見得會做得出來。因此，我們中國人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減少在日中國人的犯罪，以具體的行動來協助警察破案。只有這樣，才能為在日中國人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生存環(huán)境，樹立良好的中國人形象。因為在日中國人的犯罪僅靠日本警察是根本無法解決的。
一條魚腥一鍋湯。僅僅是一少部分在日中國人的犯罪，就使全體中國人的形象都帶上了兇惡的色彩。如果在日中國人不想成為過街的老鼠的話，就要采取一些具體的行動有意識地樹立和扭轉在日中國人被歪曲了的形象。
三、生命高於一切 對中國文化的反省
生命只有一次，失而不能再得。金錢無限，只要活著付出勞動就一定可以獲得。犯罪者在扼殺了別人的生命，盜竊了別人的錢財的同時，也就斷送了自己的一生，喪失了人類最基本的人性與道德。中國人愛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也許正是這種歪曲的文化觀念使人對生命失去了應有的尊重與珍惜。中國還有句熟語，兩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遍地都是。也許是中國人口過多，人命才變得如此輕賤。中國人的文化與人生哲學中有太多輕視生命，輕視做人的尊嚴的意識，以至於人們在為一點小小的摩擦而吵架時，也會把“打死你”、“整死你”等置人於死地的語言常常掛在嘴邊上，讓聽者毛骨悚然，罵者痛快淋漓。常常有人會萬分感慨地對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邦人”的生命感到萬會羨慕；
也常常有痛斥中國在文革的行為是如何地草菅人命。然而感既過後仍然可以毫不猶豫地罵死對方，斥責過後仍然可以為了爭權得力而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快。中國人從整體上來說仍然對人甚至對自己的生命缺乏應有的尊重，對他人之死表現出令人無法理解的麻木。這才是為什么一到開放而自由的外國，中國人就會自相殘害，自相毀滅的文化原因。
面對響徹日本的反中之聲，面對日益高漲的日本人的反中情緒，如何挽回每況愈下的在日中國人的聲譽，中國人請停止你的犯罪惡行。
原刊於《明報月刊》1998年第二期，中評網刊發(fā)時經作者同意略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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