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寫作文時，常常用“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之類慷慨激昂的詞句，就連讀書也是為了“中華之崛起”。那時想望的崛起，是跟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記憶，文明古國輝煌的自豪，以及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奇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和平的旗幟下還回蕩著聲色俱厲的口號。

　　那個時代和它的陰影在悄然過去。

　　如今，崛起又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只是崛起有了一個限定——和平。

　　對中國來說，和平崛起是一項全新的挑戰(zhàn)和考驗。

　　盡管中國有過漢唐氣象，可那是相對封閉的冷兵器時代的產(chǎn)物。毋庸諱言，中國有成為地區(qū)性大國的輝煌歷史，卻從來沒有過和平崛起的歷史經(jīng)驗，也就是說，有崛起卻缺乏和平。一方面，無論是漢唐還是元清，都有擴張殺伐的記錄；
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為人們津津樂道的盛世歲月，元代張養(yǎng)浩那句“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也是貼切的寫照。而且無一例外，興盛之后接著就是衰落和動蕩。開元盛世后面不就緊跟著安史之亂？

　　不獨中國如此。希羅多德在談到希臘城邦興衰時也說過：“繁華都市的衰亡與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結論：好景從來不久長�！逼�今，世上還沒有出現(xiàn)過千年不衰的帝國。羅馬帝國煙消云散了，蒙古帝國灰飛煙滅了，蘇聯(lián)帝國土崩瓦解了……

　　古今中外，似乎有興就有衰，有起就有落。

　　可以說，這也一種大國政治的周期律。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才能跳出這個周期律，實現(xiàn)自己和平崛起的光榮與夢想呢？

　　拒絕沒有和平的崛起

　　中國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著回答了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和平是崛起的限定條件。中國不是需要簡單的崛起，而是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提出，意味著政治家以積極的姿態(tài)正視中國發(fā)展所帶來的國際影響，這是一種進步。和平崛起首先是一種肯定性的承諾，一種良好的愿望。這種承諾不僅是中國政治家對世界的承諾，也是對中國國民的承諾，那就是，中國的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和平崛起也是一種否定性的承諾，它包含著對世界和中國國民承諾拒絕武力崛起。中國拒絕沒有和平的崛起。

　　和平既是出于對世界的責任，也是中國內(nèi)在的需要。崛起只是一種手段，而人本身才是目的。并不是什么形式和內(nèi)涵的崛起都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不需要過把癮就死的崛起。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德國和日本那沒有和平的崛起的歷史就是深刻的教訓。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當年都實現(xiàn)了強國夢想，躋身列強的行列。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的經(jīng)濟和軍力在亞洲幾十年如一日地一枝獨秀，但是日本卻憑借它的國力給亞太地區(qū)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同樣在歐洲獨領風騷，卻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從德國和日本在世界大戰(zhàn)中的結局來看，弄不好，先進也要挨打，最后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就德國來說，無論俾斯麥還是威廉二世，都是一心一意謀發(fā)展。可以說，威廉的德國是開明專制和技術至上相結合的典型事例。它在經(jīng)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領域的發(fā)展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俾斯麥是改革宰相，而威廉二時也是位改革國王。威廉二世可以脫下軍裝，換成工人的工裝褲，關注工人工資，熱衷社會福利問題，著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其親民政策在一戰(zhàn)前成績不小。但是，俾斯麥留下的政治遺產(chǎn)是建立了德國虛假的民主制度，并且有效地挫敗了德國民主力量的成長。這種新型的開明專制政權是專制與民主并存，保守與開放同在。

　　技術進步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前景和誘惑使得德國加快了進入一個危險時期的步伐。美國經(jīng)濟學家羅斯托就說：“從1890年俾斯麥政府的愷撒·威廉控制了德國的外交政策以來——表明達到技術成熟可能是一個危險的時代，德國經(jīng)不起這種誘惑兩次，日本和俄羅斯各一次�！比绻�這樣的國家出現(xiàn)內(nèi)部矛盾或者危機，當政者很可能被引誘到用外部冒險替代艱難但必要的國內(nèi)變革。

　　結果是德國越發(fā)達，世界局勢就越不安定。一如蔡庫希在《德意志帝國政治史》里指出的那樣：俾斯麥給霍亨索倫王朝提供了這樣龐大的權力，以致它必須要有一個腓特烈大帝那樣的皇帝或者一個俾斯麥那樣的宰相，才能謹慎地予以運用。

　　人存政在，人亡政息。俾斯麥能夠克制德國的野心，而威廉二世卻要竭力推行他的世界政策，最后發(fā)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強國夢最后變成了過把癮就死。曇花一現(xiàn)的富強之后就是深重的災難。事實上，無論是威廉二世還是希特勒的德國，其成就與強大都為許多國民和政治家所由衷地歡呼。但是，崛起之后是瓦礫。如果說面對戰(zhàn)后的斷垣殘壁依然認為沒有和平的崛起也是值得的話，那么，欣賞的就是過把癮就死的崛起。

　　但是，中國不需要這種暴發(fā)戶和賭徒的做派。富強本身是中性的，就像菜刀是中性的一樣，但是富強可以用來侵略，菜刀也可以用來殺人，如何防止崛起悲劇的出現(xiàn)，就需要有不能保證和平就不要崛起的泱泱大國風范。中國不需要沒有和平的崛起，因為這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世界的災難。

　　對和平的熱愛，對不分青紅皂白的追求強權的否定，都源自中國淵遠流長的傳統(tǒng)。孟子就對齊宣王說：“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大意是：天下各國本來就害怕齊國強大，現(xiàn)在齊國國土擴大了一倍，又不行仁政，就會遭致各國興兵動武。本來各國就有齊國威脅論，現(xiàn)在你國力大增，還行的是暴虐無道的無賴政治。能不害怕嗎？能不招致怨恨嗎？這就像我們對一個街頭小混混心懷戒備一樣，本來他耍刀弄槍就已經(jīng)搞得四鄰不寧了，現(xiàn)在他又鳥槍換炮，豈不是威脅更大？即使沒有什么惡意，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身邊睡著個一再聲明自己不吃人的獅子，也總是不放心的，會自覺地想一些防范的辦法。中國有句古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國際社會的生存法則不也類似嗎？更何況獅子的內(nèi)政記錄很不光彩，對自己的人民都敢暴虐無道，誰能保證它對別的國家會溫文爾雅呢？這樣的國家連它自己的人民都感到對他們的自由、尊嚴和安全是一種威脅呢。就想夏桀那樣，人民巴不得和他一起同歸于盡！像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黃油，當然可以增強國防能力，但是，如果缺乏自我控制的機制，那么武力的每增強一分，就不僅是對世界和平多一分威脅，也同時對國內(nèi)人民多一分恐懼。強國夢里可能蘊涵的自我毀滅因素，一向為我們所忽視，心里只盼望國家強大，而不問這強大是針對誰，用這強大干什么。以這種心態(tài)看待大國崛起的歷史，他們就會從希特勒的德國或者東條英機的日本得出國家還不夠強大才是失敗的根源那樣的結論，而不是如此追求強權本身就值得懷疑和否定。這種對抗性思維也能夠成為國家發(fā)展的興奮劑，但也是將國家推向戰(zhàn)爭邊緣的腐蝕劑。

　　要樹立對和平和和平崛起的信心，首先要求我們對自身的安全環(huán)境有一個準確、冷靜的判斷。

　　中國是否處于戰(zhàn)爭威脅的邊緣，是否有大國有武力亡我之心呢？事實上，沒有大國會主動向中國發(fā)動戰(zhàn)爭。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周邊某些失敗國家可能的鋌而走險，因為這樣的國家始終存在通過對中國的訛詐、恐嚇或者宣戰(zhàn)來轉移其國內(nèi)矛盾和視線的誘惑。這才是中國未來需要警惕，并需要排除的外部安全隱患之一。如果中國能夠以積極的姿態(tài)和其他國家合作，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并和國際社會一道歡迎和促進周邊地區(qū)包括民主化、市場化在內(nèi)的變革與發(fā)展，可以說，失敗國家的威脅并不會影響中國的和平崛起。

　　盡管中國崛起這一可能的趨勢，引起他國的警惕和形形色色的議論，但我們應以平常心對待。我們始終應該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在發(fā)達國家都有言論自由，幾乎沒有什么想象得到的言論是不可能公開發(fā)表的，因此，對于中國的未來有著五花八門的判斷，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不應該因為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說法亂了陣腳，即使一些國家采取某些防御性的措施，我們也應該理解它們對于中國崛起這一事實的安全憂慮，而不應該首先以對抗性思維去理解。

　　這不是建立在對其他大國善意的估計，而是世界安全的需要，是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個擁有相當軍備實力和龐大人口的中國，一旦出現(xiàn)動蕩甚至戰(zhàn)亂，對亞太地區(qū)乃至世界，都是一個悲劇，這樣一來，他們所想避免的“中國威脅”豈不就成了現(xiàn)實？因此，中國只要能夠處理好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問題，就不可能有任何國家能夠阻止中國的發(fā)展和地位的日益提升。只要中國不主動破壞和平，不會有理性的大國會冒險向中國發(fā)起戰(zhàn)爭，當然，失敗國家除外。

　　這樣一來，中國跟主要大國尤其美國存在戰(zhàn)略利益的一致性，無論是反恐怖主義還是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等等，也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由于中國鄰國眾多，中國需要與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合作來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周邊安全環(huán)境。中國不應為被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和失敗國家所包圍。中國地區(qū)合作主要點就在于和國際社會一道，尤其是和美國一道，消除亞洲地區(qū)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如果對中國自身有信心的話，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化進程表示積極的態(tài)度，不是簡單化成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在實施對中國的戰(zhàn)略包圍。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任何國家的失敗都會對中國產(chǎn)生消極影響，在目前的國力之下，中國自身沒有能力以防患于未然的方式維護地區(qū)安全。中國不僅需要國際社會的信任，中國也需要對國際社會里的大國有基本的信任。這樣才不至于惡性循環(huán)。

　　如果中國對自身的處境沒有清醒的估計，老是一出點什么風波，就以為中國的國家安全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就有可能將軍備競賽當成首要目標，陷入到安全競爭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更可怕的是，互信的缺乏甚至可能導致自我實現(xiàn)的寓言。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最艱巨的任務就是確保和平，包括國內(nèi)和平和國際和平，否則，就無從談起可持續(xù)崛起。沒有和平，就不可能有持續(xù)的崛起。當然，和平往往也是需要成本的。作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的一員，就像社會中的人一樣，當然不能把我行我素當成獨立的標志，不能不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尤其是在包括領土等在內(nèi)的敏感問題上，應該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能讓一時一地之得失成為整個國家發(fā)展的悲劇性障礙。因為任何情形下的巨大戰(zhàn)爭創(chuàng)傷都會使中國的發(fā)展中斷，甚至引發(fā)整體性危機，徹底喪失向現(xiàn)代國家轉型的機遇。無論是列寧領導的俄國新政權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還是西德總理勃蘭特提出的東方政策，以“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為原則，謀求兩個德國的溝通，都是為謀求和平而不惜付出一定代價的成功事例。一個具有遠見的民族才是能夠贏得國際社會尊重的民族。

　　和平轉型重于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應該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二是崛起之后依然能夠保持和平。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取決于國內(nèi)和國際兩方面的因素。

　　盡管我們自己可以說提出和平崛起，這是莊嚴的承諾和永不改變的選擇，但事實上僅僅依靠承諾本身并不會消除外界的疑慮。從國際因素來說，崛起意味著沖擊和改變現(xiàn)有的世界格局，國際社會面臨如何適應這一事件的調(diào)整。歷史經(jīng)驗告訴顯示，僅僅崛起本身就會引起猜忌、疑懼和提防，甚至是嚴重的軍事沖突。在談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指出：“斯巴達人之所以議決和約已經(jīng)被破壞，應即宣戰(zhàn)，不是因為他們受了他們的同盟者發(fā)言的影響，而是因為他們恐怕雅典的勢力更加強大，因為他們看見事實上希臘的大部分已經(jīng)在雅典的控制之下�！�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一向對中國幾十年里自身的制度、政策、意識形態(tài)和歷史等因素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方面，缺乏足夠而又理性的反省，毋庸諱言，對于外部世界的疑慮，我們往往是指責反駁，而缺乏應有的反思。這一因素本身加重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等負面心理。發(fā)展是中國的需要，而敵對不是中國的目的。中國要發(fā)展，就不能做國際社會我行我素的獨行俠。中國需要和所有的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就現(xiàn)實和未來尋找共同語言。在主流國際社會的孤立帶來的不是光榮，而是不必要的代價。中國崛起不能不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此外，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一個國家可以在和平中實現(xiàn)崛起，但是崛起之后如何保證會和平地運用國力呢？作為政治是現(xiàn)實的，任何國家的政治家都不會回避這個疑問，并對這個疑問做出符合本國安全利益的回答。這就要求中國自身能夠實現(xiàn)轉型，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完成建立現(xiàn)代國家的任務。盡管這并不會消除崛起由于現(xiàn)實政治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所必然引起的猜忌等，但這樣卻可以減少猜忌、疑懼甚至遏制等負面因素。

　　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完成向現(xiàn)代國家的轉型是本世紀最艱巨的任務，也是先決條件，它比崛起要緊迫；
建立憲政、自由、共和的制度和市場經(jīng)濟，以現(xiàn)代國家的原則理順黨政關系、軍政關系、黨軍關系、政企關系等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中國健康發(fā)展的內(nèi)在需要，也是中國的命運所系，這樣想和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討好世界上哪個國家，而是為了使中國適應全球競爭和改善國內(nèi)民權、民生，保證長治久安的需要。

　　之所以這樣說，并不是認為不轉型就一定不能崛起，只是認為沒有實現(xiàn)轉型的崛起會使國家充滿不確定的危機因素，國家間的競爭不是短跑，不是馬拉松，而是沒有止境，在這個無止境的競爭中，誰會敗落，誰會停滯，誰會崛起，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情。而中國不需要曇花一現(xiàn)的“崛起”。蘇聯(lián)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成為了超級大國，可也是這個超級大國在頃刻間崩潰。因此，多想想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訓，不會有什么壞處。

　　只要腦子里沒有被數(shù)據(jù)和模型填滿，就不難意識到，在一個轉型國家，不確定因素非常多，就像沒有人能夠說某個孩子到20歲的時候一定會長多高，因為沒有人能擔保不會出現(xiàn)夭折、癱瘓等等。況且在中國情境里，有些問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僅僅靠數(shù)據(jù)和模型是分析不出來的。因為即使經(jīng)濟或者綜合國力在持續(xù)提升，但中國面臨轉型，每前進一步，那些殘留的問題和矛盾就更加顯眼，更加讓人覺得難以容忍，更覺得需要盡快地變革。所謂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渴望向前看，而不習慣憶苦思甜，只有順應這一社會心理，國家才可能長治久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和平轉型是中國最迫切需要完成的基礎工作。

　　如果二十一世紀初果真實現(xiàn)了邁入強國的夢想，我想國人都會滿心歡喜。但是，美好的期望不應該妨礙我們明白中國二十一世紀最基本的任務是完成現(xiàn)代制度的“基礎設施建設”，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蔚藍大海。崛起的中國必須同時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現(xiàn)代化的中國。俗話說的好，磨刀不誤砍柴工。地基打好打扎實了，不怕房子開始比別人蓋得慢。如果50年內(nèi)中國能夠建立市場經(jīng)濟制度和實現(xiàn)結構性轉型——就像憲法序言說的那樣，高度民主、高度文明——，那將是二十一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跡，這比某些指標一時之高低得失或者二十年里是否崛起更有價值。

　　和平轉型重于和平崛起，還有可持續(xù)發(fā)展方面的原因。我們注意到，和平崛起強調(diào)的是國家一定要崛起，崛起本身毫無疑問，只是這種崛起是和平崛起而已。這一提法在中國目前的情境下就完全困難被神圣化，成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結果一些指標，比如空間技術的進展、GDP的增長、綜合國力，又被過分地渲染和強調(diào)，為了這些指標采取不惜污染環(huán)境、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資源畸形配置等殺雞取卵的方式，國家的整體發(fā)展畸變成了追求劇場里的舞臺效應。關鍵的問題是能夠從實際出發(fā)。如果一個國家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即使經(jīng)濟只增長了1%，或沒有增長，甚至是負增長，只要民意認可，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退一步說，那些所謂綜合國力進不了前十名的國家都得從地球上消失不成？只要是從實際出發(fā)，道德上和技術上都是合理的，我想沒有人會認為瑞士人民因為無法成為世界強國就生活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感到?jīng)]有一點顏面。

　　中國的崛起應該是量力而行的崛起，沒有任何目標或者指標有理由壓倒一切，國家所追求的目標和指標之間應該盡量保持平衡，而不是殺雞取卵的崛起。中國不僅要有科學的發(fā)展觀，還要有科學的崛起觀，而不僅是和平崛起的問題。崛起是不是就是最高目標本身都應該是可以有不同意見的。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魄力，更需要社會制約機制來維持可持續(xù)發(fā)展，而這有賴于國家實現(xiàn)向現(xiàn)代國家的和平轉型。中國當然會根據(jù)自身的條件和整體利益的需要謀求發(fā)展，但是，這時的國家目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任務，而不是只能有崛起這樣一個壓倒性的要求，根據(jù)實際情況有可能調(diào)整，可能放棄，也可能選擇。

　　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是現(xiàn)在還是將來，不管是來自中國內(nèi)部，還是來自海外，關于中國的現(xiàn)實和未來，都會有著形形色色的判斷和預言，都絕對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未來的中國應該為不同的聲音提供寬容、寬松甚至自由的環(huán)境。這是中國健康發(fā)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也只有這樣，無論是報喜還是報憂，學者的研究成果、政治家的思路和政府的決策才有可能得到社會充分制約，從而保持國家的理性平衡。

　　崛起意味著沖擊和改變世界格局，不僅是國際社會有是否適應這一挑戰(zhàn)的準備，就是中國自身也有是否有這樣進程的準備，包括制度、心理、文化等方面的準備。要知道，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在能夠善用它的人手中，不但害人，而且也會傷己。薩達姆和威廉二世都是反面材料。中國綜合國力與日俱增當然是件好事，可也不應忘了禍福相倚的古老教訓�？吹骄C合國力節(jié)節(jié)竄升的數(shù)據(jù)，有的人會想到了在國際舞臺上對抗能力的增強，有的人會想到原本應該著手解決的問題可以緩緩，因為那不過是陽光普照下的幾朵烏云而已。種種心態(tài)不一而足。這就存在光榮與夢想之間的協(xié)調(diào)問題。因而對強大保持警惕和理性，在發(fā)展的同時必須尋找國家的愿望和和國家的能力之間的平衡。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專制主義傳統(tǒng)和百年屈辱歷史的國家，無論對政治家還是民眾來說，都意義非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不僅需要理直氣壯地表白自己是和平崛起，更需要腳踏實地地促進能夠保證實現(xiàn)和平崛起的結構性轉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一代又一代理性地運用我們的國力。僅僅說蘇聯(lián)帝國的崩潰是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拖垮的，是一種膚淺的見解。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備，為什么沒有拖垮呢？我們不能回避制度優(yōu)勢的力量。而中國實現(xiàn)和平轉型，建立現(xiàn)代國家，就是重新獲取制度優(yōu)勢的努力。這是對世界負責，更是對中國自身負責。

　　可以預見到的是，未來的中國要發(fā)展就不可能與世無爭。資源問題是中國發(fā)展的軟肋。實際上，在人們談論中國發(fā)展的美好藍圖時，對是否存在“中國的極限”這樣一個問題卻被人為地忽視了。據(jù)中國地質科學院2003年發(fā)表的報告，中國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產(chǎn)結束期。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和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分別占中國消費量的70%和50%。該報告預計，今后20年，中國將短缺30億噸鐵、5億到6億噸銅和1億噸鋁。當一些中國人還在為美國消耗了世界多少資源而口誅筆伐的時候，殊不知，地大物博的中國如今很多資源已經(jīng)枯竭，進口礦產(chǎn)資源已經(jīng)是中國維持和發(fā)展的命脈所系，而且在技術發(fā)展不平衡和短時間內(nèi)很難整體提高資源利用率以及技術替代的情形下，發(fā)展的中國對海外資源的依賴度將越來越高。

　　可以斷言，中國依靠自身的能源、礦產(chǎn)不可能實現(xiàn)崛起的目標。中國要發(fā)展，就必然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依賴世界市場，商業(yè)和工業(yè)企業(yè)需要走出國門，因此，中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全球戰(zhàn)略，這也就伴隨著世界對中國調(diào)整自己的疑慮或者擔心。國際社會就不能思考這個問題：向往崛起的中國會以何種形式解決紛爭和矛盾以保證自己的資源安全呢？中國會建立強大的海軍為經(jīng)濟發(fā)展保駕護航嗎？在中國國家面目還不明朗的情形下，有朝一日會不會濫用武力呢？在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下，類似這樣的擔心和疑慮，并不簡單的刻意為難，將心比心，一旦中國周邊任何一個國家整頓軍備難道就不會讓中國三思嗎？而中國國內(nèi)出現(xiàn)的一些非理性的聲音和行為，當然也就引起了國際社會更多的不安。

　　換句話說，中國自身發(fā)展與安全的需要，也使得中國面臨著軍備擴張的誘惑，而國內(nèi)一些學者也鼓吹這種誘惑的正面意義。不錯，現(xiàn)實確實嚴峻。只要中國搞市場經(jīng)濟和需要發(fā)展，不再對本國人民進行原始積累，中國就不能回避海外市場的開拓和保護問題。當今天很多中國人還在將美國的某些海外行動簡單地認定為是為石油而戰(zhàn)的話，可能是會沒有充分意識到，未來的中國同樣面臨怎樣保護中國不可或缺的資源源源不斷地順利進入中國的考驗�？紤]到中國的國情，這一問題將比美國更加嚴峻。中國在發(fā)展中如何處理和應對資源安全，將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全新而又痛苦的難題。

　　但是，解決的思路并不意味著只有擴張軍備一條路。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中國的戰(zhàn)略安全。中國在與自身發(fā)展相協(xié)調(diào)的情況下進行軍事現(xiàn)代化的建設，是中國整體發(fā)展的應有環(huán)節(jié)，但是，中國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追求自身安全上的萬事不求人，尋求自給自足的海、空、天一體的資源生命線保障體系，是不現(xiàn)實，也沒有必要，相反，倒會增加安全競爭帶來的困境，完全有可能陷入軍備競賽的漩渦而不能自拔。中國應該學會合作，并理解合作的意義，在當今世界上尤其是與美國等大國的安全合作。

　　這也意味著中國面臨著如何保證國內(nèi)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制約和平衡，而不至于國家被某些利益集團所操控。否則隨時都有可能因為資源安全問題被倉促地陷入極端狀態(tài)。要減緩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有賴于中國實現(xiàn)向現(xiàn)代國家的轉型。當然，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國才需要資源和發(fā)展，世界的資源并不是只能供中國使用，相反，是在競爭資源的使用權，這種內(nèi)在需要本身跟中國采取什么制度無關。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在內(nèi)在需要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和平轉型的戰(zhàn)略意義就變得舉足輕重了。只有實現(xiàn)這樣的和平轉型，即使出現(xiàn)與他國的利益紛爭，即使可能有一時的迷失，但是國內(nèi)力量的相互制衡本身會使迷失不可能久長或者過分。因此，中國只有完成結構性的和平轉型，以完成長治久安的基礎。制度現(xiàn)代化是現(xiàn)代化的核心和基礎，也是中國獲得外部世界信任的基礎和減輕疑慮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一個制度現(xiàn)代化的國家，其國家意圖才相對更容易判斷和預測，而不是不可捉摸。

　　我們應該看到，國際社會對所謂中國威脅的擔心并不是“韜光養(yǎng)晦”幾個字就能夠消除或者減輕的，更何況韜光養(yǎng)晦這個成語本身就暗含有等待時機的味道。前面已經(jīng)提到，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停滯或者危機也會給亞洲乃至世界帶來嚴重的影響�？梢哉f，中國威脅不僅來自強大，還來自中國的崩潰或者不發(fā)展。任何國際社會負責的政治家都不會希望中國動蕩。因為中國的經(jīng)濟不安全、資源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社會不安全，等等，都可能對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危險，跟是否韜光養(yǎng)晦沒有直接的關系。中國不發(fā)展就是亞洲乃至世界的隱患。因此，中國的改革和轉型，就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家事。不管樂意與否，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命運就是亞洲的命運。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無視它的崛起或者崩潰，停滯或者危機，進步或者倒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著力實現(xiàn)向現(xiàn)代國家的和平轉型，是向國際社會負責的一種表現(xiàn)，也是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一個受尊重的大國的基礎。希特勒的德國和蘇聯(lián)就是前車之鑒。毋庸諱言，蘇聯(lián)作為超級大國，在發(fā)達國家獲得的，更多是畏懼和厭惡，而不是尊重。

　　最后要提到的，但決不是最不重要的，那就是只有通過建立現(xiàn)代國家的和平轉型，才能建立民眾對國家目標的認同檢驗機制。無論是GDP的增長，綜合國力的提高，還是其他什么目標，一旦成為國家目標，它就不再是某個智者或者政治家的靈機一動——無論這靈機一動里包含多少雄才大略，它是得到民意表達機制的檢驗而獲得國民認同的目標。也就是說，這樣基礎上的國家理想或者目標才是國民意愿的真實反映，只有這樣基礎上的和平崛起才具有國內(nèi)政治中的合法性。

　　成熟的大國心態(tài)

　　中國已經(jīng)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崛起。這就首先要求我們對崛起本身始終保持警惕，對自己國家的發(fā)展和成就始終能夠保持平常心境。正如說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1901年在他的《一年有半》里所說：“大國人民和小國人民的區(qū)別，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們的氣質，胸襟的大小�！币�成就偉大的國家首先就必須有偉大的胸襟，能拿得起，也放得下。這就需要中國走出器小易盈，小有成績，就以為不得了啦，對自己吹噓，對世界吹噓的歷史怪圈。中江兆民另一句名言也發(fā)人深�。骸耙粋�國家的人民，無論什么階級或什么職業(yè)，都容易滿足于小小的成功，而不進行重大改革的時候，對于這個國家說，實在是應當寒心的�！睂Τ晒Ρ３志�惕，是推動和保持一個國家持續(xù)發(fā)展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法國歷史學家吉內(nèi)在《法國歷史哲學》里聲稱，民族遭受錯誤思想的破壞并不亞于遭受敵人的破壞，而其中最危險的錯誤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優(yōu)秀的。

　　成熟的中國應該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為一個國家一旦自認為成功了，往往面臨著對國家自我膨脹的誘惑，可能虛驕之氣徒漲，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現(xiàn)代土耳其之父基馬爾在1921年12月1日發(fā)表的一篇演說中，就很好地闡述了這種思想的危害：“……我們并非那種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裝做著我們實際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讓人們看到好象我們正在做著偉大而異想天開的事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實際卻并未這樣做，我們便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全世界的仇視、怨恨和敵意�！�…與其追求那些我們并未實現(xiàn)而且也不可能實現(xiàn)的主張，從而增加了我們敵人的數(shù)目，增加了壓在我們身上的壓力，倒不如讓我們回到我們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讓我們知道自己的限度�！�

　　在中國的情境里，尤其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談論崛起的時候，必須正視可能的挫折和變數(shù)。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擺脫經(jīng)濟周期的影響，出現(xiàn)停滯、倒退或者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比如類似美國當年的大蕭條，那么會不會出現(xiàn)對外的激烈情緒呢？一旦中國沒有實現(xiàn)預期的理想，又何以自處呢？中國應該有強國的準備，也應該有挫折的準備。作為承諾，和平崛起是進步，也是中國的內(nèi)在需要，但如何保證中國能夠一步一個腳印地和平崛起，而且崛起之后又依然能夠一代又一代理性地運用自己的實力，這仍然只是萬里長征走出了第一步，任重道遠。如果沒有實現(xiàn)結構性轉型，迅速崛起并不見得就是福音，有可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麻煩。雖然這并不好聽，但不能不注意和警惕。

　　因此，對于形形色色關于中國發(fā)展問題的研究應該抱著海納百川的心境，避免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萬馬齊喑的悲劇。在美國，學者可以放心大膽地寫本《美利堅帝國的衰落》談論美國的命運，可是在中國，如果歷史學家茅海建先生倒退150年寫他那本《天朝的崩潰》，若不能流亡逃竄的話，大概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中國人說話寫文章向來是講究“分寸”的，而且也必須講究“分寸”。這不是自由選擇，而是游戲規(guī)則。正因為如此，在十九世紀末葉國勢岌岌可危，可鄭觀應的那本書還起名《盛世危言》！那個時代的中國盡管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按照中江兆民的標準，實在稱不上是什么大國。

　　走向崛起的中國不需要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而是要培育國民獨立自由的精神，形成民眾理性的愛國觀，以保證愛國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狀態(tài)下的合群的自大，稍微什么風吹草動就一驚一乍，防止出現(xiàn)盲人領瞎馬的危局。國民能夠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拿得起放得下。在國際政治上，沒有什么問題是可以歸屬于決不如何或永遠怎樣一類。就像俾斯麥所說的那樣，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藝術。正因為這樣，列寧不會因為跟德國簽訂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約而被視為俄國的賣國賊，伊麗莎白一世也不因放棄英國保有了二百年的加來而有大不列顛罪人的惡名，西德的勃蘭特也沒有因為推行包括徹底放棄波蘭擁有的曾經(jīng)屬于德國的東普魯士和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等著名的東方政策而遺臭萬年。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有勃蘭特那樣能夠高瞻遠矚的有膽識的政治家，以及能夠理解類似政治家的民眾。如果離開了這一點，中國很難談得上和平崛起，也很難使國際社會相信中國將和平崛起。

　　其次是兢兢業(yè)業(yè)管好自己的東方家園，承擔與自己能力相稱的國際責任，這就要求修正并放棄反對霸權主義的口號，一方面是因為在舊有的思想觀念中，許多本來是體現(xiàn)大國責任的言行，在中國的語境中卻成了貶義的霸權主義行徑，而中國隨著國際地位的上升必然會更多地參與影響地區(qū)甚至全球事務；
另一方面，中國沒有必要打無價值的口水仗，而且這樣的口號本身還會給崛起的中國帶來負面的效應。中國一貫強調(diào)的“反對霸權主義”里面是否包含“爭霸”因素？否則如何“反霸”呢？用赤手空拳嗎？中國的反霸本身無論出于多么正義的理由，我們都不能忽視它會給周邊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帶來的疑慮。而且對霸權這個詞也應該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種實力的客觀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來。我們應該坦然地承認，崛起后的中國必然是霸權的中國，但這個霸權國家接受國際法和國際道義的約束。中國沒有必要把自己解釋成圣人一樣，比如聲稱永遠這樣或永遠那樣，反而不容易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理解。我們應該承認國家政治中的一些基本的規(guī)律，在這些規(guī)律的基礎上塑造自己的形象。由于中國是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必然在國際舞臺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崛起后的中國必然是在經(jīng)濟、政治、軍事、維和、文化等領域有著強大的實力，也就必然在國際交往中發(fā)生作用，比如參與甚至主導某些區(qū)域性國際事務，這種作用本身就是地區(qū)霸權的體現(xiàn)。

　　和平是中國的旗幟。中國不扮演國際社會的大國另類，中國只尋求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可以接納和理解的崛起的大國地位。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一些人過分鼓吹說“不”等對抗性思路，不但達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難獲得主流國家的理解，對于改善和塑造國家愛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為，我們的經(jīng)濟還沒有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占中國人口多數(shù)的農(nóng)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這算什么樣的經(jīng)濟強國？難道要勒起褲帶搞對抗？這種基礎上的“強國”又是一種什么意義上的“強”？

　　三是要擺脫歷史的包袱。因為沉重的歷史包袱強化了崛起所帶來的種種誘惑，可能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我們的教育宣傳里，中國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愛好和平的美好形象。當然，中國是具有愛好和平的悠久傳統(tǒng)，這是應該發(fā)揚的，但這只是傳統(tǒng)的一個方面。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稱為盛世的朝代，都有擴張、侵略的記錄。我們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歷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劍也用筆不斷開拓出來的，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如果只有仁義和和平，哪會有廣袤千里的遼闊國土？中國要想順利崛起就必須正視周邊國家的感受。1954年12月1日，緬甸總理吳努就提到中國在元朝和清朝跟緬甸打過兩次仗的事。毛澤東對此還說：“這兩次戰(zhàn)爭，都是中國人不對，中國侵略了你們�！倍�且毛澤東又說“在歷史上，朝鮮和越南受中國的氣最多”。美化中國歷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國民眾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所產(chǎn)生的安全憂慮，難以理解，增加對抗情緒，認為那是杞人憂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
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贏得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小國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慮，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對自身的擴張傳統(tǒng)缺乏足夠反省的國家。此外，對自身和平傳統(tǒng)的宣傳的同時，我們還忽視了中國需要戰(zhàn)爭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影片也能夠檢討戰(zhàn)爭中的人道主義危機，那就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人道主義問題和對和平的理解上，已經(jīng)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攏。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時，中國教育宣傳里將1840年以來的百年中國歷史幾乎簡化成了被欺負和凌辱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1840年情結。于是，勿忘國恥，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國需要崛起的理由。我們幾乎意識不到，落后就要挨打這句教條般的語錄背后暗含著，國際社會猶如險惡而殘忍的叢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此，國家保護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盡最大能力競逐富強。問題是，瑞士、新加坡這些國家的國際地位算是先進還是落后呢？！這樣的歷史觀很容易讓外界認為，和平崛起實際上是在韜光養(yǎng)晦中，不動聲色地掩藏著有朝一日總會爆發(fā)的仇恨。我們應該放棄一些不合時宜的口號和教條，以大國應有的胸襟務實、理性地向前看。

　　其實，我們的“近代史”完全將自己描繪成了一個無辜的受害者，這不是歷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為中國政府舉措失當，釀起事端。顧維鈞在回憶錄說：“由于清政府在對外關系方面處理不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如八國聯(lián)軍強行向中國索取大量賠款作為對義和團起義時出現(xiàn)排外暴亂的懲罰，舉國上下對滿清政府怨聲載道�！敝惶岚藝�聯(lián)軍占領北京，就和在德國只講盟軍轟炸柏林一樣，起的是強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檢討和反思的精神，無助于減輕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慮或者敵對情緒，增強對中國的善意與友好。況且中國不能發(fā)展起來，也不全是罪在列強，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為強權國家呢？鴉片戰(zhàn)爭過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魯迅還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碑斎�，這只能說中國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的未來不能讓歷史包袱和仇恨壓斷了脊梁。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致力于東亞和解。歐洲的歷史進程是東亞的榜樣。1814、1815、1870、1914、1918和1940年，法國首都六次目睹了德國人的刀光劍影，遭受了鐵蹄的蹂躪。在短短一百五十年都不到的時間里，一個國家居然蒙受這樣的奇恥大辱，而且為同一國所為，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例。就是口口聲聲講一百年屈辱史的中國，從1840年到1945年的一百年時間里，共有三次首都淪陷的恥辱，1860、1900年北京兩度淪陷，前者為英法聯(lián)軍，后者為八國聯(lián)軍，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寇進行大屠殺。且不去說當年歷史的是非，而且這也將是世世代代歷史學家研究不完的話題，但是，法德的宿怨并沒有成為歐盟不可逾越的障礙。圣女貞德同樣是法國的英雄，百年戰(zhàn)爭的烽火也沒有成為英法合作的鴻溝。

　　當然，和解不是說就回避歷史恥辱，而只是說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讓歷史變成中國和平崛起的包袱。國家的發(fā)展不能靠仇恨來激勵，否則崛起的誘惑和歷史的記憶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復仇和排外心態(tài)。正如一位民國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覺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準確信息的群眾，對成千上萬人包括對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來說，將是一種致命的危險。”

　　與所謂“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國百年歷史記憶相聯(lián)系的，是對漢唐氣象的記憶和渲染。也正是這樣，中國產(chǎn)生面子民族主義的情緒，雖然不是世界一流強國，可是情緒上依然停留在漢唐雄風的依戀中，容易拔高自己，難以直面中國的真實國際地位，并以平和、務實的心態(tài)看待國際事務，常常表達著與自己能力不相稱的意愿，以至舉措失當。也正因為有歷史的依戀，才會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最典型，卻最不妥當?shù)奶岱�了。因為，如果“中華民族”實際上指的是全體中國國民，那么直接提中國的復興或者崛起就可以了，還能夠免去種族主義之嫌；
如果“中華民族”包含著“海外華僑”，那么復興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對他們所在國又意味著什么呢？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復雜了，更不妥當了。也正因為這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聯(lián)想和誤會，引起華僑比例相當大的國家不必要的疑懼。

　　四是擺脫在陰謀論與善意論兩個極端之間的搖擺心態(tài)。無論是戰(zhàn)略機遇期的提出，還是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強大的說法，都是這種心態(tài)的反應。其實，中國和平崛起的機遇什么時候都可能存在，關鍵在于中國自處和應變的能力。鄧小平90年代說過一段很精辟的話：“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

　　現(xiàn)在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戰(zhàn)略機遇期，實際上簡單地將中國的發(fā)展寄予運氣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戰(zhàn)略機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說，這個國家自然資源貧乏而又處于恐怖主義、戰(zhàn)火和敵意包圍之中，和平從來就不是它那個地區(qū)的主題，可它卻能夠在中東猶如鶴立雞群。同樣地，所謂帝國主義不愿看到中國強大，更是危害極大、似是而非的觀點。當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無緣無故地盼望另一個國家繁榮昌盛強大無比。大概列寧上臺的時候，沒有哪個強國愿意俄國繁榮，新政權是在敵意和屈辱中成長起來的，甚至接受喪權辱國的條約�？啥砹_斯不也照樣發(fā)展起來了？這就涉及到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了。對于能否抓住和創(chuàng)造戰(zhàn)略機遇，制度優(yōu)勢、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關重要的。就是我們一向認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實可以做出不同的反應。面對朝鮮戰(zhàn)爭，中國可以派出志愿軍，陷入三年之久的戰(zhàn)爭漩渦，此后長期陷入西方國家的封鎖之中。中國自然也就沒有了引進發(fā)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的機遇了。而斯大林對于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且采取另外的戰(zhàn)略。盧溝橋事變后，蘇聯(lián)坐山觀虎斗，即使和日本也發(fā)生過軍事沖突，卻適而可止。從地緣上看，日本占領東北也是將戰(zhàn)火燒到了蘇聯(lián)的家門口，而且還有日俄戰(zhàn)爭失敗之恥呢，但是斯大林沒有讓蘇聯(lián)紅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黑龍江去保國衛(wèi)家鄉(xiāng)。無論中國有多少人對蘇聯(lián)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堅定地實踐著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無論過去或者現(xiàn)在，我們只能從蘇聯(lián)角度出發(fā)。”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蘇聯(lián)才真正是大發(fā)戰(zhàn)爭財?shù)膰�家�?/p>

　　五是應該看到中國的和平崛起離不開世界。我們必須意識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個崛起的中國，僅靠艱苦奮斗也斗不出個崛起的中國，中國無論是資源、人才、技術、市場等不可能是一個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閉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是依賴外國的，但是外國也依賴中國，也就說是一種相互依賴。我們不能把依賴當成貶義詞理解，這會導致對國際政治、經(jīng)濟關系的誤解，似乎制度創(chuàng)新、開發(fā)國內(nèi)市場、提高國民素質等跟相互依賴是矛盾的。中國需要世界。我們必須在國家相互依存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否則，孤立地看問題，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東西都自給自足才覺得安全。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保險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擔半點風險就是最大風險。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實現(xiàn)糧食自給，難道新加坡不要從自己的條件出發(fā)，追求糧食自給以保國家安全？沒有自給的新加坡國家時時就不安全了？萬事不求人的國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理性地對待國際輿論，尤其是批評性輿論。張之洞講 “國有諍鄰”的道理，值得國人三思，對待外國輿論要有大國胸襟。人總是傾向于喜歡聽順耳之音，卻不愛聽逆耳之言。國家也一樣。一個國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憑自己的好惡去取舍外界的信息。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譯刊印西方國家的時事，呈報總署和南北洋大臣，觸犯時忌的要刪除掉。內(nèi)參成了妨礙清朝統(tǒng)治者準確認識世界和反觀自身的工具。實際上這種參考消息參考的價值不但不大，還會誤導人們，使得統(tǒng)治者真以為清帝國國運通泰，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衷心贊賞，清帝國的友人遍天下。實際上，卻是像張之洞說的那樣，本國人因為蔽于習俗，對自己國家的利害安危，肯定是不會都知道。即使是知道，也不敢都說出來。只有鄰國和至強之國，才會昌言無忌�？墒侨藗兛赐鈬鴪蠹�，一見到它們詆訾中國，不留余地，把中國比作醉人朽物，無不勃然大怒。仔細想想，倒也是，那些比清帝國弱小的國家，或者有求于清帝國的國家，自然不會刺激清帝國，但是強國用不著擔心清帝國報復打擊，而且人家國內(nèi)言論自由，報刊什么樣觀點的文章都可以發(fā)表，倒是真可能說的是真話。盡管聽起來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有所觸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難道這不是中國的福氣么？

　　文化開放主義下的文明競賽

　　一個國家的崛起必然伴隨著與其相應的文明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不能只是經(jīng)濟總量或者軍事技術之類的指標單兵突進，而是必須包括文化指標——有沒有世界一流的文學家、哲學家、經(jīng)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為中國也為世界貢獻一流的作品。當中國孩子都在看唐老鴨，都在讀安徒生的時候，美國的孩子、英國的兒童又可以讀中國什么作品呢？如果不能為世界提供優(yōu)秀的精神產(chǎn)品，一個自稱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怎么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呢？那么伴隨著中國崛起而崛起的文明，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文明呢？如果崛起應該包括文明的崛起，那么又如何避免文明的沖突而代之以文明的和平競賽呢？要知道，任何文明天生就有擴展的沖動和傾向。而國家的硬實力增強本身又賦予了這種文明一種強制擴展的能力和讓人信服的物質證據(jù)。就像中國有人指責西方國家進行所謂的文化殖民一樣，崛起的中國的文化將一樣面臨著類似的批評和抵制。

　　中國常常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自豪。其實歷史悠久本身并不可以成為一種自夸和炫耀的資本。因為歷史悠久，也得看悠久的都是些什么東西。如果歷史悠久是指兩千年皆秦政的悠久，這種悠久不要有也罷了。而且過去的文明悠久，卻沒有長進，那已經(jīng)不是文明，而是古董、是僵化了，即使夸耀，也屬于祖先很闊一類。不過，中國講人權、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市場經(jīng)濟的歷史卻一點也不悠久。不但是不悠久，而是其歷史幾乎等于零。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和發(fā)展，中國沒有什么世界性的貢獻。而美國倒是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共和國了。如果一個國家新建起來后，能夠從世界文明里博采眾長，從西塞羅、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孟德斯鳩吸取思想營養(yǎng)，從老子、孔子、孟子那里獲得智慧和靈感，從《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續(xù)繼承的卻是整個世界史，這樣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歷史悠久。曾幾何時，中國的精神歷史是斷裂的，中國的精神家園是荒穢的；
曾幾何時，祖先創(chuàng)造的文化變成了只配獲得唾棄的“封建糟粕”，而外部世界燦爛的文化的學習往往和“崇洋媚外”劃等號，中國自身是五十年缺乏創(chuàng)造。因此，延續(xù)中國的精神歷史，重建中國的精神家園，任重道遠。在世界的眼里，中國不應是在現(xiàn)代先進技術拱衛(wèi)下的一個行將逝去的舊文明的堡壘。任何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試圖扮演這種角色都將是中國的悲劇。經(jīng)濟技術發(fā)展不應是保守落后的萬里長城。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伴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國文明的復興，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構。

　　這種文明重構不是誰提供某種文本或者教義灌輸給國民就行了，而是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下的融合、揚棄和創(chuàng)新。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包括對內(nèi)開放和對外開放。

　　中國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發(fā)表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獲取來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開放主義戰(zhàn)略取代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思維。任何先入為主的教條或者限制都是中國了解世界和發(fā)展自己的障礙。如果沒有自由，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而加以發(fā)揚，諸如秦始皇加馬克思就當屬此類。當我每次想起中學時讀的《病梅館記》，總有一種無言的悲哀：《人權宣言》發(fā)表半個世紀后，龔自珍還只能這么指桑罵槐地寫文章。雖然他有滿腔的愛國熱情，卻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時代，想當醫(yī)國手，卻仍然只“藥方只販古時丹”。如果一個時代優(yōu)秀而又有責任感的人只能處于這種狀態(tài)里，這難道不是國家自戕生機么？！

　　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如果上升成了國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犧牲公民自由為代價，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斷和狹隘的。因為這意味著首先必須判斷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過誰來判斷，誰有資格判斷，在分歧時誰是裁判，是聽誰的父母的還是老師的，是聽自己的還是長官的？作為研究層面，誰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寫出一本書，然后宣稱自己發(fā)現(xiàn)了真諦所在，三百個教授可以有三百種傳統(tǒng)。相互沖突的問題上，怎么辦？這就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了，是奉行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呢，還是國家介入充當什么才是傳統(tǒng)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義。而一個民族一種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義才能做到，比如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如此。我們不能把“東方”、“西方”、“中國”、“外國”等這些名詞變成了緊箍咒。

　　面對不同的文明，不是眼鼓勵和而不同的自覺，而是應該培育和寬容公民自由的自覺。人生下來本不是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蘇聯(lián)就要堅持斯大林主義，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義。如果都堅持文化民族主義，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鬃诱f：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今天不妨說：三國在，必有我?guī)熝伞Ｒ悦罏閹�，以英為師，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獻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難道就比穿西裝愛國？非要認為中國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個人的自由。他有傳播的自由，但沒有強制的權力。

　　我們不能無視歷史的積淀，但是我們也不能漠視世界的影響，我們繼承的不僅僅是我們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們不僅僅是中國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們主張獨立自主，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承認或者認同，而是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獨立不能容忍離群索居的孤芳自賞。實際上當我們使用“國際友人”之類的說法時，已經(jīng)表示了來自外部世界的認同既是中國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國的生存需要。遺憾的是，當愛默生對孟子情有獨鐘的時候，我們只看到所謂中國文化偉大的證據(jù)，其實我們頂多只是結論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覺地尋求一致，這是買櫝還珠，而看不到愛默生背后的個性、豐富和自由，正是個性、豐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歡、吸納孟子的智慧，當我們引用愛默生的時候是在否定中國的王默生、李默生，他們喜歡孟德斯鳩的睿智，欣賞亞當·斯密的宏論，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體現(xiàn)的是一種極端僵硬的不寬容，是對自由和個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對多樣性的排斥。急于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對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辭的說法，對比的背后也暗含著中國可以與歐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對世界時，中國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謂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養(yǎng)成實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熱愛自己的祖國，當然無可厚非，但是贊美其他的國家，認為它的制度比自己國家的要優(yōu)越，或者可取之處甚多，未必就是要去賣國媚外。一輩子也沒有跨出國門半步的魏源，他可以提綱挈領地用武、智、公、周、富、誼六個字贊美美利堅合眾國；
宋教仁、于右任等可以倡議，“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范”；
鄒容心目中的“中華共和國”，“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
孫中山在1923年甚至說要“把中國化成美國”；
或者放聲高唱“揖美追歐，舊邦新造”！ 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說，只有數(shù)祖忘典，中國才有希望，《易經(jīng)》里沒有強大的秘訣，《莊子》里沒有自由的路徑，《資治通鑒》中找不到民主人權的旗幟，《論語》里也沒有憲政的痕跡，要去《尚書》中發(fā)現(xiàn)共和同樣只會是無益的徒勞，而秦皇漢武們留下的只有奴役和專制。當然也可以像劉師培那樣，認為歐美只有偽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國還糟，“一無可采”；
也可以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堅信中國不能學美國共和制。但是，這并不妨礙在中國的先賢祠里，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愛國者。他們都是中國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文化就和衣服一樣，自己覺得合身，可以繼續(xù)穿，發(fā)現(xiàn)自己不喜歡，只要條件允許就可以換�？鬃佣牍诓�帶是孔子，穿上西服還是孔子。上帝并沒有命定某個人或者某個民族只能擁有什么樣的文化，否則就是褻瀆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義者不會將相對論也拒之門外，我不相信，一個服膺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人一旦也同時信奉孟德斯鳩提出的權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國公民了。

　　中國需要文明的開放和競爭，但是應該避免文明的沖突，超越“和而不同”的思維。雖然“和而不同”相對于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對抗性思維是進步，但依然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英國和美國也不是一模一樣呀，強調(diào)“不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同”難道是總是想著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尤其是跟發(fā)達國家要區(qū)別開，因為不會去學非洲盧旺達，這種“不同”就成了一種刻意追求了。不同是必然的，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就是想全盤美國化都不可能，美國自己還州與州之間差異甚大呢，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面是“和而可同”，既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然包括國內(nèi)和國際兩個層面，不是說美國不能把它的某些東西強加于中國頭上，但也不能“己所欲，則強加于人”。中國和英國共享洛克的思想，中國和美國共享孟德斯鳩的智慧，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喜歡康德杰斐遜而不喜歡孔孟朱熹，贊賞孟德斯鳩而鄙視韓非，這是國民的自由，跟所謂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有著強烈的認同和自豪感沒有關系。自由先于自豪。

　　善于向其他文明學習固然重要，但自由學習則更為根本。因為開放的心態(tài)不僅是向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達國家學習，海納百川，而且還有對內(nèi)開放的問題，不能說只有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學習，只有他們學習的東西才是好東西。學者可以鼓吹尊孔讀經(jīng)，但是，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疇內(nèi)的事情，在國家的范疇里，沒有什么是“國學”，所有的文化都是“國學”，這種胸襟是吸納世界文明所不可獲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國家對國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國民之間對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說先解決了國內(nèi)存在的文明沖突問題，自然具有這種寬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難以去進行文明沖突那樣的圣戰(zhàn)了。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才能避免“文明的沖突”。

　　當然，和平崛起意味著中國不進行領土擴張，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土地上產(chǎn)生的文化不能向全世界和平擴展。由于中國在經(jīng)濟等領域取得的成就和培育的自信，這種成功完全可能變成對舊制度和文化抱殘守缺的依據(jù)和力量，導致奉行文化對抗主義。東南亞國家不就由于經(jīng)濟上的發(fā)展而主張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嗎？季羨林們暢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不否認這是一種可敬的文化自信，但是，他們的意見只應看成是一家之言，不應該妨礙別的國民也可以思考：只要我們還不狂妄到依然認為在當今可以作到半部《論語》治天下，一部《孫子》平天下，那我們就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化的落后——在法律思想上，中國既沒有孟德斯鳩、貝卡利亞，也沒有《拿破侖法典》；
經(jīng)濟思想上，中國既沒有亞當·斯密、馬克思，也沒有凱恩斯；
在戰(zhàn)略思想上，中國既沒有克勞塞維茨、馬漢，也沒有李德哈特；
在科學上，中國既沒有牛頓、哥白尼，也沒有愛因斯坦……中國文化的世紀又從何說起呢？明代李贄譴責著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因循圖解，清代龔自珍感嘆的是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文化沙漠，四百年的中國哪里有多少異彩可以自傲？如果連國民都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寫什么、說什么、看什么都有形形色色的禁錮，人都不獨立，哪里談得上文化的獨立呢？只有在自由開放的基礎上，才談得上文化的獨立。俄羅斯學者利哈喬夫就說：“真正的文化珍品只能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中發(fā)展，在文化的沃土上生長，而且不斷借鑒鄰國文化的經(jīng)驗。一粒種子放在一杯蒸餾水中能夠發(fā)芽嗎？能！——不過只到種子自身能量耗盡時為止，接著植物就會迅速枯萎。因此不難看出，任何一種文化越是‘不獨立’，也就越具有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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