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要的事實，即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今天有普遍高漲的趨勢。大陸，海外以至在臺灣的中國人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為民族主義所激動。這里透露出來的問題是極其嚴重的，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二民」——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即民主）——竟然彼此鬧起矛盾來了。

　　中國人的民族情緒為什麼今天忽然高漲起來了呢？我們首先必須了解，這是當前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目前蘇聯(lián)和東歐的共產(chǎn)體制崩潰以后，世界的劃分又全面地回到了以民族為單位的老方式。除了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沖突由來已久之外，試看俄國對車臣的用武、波斯尼亞的內(nèi)戰(zhàn)，也無一不是民族主義激化的結(jié)果。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尼亞的一分為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這是受民主體制之惠。在過去東歐的共產(chǎn)國家中，捷克本來便具有最深厚的民主傳統(tǒng)，因此才能靠理性解決民族的問題。一九九三年杭廷頓《文明的沖突》一文之所以震動一時，便是因為他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冷戰(zhàn)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質(zhì)；
他所謂「文明的沖突」，分析到最后，便是民族的沖突。

　　但是今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又有其現(xiàn)階段的新特色，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人便受盡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災難，對於一個向來以「天朝」自居的民族，這已是深入骨髓的奇恥大辱，甲午之戰(zhàn)中國敗在西化不久的日本手里，割地賠款，這更是恥辱中的恥辱。所以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主義在中國進入了第一次的高潮。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中國是以一個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義為精神的武裝以抵抗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在這一階段發(fā)揮了偉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國在第二次大戰(zhàn)結(jié)束以后已擺脫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羅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歡迎中國為「四強」（美、蘇、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國又成為聯(lián)合國的四大創(chuàng)始會員國之一（法國還是后來加入的）。在中國由弱轉(zhuǎn)強的現(xiàn)階段，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忽然又普遍地滋長了起來，還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現(xiàn)象。

　　我要直截了當?shù)刂赋�，這個新民族主義在性質(zhì)上與舊民族主義根本不同，因為它已從自衛(wèi)轉(zhuǎn)變?yōu)楣�擊�?br>它的攻擊對象主要便是美國，因為美國今天已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唯一象徵。要了解這一轉(zhuǎn)變，我們要簡單地交代一下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另一種關系。在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中國人也發(fā)現(xiàn)了西方的優(yōu)點，於是開始了一個長期師法西方的運動。從魏源「師事之長技」開始，師法的內(nèi)容不斷擴大，師法的對象也屢經(jīng)改變，詳情這里不必說了，一言以蔽之，是學來學去，總是學不到家，挫折感因之與日俱增，五四時代的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這大致可以代表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師法西方的主要內(nèi)容。但八十年代，大陸上思想稍稍松動的期間，新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向往仍然是以「民主」和「科學」為中心。舉此一端，我們便不難想像中國人百年來因師法西方經(jīng)歷了多少內(nèi)心的挫折和失望。中國過去是一個文明大國，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優(yōu)越感。西方政治學家也注意到中國人在潛意識中至今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事實。不可否認地，中國人師法西方確不是心甘情愿的認輸，而是以此為手段，以達到與西方強國并駕齊驅(qū)甚至越而過之的境地。孫中山的「迎頭趕上」和毛澤東的「超英趕美」都流露出這一強烈的心理。

　　但是由於長期師法西方勞而無功，積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國人早已滋長了一種憎恨西方的心理。這與被打敗的恥辱感及報復心理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強。這種憎恨是從羨慕轉(zhuǎn)化而來的，卻仍然保留了羨慕的成分。我們可以稱之為「羨憎交織」的情結(jié)。這大約相當於尼采所首先創(chuàng)用的「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一詞。今天專家研究民族主義在西方各大國的成長過程便特別重視「羨憎交織」這一心理因素。例如俄國自十八世紀初即羨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兩個世紀的不斷挫折終於轉(zhuǎn)「羨」為「恨」，最后則歸宗於馬克思主義。分析起來，這里有三層原因：第一是俄國西化雖一再受挫，其民族認同卻仍在西方，而馬克思主義則恰好是西方文化的產(chǎn)物。第二，馬克思主義徹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滿足了俄國人的憎恨情緒，第三，馬克思主義號稱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來，這又滿足了他們羨慕西方的心理�？傊�，馬克思主義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義」（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ｓｍ）這一特殊性質(zhì)而為俄國人所接受的。

　　德國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則代表另一典型。德國人在文化上曾承認法國和英國是先進的模范，它的啟蒙運動便是從法國移植過來的。但十九世紀初德國在建立其民族——國家的認同時，它的政治文化卻遠落在英、法之后。英國人和法國人當時都認為現(xiàn)代先進的政治文化包括三個要素：理性、個人自由和政治平等。他們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譏笑德國人的不長進。

　　這種譏刺對於德國人民族自尊心的傷害比拿破侖的征服德國還要深刻。因此德國人對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羨轉(zhuǎn)憎，但是德國人與俄國人不同，他們不再向外面尋求現(xiàn)代化的模式，而是從本土文化的內(nèi)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認同，此即個人完全服從國家，民族的集體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德國民族主義的最后結(jié)晶。

　　我引俄、德之例說明「羨憎交織」的歷史作用，并不是節(jié)外生枝，而恰恰是為了澄清現(xiàn)階段中民族主義的新取向。今天從中國大陸上出發(fā)的民族主義清楚地顯示出：中國人「羨憎交織」情緒的發(fā)泄方式正在從俄國型轉(zhuǎn)向德國型。今天不少中國人的心中對於西方——美國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確激蕩著一股難以遏阻的「羨恨交織」的情緒。這種情緒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如果西方無可奈何，那便更證明今天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這樣的人在大陸上最多，但海外以至臺灣也隨處可見。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人的意識里，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存在著緊張和不安。孫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義的設想時，他確實相信這兩個現(xiàn)代價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現(xiàn)代中國是以英、法、美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國家。他所倡導的革命當時也只有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可資師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義是和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國的現(xiàn)代民族認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雖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認民族、國家是自由人的集合體，個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權是第一義的；
民族－國家雖擁有完整的主權，但主權的最后根據(jù)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選舉則是表達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決無沖突可言。當然，在民族國家的整體生存受到威脅時（如美國憲法所謂「明顯的、眼前的危險」），公民的個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體公民的同意的。

　　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雖起源於西方，晚清以來卻早已為中國人所認同。

　　當時國粹學派中人還引經(jīng)據(jù)典，說明「民主」在古代中國早已出現(xiàn)。從五四時代到今天，中國人又屢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堅定的決心為民主在中國的實現(xiàn)而奮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連以前最敵視西方民主的俄國和德國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他們的政府了。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終止「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huán)，以法律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自由與人權，不但在理論上已為一切現(xiàn)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實踐上也推廣到幾乎每一個現(xiàn)代大國了。

　　百馀年來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現(xiàn)代化的途程中，中國人一直面對著雙重的認同危機。第一、個人的認同，即什麼才是現(xiàn)代的中國人？第二、民族的認同，即中國怎樣才算是一個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

　　在第一個問題方面，從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到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都一致強調(diào)「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陳獨秀語）。因此自由、平等、人權等現(xiàn)代價值不但早已為中國人所接受，并且還在五四以后的歷次民主高潮中獲得肯定。中國人在個人生活的層面從來便有不愿受過多約束的傾向。孫中山說中國社會像「一盤散沙」，梁啟超也說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個人日常生活的層面，中國人擁抱民主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個人的獨立、自主、自由、人權等價值都只有在民主體制下才能實現(xiàn)。

　　但是在民族－國家的認同方面，中國人自清末到今天，卻始終沒有取得共識。最早的民族——國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蘇聯(lián)的模式立刻在中國流行了起來，在民族危機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國式民族主（或國家主義）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睞。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國人「羨憎交結(jié)」的民族情緒又開始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德國式的發(fā)泄，而且明顯地促自衛(wèi)轉(zhuǎn)向進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識，又經(jīng)過了反傳統(tǒng)思想的洗禮，「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的具體內(nèi)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還是種族名詞呢？我敢斷言，無論是從地理、政治、文化、或種族的觀點去試圖對「中國」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說，馬上便會引出無窮的爭辯。

　　總結(jié)地說，現(xiàn)代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獨立自主，這是可以確定的。因此在個人的層面上，中國人對於民主的認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識。在集體的層面上，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依然處於分歧和模糊的狀態(tài)，但民族的情緒卻不斷上升。依照孫中山的最初構(gòu)想，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然而今天竟出現(xiàn)了裂痕，這是當前最值得冷靜思考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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