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泰銖實行自由浮動，泰銖兌美元匯率急劇下降，股市動蕩，引起亞洲一些國家的金融危機。很多研究者都從經濟角度對危機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筆者則想就這次危機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安全，特別是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安全將產生的后果提出分析和判斷，以使我們的決策更具前瞻性。

　　?

　　1.歷史及其經驗

　　民族國家通過市場化道路崛起的過程，同時也是其經濟政治不可避免要經歷階段性陣痛的過程。因此，解決和化解由此帶來的國家風險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規(guī)定了這些國家發(fā)展的限度。?

　　亞洲這次規(guī)模較大的金融危機，是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通過市場化道路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中出現的一般現象。它是資本中心國家和它的外圍國家貿易交換中必然產生的經濟矛盾的反 映。?

　　這個現象最初發(fā)生于英國和法國之間。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鞏固了有利于本階級利益的新的即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統(tǒng)一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把統(tǒng)一的生產和消費分裂為對立的兩部分并以此為自身存在的前提。這樣就產生了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以及由此擴大而來的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最 先表現出來的往往是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這種建立在生產和消費矛盾基礎上的危機所造成 的直接結果，是資本中心和它的外圍先后不同地遭受階段性的破壞。?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英國是資本的母國(馬克思語)和最初的中心。由于地緣接近，最先品 嘗來自英國資本沖擊的是法國。?

　　中世紀的法國更多地是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歐的過境貿易中產生的大量商業(yè)資本的增加，而不是由根植國內生產的工業(yè)資本的增加繁榮起來的。游離于生產之外的商業(yè)資本(有時馬克思稱之為貨幣資本)較早和大量的出現使法國莊園經濟較早解體和農民較早地與土地分離。與英國正好相反，由于法國資本主義工業(yè)生產非常脆弱，因而不足以吸收大量脫離土地的農民并像英國圈地運動所表現的那樣迫使他們轉化為工人，而是轉化為流民(這與中國戰(zhàn)國或清朝太平天國前的農民破產后的情形在某些方面極相似)。這些流民擁擠在城市，成了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因此，當經法國通往北歐的地中海商路因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興起而中斷后，法國便出現蕭條。此時英國正處在上升時期。法國的政治家想模仿英國，希望能通過開放和自由貿易使法國振興。他們的想法是：若給英國的工業(yè)品以優(yōu)惠政策(進口稅減20%)，并以此促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就能迅速繁榮。為此，法英于1786年簽訂了《伊甸條約》。結果卻出乎法國人預料，法國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的總值大大低于英國工業(yè)品的總值。經過短期較量，法國工業(yè)所獲甚微并瀕于破產。當法國人想取消這個條約以迅速制止民族工業(yè)的衰退，但為時晚矣!三年過后即1789年，法國便發(fā)生了劇烈的政治動蕩即人們常說的“法國大革命”。法國拿破侖時代是當時相對虛弱的法國對強大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及亞當·斯密(1723—1790)自由貿易理論的挑戰(zhàn)。拿破侖看出了法國政治危機的深層原因所在，他用暴力封鎖英國工業(yè)品進入歐洲大陸，同時他又用暴力摧毀歐洲大陸的封建割據，變莊園農奴為自由農民，以利劍為脆弱的法國工業(yè)強行打開歐洲市場。法國工業(yè)生產力在1815—1827年間增長了一倍。盡管拿破侖本人失敗了，但他使法國由英國資本的外圍地區(qū)一躍成為繼英國之后歐洲的同時也是世界的又一資本重心(今天的許多資本主義大國都曾是受英國資本中心剝削的外圍國家，他們又都是在與資本中心對抗并取得勝利后才進入國際資本中心的)。1825—1826年英國發(fā)生第一次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由于當時國際資本中心英國與它的外圍市場的矛盾所致。拿破侖戰(zhàn)爭結束后，英國估計歐洲市場將對英國商品大規(guī)模地開放，因此進行瘋狂投機，盲目擴大生產。結果事與愿違：歐洲經歷了長期戰(zhàn)爭，購買力非常有限；
美國在1812年對英戰(zhàn)爭的勝利，以及新獨立的美國對英國產品實行高額關稅，導致英國工業(yè)生產過剩，大批工廠倒閉，失業(yè)工人增加，經濟蕭條，社會矛盾劇增。

1836—1837年英國再次爆發(fā)經濟危機，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終于釀成震動歐洲的 “憲章運動”。這個運動在1841—1842年間達到高潮。1848年歐洲又發(fā)生大革命，這大大限制了英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內外交織的矛盾迫使英國加速了打開東方市場的進程。1840年和1852年英國對中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1849年英國吞并印度旁遮普，為英國商品在東方開辟了新的和更為廣闊的市場。這一方面使英國國內矛盾緩和下來(此后英國工人階級開始出現貴族化趨勢)；
另一方面，外來資本對東方自然經濟的沖擊，造成東方社會巨大的政治動蕩，這種動蕩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70年代，亞洲民族國家普遍擺脫殖民地鎖鏈并獲得政治獨立后才使政治動蕩基本得以緩和。而20世紀末期經歷危機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等國都是這一時期獲得國家獨立的。如果以二戰(zhàn)為界：二戰(zhàn)前經濟危機的發(fā)生地還在西方，東方只有被動地充當受害者的角色，那么，二戰(zhàn)后，特別是70年代，東方民族國家實現政治獨立的任務大體完成并富有成效地通過市場化改革來實現現代化進程開始之后，世界經濟危機的發(fā)生地開始向東方轉移。這是民族國家通過市場化——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有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都曾試圖不經過市場化的道路來實現國家現代化，但效果都不理想——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必然要出現的陣痛現象。與當年英國資本沖擊法國民族經濟的結果一樣，經濟勢能高的國際資本中心，向它的外圍即經濟勢能低的民族國家的資本輻射的過程 ，同時也是其經濟風險向民族國家轉移，以及民族國家自身在優(yōu)勝劣汰的競爭中，通過不斷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獲得再生的過程。?

　　發(fā)軔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大體分南北兩類：前者發(fā)生在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南方國家。這類國家的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初步走上市場經濟的民族國家的低水平的融資能力與超量吸收且又使用不當的外來資本矛盾惡化的結果。引進過量的外資猶如身體吸收過量的營養(yǎng)，當達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整個系統(tǒng)的紊亂和危機。近現代史中的經濟危機大體都最先表現為金融危機。鑒于法國脆弱的民族經濟在市場化初期被英國資沖垮并因此造成法國政治混亂的慘痛教訓，拿破侖曾鋒芒畢露地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睂τ�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持激烈批判態(tài)度的德國歷史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就當時法國的商業(yè)政策來說，他這句話所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這位偉大天才，以前并沒有研究過這些學說，“這對于他，對于法國來說，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侖在1806年用暴力封鎖了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貿易，他又用利劍為法國脆弱的資本強行打開歐洲大陸的市場，盡管拿破侖本人在滑鐵盧 戰(zhàn)役之后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他為法國奠定了獨立于英國的世界資本重心地位。1790年法 國有“珍妮”機900架；
1805年增至12500架；
1799年法國貿易額為55300萬法郎；
毛織工業(yè)產品較1789年前增加了4倍，生鐵增加2倍。拿破侖對歐洲的戰(zhàn)爭與一般的封建戰(zhàn)爭不同點在于，它給法國帶來的不只是財富，而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生產力。這樣的結果是早期資本主義英國所不愿見到的。?

　　英法兩國的上述矛盾在后來的英美之間也發(fā)生過。美國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獨立戰(zhàn)爭勝利 和1812年在海上打敗英國后，美國才控制了本國的市場，并據此形成了民族的生產力。弗· 李斯特說：“一切工業(yè)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早期也屢次發(fā)生周而復始的金融危機繼而是整個經濟的危機，英國人常把這歸因于美國早期的對外資及商品的限制進口的貿易保護政策，但據弗·李斯特統(tǒng)計，美國經濟危機發(fā)生得最頻繁、性質最嚴重、破壞性最大的時候，也就是美國對英國商業(yè)往來限制最松的時候。然而，當美國強大之后，美國又開始高舉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和自由經濟的旗幟并學著它的英國老師的樣子再去用所謂“西方經濟學”理論去欺騙其他落后國家，誘騙或脅迫(就像今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尼和韓國所做的那樣)這些國家放棄貿易自我保護政 策，當然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對本國金融體系的自我保護政策。今天，發(fā)生于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他們過于倚重西方自由貿易理論(包括“全球經濟一體化”理論)，因而對本國民族經濟缺乏必要保護的惡果。?

　　今天與早年法國和美國的情形已大為不同，但資本向落后地區(qū)擴張所產生的后果具有共性。

歷史的經驗，特別是18世紀法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這種后果中，對落后的民族國家來說， 危險并不在于外資沖擊造成的經濟混亂，而是由經濟混亂可能引發(fā)的政治動蕩。前者經短期 治理就可以解決問題，后者的恢復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政治動蕩對民族國家，特別對發(fā)展水平落后的民族國家來說，是災難性的。歷史上經歷政治動蕩最少的國家是發(fā)展最快的國家，英美兩國的近代發(fā)展就是最好的明證。這個經驗值得今天的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們中國認真學習。?

　　2.現實及其預警

　　“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是鄧小平關于中國現代化思想的基礎性內容。完整的國家主權，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浴血奮戰(zhàn)所取得的并對今天的發(fā)展具有基石意義的政治成果。沒有主權，發(fā)展便無從談起。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的影響是深遠的。世紀之交世界經濟重心開始向亞太地區(qū)轉移，意味著市場經濟所特有的內在矛盾及其政治表現也開始向亞太集結。這是在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

　　國際秩序在任何時代都是以實力和實現國家利益目標為后盾的，而國際霸權的重要目標之一， 是打垮或削弱和自己實力相當的對手。國家發(fā)展的前提是國家主權，國家實力的終極表現是國家主權的穩(wěn)固程度及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能力。今天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崛起就是在20世紀70 年代亞太地區(qū)民主民族革命大體完成、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實現了獨立的國家主權之后出現的。

然而，已經獲得的東西，不管它多么重要，往往又是人們最容易忽視的東西。正如60—70年 代，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在為國家獨立而斗爭的時候，特別習慣于從政治即國家主權的角度理解國際經濟問題一樣，現在人們又開始走向它的反面即習慣于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甚至代替對政治問題的分析。這是因為在和平與發(fā)展的時期，經濟問題在發(fā)展中國家表現的是如此突出以至使人們忽視了隱藏其后的政治問題。主權是國際政治學的最基本的單元。國內的經濟矛盾達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會轉化為政治矛盾。政治矛盾在國內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權或政府的更替，在國際斗爭中它的最高形式則是一國對他國主權的干涉或改變。蘇聯(lián)的解體就是冷戰(zhàn)時代兩個陣營的政治矛盾發(fā)展的最高表現。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沒有穩(wěn)定的政治，就沒有經濟的持續(xù)健康的發(fā)展；
同樣阻礙發(fā)展中國家崛起的辦法，也就是在它們的國內制造混 亂 。因此，在今天經濟全球化呼聲日盛的時候，對經濟問題保持政治警覺，是十分必要的。?

　　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是發(fā)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不可繞開的障礙，向世界開放也就是 向高勢能從而是對本國將帶來高風險的發(fā)達國家開放。今天的發(fā)展中國家在取得獨立主權之前，它們的金融直接受宗主國的操縱和控制；
獨立之后，由于歷史上留下的不平等的經濟聯(lián)系和低下的民族生產力，使它們對北方發(fā)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仍有嚴重的依賴并迫使其向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弱國向強國開放同時也意味著向風險開放，風險自然就要包括政治風險。

　　殷鑒不遠。?

　　墨西哥自80年代以來實行開放。政府采取大力引進外資的政策，1988年和1989年兩次頒布外資法。1992年底外國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資累積為473.95億美元。外國在墨西哥的投資增加了170.85美元。1992年墨西哥外債達1060億美元，1994年墨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

同年墨外匯儲備僅夠1 個月的進口使用。所有這些已達危險線的數字，都被1993年8%的通貨膨脹率造成的虛假繁榮掩蓋了。1994年由于外貿和經常性項目赤字龐大，政府被迫實行緊縮政策，造成市場疲軟 、工廠倒閉、失業(yè)迅速增加，經濟的增長僅為1986年經濟危機以來最低點的0.4%。由金融危機引動的墨西哥這場嚴重的經濟危機進一步促成了國內政治危機：1994年1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2000多名土著農民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名義武裝攻占該州4個城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府最后不得不動用軍隊彈壓才控制住了局勢。沖突雙方死傷各約百人之多，原為恰帕斯州長的內政部長因此被撤換。?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印度尼西亞。印尼從1997年出現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已陷入最嚴重的困境，失業(yè)率已占勞動力的46%。多年來印尼經濟增長率一直高于7%，然而 官方公布的1997—1998年度經濟增長率為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答應為印尼提供400億美元的援款，但所提出的條件幾乎剝凈了印尼經濟自我保護的主要手段。1998年3月以來印尼政治動蕩開始向全國各地蔓延。大學生及民眾不斷舉行反政府游行示威，外報驚呼印尼正在“醞釀菲律賓式人民革命”。1998年5月初，印尼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嚴重惡化，政府決定大幅提高燃油和電力價格，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群眾大規(guī)模示威游行，進而演化為嚴重的社會動亂。19 98年5月13—15日凌晨，首都雅加達因動亂死亡人數達500多人，經濟損失10億美元。再加上外國一些機構從中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印尼總統(tǒng)蘇哈托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辭職。印尼國內混亂局面迄今尚未結束。?

　　比較1994年的墨西哥，特別是印尼經歷的動亂，如果再聯(lián)系1980年發(fā)生于波蘭、1997年初發(fā)生于阿爾巴尼亞及1989年發(fā)生于中國的都是由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全國性的大規(guī)模動亂，以及西方發(fā)達國家對這些動亂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態(tài)度，我們就不難看出金融風險，特別是發(fā)生于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風險后面也隱藏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如果再看看蘇聯(lián)解體后北約強行東擴的嚴肅現實 ，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將來只要中國出現政治動亂，如果時機成熟，西方強權國家也會像分裂蘇聯(lián)那樣最終肢解中國。這是蘇聯(lián)解體留給中國的最有用的教訓，這也是筆者研究發(fā)生亞洲的這次金融危機后，聯(lián)系中國的政治安全提出的預警。?

　　盡管中國已經避開了席卷亞洲的金融危機。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就可高枕無憂了。如果把受 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作一比較， 就會發(fā)現它們呈梯形排列。第一階梯即受這次危機沖擊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是市場化程度以及相應的對外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國家；
而那些如中國、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自然經濟成分較多、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及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如文萊、越南 及中亞五國等)國家，基本上避開了這場危機的直接沖擊；
完全與國際市場隔離的北朝鮮和內戰(zhàn)正酣的阿富汗處在第三階梯，這類國家自成體系與東亞金融危機則保持著更遠的距離。這就是說，現代經濟中的金融風險的大小往往與國家經濟的市場發(fā)育水平有很大關系。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道路，那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相應的政治和經濟風險 。對此我們要未雨綢繆。中國之所以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機，除了自身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從而對國際市場依賴不強等因素外，還由于我國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經歷過金融震蕩。那次震蕩過后，中國政府也就在處理金融問題方面積累了初步并且是有效的經驗。這種經驗對一個剛剛向世界開放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十分寶貴。它使中國政府后來在向國際金融市場開放的進程中，采取了穩(wěn)健慎重的政策，并逐步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而又面 向世界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仍承擔著傳統(tǒng)體制留給我們沉重的卻又一時無法卸掉的巨大包袱，它主要表現為：?

　　一是我國國有企業(yè)的相當大的虧損面和龐大的銀行壞賬問題。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教授易鋼和世界銀行方海星博士估算：1995年底，中國國有銀行的總貸款為40000億元，其中 有9000億元是呆賬，約占國有銀行總貸款的22.3%。高不良貸款率使中國銀行系統(tǒng)非常脆弱 �！叭绻�一個突發(fā)事件使得人們預期國有銀行的資產流動性的償債能力存在問題，銀行擠兌就有可能發(fā)生。銀行擠兌一旦發(fā)生，就會引發(fā)金融危機、通脹率上升、人民幣貶值，甚至銀 行系統(tǒng)崩潰�！�?

　　二是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已高達60000億人民幣。如果支撐 這些存款的國內生產由于任何原因(因東亞國家貨幣貶值已使我國出口受到影響；
又由于目 前 國內普通居民手持貨幣有限及國際市場疲軟，國內有效投資在短期內難有大的突破)出現問 題，這都會對我國金融系統(tǒng)造成很大的壓力；
如果再考慮到游離于銀行系統(tǒng)之外的巨額的社會游資，那我國就潛藏著巨大金融風險，如化解不當，金融風險就會轉化為政治風險并對我國政治穩(wěn)定造成重大危害。? 三是居高不下的失業(yè)人數。據統(tǒng)計，1998年我國隱形失業(yè)人數已近3000多萬，而1993、1994 、1995、1996年分別是300萬、450 萬、700萬、891.6萬，此外大約還有占農村總勞動力1/4的1.3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因農業(yè)走向規(guī)模經營而離開土地并向城市流動。失業(yè)人數的增長，同時也意味著國內市場的縮小，當這種增長與縮小達到一定的程度，在國內生產不變和對外出口沒有相應擴大的情況下，它就會對國內經濟造成巨大的危機(早期資本主義是用殖民擴張來轉嫁這種危機的)；
在政治上，它也會對社會穩(wěn)定乃至國家安全形成嚴重的負面沖擊。不能忘記，世界史中因社會轉型而致使農民大量脫離土地并長期滯留在生產領域之外的結果，幾乎全是程度不等的社會動亂。

〖JP〗?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對外開放并取得巨大成績的今天，我們也同時承擔著不容忽視的金融風 險及相應的政治風險。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并提前做好消解未來風險的準備。?

　　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的趨勢不可阻擋，在這個進程中我們也不可免地要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風險。但我們已沒有退路，我們必須前進。中華民族已日益接近她在整個20世紀奮斗追求的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標。但若稍有不慎，我們的百年努力就會毀于一旦。我們必須膽大心細，用我們的民族智慧在持續(xù)發(fā)展中不斷化解風險，繞過雷區(qū)、跨越深淵，以確 保中國到21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發(fā)表經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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