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今年80歲了，身形依然高大。他精通英語、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業(yè)務時間，他勤于翻譯，譯作等身，《歐?亨利短篇小說集》、《十日談》、《約婚夫婦》、《在路上》，還有《博爾赫斯全集》中很大部分篇章，都譯自他的筆下。退休前，他作為新華社西班牙語的譯審，工作了30多年。
　　老人深居簡出，不怎么與舊交故友走動，也沒有花鳥魚蟲的愛好。除了翻譯，據(jù)他說他還會針灸。在國外駐站時，他因為這一手絕活，被人戲稱為“王一針”。
　　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在國內(nèi)再版以后，老人的平靜生活起了些變化。此書過去曾是禁書，如今風行一時，成為無數(shù)文藝青年的“心頭愛”。許多人問他是什么感受，他直搖頭說不喜歡。作為有著濃厚基督教傳統(tǒng)的圣約翰大學的畢業(yè)生，這個凱魯亞克的同齡人對小說里的放縱不羈、毒品與性，有許多的不認同。網(wǎng)上有人不能理解，既然不喜歡，為什么還要翻譯?他也無奈了：“青菜蘿卜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歡這樣消極的小說。別人問我，我就說了嘛�！�
　　采訪中間，攝影師來拍照。在陳設(shè)簡單的屋子里轉(zhuǎn)了一圈后，把王先生請到窗臺邊，問他，“我們拍張看風景的吧，您平時看風景吧?”王先生誠實地回答，“不看�！�
　　
　　圣約翰的學生，只上用英文講的課程
　　
　　我父親解放前是國民黨的大官，云南省鹽務局局長，他是南洋工學院畢業(yè)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他英文也很好。小時候我家藏書很多。我父親從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從來都沒有伸手要錢，自己做家庭教師，給別人補習功課掙錢交學費，最后我從學校畢業(yè)出來了，沒有衣服不行，他才給了我30塊錢，買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我16歲上大學，從高二直接考，高三下半學期就被錄取了。那時候考試比較容易，上海好幾所大學都錄了我。圣約翰名氣大，我就選了它。中學起我就開始掙錢，同時做幾份家教，中學小學都教，外文更不用說了。但做這活兒精神上不太愉快，因為請得起家教的都是有錢人，他們把我當傭人看。有時候?qū)W生太笨，學不好，我也得跟著挨罵。一次我去上課，一進門聽見一個學生在哭，他爸爸在罵他。一見我就說，你以后甭來了――好像他學得不好是我教得不好。我就灰溜溜地走了。
　　圣約翰是教會辦的學校，但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能上，一般人也可以。通過教會找工作、出國比較有保障，所以有的學生也愿意加入教會。神學課是所有人都要選的，《新約》、《舊約》都學，兩個學期。這門課講神的道理，像為什么耶穌把餅分給好幾百人，大家都能吃飽，這都是有說法在里面的。搞翻譯的人一定要熟悉《圣經(jīng)》，像我翻譯的書，都會注上根據(jù)《圣經(jīng)》第幾章、第幾節(jié)。
　　
　　那時連中文系的老先生，穿著長袍馬褂的，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語，要是講不過來了，就用英語解釋。所以出來的學生英語都挺好，即使中文系出來的學生，也可以用英文聽課。甚至有學生把不懂中文認為是光榮。有的課說好的用中文講，有些學生不給老師面子，把注冊卡交還給老師，說我不上你這門課，我到用英文講課的地方去。
　　張愛玲也在圣約翰聽過課，我們在一個班念過英文。她頭發(fā)留得很長，長得比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農(nóng)村小孩穿的虎頭鞋吧，有兩個耳朵的，她就穿著這種鞋，黃顏色帶一點紅的比較粗的布做成的那種，到學校上課，很特別。我不記得和她說過話，她看不起人，我干嘛要和她說話?你別以為她怎么樣，她有時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400人報考出版社外文編輯，最后錄取我―個
　　
　　我中學時本來想學醫(yī)，那時德文醫(yī)學院很有名，就學了德語。英文屬于非學不可，抗戰(zhàn)時期日文一定要學，此外，當時對前途沒什么希望，蘇聯(lián)是革命的啟明星。業(yè)余時間又學了俄語。俄語是我到白俄的家里去學，每星期都去，晚上也去，一直到解放以后，我還在學俄語。所以我中學的時候就學了4種外語了。
　　后來日本投降，日文用不著了；抗美援朝，英語也不吃香了。找工作的時候，會英語非但不是一種資本反而變成一種負擔了，尤其聽說你是圣約翰出來的，資產(chǎn)階級學校、美帝國主義教育的，對自己沒好處。最后我是靠俄語找的工作，在學校里做俄語老師。可又過不久，反蘇修了，中蘇關(guān)系不好了，俄文也不靈了，我就自學了西班牙語，那時全國懂西班牙語的也不多，大學里有西班牙語系但學校還沒有畢業(yè)生。
　　我教俄語那幾年是在云南，干得挺不錯的，學生喜歡上我的課，好多工作人員也來聽我的課。但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希望我回去，我就離開了云南，那是50年代初，我那么走算是自動離職，工齡不能延續(xù)，回到上海后，一切從頭做起。當時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藝出版社招考外文編輯，我就去了。400人報名，初招40人考試，最后錄取一個，我考外文當然不在話下。
　　在譯文出版社做編輯的時候，我讀了很多很多外文書，因為人家投來的稿，我們都要對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都是長篇，比如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天才》，一看就是幾個月。
　　那是段美好的時光，我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慶齡故居的對面，條件很好。上班的地方在上海市華東局，康平路，我辦公室的房子在榮毅仁公館的隔壁，他在8l號，我在83號，房子的材料、建筑時間，都差不多的，很安靜。
　　
　　新華社的工資起碼低了一級
　　
　　50年代末，新華社要成立西班牙語對外報道組，找人找到上海。通過上海市委打聽到譯文出版社有個王永年懂西班牙語，結(jié)果跟我本人都沒見面，就把我的關(guān)系轉(zhuǎn)到北京去了。58年以后，“全國一盤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領(lǐng)導一句話，我就一個人到北京來了。來了之后，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吃還吃不飽，我的糧票還要往家里寄。那時候一人一個月5兩油，一年下來攢6斤，每年春節(jié)探親，就坐火車扛回家去了。你們可能不知道，原來還有地區(qū)差異，上海生活待遇是最高的。出版社收入也很好，而新華社的工資起碼低了一級。一級是什么概念?那時百十來塊的工資，最少要差20來塊，那時一個人的生活費，20塊吃喝玩樂，足夠足夠了。那時我們吃一塊豬排，一塊大排骨加一點青菜才要一毛錢。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調(diào)到北京。
　　在新華社的時候，我們每天下午六七點鐘上夜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很正常的，有時要等到第二天早晨8點鐘，接班的來了才下班。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要翻譯連同譯審的稿子加起來至少6萬字，很苦的。那時《人民日報》的社論每天要發(fā)，《解放軍報》的社論要發(fā)，有時《人民日報》一天兩個社論，一大一小，都要拼命把它發(fā)出去，不發(fā)出去就是政治錯誤。實在忙不過來，我們也請外面的人來幫忙，他們覺得我們新華社的人特別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報的社論是1萬字，稿子放在這兒， 嘎嘎嘎嘎一會兒就出來了。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錯。比方說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來，喲!我那個字可能翻錯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辦公室，拿出稿子來看，哦，沒錯，才放心地回去睡覺。
　　“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wěn)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時沒有害人之心，能幫忙的時候幫人家忙，人家也不會下手來整你。但有人不是這樣。最典型的例子，我們那時出個小錯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說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機上“O”和“L”連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變成了“L”，就變成“mal”了，“mal”就是壞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個頭子，他就寫成“壞”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這是對毛主席不忠，要開批判大會。在此之前，因為我和他是住一個宿舍的，我就說這種事，人家比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錯。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檢討后，反過來就把矛頭指向我了，說，“我這么錯，王永年還輕描淡寫，說只是一個字母之差，沒有什么了不起�！钡�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他可以把自己的錯誤檢討一下，然后就反對你，因為我進步了，你就落后了、反動了。
　　那時候都是軍代表坐陣，姚文元就是管新華社的，在上海時我們就認識，他是上海市委搞宣傳的，外文出版社屬于新聞出版系統(tǒng)，他相當于我的頂頭上司。那會兒時興“表忠心”，有個小翻譯給姚文元寫了信，說你怎么正確，我怎么擁護你，后來有重要的會議就讓他參加，一夜之間就暴發(fā)了。那時我要是寫的話，姚文元一定也重視我，但我要真寫了就不得了了，當時是好的，后來倒霉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華社的地位屬于中下，我也不是共產(chǎn)黨員，可吃虧、可沒面子呢!比如開個什么會，就會請你出去，說這會你不能參加。這不是很丟臉嗎?其實我的立場還是共產(chǎn)黨的立場，如果有人動員我，發(fā)展我，我也會入的，只不過我不是削尖了腦袋往里鉆。
　　
　　翻譯《博爾赫斯全集》，稿費不到兩萬
　　
　　開始做翻譯就是為了謀生，就這本事，不做這個做什么?那時候是業(yè)余時間干，有的稿子能用，有的稿子還不能用。你別以為翻譯，以前翻譯還是小生產(chǎn)，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批的啊，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有些作品署筆名，像王仲年用得比較多，而雷怡是西班牙文國王的“王”字的發(fā)音，還用過楊綺，楊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綺是我一個同事的名字。有時《世界文學》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這時候就不能都署一個名，否則別人會有意見，認為你們搞小圈子，專門用自己的翻譯，不用外面人的稿子。唉，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慮。
　　翻譯稿費一般是千字60元，像我剛才簽那個合同才千字50元，是《在路上》的訂正版，翻譯《在路上》也是按這個標準，翻一本書賺不到1萬塊錢。從80年代起就是這個價錢，一直沒變過，給翻譯公司翻錢會多一點，一般都是商業(yè)文件，但要得比較急。翻譯《博爾赫斯全集》，也就不到兩萬塊錢，那本書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每天譯一點，定時定量，一點一點啃。其實處理什么問題也都是這樣的，煩得不得了的話，就先把它剖開來，分成幾個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博爾赫斯對東方的東西很了解，很淵博。他寫的東西很簡練，他不簡練不行，他失明了，眼睛看不見，不簡練的話，他記不住啊。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要不寫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他也很有學問，懂好多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有些文字現(xiàn)在很少有人懂，像北歐的文字，他也懂。文字掌握得多的話，能融會貫通，一種表現(xiàn)方式不行，換一種，繞過去就豁然開朗了，只懂一種文字，就一棵樹上吊死了。
　　現(xiàn)在我眼睛不好了，有白內(nèi)障，看東西模模糊糊的�！对诼飞稀贩�譯了10個月，每天至少4小時。其實接這個活兒挺后悔的。你看這個書是沒有空白的，密密麻麻，沒有段落，扎扎實實，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占不到便宜。有些書很占便宜的，比如說30個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對話，回答說“好”，前引號，后引號，加個句號，4個字符就是一行。
　　這本書的初稿是一次性寫完的，凱魯亞克花了3個星期，在一張30多米長的卷筒紙上，連續(xù)打字打出來的。后來改的時候，有些朋友給他提意見，整段整段刪掉或者整段整段加上去，次序也做了調(diào)整。這本書80年代就出過幾個版本，目前為了研究他，美國那邊把原稿拿出來重新出版，上海譯文叫我把這個原稿翻譯出來，做個校訂本，哪段有，哪段沒有，用個小冊子標出來。
　　我沒想到《在路上》賣得這么好�！疤}卜青菜，各有所愛”吧，現(xiàn)在年輕人愛這本書。凱魯亞克這個人整天在東海岸、西海岸來回折騰，沒有一個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干，有書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點亂，還吸毒品，年紀很輕就死了，46歲吧。
　　我這個人就是“御用文人”，你讓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網(wǎng)上有人說，“你不喜歡，你翻譯它做什么?”我不喜歡他，但可以介紹他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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