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統(tǒng)一；二是調整。統(tǒng)一是統(tǒng)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yè)。一統(tǒng)一調，“只此兩事，天下大定”。 　　 　　金融危機自去年9月中旬爆發(fā)以來，勢頭已經減弱。中國經濟在這次二戰(zhàn)結束以來最嚴峻和慘烈的金融風暴中也未能全身而退。但與歐美等傳統(tǒng)經濟強國相比，中國經濟可謂獨立潮頭。如今，重新對共和國的經濟發(fā)展過程進行一番梳理，不難發(fā)現，中國經濟今日之騰飛，要遠溯到共和國誕生的前夜。若無開國元勛們當初對共和國未來經濟藍圖的描摹和策劃。日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物質基礎都要單薄得多，中國經濟能否在今日的世界如魚翔水尚是疑問。
　　
　　規(guī)劃藍圖
　　
　　在共和國開國前夜，日后共和國的領袖們已將更多的目光從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投向經濟領域。共和國的到來是如此迅速，令領袖們有些措手不及。比如華東都解放幾個月了，一些城市的秩序仍然混亂，正常的生產無法進行。連主政華東的三野司令陳毅將軍這樣的高級干部也不得不慨嘆：最頭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復經濟。這時的許多共產黨人，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自己身份的轉變。
　　但共產黨的領袖們已經開始綢繆。與在政治和軍事領域縱橫捭闔不同，在經濟領域，他們無疑是地地道道的外行。但這些外行在總結了解放區(qū)及國民黨雙方面的經驗教訓之后，仍然提出了至今看來仍不乏真知灼見的思想和理論。
　　從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第二號領袖劉少奇就較系統(tǒng)地研究了如何建立和發(fā)展新中國經濟的問題。提出要重視處理新中國經濟體系中商品經濟所關聯的市場關系問題，把建立適當的市場關系擺在經濟運行的中心位置，并明確把國家資本主義視為重要的體制因素�！坝羞@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
　　共產黨早期的另一位領袖張聞天早在1934年蘇區(qū)時期，就已經提出蘇區(qū)經濟的前途即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從這點而言，張聞天堪稱新中國多種經濟結構設計的先驅。張聞天還積極主張擴大同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對外經濟交往。闡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地區(qū)打交道的原則，以及和資本主義國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點將掛帥
　　
　　在共和國開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中戰(zhàn)將如云，卻難覓一位具有豐富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經驗的帥才來統(tǒng)率全國的經濟工作，以迅速恢復經濟、發(fā)展生產。作為未來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很早就開始為組閣物色各方面人才，尤其是主持經濟工作的帥才。因此，在毛澤東等中共領袖還在為尋找一位經濟帥才而挖空心思時，周恩來在七屆二中全會之前，果斷地提出調陳云回中央主持財經工作。建議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贊同。
　　陳云作為中共“財神爺”的經歷，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末期。1929年8月，陳云到江蘇省委工作。除了領導江蘇和上海的工農運動，還負責審查黨內的財務。十多年后的1944年3月5日，陳云又根據中央任命，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統(tǒng)管陜甘寧邊區(qū)和晉綏邊區(qū)財政經濟�？箲�(zhàn)勝利后，陳云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遠赴東北，參與領導當地斗爭，并主持東北財經工作。
　　在中央確定陳云為新中國經濟工作主帥之后，周恩來代表中央一再致電東北局，催促陳云“得電后立即動身來平，不容再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5月13日，陳云抵達北平，就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
　　7月12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后，中財委正式成立。中財委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組成，陳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中財委成立后，暫時設在北京城東的九爺府。在向中央要求抽調干部的同時，陳云也在工商界和社會上廣泛搜羅懂經濟的專業(yè)人才。一些知名人士，如馬寅初、章乃器、孫曉村、錢昌照等都被吸收進了中財委，原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在香港組織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部的員工起義后，還在來北京的途中即被任命為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中財委作為一個統(tǒng)率全國經濟工作的司令部，到10月份已初具規(guī)模，計劃局(下設財政、金融、貿易、工業(yè)、交通、農業(yè)、供應7個組)、統(tǒng)計總處、人事局、合作事業(yè)指導局、私營企業(yè)管理局、勞動局等機構陸續(xù)建立，原華北財政部、企業(yè)部(改為重工業(yè)部)、工商部(改為商業(yè)部)、交通部、農業(yè)部、水利委員會、人民銀行總行、軍委鐵道部、電訊總局等也都劃歸中財委領導。
　　隨著各路人馬的陸續(xù)到來，昔日的王府也變得擁擠不堪，有些高層官員甚至不得不把洗手間當辦公室。
　　
　　初戰(zhàn)上海灘
　　
　　陳云面對的是一個無法再爛的爛攤子。如“脫韁野馬”般的通貨膨脹，使全國經濟形勢混亂不堪。在全國工農業(yè)生產遭受極為嚴重破壞、物價飛漲的同時，500多萬解放軍主力正大踏步地追剿國民黨殘余勢力，軍費開支日益浩大。在廣大的新解放區(qū)，約有900萬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生活需要安排，這在經濟上無疑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在千頭萬緒中，陳云將第一槍對準了上海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軍雖然進占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
　　6月1日，在上海解放數日之后，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便告成立，并開始以人民幣兌換金圓券。比例是1：10萬。
　　當時，金圓券貶值非常厲害，有人形容說，假如你進飯店吃飯，第一碗飯是一種價格，等你吃第二碗飯的時候又是一種價格。許多人甚至用金圓券裱糊墻壁。金圓券的信用已完全喪失，因此。兌換金圓券的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但人民幣并沒有因此進入上海市場。投機分子抓住金圓券貶值對人們心理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開始利用“黃白綠”(即黃金、銀元和美鈔)興風作浪，企圖把人民幣排斥在上海市場之外。由于軍管會及時頒布了外匯管理辦法，于是，投機分子把投機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面。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是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他們以此為據點操縱銀元價格。銀元價格的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
　　在物價瘋狂上漲的時候，南京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起，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人民銀行早上發(fā)出去的人民幣，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接到華東財委的報告后，陳云決定用強硬手段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嚴懲投機分子。
　　接到陳云的電示后，華東財委和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通過報紙和廣播電臺向少數奸商和投機分子進行陣前喊話，敦促他們迅速停止犯罪行為，但投機分子對此置若罔聞。
　　在勸說無效后，6月10日上午10時， 上海警備司令宋時輪將軍派一個警衛(wèi)營，分乘10輛大卡車，包圍了證券大樓。同時，分布在樓內各個場所的便衣警察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突襲證券大樓，一舉獲得了勝利。
　　為了從根本上穩(wěn)定人民幣的地位，在查封證券大樓的同時，陳云也準備了一系列的經濟措施。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雙管齊下，不出一個月，人民幣在上海灘站穩(wěn)了腳跟。
　　
　　再戰(zhàn)上海灘
　　
　　當時經濟問題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貨膨脹。有人提出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應主要從削減支出著手，對此，陳云明確反對：首先，軍費不能減，減少了就不能保證部隊的需要。其次，為收購棉花和出口物資而發(fā)行的票子也不能減，減少了工農業(yè)生產都會有困難。貨幣發(fā)行量不但不能減，為了解決困難還必須多發(fā)行。陳云提出發(fā)行公債、增加稅收、實行內部貿易自由。
　　發(fā)行公債是可以起到回籠貨幣、控制通貨膨脹、籌集資金、發(fā)展生產等作用。但是，我們黨長期處于農村環(huán)境，對這種手段不太熟悉。因此，陳云提出發(fā)行公債，許多人都不很明白，以為這是靠借債過日子，不光彩。甚至連毛澤東對此也非常謹慎，一再要求陳云加以解釋。
　　增加稅收也涉及破除舊觀念的問題。許多人認為，當年國民黨濫收苛捐雜稅，怎么我們共產黨人也開始效仿了?但陳云關于增加稅收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為了引起人們對稅收問題的重視，陳云還提出“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稅務局長”。這一主張也得到中央的支持。陳云提出的這些措施，有根有據，切實可行。之后，全國物價便相對比較平穩(wěn)。但是，在平穩(wěn)的背后，一場大的經濟風暴正在醞釀。陳云也已隱隱預感到一場大的經濟風暴將要到來。
　　果不出陳云所料，自10月15日起，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這次物價上漲，一方面是由于鈔票發(fā)行過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機資本在興風作浪。實際上是解放以來資本家跟我們的又一次較量，較量的主戰(zhàn)場仍然是上海。
　　陳云首先對形勢進行了分析：在上海，紗布短缺引起了投機勢力的囤積。而當時，華北受災，棉產區(qū)糧食很貴，北方的投機勢力很可能集中沖擊糧食，到那時，我們將不得不在兩個戰(zhàn)場上同時作戰(zhàn)：為了避免兩面受敵，陳云準備首先抓住糧食，穩(wěn)定北方地區(qū)。
　　10月20日，陳云急電東北，要求緊急調撥糧食支持華北市場，保證東北每天發(fā)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壇打席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要讓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有糧食，在糧食方面無隙可乘。這一招果然奏效。北京、天津的糧販子看到東北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送往北京，未敢輕舉妄動。
　　騰出手來之后，陳云即開始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
　　11月25日，陳云命令全國采取統(tǒng)一步驟，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沈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開市時，上海等地的資本家和投機勢力一看有紗布售出，即拿出全部頭寸爭相購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貸。然而，國營公司的紗布依然源源不斷地售出。而且價格不斷降低。投機分子這才知道大事不妙，也開始趕緊拋售自己手中的紗布，但他們拋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越快。而這時，穩(wěn)坐釣魚臺的陳云連出狠招，電令華東財委，所有國營企業(yè)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yè)貸款；規(guī)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fā)工人工資；加緊征稅，還規(guī)定稅金不能遲交，遲交一天，就得罰稅金額的3％。資本家和投機分子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買回他們吃進的棉紗。而政府則乘機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了大量棉紗。
　　陳云親自指揮的這場戰(zhàn)斗，使投機分子受到了嚴厲的打擊。有些資本家血本無歸跳樓自殺；有的卷起鋪蓋逃往香港。持續(xù)了十幾年的超級通貨膨脹終于被制伏，全國的物價迅速穩(wěn)定下來。
　　中央領導人不僅密切關注這場特殊戰(zhàn)役的進展，而且及時決策、指揮。如周恩來在看完陳云的請示電后，當即在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fā)，發(fā)后送閱�！泵珴蓶|看后批示：“即刻發(fā)”，“發(fā)后再送劉、朱!”這種爭分奪秒的勢頭，宛如在指揮淮海大戰(zhàn)。當全國的通貨膨脹的野馬被陳云馴服之后，毛澤東對此做出了高度評價，指出：它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zhàn)役”。
　　
　　一統(tǒng)財政
　　
　　1950年初，物價逐步穩(wěn)定之后。統(tǒng)一全國財政經濟的工作即開始全面鋪開。
　　在上海召開的財經會議上，陳云首先提出了統(tǒng)一支出的問題。當時在支出中占首位的是軍事費用。過去各根據地被長期分割，被迫各自為戰(zhàn)，軍隊的費用都是由各根據地負擔。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勝利，各根據地相繼統(tǒng)一，原歸屬各根據地的野戰(zhàn)軍也都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此時，如果仍要各根據地負擔原來野戰(zhàn)軍的費用，長途調運，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費。因此，軍隊的費用必須由中央統(tǒng)一支付。要統(tǒng)一支出，首先必須統(tǒng)一貨幣發(fā)行。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中央決定以人民幣為各解放區(qū)的本位幣。陳云認為，人民幣必須由中央集中統(tǒng)一發(fā)行，各地所需要的貨幣量，一律由中央決定，統(tǒng)一發(fā)行人民幣解決。人民幣作為本位幣在全國流通。
　　1949年12月。陳云提出實行財政、稅收、公糧、貿易及各主要經濟部門管理的基本統(tǒng)一。次年3月，陳云為政務院起草了《關于統(tǒng)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對統(tǒng)一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作了10條規(guī)定。由于事先統(tǒng)一了認識，事后又作了細致的解釋，統(tǒng)一財經的工作進展非常順利，曾經四分五裂的中國，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就實現了財政經濟的統(tǒng)一。
　　統(tǒng)一收入與支出之后，陳云開始著手處理因在穩(wěn)定物價過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影響到工商業(yè)的穩(wěn)定問題。陳云針對性地提出了兩條主要措施，即：加緊收購土產，恢復城鄉(xiāng)交流；擴大加工訂貨。由于這兩條措施和其他一些配套措施的實施，到1950年下半年，全國的工商業(yè)即開始活躍起來。
　　調整工商業(yè)的各項措施收效以后。從此中國經濟開始步入正軌。陳云自己也對這一段的工作作過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當時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統(tǒng)一；二是調整。統(tǒng)一是統(tǒng)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yè)。一統(tǒng)一調，“只此兩事，天下大定”。
　　此后，陳云還受命主持編制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
　　1956年9月20日，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總體構想，即在工商業(yè)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yè)的主體，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yè)生產的主體，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tǒng)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
　　但陳云以及其他開國領袖們在建國之初的經濟思想不久之后便受到左傾思想的干擾，其后的中國經濟之路就偏離了陳云當初設想的軌道，而這又非陳云等人所能控制和左右�；仡欉@段歷史。我更多的是感慨：如果新中國的領導人能自始至終堅持正確的方向和理念，那么中國的今天該是怎樣的景象呢?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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